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然真理既具有客观性、绝对性和一元性，又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真理总含有谬误的成分和颗粒，而谬误又含有真理的成分和颗粒，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那么就应当看到，在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主义、信仰之间，既具有相异性乃至对立性，又具有共同性乃至统一性。（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二、三）在某种时间、地点、条件下似乎是绝不相容、非此即彼的，在另一时间、地点、条件下却是互相补充、亦此亦彼的。黑格尔在谈到古罗马哲学时指出，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之所以能在较长的时期，特别是托勒密时期兴盛起来，是因为它“拿柏拉图哲学作基础，但是却利用了整个哲学的发展”，“既是毕泰格拉派，也是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过去的一切哲学系统，都可以在他们的系统里找到他们的地位。”（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5、176页）这也是马克思把“信仰任何事物的权利”，做为“普遍人权”的原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6页）看来，每个人乃至每个政党，都要善于运用这种“普遍人权”，确立自己的信仰。信仰是不能强迫的，被迫选择的信仰是不会牢固的。即使确立的是正确的信仰，也不要使之凝固僵化和绝对排它，而要尊重别人或其它政党的信仰，以致兼容和吸纳。其实，任何正确的信仰，也都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即使某一信仰为当时整个社会所接受，也不可能万古常青。清代诗人赵翼在谈到李白、杜甫的诗篇时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对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主义、信仰来说，也是如此。当把某种正确的信仰用权力机关强行灌输时，便会导致宗教化和迷信。当年罗素说的这一句话，至今仍对人们认识事物和进行决策具有现实的意义：“当官方只承认一种主义时，人们无法养成思考和选择的习惯。”（罗素精品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流行的政治理论言说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客观真理的性质时，陷入了将它视为“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误区，只承认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而不承认它是一种变革型的社会科学理论，蕴含着某些缺点和错误，它在现时代的总体叙述框架必须调整（可参阅系列评说之28、31），就是这种宗教化和迷信的表现。至于在那里盲目地“批判”流行于现代西方国家的某些学说和制度是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声称“绝不”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的观点，更是不可取的。黑格尔的这一句话，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认真品味的：“只按照一个准则行动，他就是一个迂腐的人。”（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7页）

（二）在人类的认识和决策、治理史上，特别是在处于革命的转变时期，很容易产生“全对全错”这种两极化的片面性。即把自己相信或信仰的思想理论或组织党派加以完美化，而把自己否定或反对的思想理论或组织党派加以丑陋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建设中，出现了这样的片面性：从是与非的两极对立出发，从机械的阶级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无限夸张并任意扩展其适用范围，否定了它的缺点和局限性，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则从总体上加以否认，只是承认其中的个别原理可以借鉴。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的理论，说成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派的理论，说成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过分地贬斥了资产阶级，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之加上了“腐朽”、“没落”等字样（列宁），过分地颂扬了工人阶级，甚至在二十世纪中期称之为“大公无私”的阶级（毛泽东）。对于执政党的长处，无限夸大，赋予种种溢美的称谓，而对于其短处，则予以掩盖，甚至否认。对于失败了的政党的短处，无限夸大，对于其长处，则予以回避，甚至抹杀。这种“全对全错”的社会心里，特别是“全对全错”的行为方式，深深影响了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一般工农群众，以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受到这种两极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困扰、阻碍，并总是促使一些人走向了另一极端。例如，在人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类似基督教徒的“圣经”那样的学说，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已经过时或原来就不够准确时，有些人就干脆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看到了列宁主义理论的某些错误时，就否定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面。又如，在人们知道了共产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都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象“文革”这样的重大错误，而国民党在大革命前期和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败退到台湾后做出过和实行了一些符合三民主义的进步措施，一些人便认为自己长期以来受骗上当了，便否定了在现时代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而过高评价了国民党的某种积极作用。可见，“全对全错”这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在实践上会在一时取得某些成果，但最终总是不利于长远目标的实现，并在相当一些人那里导向了另一极端的片面性。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虽然常常过分强调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的正确性，甚至不止一次地用过“绝对正确”一词，但他有时还是肯定反对意见甚至反动政党的正确性。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已经堕落为反革命政党的情况下，列宁还曾说过：“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例如１９０７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179页）毛泽东习惯于在两极对立中进行“零和博弈”，要么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无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并且声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其实，这里的“敌人”，也具有相对性，并没有永恒的敌人。毛泽东这句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抗大”办学问题所说的话，在当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在“文革”期间风行起来，便贻害无穷，甚至在江青集团被粉碎后不久的一次讨论种植油料作物的会议上，还有人发言说：“无论如何，也不能种文冠果，因为阶级敌人江青曾经提倡过种文冠果，凡是敌人提倡的，我们就不能做！”这类真实的政治笑话，反映了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的深重。不过，即使毛泽东，有时也能抵制这种两极化。他在中共七大前的一次批判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宗派的会议上说，这些教条主义者虽然在一些方面是错误的，但他们没有全错，“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2页）在当前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争论各方，包括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常常陷入“较劲”的境地。例如，一方越说列宁主义如何如何的科学和正确，必须用来做指导思想，其中有人甚至主张用“这把刀子”来打击不同观点，另一方就越说列宁主义违反科学和不正确，并赞扬社会民主主义，而前者便更加起劲地“批判”起社会民主主义来，甚至把它说成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动思潮”。 一方越说西方的一些政治体制和民主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另一方就越说民主不分东西，并赞扬三权分立与多党制，而前者便进一步宣称“绝不”学习或借鉴西方那一套，因为那就是在走“邪路”。