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个人主义;整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学

摘 要：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是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根本的本体论与方法论问题。近代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探索，即涉及了针对这两种方法论的讨论。研究发现：（1）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经济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人主义到强调整体主义的思想转变，很多学者从理论优越性以及本土适用性的角度出发，主张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应采取整體主义;（2）整体主义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受到更多关注，原因在于，整体主义在近代中国危难局势下更有利于实现民族独立，并且符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思维惯性，同时，该思潮的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世界范围内政府干预思想的上升趋势;（3）近代中国经济学对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认识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未能充分认识前者对于经济自发调节的积极作用，并且片面地理想化了后者的优势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选择中，应探索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前中国经济研究提出了任务与要求，也掀起了学术界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讨论热潮。[1-7]方法论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是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必须探讨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学方法论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区分，其中立足于哲理层面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是以不同人性假设为前提的两种方法论类型，二者形成了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思路、理论及政策建议，对进一步认识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以及新经济理论的产生皆具有重要意义。[8]通常而言，个人主义强调人的个体性，重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效率，政策主张上以自由放任为特征;而整体主义则强调人的社会性，从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重视集体利益和公平公正，政策主张上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纵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对于这两种方法论的争论贯穿了经济学发展的全过程。[9-12]

近代是中国经济思想从前科学状态转向科学化发展的转型时期[13]，已有研究注意到了该时期经济学方法论的变化，从传播角度[14]、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交替角度[15]等视角进行了考察。与此同时，近代中国之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关注也并非纯粹的哲学讨论，其最终目的是形成相应的学术研究，为中国经济发展而服务。因此，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应进一步置于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探索这一框架之下。事实上，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努力始于近代，目前学界对此已有明确认识，并日渐形成一研究生长点。近年来，不同学者对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历史过程[7][16-17]，以及學科意义[18]、研究内容[19]等体系构建的具体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从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尤其是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角度的探讨尚付阙如。在近代中国，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1曾出现过热烈讨论，彼时学者不仅认识到这两种方法论是区分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如“过去的与现存的许多经济学派，如吾人仔细加以检讨，则可知其彼此对立之原因，完全是由于各派所采之此个人主义的社会观或全体主义的社会观不同的原故”[20]等，而且，还充满理论自觉地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关于方法论的选择建议和选择理由，颇具开创性与原创性价值。

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的视角下，系统梳理近代学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论述，通过厘清彼时中国学者针对两种方法论的认识分野，勾勒思想演变的动态轨迹，从而揭示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取得的进展，并在方法论层面对当前构建中国经济学形成历史镜鉴。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在下述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做出拓展：第一，以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为考察，清晰梳理近代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潮流变和关于这两种方法论的比较观点，展示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在方法论层面的这一基础性认识;第二，分析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倾向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原因;第三，基于近代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启示。

二、近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潮流变：从个人主义到整体主义

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经济思想表达，在中国自古有之。前者如关注个体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1]931的善因论;后者如关注整体的“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22]73的养民论，以及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23]4的轻重论等。但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未能形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明确范畴。直至近代，西方学说的传入使得有关个体与整体的探讨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并在社会科学领域促发了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意识萌芽。

