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对客观事物，特别是社会事物的认识，总是难以避免陷入深刻性与全面性或完备性的矛盾之中，这是为中外人类认识史与现实生活证实了的.人们既要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本质后，再去挖掘更为深刻的本质，即黑格尔和列宁所谓的从一级本质深入到二级本质，并不断深入下去，又要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本质后，将其扩展开来，使之具有全面性或完备性，而这个过程也是无止境的。但是，人的认识活动有一种凝固化的特性，往往或者只着眼于某种纵向的话动，不断深化自己得出的带有局部性的既有结论，或者只着眼于某种横向的活动，不断扩展自己尚未曾得出的含有其它部分的结论。前者往往使人们固守一种视角，排斥了其它视角，即使是深刻的，也只是“深刻的片面性”。后者则往往使人们浅尝辄止，排斥了深化，即使是较为全面或完备的，也只能停留在表层上。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现代诸多学者、思想家和某些政治家来说，往往习惯于追求深刻性，有时便忽视了全面性或完备性。即如爱因斯坦所说过的那样，“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排斥那些不适于他的体系的东西”。因此，对他们来说，克服偏向于深刻性而忽视了全面性或完备性的弱点，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正象绝对深刻性和绝对全面性或完备性是不可能达到的一样，将两者绝对地结合起来，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尽量做到相互兼顾，并在兼顾中做到相互促进，则是可能的。

２、这样，一个具有较高思维能力的人，在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过程中，不但要做纵向的认识运动，而且要做横向的认识运动。特别是要敢于和善于冲破既有思维习惯的束缚，调整思路，另辟蹊径。人们注意到，在自然科学史上，常有因为吸纳了其它的甚至是相反的理论，而使既有的科学理论得以迅速发展的事实。十七——十八世纪的伟大物理学家牛顿在研究光的本质时，提出了微粒说，这一学说较好地解释了众多的光学现象，并在一个多世纪的光学界中得到了公认和广泛传播。但它对某些光学现象，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牛顿本人的权威性，更使微粒说在一段时间中停滞不前，阻碍了光学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初，物理学家托马斯·杨提出了与微粒说对立的波动说，解释了微粒说所难以解释的一些光学现象，并大有取代微粒说之势。到了二十世纪初，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创立了量子理论，这使科学家们开始将微粒说与波动说这两种不同的学说结合起来。特别是爱因斯坦，他把光的粒子性与波动性统一起来，认为光在衍射与干涉的现象中，主要表现为波动性，而在光电效应的现象中，则主要表现为粒子性，这就大大推动了光学理论的发展。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这种“结合起来”，从而克服两种片面性的理论方法，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不同的学派之间，甚至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吸取对方所长”，常常既是克服自身片面性所需要的，也是深化                            自身的理论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具有较高真理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一再遭到歪曲和滥用，并在事实上走了下坡路，除了时代的变化等原因外，就是与占据“主流”位置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我封闭，甚至是唯我独尊，对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各学派以绝对排它的高傲态度予以蔑视、拒斥有关。直至今天，还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谈论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同自由主义等思潮“划清界限”，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结果是越来越陷入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在现代法学理论中，以“设置对立面”并使之兼顾的方法，在法律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强劲的生命力。例如在审判工作中，使诉辩双方各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竭力闡述有利于己方的理由，有助于把某一种理由深化。虽然双方的理由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由法官综合起来，就有可能得出带有深刻性的全面性即完备性的结论，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正是从“一步到位”的良好愿望出发，取消了１９５６年一 度实行过的律师制度，截断了从“深刻的片面”走向“深刻的全面”的认识路径，结果常常不能实现司法的公正。

３、深刻性与全面性或完备性相互兼顾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活动，是与认识论领域中的真理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辩证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达·芬奇的“真理只有一个”的命题，是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的，因为它促使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谬误的摒弃，以致后来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都如是说。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命题便愈来愈受到了挑战，它的简单性和片面性的弱点愈来愈表现了出来。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人们知道，真理总是要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每条具体真理，都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样，一条具体的语言，也可能表达各不相同的具体真理。十九世纪末，就有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过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别。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现代解释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按照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理解就是对于本来事物的重建”，“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再创造”。难怪当代哲学家奎因看到了许多“对同一世界的不同描述”，而这里的“不同”，往往又都是正确的。这似乎会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陷入模棱两可的境地，但对于具有辩证头脑的人来说，这却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全面或完备。那种固守于一种理论或一种言说（尽管是正确的理论或言说）的流行观念和做法，是与现代哲学特别是当代哲学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可参阅系列评说之六、七、三十七）

