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马克思做为普通人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做为普通理论的一面后，就有必要和可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属于社会思想理论中的变革型。（可参阅做为爱思想网专栏作者的笔者关于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二十九——《做为普通人、普通理论的一面》）而只有掌握变革型这一基本特征的长处和短处，才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时代，即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可参阅笔者关于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三十一——《调整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叙述框架》），从而扬长避短，使之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并与其它具有一定价值的“主义”，一道融入到人类公认的真理的海洋中去。

（一）对任何一种社会思想理论的性质，同对任何一种事物的性质一样，都可以多视角地进行判断，这既与社会思想理论或事物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又与人的认识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对此，列宁当年在谈到对事物可以从多方面来下定义时，已经讲过了。而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创立以来，人们更逐渐学会了采用设定参考系的方法，来确定事物的性质，因为人的认识环境、条件的不同，客体与主体联系的方式的不同，事物便会显示出不同的性质来。（可参阅笔者关于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四——《“不真的真理”与爱因斯坦之说》）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社会思想理论的性质，也可以和应当从不同的视角，设定不同的参考系，来加以不同的陈述。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从客观性和阶级性的视角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而排斥其它视角，特别是社会功能性的视角，这就难免陷入某种片面性。事实上，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使社会思想理论也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来。在社会功能性的视角上，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是否定、反对、破坏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前者可称为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后者可称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时代的一个产儿，并都以前代的社会思想资料为渊源。两者之中皆有各种学派，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之作，便都具有真理性，这是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既具有静态性又具有动态性这两种属性的反映。由是，人们看到，尽管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性，并常有激烈的争论，但却总具有内在的共同性，常能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两种社会思想理论，就一般意义上讲，并无优劣之分。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在于保存和巩固既得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在于发展和提升既得的人类文明成果。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是为人们提供观察诸多社会思想理论的功能的某种视角。有些学说兼具两种属性，而以其中一种为主，有些学说的代表人物在一生的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改变。没有纯粹的保守型，也没有纯粹的变革型，更没有纯粹的中立型。

（二）历史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时世界的先进部分――欧洲和北美，在已流行了若干年和产生不久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从狄德罗到霍尔巴赫的法国唯物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论，从孔德到斯宾塞的法英实证主义，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再到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的“新政治经济学”，从洛克、边沁到约翰•穆勒的英国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既是为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存在和运行服务的，又是为保持或建立正在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从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布朗基的空想的或盲动的社会主义，欧文、卡贝、克利盖、魏特林的空想的或盲动的共产主义，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既是为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服务的，又是为改变或推翻已暴露出一定矛盾和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与此相适应的是，一般说来，前者主要代表的是已经取得或即将取得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后者主要代表的是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不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但具有对立的一面，而且具有统一的一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但具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具有共同的利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人类文明做出高于当时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贡献，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客观地、冷静地、艰巨地研究工作，在较深的层次上把握了社会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比当时那些虽属变革型但却只是看到社会的种种痼疾，单纯出于同情工人的悲惨遭遇和愤恨违反人道的社会现实的社会思想理论，更为科学和正确。另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具有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促使他们能以较为深刻地发现社会变革的具体动力，并能以透过表面的社会平静，看到即将来临的社会风暴，这就比当时那些只看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方面，而倾向于维护首先是为富人带来利益的现存社会制度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更能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下半叶的欧美世界中，名声大振，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旗帜，并深深影响了其它的社会思想理论，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一些国家中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成果。其中的一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业绩。其中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在瑞典等国的革命与建设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人们树起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批判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对于进步人类建设美好的未来世界，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马克思的那部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虽然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仍是全世界有识之士公认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近年来西方出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热情地阅读这一巨著，是不值得奇怪的。这部巨著在论述深度，逻辑力量，可接受性等方面，要比流行于现代西方的许多名著，高明得多。例如有些西方哲学名著，虽然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显得深刻并具有新意，甚至闪耀出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给人以启迪，以致开创出颇有价值的新学派。但其论题之欠缺论证，结构之破碎无序，语言之晦涩难解，加上东拉西扯的跳跃，想哪说哪的漫游，自言自语的自赏，连本民族的专业学者都只能猜测式地＂解读＂，而非专业的知识分子则不知所云。