经济学领域最先接触到的，是19世纪末传入的、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相结合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当时中国学者认为欧美富强的原因即在于其遵循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提出的自由放任和相互竞争政策，由此主张中国亦应采取该方法以实现救亡图强。例如，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一八四六年以后，英国决行自由贸易政策（Free Trade），尽免关税，以致今日商务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论为之也”。[24]272严复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论述的英国当时应兴革的经济事项，与彼时中国情况相似，故设想中国采用斯密提出的经济道路便也能像英国一样转弱为强[25]215，他认为“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不必自皆得自由始”[26]25，相反地，国家干预是“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27]50-51。张铭鼎表示，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自由制度，“在这自由制度之下，各人不妨本其自私自利的冲动，用着自私自利的手段，向着自私自利的目标去进行。必如是，才有自由竞争的可能;必如是，个人或国家的经济的状况，才有发展的希望”。[28]朱亦松也分析道，“要之对付今日西洋经济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和物质发达的社会，是非采用同样手段不可。所谓同样手段，即是竭力奖励私企业之自由竞争，使国人之企业热望日益浓厚而已”，因为“竞争者进步之母也。竞争愈烈，则社会之进步愈速。如是我国农工商业必能日有进步”。[29]因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说传入中国后，个人主义思想曾在中国流行一时。马寅初在《中国经济改造》中曾言，“自欧化东渐，更益之以英美个人主义之潮流，于是人人倡言自由而团结之观念益薄”。[30]20祝世康也描述道，“我国一般留学英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大都在脑筋中充满了这种正统派经济学说，将亚丹斯密看做唯一的开山鼻祖，对于正统派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31]

表1 史盘著作的近代翻译成果

[著作名称 译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经济学说之危机》 萧虞廷 1941 独立出版社 《经济学说史》 区克宣 1932 上海大东书局 《经济思想史》 詹文浒 1933 世界书局 《经济学说史》 陈清华 1934 商务印书馆 《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 王毓瑚 1935 商务印书馆 《经济学说史》 陈清华 1947（二版） 商务印书馆 ]

直到20世纪30年代，史盘1（Othmar Spann，即奥特马尔·施潘）的全体主义学派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关注重点，不仅多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了翻译（表1），而且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评价。例如刘絜敖提到，“在经济学的领域内，应着古典学派及边际效用学派等个人主义经济理论之没落而代起之声势浩大和前程辽远的经济学，便是奥国的经济学泰斗谢潘（Othmar Spann）氏所领导之全体主义学派的经济学”。[20]马寅初也认为，“最近有奥国维也纳大学教授斯班（Othmar Spann）者，特树全体主义之旗帜，恢宏旧说，更添新知，遂俨然为德意志思想界之中心人物”。[30]20所以，整体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在中国学术界日益流行，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逐渐呈现出整体主义的广泛兴起与对于个人主义的相对疏离的现象。一是相较个人主义，讨论整体主义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图1）;二是学术界开始对整体主义明确表现出了更多偏好，不仅形成了“全体主义之日益兴盛，和全体主义思想之日益流行，则是任何人也不能加以否认的”[20]、“全体主义的提倡，真是风行一时”[32]的普遍现象，而且有观点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渐次没落，所以当社会主义者稍稍揭露一点全体主义的思想时，便如大风之扫落叶，予个人主义的思想以重大的打击”。[33]其次，20世纪30至40年代，学界集中涌现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其中便有不少论述表现出对于整体主义的倾向。例如，大量民生经济学研究多认为整体主义才是中国经济学所应采取的方法论。[18]赵兰坪在《民生主义经济学论》中提出，民生主义经济学“在指示经济学底目的，是在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实现人民的经济平等”。[34]祝世康在《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一文中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学说就其内容来讲“是以全体置于个人之上”，“使个人受全体的支配”[35]，等等。又如，受马克思主义传播影响而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亦主张整体主义。该领域的重要代表王亚南提出，我们应努力“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36]，“使各个人都逐渐明了，他们最大可能的个人利益，只是在或大或小的社会集体利益中才得实现”[37]。再次，很多在近代中国较为突出的经济思想，也都体现出了整体主义特征。例如受世界范围内干预主义抬头影响而产生的统制经济思潮，就是一种典型的整体主义经济思想。又如工业化思想中，很多学者都强调要以国家和整体的力量为主导。谷春帆在《中国工业化计划论》一书中指出，中国工业化的形态将是“国家自己计划，自己做”，即使对鼓励私人去做的也要“给予一种指导及管制”。[38]16刘大钧在《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中也认为，国家应对整个工业化进行有意识、有组织地计划与安排。[39]11

