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策是具有二重性的。任何科学的决策都既要遵循刚性原则，又要遵循柔性原则。之所以要遵循刚性原则，是因为既然做了决策，就要使之明确，并可坚定地实施。之所以要遵循柔性原则，是因为任何决策都具有可变性的一面，需在某种时空中进行调整。现代系统科学指明了，客观事物都是做为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任何系统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因复杂的内外关系，而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正如对系统内部的诸因素或诸子系统不可能做到绝对全面地把握一样，对系统外部的诸联系或更大系统的诸关系，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全面地把握。即使做到了，也不能囊括所有的“变数”，这种“变数”的本身是难以预测的。单是时间的进展，就会增大系统的不确定性，这也正是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特别重视时间的作用，以致埋怨科学家们忽视了时间的作用的原因。现代西方管理科学中的弹性原理要求，在决策中保有一定的伸缩性，即在空间上保有一定程度上的收张的余地，在时间上保有一定程度上的追踪的机会。在决策实施后，要收集各种时空资料，注意信息反馈，以便进行决策“再审查”。即使实践已证明原决策是正确的，也要予以补充和完善，即西方管理科学中的“追踪决策”。在“追踪决策”时，要进行所谓“回溯分析”，即从原决策的实施起点开始，或找到失误点，或找出环境的新变化。当然，在追踪决策时，要考虑到原决策已执行了一段，而“非零起点”这一情况。西方决策科学中的“弹性原理”，在毛泽东的“留有余地”的工作方法中就有体现。例如他就曾主张在经济工作中，制定发展计划时，不可满打满算，把弦绷得过紧，以防在出现不测时陷入被动境地。他还多次要求在执行决策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扩大成果，弥补损失。中国人大在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把多年保持的ＧＤＰ高增长的指标降下来，既是对国内外形势考量的结果，也是“留有余地”的表现。其实，无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看，还是从中国革命史上看，这种弹性原理，都有广泛的体现。在苏共历史上，准备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在1917年从外国返回俄国后发表的《四月提纲》中，面对“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由于在七月事变后苏维埃已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便一度放弃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然而，在八月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因为当时的苏维埃已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便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样，在十月革命后，就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政权。在中共历史上，面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任务，党中央从１９３５年的“反蒋抗日”的口号，修改为１９３６年的“逼蒋抗日”的口号，又在１９３７年修改为“联蒋抗日”的口号，终于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这里苏共与中共的决策，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刚性与柔性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管理科学的决策类型中，“风险型”决策具有更强的柔性，因为这类决策是在信息严重缺失，但又需立即做出的情况下进行的，后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俄国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俄国处于内外交困，形势发展极难确定的情况下，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的。斯大林事后曾说，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毕竟成功了。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困难重重的条件下，经过反复思考，多次讨论，做出了带有几分冒险性质的抗美援朝的决定，但终于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运用这种“风险型”的决策时，必须有“两手准备”，甚至要考虑“失败了以后怎么弥补”，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把错误的决策进行到底。毛泽东晚年关于“文革”的错误决策，在他实施的第一年中，就已显现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种疯狂破坏状态，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决心把“文革”坚持到最后，结果酿成长达十年的大灾难！

（二）决策所具有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同人们在认识上的某种不确定性，乃至科学原理上的某种不确定性直接相关的。恩格斯当年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83页）后来，科学哲学家石里克又强调指出：“定律的普遍性或真实性，必然永远是假设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页）既然是“假说”、“假设”，那就具有某种模糊性。二十世纪出现的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丰富了这种假设之说。而这就使得建基于科学原理上的决策，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特征。在复杂的社会协调和社会斗争中，人们在实施决策时所显示出的灵活性，是弹性原理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运用。毛泽东当年在评价党的高级干部罗瑞卿时，既肯定了他的高度原则性，又指出他过于追求确定、精确、纯粹的弱点，曾赠古诗给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在回答前来请示工作的人的问题时，常常在信息资料不足，自己尚无定见的情况下，使用“嗯”这个模糊的词，而这是有道理的。只是他本人在晚年，常常忘记这个道理，在一些众所周知的重大问题上只搞刚性的绝对化，以致讲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类违反常识和常规的话，并将与之相关的决策贯彻始终，带来了众所周知的恶果。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提出过对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就是正确地运用了在一定条件下决策的某种不确定性、模糊性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这一原理。的确，在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问题成堆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文革”中有一亿多人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如果不首先从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来明辨是非，解决冤假错案问题，解放众多的干部和群众，而是纠缠于细节，就不能及时地解决最迫切的问题，甚至会出现节外生枝的状况，造成新的困难。邓小平在晚年又发明了“不搞争论”的方法，也收到了一定成效。