（三）但是，任何类型的社会思想理论，都不会是绝对全面、完美无缺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静止、稳定的方面，易于造成思想理论上的呆滞、僵化，在社会激烈变动时，易在思想理论上为已经衰朽的社会势力和制度辩护，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精神武器。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运动、发展的方面，易于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浮躁、超前，在社会平稳缓进时，易在思想理论上成为少数革命者不顾社会实际情况而冒然前进，急于求成的精神渊薮。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世界观上是强调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对立这一方面的，而这是带有一定片面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行程表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承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否认阶级合作也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是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乃至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他们还常常陷入对社会革命＂拔苗助长＂的境地。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通常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待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变的，以致期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伦敦的初期，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４页），相信自己所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只要出两三期，＂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３８页）。到了五十年代，马克思在阐述欧亚一些国家的革命形势时，也多次表示相信革命会迅猛发展。在１８５３年得知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时，马克思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１４页）在１８５７年得知法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时，马克思说：＂动产公司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４５页）历史表明，马克思在四、五十年代讲的这些话，落空了！六十年代后期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尽管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但其中预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３１——８３２页），就显得过早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仍然夸大阶级斗争的意义，以致把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曾几次预言德国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广泛的阶级斗争就会很快掌权，甚至说＂在１８９８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８３页）在恩格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象列宁、毛泽东这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了重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都多次陷入了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以致陷入急躁冒进的误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决心推动＂世界革命＂。在１９１９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他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８５７页）他还要求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为＂国际的专政＂（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７４页），导致了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良后果。至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对社会文明所带来的重大破坏，更为世人所知。对此，邓小平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说出了这样的至理名言：＂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３９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急性病，除了其它的原因之外，与共产党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有直接的关系。世人在总结党的历史教训时，往往说急性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甚至说急性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却忽视或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必然具有的缺陷。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高程度真理性的理论，由于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先天性的理论缺陷，正像属于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具有先天性的理论缺陷一样。没有绝对全面、万无一失的客观真理，无论变革型的科学理论还是保守型的科学理论，都是向着客观真理的一种永不停息的趋近，却永远也达不到所谓的绝对真理或永恒真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会有不同的作用。以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叶的一个半世纪来说，人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前一百年间，对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名声大振，以致促使其它派别的社会思想理论，都难以回避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左倾，其中一些社会地位颇高的人还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营垒中更为左倾的一支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另一支为社会民主党）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后五十年间，对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愈显式微，甚至陷入了名声不佳，乃至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被边缘化的境地。即使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领导集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逐渐放弃和改变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原理和策略原则。正是这种放弃和改变，导致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干部、知识分子、大学生中，也普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漠态度。一位在十几年前曾是某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大学校长，毫不隐讳地对友人说，我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当研究生时老师教的那一套。一些学生毫无顾忌地表示对当前政治课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即使近几年来这种传授已有了某些改进，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人们尽管费力地找到了一些具体原因，却忽略了一个带有决定性的原因：时代变了，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以战争、革命、分化为主潮的时代，转变为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叶的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前一时代，做为变革型的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适应了该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因而发挥了较大、较高的社会功能。后一时代，做为变革型的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已不大适应该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因而只能发挥较小、较低的社会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不以那个人、那些人、那个群体、那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中国的流行话语反复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并为此做出了一些努力，以致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有一定道理并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缺陷，特别是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就在事实上仍然将其做为放之四海、放之四时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可参阅笔者关于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二——《真理的主观性与列宁论真理时的一个缺陷》、之三——《真理具有倾向性吗？》）难怪，面对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而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包括二、三百年来流行于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在内的诸多学说，竟能在现时代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始流行起来这种情景，流行话语显得难堪，甚至将苏东剧变归结为某些在原苏东诸国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背叛”了老祖宗的教诲，将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归结为许多人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变化，实行“中国化”，就能实现理论发展和创新，从而解决摆在人们面前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在现时代，一个曾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取得了重大社会历史功绩的的政党，特别是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执政党，应当以科学的现代思维方式，认真考察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以最终建立起人人自由幸福的美好前景为最初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信仰。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的具有长远科学性和一定现实价值的部分、成分、因素乃至倾向，并予以创新，又要剔除其中含有的错误和已不适用的部分、成分、因素乃至倾向，并予以批评。就是说，要有扬有弃。在现行的纲领和章程中，既可保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的提法，又要提出用人类创造出的一切优秀的社会思想理论，特别是仍然流行于世界的一些优秀的社会思想理论做指导。不要门户之见，不要固步自封，不要在指导思想上搞狭隘的“一个主义”。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必须摒弃思想理论工作中的绝对主义、教条主义，这种绝对主义、教条主义突出地表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包罗万象的、万无一失的永恒真理，对之只能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而不能指明其做为变革型的理论所必然带有的某种局限性和包括其“基本原理”在内的诸多具体原理的某些错误。断言未来世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以致有一天全世界会由马克思主义来一统天下，是轻率的和有害的。其实，这是不了解社会科学理论，不了解真理的本性的表现。未来，最有可能的态势是，那些具有科学真理性的种种“主义”，在历史长河的运行过程中，从各自的基地出发，在与其它学派的相互交往、讨论、争辩乃至斗争中，各补其短，各取所长，共同汇成和汇入真理的海洋，并显示出共同的价值来，而其中的任何一种“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会在这一海洋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贡献。世界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那一种“主义”，即使可以盛极一时，都不能长期鹤立鸡群，高人一等，傲视群雄，成为特殊的裁判者和家长。当然，这种真理的海洋及其价值，仍然是可变的，并且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