（二）

１、现代思维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使人们能在更广阔的视角上，把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刻性与全面性或完备性结合起来。在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爱因斯坦在１９０５年“独上高楼”， 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十年后又独自创立了广义相对论。他的相对论指明，一个物体对于处在静止状态的观察者来说，测量值的长度最大，而对于处在运动状态的观察者来说，沿运动方向的测量值就要缩短，这就是“尺缩效应”。一只时钟对于处在静止状态的观察者来说，走得最快，而对于处在运动状态的观察者来说，就会走慢，这就是“钟慢效应”。时间与空间是同引力场有关的，而引力场是由物质产生的，在物质密度大的地方，引力场就大，以致会出现时空“弯曲”。可见，时空的性质，不但取决于物质的运动，而且取决于物质的分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哲学方法论上启示了人们：人的认识环境、条件不同，相对独立的主体与相对独立的客体的联系方式不同，亦即主体观察客体时所设定的参考系不同，做为对象的客体，对于做为观察者的主体来说，便会显出不同的性质来。这样，对同一客体，就会有不同的陈述和表达，而它们皆可以为真。这就有必要将这些不同的陈述和表达统一起来，相互兼容与补正，使人的认识既能深刻，又能全面或完备。这里，客观对象的本质的相对性，真理的多元性，已经超越了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内的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的视野，从而发展了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不久，量子力学也在由他参与提出的量子理论的基础上，确立起来。量子力学是研究包括光子、电子等“基本粒子”在内的微观粒子的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其中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被普遍认为是“正统解释”。这一学派中的著名科学家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在测量的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就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测得越准确，粒子的动量便测得越不准确。在用哲学观点总结这种“测不准（不确定）”现象时，哥本哈根学派的首领玻尔提出了一个与经典物理学的因果观相异的“互补（并协）原理”。他指出，用经典物理学的概念描述原子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那样的完全性或完备性；在微观领域中，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必然会排斥运用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被排斥的经典概念却是在另外的条件下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不相容，而能相互补充。这里的“互补”，究其认识论的意义，其实就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互补。尽管在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哥本哈根学派）的完全性或完备性的问题上，爱因斯坦与玻尔两位大师之间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未果争论，但在方法论上两者却有一致之处：在对客观世界或事物的认识上，不存在绝对的、唯一的确定性和科学陈述。

２、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玻尔的互补论所提供的方法论，启发了诸多领域中的大批学者。在宇宙学、天文学的发展中，出现了迪克的“人择原理”，在数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查德的模糊数学，在逻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波斯特的多值逻辑（非二值逻辑）和贝尔的模糊逻辑，以及数理逻辑中的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出现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甚至在社会科学中，也出现了与传统科学相悖的科学方法，如经济学家阿罗提出的“不可能定理”。这种现代思维方式的出现，突出体现在思维科学的变革之中。研究思维科学的一些中外学者还普遍认识到，当现代科学推动逻辑思维向前发展，出现了模糊思维、多向思维、发散思维乃至悖论时，已经超出了传统的逻辑思维的界限，以致同非逻辑思维沟通起来。灵感思维就是一种非逻辑思维，又被一些人称为直觉思维，是一种随机的、非预期的、偶然出现的思维活动。在古代，中外一些学者就常常感到在思维活动中，有类似火花一样的想法突然出现，帮助自己打开了心灵的窗户。在现代，更有众多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作家认识到，灵感思维有时帮助自己在科学研究、决策管理、作战指挥和文艺创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灵感思维的特点就是突发性、超常规性，就是不讲逻辑。值得重视的是，依据现代科学的新进展，一些学者对灵感的机制做了如下设想：在脑生理科学从巴甫洛夫的反射水平进展到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之后，人们开始了探索神经元（神经细胞）中的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这类高分子的功能，认为它们在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类编码时，有些信息被整合到逻辑通道中去，成为意识，有些则未被整合到逻辑通道中去，而进入到潜意识中去。在意识与潜意识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中，有时会呈现出激活状态，也许这就是灵感。一些学者还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指出大脑的意识和潜意识的活动及其交互作用，常常显示出“多个自我”的状态，这种状态，自然谈不到合理的逻辑通道，也不可能使任何个人的灵感具有唯一性和普适性。一些学者还设定了“黑箱”，做出了如下设想：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表明，人的思维是一个复杂的层次结构，这些层次互相缠绕、互为因果，以致任何一个层次本身，必定是不完备的。人们如果硬要使之完备化，就要引进新的公理做为出发点，而新的公理又会产生出新的不完备性。还有一些学者引用了科学家兼思想家波兰尼关于“意会知识”和“言传知识”的理论，指出“意会知识”是一种个体知识，即带有各不相同的个性特征，在其转化为“言传知识”，即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固然要力求体现出“主体间性”和“约定俗成”来，但又必然带有每个人所独具的特点，从而难以在逻辑上进行沟通。可见，对灵感思维的深入研究，是对传统的机械决定论和线性因果观的又一冲击。总之，人在认识客观对象时所得出的结论，即使是正确的，甚至是深刻的，也往往只是在一定认识系统的框架中的产物，并带有系统本身特有的局限性，这就需要用另一认识系统的框架所做出的结论来补充，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全面些或完备些。

