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老三届学人出来道歉，引起了人们对文革起因和一些具体史实的关注。文革，仅仅发生的全国大中小学停课，学校一片狼藉，不少教师死于非命，古今中外就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可能也只能发生在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耻辱，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没有认清文革，也不会有“以史为鉴”。我是老三届学人，也是教师，有责任对这段历史做出反思。

看了对“八五事件”的回顾和宋彬彬的道歉，宋没有参与直接对卞校长暴行，事后也参与了对卞校长的抢救。宋能从美国回来，并公开道歉，是应该得到人们的谅解。卞校长是死于被“哄打”中，也就是一群没有思维能力年轻人，残存在体内暴戾基因被引发，并没有为了什么直接的目的，也没有谁在直接指挥，而是像集体“发酒疯”一样打死了他们的校长。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比动物有更强的“弱肉强食”的能力，也伴随有更强的残忍性。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们当“君子”和“淑女”，就是希望去掉这种基因，其它不少文明国家是靠法制和宗教来遏制这种残忍基因。现代社会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做到。有人把这场红卫兵运动和当年的义和团相比较，的确有很多共同点，但有最大不同的一点是前者主要由有文化的人参与而后者主要是低文化和多数没文化的人参与。六六年时期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可以说是全中国人中的佼佼者，按理更应该趋近“君子”和“淑女”，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文革中出现的不少暴戾事件起源于大中学校，参与人至少受了六年以上的教育，这最能说明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固然学了不少现代数理化的知识，但在如何做人上，如何认识社会，也就是在人文知识上，与文盲并无二致。他们或许有“文化”，但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毛在天安门检阅了一批批学生队伍，不过是“机器人”在行进。毛可能高兴看到这就是自己目的，但“机器”可以用来摧毁敌人，也可以挖掘“坟墓”。

宋彬彬在道歉中说：“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不知道在学校她数理化学得如何，但在个人修养上，在明白人文历史知识上，她是欠缺的，距离“淑女”更是远之又远。8月5号已经出现打死人的暴行，学校混乱不堪，任何一个有理性，有善良之心，有正义之感的年轻人都会对已经拉开的政治运动大幕有所思考、警觉和恐惧，虽然个人是不能阻止这场风暴的发生，但知道社会道德的“底线”，知道个人应当如何去“避灾”，更不会去助纣为虐。但宋彬彬没有做到，我相信她不会同意或参与“武斗”，但她远没有做到“认真做事，明白做人”，成了政治家的工具，成了“伟人”手中的“道具”，对此自己却浑然不知。宋彬彬是在中国文化中心，在一所可以说是“贵族学校”的名校上学，却不真懂得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法律、道德，什么是修身养性，这责任是在哪里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子不教，父之过”，今天学子们缺少文化修养的责任在学校。参与这场运动的学生出来给老师道歉了，教师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你给学生头脑里“灌”了些什么？一些该告知的你是否做到了？你“循循善诱的教导”是些什么呢？对此，教师们也许会马上回答，我们是按教学大纲来进行教学，教什么，怎么教都是上面统一规定的。这回答正是发生这场浩劫的源头所在！正是没有思考能力的教师教出了“机器人”，这“机器人”在“带有病毒的革命软件”驱动下演义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们反思文革，教育工作者是否也需要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同学们，我在课堂上欺骗过你们！”

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专业范围是狭窄的，对专业认知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反思文革前的教育，有两方面的问题本来是教育常识和基本伦理，谈不上是什么高深理论问题，也可以说是当先生的“底线”，但常常被忽略，被违反。这一是不讲授自己也没弄清楚的东西；二是不能赞扬暴力。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两种现象至今没有深刻认识到它的危害，依然堂而皇之存在，人们担心文革再现，不是没有理由的。

