（一）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按其原意来说，是与自私自利(Seltish)不同的．它是一个＂舶来品＂。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自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和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以来，至今仍是被西方社会崇尚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主张对个人财产（经济）和自由（政治）等权利予以认可、维护，对个人奋斗和成就予以尊重、鼓励，反对以国家、君王和上帝的名义，对之进行侵害．这显然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是对极权主义、君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一种拒斥，它的社会历史价值，从总的方面来说是正面的和积极的．难怪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前曾认为个人主义会消耗掉“公共生活的美德”，而在考察了美国之后，便赞扬了“个人主义”呢！西方社会几百年来的发展和进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此，当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时，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生命力，猛烈地冲击了盛行了几千年的专制思想、君权思想和神权思想．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了它，并将其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面大旗结合在一起，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时，青年毛泽东在＜湘年评论＞的创刊号上，就严厉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在他读译著＜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注中，还指出：＂社会为个人所设，而非个人为社会所设也＂．＂凡压制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当然，个人主义思想有先天之不足，它在近代社会流行之初期（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就把具有社会历史属性的人孤立化和绝对化了，夸大了追求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意义．本来，肯定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只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方面，即单数的方面，人道主义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复数的方面――肯定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这样，尽管个人主义的原意并非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却容易导致个人至上主义，并由此导致实践中的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也正因此，宣扬个人主义的那些正直的思想家如洛克、亚当·斯密、边沁、约翰·穆勒等人未忘谈论＂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要求＂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但是，近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泛滥起来，危害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即如罗素所说的：＂从教会的威信中解放出来，结果使个人主义得到了发展，甚至发展到无政府状态．＂（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５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良知、有见地的思想家纷纷起来医治这种社会疾病．到了十九世纪，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批评了个人主义的消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1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３３页）外，还出现了费尔巴哈的＂社会利己主义＂和王尔德的＂新个人主义＂，来对抗个人至上主义，前者后来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后者则称自己的＂新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到了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对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批评增多起来，那里的道德进步也加速了，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批评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文化人”的思想，指出了“利他”的重要性，连在美国兴盛一时的，与个人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的价值澄清学派，也受到了批评．与此同时，产生于西欧的新教伦理精神，产生于北美的社群主义（Communitanism），产生于东亚的新儒家道德，都强调了个人服从社会的伦理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做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之中的左翼，在思想信仰上继续前进，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对个人主义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中国革命斗争的极端残酷性，造成了党的意志和利益经常同党员个人的意志和利益相对立的状况，这时就要求后者服从前者，甚至为了党而牺牲党员个人的一切．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了．继在三十年代批判了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的个人野心家张国焘的错误后，在五十年代又批判了在党内进行挑拨离间的具有浓厚个人野心的领导人高岗、饶漱石的错误，而与此同时，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也越来越离开个人主义的原意，把个人主义曲解为个人至上主义了。在六十年代，随着党之陷入左倾错误的泥潭，便流行起＂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周扬）的权威信条．无疑，当年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是有正面的和积极的效应的，即否定了个人至上主义的道德弊病，但由于在概念上的混淆，加之左倾错误的危害，没能做到“关爱个体”，没能尊重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个性、意志、权益，导致群体至上主义的流行，全社会成员主体性的衰落，带来了众所周知的消极后果．近几年来，中国主流话语不再使用＂批判个人主义＂的提法，而改用＂批判极端个人主义＂的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个人利益的满足是否注定会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刚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应当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３、８６、５１４页）马克思甚至断言：＂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７８页）对于未来人类理想社会，他们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９１页）可见，那种曾流行于大陆几十年的否定个人是出发点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的．如果说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揭示了人之利他的基因，那么，利己基因的存在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那一个出生婴儿不是首先＂自己＂去吸乳，首先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活动的．而这种＂私心＂，并不必然导致对共同利益的损害，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私心＂，才造成了＂共同利益＂．这就是精神分析专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研究儿童心理时说的：＂一个孩子总是先爱自己，……由于自私，然后才学得如何爱人．＂（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５页）对于这一点，历史上一些哲人做过精彩论述．当年斯宾诺莎就说过：理性要求＂每个人都爱他自己＂，＂我们不能设想任何先于保存自我的努力的德性．