３、在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从牛顿中经拉普拉斯直到爱因斯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确立了“现实世界的简单性”的观念。即在空间上把对象划分为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在时间上追溯到对象的原初状态，使之成为研究的基点或出发点。这种观念所体现出的线性因果观和单纯分析法，在几百年间，取得了众所周知的重大科学成就。但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中，科学家们注意到，世界图景变得异常复杂了，种种自然现象乃至社会现象、思维现象，是很难用线性因果观和单纯分析法所能充分认识的。于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的观念，开始在一些科学家的头脑中树立了起来。我国当代物理学家郝柏林院士把几十年来数理科学基础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总括起来，认为存在一种“非线性科学”，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非线性科学相近的“灰学理论”，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性的普遍性。这种非线性科学，是研究和描述两个变量之间不成正比的那些复杂事物的变化规律的科学。这种非线性的现象，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以致有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线性倒成了非线性的一个特例，正象牛顿经典力学成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例一样。人们还普遍把混沌现象、分形现象、孤子现象等视为复杂性之突出代表，而称混沌现象是复杂性之冠。混沌看似无序，但并非简单的无序，只是难以看到其中的周期性和对称性而已。在理想的情况下，混沌状态具有无穷的内部结构，只要有足够的观测手段和足够的观测时间，就会发现其中的周期性或准周期性，以及在更小的尺度上的重复性或对称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诞生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所谓老三论），进一步促使人们摆脱了线性因果观的束缚，得以从整体上观察复杂的因果关系。在系统科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中，出现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的突变论（所谓新三论），以及艾根的超循环理论、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这些理论都在事实上推进了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其中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系统，通过与外界不断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其外参数变化到一定阈值时，便能够从原来的无序状态变成有序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偶然性与随机性，对称破缺与不可逆性，分叉与涨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一方面大大冲击了牛顿——拉普拉斯线性因果观即机械决定论，另一方面又大大丰富了黑格尔——恩格斯的辩证决定论。值得指出的是，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位坚定的决定论者，对事物的简单性有终生的偏好，并反对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他曾说过：“要放弃完全的因果性，我会是很难过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１４页）但他不赞成线性因果果观即机械决定论，特别是不赞成神秘的“拉普拉斯妖”，而坚定地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及其关系的非线性。（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一、五、七、四十七）