总体而言，虽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包含了具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特征的内容，然而具体的概念术语却源于近代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并在20世纪前半段呈现出由关注个人主义向强调整体主义的思想转向。促成这一思想的转变的直接动力在于多种思想的传入为不同方法论的选择提供了条件，而根本动力则在于中国学者理论水平和理论自觉的提升，即其要求针对中国的需要，对不同的学说和方法论进行自主选择。

数据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图表为文章数量的百分比堆积柱状图，文章数量分别以“个人主义”和“全体主义”为关键词检索统计，并人工剔除了显著不相关的文章。

三、整体主义与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

近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潮流变对于中国经济学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前文所言，20世纪30至40年代正是学界萌生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诉求、倡导系统开展适合中国的经济研究的重要阶段。在中国经济学方法论选择的问题上，学界鲜有明确主张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广泛采取个人主义的系统观点，相反有大量论述从一般性的理论角度和本土性的应用角度，要求以整体主义构建中国经济学，进而使得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相较于个体主义而产生了更为突出的整体主义特征。彼时学者关于整体主义的优越性及其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关系认识，主要有如下论述。

（一）理论角度：认为整体主义优越于个人主义

不少学者认为，整体主义相较于个人主义，具有一般性的理论优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一个时代的思想主流，便是这个时代人类生活的指南针，它决定着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而“这思想主义，也是基于人类生存与向上之必要，适应于现实环境所产生的”，然而，“个人主义之不能与现实环境人类生存向上要求相适应而走上崩溃的途程”。[40]因此，整体主义应看作是人类社会在认识上的更新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取代。持此类主张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理论优势进行了阐述。

第一，基于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指出只有从社会整体出发才能解释个人行为，单独个人无法决定整体。有观点表示，“社会决不是各个人之机械的集合。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统一体，是一个体系。构成社会的个人，是与整个社会有着有机关联的要素”，“只有从全社会的矛盾与特点上，才能解释个人的行为与意向，也只有从社会生产的整个特点上，才能够解释参加这个生产的单独个人的行为”[41]142，这也意味着从社会各成员的活动及其经济动机入手进行经济学研究并不正确。另有观点明确指出，“个体主义所主张的竞争之说是错的”，因为“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互相联着的，个人，或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团体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只有全体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而欲达到真正成功之手段只有合作，经济亦不外合作程序中一个手段而已，这个手段的自身亦须合作”，而“单一个人是什么都做不来的”。[42]

第二，从经济学体系的角度，认为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不是完整或规范的科学。徐天一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探索中指出，“成为个人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中心的，是价格论”，但这种“以价格论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其不能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因为以价格论为体系中心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在价格法则之下，沦为一种与数学或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但“经济是一种有意义的可以作价值判断的活动”，“不能像物理活动那样与当为绝缘”，所以“这种自然科学的以价格论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其不能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就非常明白了”，这种经济学只能是市场现象的解释学，而不是一种规范科学。[43]类似的，从事民生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代表学者祝世康也表示，“资本主義既重视个人的立场，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下的经济学说“不特对于宇宙万物没有基本的认识，并且缺乏一种适应时代与环境的时空观念。不过充满了个人主义主观的成份，去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所以这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不过是片段的见解，不能成为完整的经济学”。[44]此外，江公正在1947年出版的《民生经济学》中分析道，“亚丹斯密主张研究政治经济的对象就是财富。财富就是每年土地劳动的产物。但是土地和劳体的产品是生产现象，并不是全体的经济诸现象，所以这不是完善十全的理论，因为土地和劳动是生产的二大要素。用此二要素为研究经济学的对象，实在不能包括经济现象的全体”。[45]30-31