孔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承认自己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教人也只能教自己熟知的东西，这应当是最基本的教学原则，也是人类摆脱愚昧获取知识的必由之路。文革开始是从“防修、反修”开始的，现在看来，无论“工作组”、教师、学生能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吗？在学校里面“批判修正主义”不就是直接违反“祖训”吗？拿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名词”作为打倒政敌的工具，在“政治家”那里是高级“谋略”，但在学校讲授“不知”则是触犯教育的底线。人们所以“尊师重教”是因为学校占据了“道”的制高点，保证了文化的“纯正”，文化只有“纯正”才会有力量，而这些道理必须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作为底线。文革出现尊师重教灾难性的倒退，追根溯源正是这一底线长期被突破的后果。这条“底线”被突破，不是从1966年开始的，而始于在大、中、小学开设政治课。“政治”无论看作是“管理众人之事”也好，还是看成“社会管理的哲学原理”，都和普通老百姓无关，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学会的，更不要说谁都可以站在讲台当政治教师了。同时在语文、历史课上也捆绑“政治”来进行，如此长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来教学，学校还是一个值得敬畏和尊重的场所吗？文革出现的现象不是有点“违祖训而必遭天谴”的味道吗？

人文知识的教育应当是学校重要内容，它和“政治”不同的是研究对象不同，前者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是一个人应当做什么；而“政治”是以国家、政党、社会为研究主体。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是“公民”和“宪政”科目的内容。文革使学校彻底停课了，而在重要的人文教育方面早就“停课了”，没有人文知识的学生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也是丢掉灵魂的人，是今天社会中的真“文盲”。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度里，什么荒唐的事不能发生呢？

人是大自然生物自然竞争，弱肉强食的产物，存在有“暴力”基因，但社会必须是稳定和有序的，需要将这基因控制住，而教育在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和“淑女”目标就是远离“暴力”，要文质彬彬。而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被解释成“暴力有理”，对僭越、造反这些公然挑衅社会秩序的行为赞赏有加。“赞赏暴力”在任何一个理性有序的社会里都是不会被允许的，但“弱肉强食”的确又是人类进化中的残留的“基因”，时不时会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作为教师显然对这问题应当有较高的警觉。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疏于职守已经很长时间了。“赞赏暴力”最常见是在文艺作品中，常常通过文艺作品来意淫暴力。最突出例子是对《沁园春-雪》的欣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好大的气魄，不仅在炫耀武力而且要将蛮横扩展到更大领域。再一个例子是对小说《水浒》的吹捧，这本小说最突出的就是对人生命的蔑视，把它捧为最经典的“名著”之一，这是赞扬中华民族还是暴露一个民族的丑陋呢？我们的教育历来重视语文课讲的内容是什么，重视从文学艺术中去学习社会和历史，无形中接受着对暴力的赞美。宋彬彬的父母是受的传统教育，给女儿起“彬彬”为名，还知道“文质彬彬”是人受到尊敬的基础，不知道他们的女儿是否认识到这一点。

无论坚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基本教学原理。还是坚守不赞扬暴力的基本伦理，在文革发生四十多年后依然有必要反思，是因为至今我们的学校并没有认识到坚守的重要性。“政权”可以把自己也没弄清楚的东西奉为圭臬，但学校不可以；文艺工作者可以为商业去表现“暴力”，但学子们不可漠视生命。当年的学生需要反思，而一代又一代的教师是否也需要站出来反思一下，自己坚守教育的“底线”了吗？为了生存不能坚守，是否在有机会时补救一下呢？“尊师重教”的基础是自身的“纯洁”，知识的力量源自于“真”，当基础遭到破坏，自毁长城，“斯文扫地”能怨谁呢？现今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是很好的，常常是被嘲笑的对象，同时社会上暴戾事件屡屡出现，所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文化教育的基础需要重建。

老三届是古今中外仅有的一代，是学殇的一代，里面有说不完的话题。宋彬彬能在晚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参与对文革的思考，能在媒体公开道歉，作为同龄人我是能理解的。我所在中学也有教师、学生在文革中殒命，校长也死得不明不白。如今给卞校长立有雕像，这点纪念远远不够，我希望我们老三届人能集资建一个足够大的纪念公园，悼念死于非命的教师、领导和学生，思考这一代人的无知、迷茫和被抛弃，并借以来安置这代人丢失的灵魂。而建设的基础是真正的文化和真历史，要摒弃“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