（三）

１、国内外的政界和学界，现已基本上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在毛泽东病逝和“四人帮”垮台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明显标志就是在社会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同时，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也在紧锣密鼓声中开展起来。人们几乎公认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总的说来还是较为顺利的，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却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主政上，这是一个不必、也不应回避的问题。主流话语的持有者反复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并通过《宪法》，将此列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此，他们指出，从历史上看，正是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它一诞生，就表明自己是优于当时一切进步的政治力量的新生力量。当时的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看到了，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加入，那个正在走向衰败的国民党是不可能担负起民族民主革命的责任的。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民生幸福的历史任务面前，坚定地站出来，带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英勇奋斗乃至流血牺牲，终于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国。他们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一度把满目疮痍的旧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社会。不但在短短的三年中，恢复了国民经济，抵御了外部侵略，而且在接着进行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期间，初步改变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落后局面，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当然，他们也承认，在以后的二十年间，党犯了众所周知的左倾错误，给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道德风尚带来了损害。发生在其间的“文革”十年，甚至造成了一定的灾难。这种左倾错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的拨乱反正，得到了基本纠正。他们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逐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较为健康的发展。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已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就以国内生产总值而论，已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居于前列，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有自己的独创之处。他们认为，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坚持和健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协商制度，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而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的。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又加强了从严治党的工作，向党内和政权内严重的腐败现象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样，他们要求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甚至是在每一次出台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重大改革措施时，都反复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在主流话语中，也衍生出了在总体上与其相同或相似但也有某些不同的流派，如一些新老左派或被认为是新老左派的流派，以及一些新老权威主义或被认为是新老权威主义的流派。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评价高于主流话语，认为党所犯的错误不大，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很小，即使是“文革”，也不能说成是犯了重大的左倾错误。他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重点解决好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问题。他们习惯于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对待思想理论领域中的问题，强调要防止和解决右倾的问题，甚至主张用列宁主义“这把刀子”和专政手段来打压主张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学者。在非主流话语中，新老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或被认为是新老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流派，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主张，应当敢于面对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犯的错误，继续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及时而又认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先经后政”之路。他们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知道这是历史形成的必然性，但他们认为中国在建国后的一党主政就是一党掌权，是限制或否定人民民主的，并因为“自己监督自己”而必导致腐败。一党持续掌权乃至永久掌权的国家在全世界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它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中共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普遍的、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出现的既得利益权贵阶层，就是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的。他们怀念当年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对“党天下”的批评，不赞成“党要领导一切”的主张和权力过分集中的举措，反对他们称谓的“党国体制”，反对思想、宣传、教育等部门、单位应当“姓党”的说法和在学校推行他们称谓的“党化教育”的做法。他们主张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大胆借鉴一些发达国家中的那些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成果的制度和举措，如资本主义的美国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的某些制度和举措，以及“三权分立”制度中的互相制约的合理思想。他们强烈要求培育公民意识，切实尊重公民权利，特别是真正的、知情的、自觉自愿的选举权与监督权。当然，在这一流派中，也衍生出一些极端的政治异见者。他们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尤其是建国后的功绩，甚至认为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中共也没有做出值得特别称道的成就，有的倒是一些在光华外表掩盖下的危机和灾难而已。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专制制度，主张应当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按照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全盘西化，重新洗牌，轮流坐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２、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和非主流话语的对立，特别是主流话语持有者与新老自由自由主义者的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呢？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这种很难消除的分歧主要源于人们的经历、地位的不同及其所带来的利益的不同。有人指出，在当下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层，一些居于上层的掌权者、富有者、既得利益者，多持主流话语，全面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的法令政令，有些正在处于脱贫和摆脱官吏欺压的平民也大体持此种观点。也有人指出，在历史上，一些人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革命胜利了，家长掌了权并享受起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兼及子女，这些子女常被称为红二代或红三代，他们自然无条件地拥护党的领导，甚至本身就成了“党的领导”。反之，一些居于下层的职员、贫困者、某些知识分子和经常遭到官吏“白眼”的平民，则不易发自内心地接受党的领导，或对党的领导取冷漠的态度。很明显，这种利益观的分析，是有其合理性的，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利益观的分析，是不够完整、准确的。事实表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党的领导问题，真正关心的不是一般民众，而是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已经进入各级党政领导集团的知识分子和仍在“知识”岗位上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可以这样说，这两部分知识分子的多数，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有些还在党内和社会风行的“潜规则”的熏陶下，陷入了不正之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真诚期望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并为此做着自己的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视角，主要着眼于社会的积极的方面，现实中的光明面，这样，他们大体上持主流话语的观点，是不值得奇怪的。而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他们愈来愈容易把现实生活中的有利于自己已形成的结论，加以深化和固化，而愈加排斥与之相异的结论。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的视角，主要着眼于社会的消极的方面，现实中的黑暗面，这样，他们就容易持新老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同样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他们也愈来愈容易把现实生活中有利于自己已形成的结论，加以深化和固化，而愈加排斥与之相异的结论。如果两者都能学习和运用现代思维方式，将认识运动中的深刻性与完全性或完备性结合起来，做“换位思考”，向对方学习或借鉴，便有可能既看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真诚拥护和爱护党的领导，又能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党主政所必然带来的问题和已经出现的问题，从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改进领导体制来加以解决。如果对立的双方，各在自己的“深刻性”的道路上走下去，并从历史上寻找到自己的“理论先躯”，在现实中寻找到自己的“思想盟友”，致力于同争论对象“划清界限”，而全然不顾“共同性”与“全面性”或“完备性”，甚至不承认对方中的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期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依据那个早已名声不佳的“斗争哲学”，用所谓“权贵阶级”、“敌对势力”来互相攻击，那就不但不能缩小分歧，逐步接近共识，而且会撕裂社会思想，引起无穷的争斗，这样来建设“和谐社会”，怎么可能呢？中国人自己都不能同舟共济，怎么能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里涉及一个“政治妥协”的问题，而如何实现政治妥协，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当然，应当要求主流话语的持有者起带头作用，因为主流话语是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是掌控政治话语的使用权和传播权的。