第三，从经济政策角度，认为个人主义下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存在很多弊端，已引发资本主义国家诸多的社会问题，而整体主义倡导的政府干预政策则能避免这种弊端。作为系统接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海归学者，马寅初在1931年9月的演讲中称，“资本主义最初以自由竞争为主，虽有促进进步发明等之效力，但其流弊极大，产业受其淘汰者不知凡几，并足以召起社会之恐慌”。他从供需原理出发，认为“自由竞争中生产者各不相谋，生产之多寡恒受物价之支配，物价高，则共同提高生产。结果供过于求，各业均发生生产过剩”，劳资双方均受其害，而且股票价格与物价的跌落甚至会引发恐慌和社会混乱。此外他还以美国为例指出，自由放任也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原因。[46]江公正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将导致“社会的紊乱，人民的失业，饥寒交迫，无所不为”、甚至“生产过剩，经济恐惶”的严重问题，而“这都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的谬误结果”，若在经济落后国家模仿资本主义经济，则会在外力压迫下带来生产贫乏，无法自给，最终经济破产。[45]30颜悉达也表示，“资本主义是以满足个人的私有欲为目的。因而在方法上是以自由竞争为骨干”，在该制度之下，“生产是无政府状态”，每个生产者“完全为市场的法则盲目地支配着，只要某种商品有利可图，他就拼命去生产这种商品，结果往往弄得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商品无法销售，于是恐慌勃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种种惨剧接踵而至”。[47]34-35

以上观点显示出学者们肯定整体主义而反对个人主义的基本态度，这种思考不仅涉及基本原理，也涉及学科构建和政策效果层面，反映出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积极探索。但是，除却有主观上对于整体主义的偏好，一些讨论过于强调个人主义的弊端，忽视了其对微观主体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

（二）应用角度：认为整体主义有助于中国经济崛起

还有一些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从本土性的角度指出，近代中国因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局势和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在开展相应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必须选择更具有适应性的整体主义而放弃个人主义。其具体论述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认为在外忧内患的国情之下，只有依据方法论整体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政策才能取得国家经济独立和富强。马寅初提出，“中国人民本如散沙一般，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自欧化东渐，更益之以英美个人主义之潮流，于是人人倡言自由而团结之观念益薄”，这种局面导致近代中国毫无应对外来强大危机的能力，因此“今者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若不力改个人主义之积习，讲求团结之方策，则亡国之祸，可立而待”。马寅初特别指出，德国之所以在欧战后能恢复战前地位且势力蒸蒸日上，正是因为“德国人之思想，有以全体主义为中心者”。[30]20苏俊也指出，个人主义“主张拥护私有财产，采用自由贸易，主张竞争和为交换而生产”，但“自由贸易只有在一个国家已经高度工业化的时候才能够采用，若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尚在幼稚时代，采用自由贸易，任凭外国货物来倾销，那么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无望的了，国民经济将崩溃而沦为外国的附庸，所以一个国家在工业尚不足以抗衡外国的倾销时，只有采用保护贸易”。[32]上述观点共同强调个人主义并不适合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想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采取整体主义及其主张的政府干预政策。此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钱俊瑞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故主张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应立足如何实现经济上的民族总动员来保证抗战的胜利[48]，具体包括按计划集中各方面人才共同推行经济建设、设置统制全国经济建设事宜的权力机关、按国营方式发展重工业、用合作和集中方式发展轻工业以及实施贸易保护等国家干预政策[49]。

第二，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代不同，后者倡导的个人主义经济学说并不适用于中国。马寅初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能适应当日英国经济社会之事实与需要，故能风靡一时”，但“今日之世界情势，已非斯密当年可比”，因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皆以国为单位……故国家者于个人利益相积之外，更有共通之利益，非个人之力所能致者。否则个人竞争，孜孜为利，对于公共利害，置之不顾，个人之权利义务，推其极，势必各以武力为后盾，是率人类而复归于野蛮也”，故个人主义经济学说“于我国似不相宜”。[30]3赵兰坪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建立在“赚钱”的原则之上，“在三民主义的国家，而竟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实在是不应当的”，他认为“我国一切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在‘养民，是在解决全国人民的生活”，故应以此为中心建立我国的经济理论。[50]杨觉农也表示，“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因时代思潮的演变，就不得不有所更易了”，一方面人们对支配宇宙人生大道的唯生哲学的进一步认识，使以此哲学思想为背景的社会科学能够更好地把握经济生活的全貌而不是以管窥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自由放任的经济组织已有渐次转向于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趋向”。故他认为，民生经济学是以民生哲学为基础、以增进人民经济幸福为目的、以经济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为研究对象，且该问题由一定的人类生活集团（国家）而不是单独个人所提出，而这才是当前我国应树立的经济科学。[33]这些观点均反映出该时期中国学者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并以此提出应建立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说，体现出了学界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理论自觉。