＂（伦理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７０页）伏尔泰看到了：＂对我们自己的爱，助长了对他人的爱．＂（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２６页）休谟则直截了当地说：＂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人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４０页）车尔尼舍夫斯基在他写的小说＜怎么办＞中，借主人公之口说：＂你从自己、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恋爱想起，一直想到人人都应该幸福以及应该促使这一点快点到来．＂＂大公无私……的基础依然是那种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幸福的思想．＂（北京大学西语系＜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言论选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第５８１页）的确，一个人不懂得自己的幸福在那里，怎么可能知道别人的幸福在那里呢？历史上那些真诚的禁欲主义者，对自己禁绝了某些正常的生理欲望，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替别人的欲望着想＂，不可能关爱集体和社会．恩格斯曾叙述过他和马克思的这样一种思想经历：＂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页）难怪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目标是个人主义的．当然，这里提到的恩格斯所讲的＂利己主义＂也好，弗洛姆所讲的＂个人主义＂也好，在用语上都不够贴切，但他们的＂意思＂，还是不错的．如果联系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３、８４页），以及他们关于群体高于个体的诸多言论，人们就不会误认为他们是在倡导利己主义了，正象对于那些在运动场上正在进行比赛，为战胜对手，给自己创造出最好的成绩而拼搏的运动员，不能说他们就是自私自利之徒一样．如果说集体主义强调的是“群体高于个体”这一道德原则的话，那么个人主义强调的则是“关爱个体”这一道德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补充，正象要防止将集体主义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那样，也要防止将个人主义异化为个人至上主义。但由于“群体高于个体”，在道德教育中就有必要把集体主义放在“旗帜”的位置上，而把回归原义的个人主义放在从属的地位上。无疑，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个人至上主义泛滥成灾的状况，应该强调同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做斗争．如果说在官场中它的主要表现是以权谋私的话，那么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它的主要表现就是物欲泛滥．在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时，既要靠严肃法纪，更要靠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而要真正做到＂切实有效＂，就要划清合理的个人诉求同自私自利的界限，处理好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可参阅拙作＜重新审视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三）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主流话语在阐述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时，总是着力批判种种个人需求．对此，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久就有一定的察觉，他曾在建国后的第四个年头对部分青年团的干部说：＂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度疲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８４页）他特别要求关心青年人的生活，包括身体健康和恋爱婚姻等．他的这些话，曾使在场的青年团干部十分惊讶和感动．因为当时主流话语宣传的只是艰苦、克己、奉献、牺牲等方面，而不是毛泽东这次讲到的那些富有人情味的东西．遗憾的是，毛泽东此次所讲的这些话，连他自己也未能坚持下去．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合理的个人需求常常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之中．人们普遍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绝对对立起来，似乎只要＂利己＂，就不能＂利他＂，甚至认为利己就会损人，损害集体，似乎个人不应有肉体组织和情感欲望的诉求。有些先进分子如共产党员即使有了合理的个人需求，也往往难于启齿．据说党员之努力工作只是要＂把一切献给党＂，别无所求，甚至恋爱结婚也只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别无它需．这种无根的“克己”、“去私”，怎么能不出现虚假、做作的思想行为呢？与此同时，似乎一般党员和普通群众不必确立主体意识，无须运用自己的人权特别是民主权利，只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听“英明领袖”的话就可以了．当然，这种情况是同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封建主义影响直接相关的，也与党刚刚从残酷的战争状态中走出来有关．要从总体上改变这种状态，就要在正确认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基础上，突出主体意识的教育，增强对个人关爱的情感．这里，铭记恩格斯当年在评论俄国由于封建主义影响而造成的军事组织落后状况时所说的一段话是必要的：＂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较高的＇个人主义＇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４５３页）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提供了这样的教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多次碰壁才认识到：＂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伟大革命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７２页）离开＂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甚至批评对个人的关爱，不但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不利于克服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表明，正是因为关爱了个体，尊重了个人的权利和奋斗，才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而目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中存在和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正是与未能很好关爱个体、尊重个人的权利和奋斗直接相关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那里的领导干部能”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群众,包括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具体需求,那里的事业便兴旺发达,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便相对地少些.那里的领导干部能尊重、启发群众的公民意识，爱护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那里的工作就朝气蓬勃，无所作为和消极怠工便会相对地少些。如果把集体主义歪曲成群体至上主义，把正确理解的个人主义歪曲成个人至上主义，并只在理想的层次上唱高调,结果便适得其反.难怪当代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在承认传统的理性主义是非理性主义的解毒剂的同时,进一步指出,非理性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绝对化的解毒剂.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伴随着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也加强起来，满足和促进这种要求，成了执政者的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要自觉地、有意识地、着力地启发、培养全党和全社会的主体意识，要为每个党员、每个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创造有利的条件．切不可以为经济生产发展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了，就算达到目的了．至于政治，那是领导人和领导干部的事，民众只要服从管理，与上级保持一致就行了．更不能以保证政令统一和行动一致，不得妄议时政为名，禁止党员和群众行使党章、宪法赋予他们的对领导机关、领导者进行监督、批评的权利，甚至打压那些与上级的见解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