３、对此，有必要解决一个对政党的认识问题。政党是干什么的？从历史上看，政党是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出于不同群体的政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阶级社会中，政党当然具有阶级性，但政党并非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某个政党并非注定代表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某个特定阶级也并非只能组建一个政党。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过：任何政党都是一种工具。他这里指的就是，党是某个政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这里的“自己”，可以扩展至某个阶级，甚至扩展至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例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自认为是，并理当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他还很有理由地说，到了没有政治纷争的共产主义时代，政党就会“逐步的消亡下去”。可见，任何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永存的，都有消亡的那一天。虽然这一天还十分遥远，但记住这一点却是必要的，正象共产党人记住共产主义的远大未来是必要的一样。那么，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总会伴随着党的存在而永远存在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后，面对复杂的、大规模的各项建设事业，指出党“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邓小平在在援引这种说法时，恳切地说：党能不能领导？这个问题全在我们自己！后来，党的一些领导人更认识到：党的领导“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的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近来，党的一些领导人强调，如不从严治党，认真克服自己的错误，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可见，发扬党内外民主，倾听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博采各家各派所长，弘扬党的自我批评的传统优良作风，是极为重要的。例如面对新老自由主义派别对“一党主政”的评论，就要肯定其中包含的合理之处，承认一党主政的制度同任何其它的的制度一样，不会完美无缺，因为它难以彻底做到广开言路，难以切实防止一党专权，难以杜绝阿谀奉承，难以完全避免腐败，但同时也要指出，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甚至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对于这种领导体制，执政者要扬长避短，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其中的弊病。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思想和中共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开的决定，就是这种“逐步解决”的尝试。而这一点，是同采纳或借鉴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的主张直接有关的，正象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曾吸收了一些自由主义学派的合理主张一样。相当多的主流话语的持有者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不能谈论党的缺点错误，一谈，就会降低党的领导威信，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甚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对一些重大的错误也只是轻轻带过。对此，做为一个入党半个多世纪的理论工作者和基层政治工作者，笔者的观察和体验是“恰恰相反”。世界上没有完全正确的政党，党的领导人要谦虚，整个党也要谦虚，越是勇于自我批评和接受正确的批评，越是发自内心地接受监督，坦诚地改正错误，便越会提高威信，巩固执政地位，并越会团结持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切实避免或及时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反之，越是想回避甚至是掩盖自己的错误，拒绝接受监督，把自己的成绩说得很满，明明是做到了八分，硬是说成做到了十分，威信便越会降低，甚至“会失去执政资格”。不要只是用普通的二值逻辑进行推论，单纯用“要么对、要么错”，“要么无、要么资”的两分法，用“互斥”的观点对待不同的“主义”，用线性因果观做出某种固定不变的结论，把对方的政治态度看得很死，甚至用机械阶级论的“阶级观点”，动辄认为新老自由主义者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自由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未攻击过“自由化”，人人自由正是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在企图“走邪路”，更不能动辄用所谓“列宁主义”这把“刀子”进行打压，以致造成全社会政治沉闷、思想禁锢、一家独鸣的不正常局面。这在实际上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明明是在为国为民忧患操劳而献计献策的爱国者推到了“敌对”的一边。事实表明，只要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能够分清是非，在总体上拥护党的领导的。而党的领导也会在动态的、不断改进的过程中前进的。这里，笔者提出，可以考虑用“伟大的、光荣的、奋进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语词，取代“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至今还在流行的语词。这或许对于党防止自以为一贯正确，拒绝或讨厌对自己的批评，保持谦虚谨慎、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是必要的。还可以考虑用“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监督党的领导”这三句话，取代最近仍在流行的“加强党的领导”这一说，前两句话，是当年邓小平讲过的真言，至今仍大有效用，而第三句话，对于从严治党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一个党的领导人不受监督是不行的，整个党不受监督也是不行的。

（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五、七、三十九、四十、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爱思想网专栏作者文章《论政党崇拜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