第三，中国自古经济思想侧重整体主义，有必要在吸收西方先进政策主张的同时，亦沿袭传统思想。这种观点在学界也较为多见。《中国经济学说》一书指出，社会上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说“不能够远承我们中国古来经济学说悠久的渊源”，我国经济学者也不能只取外国已有学说而忽视了自有的悠久历史文化、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立国的经济理论。[51]2马寅初表示，“中国历代经济政策，素取干涉主义”值得变通性地沿袭，特别是“今者各国均有放弃自由竞争，采取计划经济之趋势”，故“今日之潮流，已由个人主义，进入于全体主义”，因此“今日之中国，亦惟有上法先王之精神，近取先進各国之政策，以自立其一贯之方针。复兴，复兴，其在兹乎”。[30]52-53还有类似观点认为，“我国全体主义之精神远在数千年以前，虽未有全体主义之名，而已行全体主义之实”，只是“近世受欧美个人的自由主义之影响，以致建国的历史的传统精神中落”，故“今日欲复兴中国之政治，强化中国之经济，当与全体主义集团之德意日三国同其步调，采取全体主义之政治经济政策”。[52]陈豹隐在分析民生经济学的渊源时也指出，其既有“中国固有的经济学说之综合”，也包含了“外来经济学说精英之撷取”，特别是吸收各学说精华的“这种求真理的态度，是很可取的”。[53]

总之，近代中国学者从当时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普遍认为只有方法论整体主义才有助于形成中国经济学，以及解释和应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

四、近代中国经济学整体主义偏好的形成原因

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作为本体论与认识论中的一组关系，皆有其各自的立场和逻辑性，因此在经济研究中有不同学者选擇不同的方法论，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现象。然而，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产生了从个体主义向整体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转变，并且众多学者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问题中，明确选择了整体主义并系统论证了选择缘由，这显然是有一系列的因素作为支撑。本研究认为，其原因可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近代中国民族独立的现实诉求。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各具特点，在不同条件下各有其显著优劣。其中之一为，虽然个人主义更具经济效率，但整体主义主张对资源进行统一筹集和安排，关注贫富差距的减少和社会财富的公平性，因此在面临巨大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时，整体主义能表现出更大的优势。[54]特别是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近代中国而言，其不仅面临着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巨大压力，而且遭受严重侵略，正处民族存亡之际，无法如同英、法、美等早发工业化国家，能够基于个人主义以自由竞争充分发展经济，这就使得采取集体主义、集中资源和力量来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成为自然且必要的想法。近代学者对此已有深刻地认识，不仅侧重整体主义的学者认为，在外忧内患的国情下只有以整体主义构建中国经济学，才能实现国家经济独立和民族富强，甚至在思想上偏好个人主义的学者，在以中国本土为背景时，也不乏对于整体主义和政府干预的主张。典型代表如唐庆增，他虽“思想倾向于英国古典派，于亚当·斯密尤所心折”，但因“中国产业基础未立”，故强调“不能全任贸易自由，坐视本国幼稚工业为外力摧残”。[55]178-179