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一时间是非难辨。当时，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题已不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但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仍然固守这些命题，成为改革实践的阻力。在全党理论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下，在邓小平本人也一时难以判明真伪的情况下，如果对这些传统命题争论起来，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未必对改革实践有利。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就毅然决然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改革之路，“先干起来再说”，而不能等“争论清楚了再干”。当然，“不搞争论”的方法，同任何方法一样，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邓小平本人并不认为在任何时空背景中，对任何问题，都不要搞争论。事实表明，当年“不搞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今天是应当认真加以讨论的，由于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至今未能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认真讨论，甚至出现了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以及一些学者说的“打左灯，向右转”的现象。某些机构仍然垄断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仍然在用或基本在用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理论模式解释活生生的现实，对于不同的观点，不是进行平等的讨论和争论，而是采取高傲的排斥态度，以致不时地“亮剑”，这是有害的。当然，如果因此就对是与非，对与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凡事都要“模糊处理”，那就更错了。

（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某种曲折性和反复性，在社会表层上就是一张一弛的局面，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集团在社会管理中的时紧时松的决策与治理。大思想家罗素说过：“自从公元前６００年前直到今天这一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可以分成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纪律分子宣扬某种或新或旧的教条体系┅┅。自由主义分子，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外，都倾向于科学、功利与理性而反对激情。”他认为，“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而又部分错误的。”（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23页）不但不同的各方是如此，就是同一方也可能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采取或紧或松的决策与治理，这就要看社会的内外环境及领导集团的意向和水平了。当一个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重要方面需要从紧管理时，聪明的政治家集团就有可能强调社会总体利益并严格纪律，当一个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重要方面需要从松管理时，聪明的政治家集团就有可能强调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并扩大个人自由。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需要加以巩固时，或出现了剧烈动荡和战争时，大体上会出现从紧管理的局面，罗素所说的“纪律分子”的意见就会占上风，而当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巩固，需要着力发展经济文化和其它社会事业时，或已经确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国泰民安时，大体上会出现从松管理的局面，罗素所说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意见就会占上风。如果放眼古今中外，从时间上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社会趋于集中和统一，国家和社会这类最高群体的代表者――国王或皇帝，利用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着相对从紧的管理，而小生产者占多数的臣民则多对之屈从，指望能在好国王或好皇帝的治理下，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机器大工业占了统治地位之后，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社会管理趋于自主和自治，群体的代表者平民化了，包括总统和总理在内的各级官吏都与“选举”结缘，接受平民监督，并且不是终身制了，这就自然表现出相对从松的社会管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即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开始时期，由于领导集团强调了被资本主义时代忽视了的群体利益，抑制了某些社会成员过分膨胀了的个人欲望，便表现出相对从紧的社会管理，特别是在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当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松的社会管理便会愈来愈显现出来，直至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到来，人人自由的从松管理，就会在全社会普遍开来。但即使那时，也不排除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从紧管理这种情况。例如在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时，需要将全社会成员发动起来，为了人类的生存而步调一致地向这种灾害做斗争。从空间上说，即使是在同一历史阶段，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也要有紧有松，松紧结合。在当代，即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执政党的高层在决策与治理时如何恰当地将社会管理中的有紧有松、一紧一松、时紧时松结合起来，并使之与其终极取向――总体从松管理的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复杂，利益主体纷呈，思想状态多元，如何做到“结合起来”，尤显必要。对于党政干部的不廉行径、消极习惯和社会上出现的政治动乱现象，要依法以德从严治理，但对于一般性的群体事件则要依法依情进行从松治理，对于公然鼓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言行，要以法禁止和惩处，但对于思想理论上的不同观点，包括政治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则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加以解决。不可总以“控制”的心态，只看到群体事件的某种消极性，无视其中的积极因素和积极作用，只把政治发言权给予与自己持相同意见的人，而不给予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以致轻率地将某种政治见解同政治动乱联系起来，加以打压，并妄称这是“将动乱消灭在萌芽之中”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