一方越是重复五十年代初以来一直坚持说的执政党不但是伟大的、光荣的，而且是正确的，另一方就越是专挑执政党的毛病，甚至否定执政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前者便更是忌讳或禁止谈论党的某些失误，以致在全面总结党的历史时连党曾犯过错误的事实都避而不谈。一方越说党的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很好，只有少数人搞不正之风，极少数人是腐败分子，而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是重大的，另一方就越说现在是贪腐遍地，其中有人甚至说无官不贪，十有八九是腐败分子，称这些分子即使在反腐败风头正盛时会收敛些也还在准备卷土重来，而前者便更声称“要理直气壮地说腐败分子是极个别的，反腐败斗争的成就是巨大的”。由于两者都带有“对立情绪”，都不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因而人们不难看到，有些持主流话语的人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常常回到了人们熟知的“文革”前那种带有左倾色彩的语境中去，只不过是同“文革”时期的狂热语言保持了距离，而有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在论证自己的说法时，常常回到了解放前一些崇尚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制度的语境中去，并加上了从当代西方国家中介绍过来的新语汇，只不过是同“全盘西化”的主张保持了距离。其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看似与对方完全对立，但都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共同点的，如能象当年黑格尔说的那样，“把对方认作自己的一个环节”（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6-67页），就有可能摆脱僵硬的对峙状态和“各说各的”的隔绝状态，从而在心平气和中进行讨论和互补，以消除当今社会出现的某种“精神分裂”的状态。这里还可以借鉴现代政治学中关于政治沟通的“螺旋形模式”（英国学者丹斯）之说，使各派“认知场”发生某种变化，真正推动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统一和理论的进步，从而使之服务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共同事业。当然，这需要主流话语起带头作用，首先从“全对全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跳出来，因为主流话语是以政治权力的支持为背景的，而尽人皆知，政治权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导向作用。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也不要以为越是回避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错误，人们就越会认为自己“完全正确”，就越能提高自己的威望。其实，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恰恰相反”。而对于自己的错误，包括曾犯过的严重错误，以实是求是的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勇于进行自我批评，不但不能降低威信，反倒会增加人们的信任度，对于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政党来说，也是如此。现在，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误区：你既然只说我不对，我也明知我不全对，但我也要说我全对，这样一“中和”，我就可以被人们认为即使不是“全对”，也是“基本对”。这种“中和”法，由于离开了实话实说的原则，并不能达到原初的目的。人们已经不是建国初期的人们，甚至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了，已经是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教训并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而不是轻易被“能说会道”、“言高得理”所左右的人们了，对于明明是大部分做得对（正确），硬说是全部做得对（正确）的做法，人们是要扣分的。甚至会因为产生反感，而扣过了分！

（三）在决策与治理中，运用迁就和妥协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是必要的。这种方法的依据，是客观事物之间所具有的某种联系性、过渡性和共性。就是说，为了达到更高的社会目的，实现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目标，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对社会现实中的落后方面乃至反动方面，给予一定的肯定或认同，予以一定程度的默许或照顾。当年，德国共产党的女活动家蔡特金在与列宁谈话时，看到列宁伤心地谈到了由于俄国所存在的大量文盲问题，严重阻碍了执政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执行，便劝解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盲现象会给革命和建设减少一些阻力。列宁对此回应说：是的，但这只能说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限度内。在列宁看来，利用文盲的绝对服从心理这种“消极资源”，正象偶尔利用“善意的谎言”一样，可能会迅速贯彻苏维埃政权的政令、法令，但如长久迁就和利用这种盲从心理，是会走向反面的，因为文盲是与自觉地、有成效地参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相容的。在此期间，列宁还同俄共和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做了斗争。无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俄国左派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对参加议会斗争的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都是信奉“革命者不作妥协”的教条的。列宁用布尔什维克斗争史上的教训为例，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妥协是必要的，而“不作任何妥协”是一种必然损害革命事业的“幼稚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和建国初期，是善于利用迁就和妥协的斗争策略的。他在西安事变中，就采取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妥协的的政策，终于达到了联蒋抗日的目的。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和行动，毛泽东采取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这对促成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建国初期，他还要求在斗争中“不要四面出击”。但是，毛泽东在晚年的内外政策中，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从总体上拒绝了迁就与妥协的策略，陷入了左倾错误的泥潭而又不能自拔，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不过，在内外交困的社会环境中，他有时也会被迫作出某种妥协，如他就曾果断地决定与“美帝国主义者”进行和解，而不顾自己那个“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的名言，邀请了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成了他在“文革”期间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中的一件较为正确的事。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如何团结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问题。这里就有着对旧事物和旧习惯的迁就，对一些人的利益和观念的照顾的问题，有时甚至要“花钱买安定”、“花钱买改革”。 在领导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减少来自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的阻力，实行安排虚职（顾问、调研员、督导等），提高待遇，不上班照拿工资等措施，明知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甚至比资本主义原则还落后，但也要忍受这种“阵痛”。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实行了“部分价格双轨制”，“部分公产私有化”的政策，明知这会带来一些人乘机钻空子，中饱私囊的不良后果，但也要去忍受这种“阵痛”。 当然，这种妥协不能违背执政党的基本原则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有时迁就过度，妥协过度，带来了诸多后遗症而又未能及时解决。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出现了一些机关大设官位，副职成群，待遇升格的现象，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成为机构臃肿，行政费用过大，官僚主义丛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当时一些人利用违规权力和非法手段乘机成为金钱暴发户的人，至今未能予以应有的惩处，成为目前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过分的迁就与妥协，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甚至造成了改革的扭曲和变形，应当继续认真纠正，使改革开放事业真正走上正常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