第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思维惯性。如前所言，中国经济思想中自古即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分野。但值得注意的是，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统治的建立，整体主义在经济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经济伦理和政策工具上都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56][57]换言之，注重整体利益、相信并依赖国家干预政策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特别是，整体主义偏好未如同重义轻利、重本抑末一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制约和外化的经济问题，因而在近代经济社会的转型背景下，整体主义的偏好和广泛影响仍始终存在。这在前文所展示的学者论述中可得到证实，并且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在近代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海归知识分子，即便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具有个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但在回到中国后，随即同本土知识背景学者一道倡导整体主义。另外，中国经济学构建的一大出发点，就是强调中国的本土特征，所以整体主义也易于被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大优势而要求得到继承。针对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重要成果，有学者认为，民生经济学即“在理论方面受到传统的大同学说和管子经济思想的影响”[58]，这两种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突出代表，恰恰具有浓厚的政府干预特征。也有学者指出民生经济学是以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为其渊源，包括儒家哲学“把宇宙本体看作浑然而不可分的整体”，“根据这种本体观，则其对于经济的看法，是采全体主义的”，故而最终目的是实现大同的理想经济制度。[59]

第三，政府干预思想处于上升时期。刘絜敖曾总结道：“一部社会思想史与经济思想史，如吾人细细加以分析，则可知其变迁演化之迹，无不是个人主义与全体主义的思想之交错。”[20]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属于整体主义，在宗教改革后被个人主义所取代，以古典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理论开始在经济学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失业率导致西方国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促使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个人主义开始进行反思和批判，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理论的提出和流行，也使政府干预思想在经济理论界得到重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曾指出，“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国和其他各地大大加速了这个集体主义的倾向。福利而不是自由成了民主国家的决定性的主张”。[60]14与此同时，战败后的德国以及苏联，均是利用整体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迅速崛起，在客观上提供了检验整体主义的成功案例。正如李大钊指出的，“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61]18以上因素共同促使整体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到经济学方法论交替演变的上升周期。反观中国，其近代经济研究并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内生性延续，而是中国被纳入到世界现代化浪潮的结果，深受全球经济思潮转变的影响。[62]因此，当中国学者正值广泛学习引进西方经济学的阶段之时，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更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德国与苏联经济实践的示范效应，必然会作用于中国经济学构建在方法论上的选择。

五、结论与启示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索已经深入到了方法论的层面，特别是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这一组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方法论范畴，自相继传入中国后，便引发了学界关于两者优越性和适用性的热烈讨论，最终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形成了中国经济学构建之于整体主义的思想倾向。以上过程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学理论自觉，即不仅产生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诉求，而且对方法论还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另外，有关方法论的探讨，也使得中国经济学构建并非仅停留于简单的主张或倡议层面，而是基于整体主义，以民生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为线索，展开了进一步探索。例如，民生经济学研究以“养民”为研究目的，以“民生”为研究对象，在近代已初步提出了一定的民生经济学体系。又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探索，则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尝试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王亚南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中所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理论经济学考察。但客观而言，近代学界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这不仅表现为对个人主义的内在逻辑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个人主义的经济调节与资源配置作用缺乏重视，而且也体现在，片面地理想化了整体主义的优势，导致其应用整体主义进行某些经济理论及政策的探索时，不够客观全面，从而造成了一定偏差。例如前文提到的统制经济思潮即为一项整体主义方法论特征浓厚的近代主流思想，但事实上，学界对该思想内涵的理解不甚清晰，为国民政府的“集中”政策留下了空间[63]，使国民政府得以借统制经济之由实现官僚资本的扩大。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正处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热潮之中，之所以形成这一动议，不仅是因为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首要的一条即为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中国人民确立民族独立并逐步实现民富国强，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一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然应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方法论和根本立场。与此同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重视发挥个人主义方法论所强调的市场作用，要求不断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和各种经济成分的活力。此亦可视作中国经济研究方法论的一大特色，即尝试将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进行整合，突破传统认识上二者的非此即彼，吸收和借鉴两种方法论的长处，宏观上从人民整体利益着眼，微观上从发挥市场作用着手，通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性充分结合。所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同时探索个体与整体的有机统一，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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