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给我身心和我家人的伤害，可谓是刻骨铭心，实在是难以忘却……我个人的遭遇，在前面叙述中已做过交代；同样，我们这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每位成员所经受的磨难，都是不堪回首的。
我与父亲同关在一座监狱中，虽近在咫尺，但犹如远隔千山万水。他老人家临终前，我们都不能见上一面。父亲死后，“四人帮”不准通知家属，不准家属最后见遗体，不准保留骨灰……
母亲不但遭受迫害，还深深地思念着父亲和我，心力交瘁，得了不治之症，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每当听到亲人讲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刺着了一样痛，尤其是，听他们讲到，我被关进监狱后，妈妈总是关切地问我的下落：“那明复呢？”即使在重病中，她还不住地念叨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临终时，妈妈还不无绝望地说：“我想小复啊！”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悲愤欲绝、不能自已……
其实，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对家里和亲人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出狱后，在与家人的交流中，渐渐地都了解了……我把这些痛苦的往事，以“家破人亡”为题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些事情在前文中已经述说过了，然而，为了使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我还是以“附件”的形式，将这篇用血和泪写就的文章，一字不落地附在文后。
家破人亡
十年浩劫，给我们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父亲、母亲、二哥相继离开人世，幸免于死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亲人，也受到难以倾诉的创伤。
1967年11月7日，年愈古稀的父亲无辜被捕，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于1968年5月22日含冤去世。
1967年11月17日，我无辜被捕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漫长的七年半暗无天日的独牢生涯，于1975年4月3日获释。
1967年12月，在解放军总后勤学院工作的大哥阎大新（原名阎明新）被隔离审查，罪名是：他是我父亲派遣到根据地的“战略性特务”。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哥十五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随后被派往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同敌人浴血奋战。
日本投降后，又随部队转战东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调到总后勤学院工作。这样一位早年投笔从戎，身经百战的战士，竟被诬陷为“战略性特务”，岂不太荒唐了吗？大哥不仅被隔离审查，还因他参加的“群众组织”反对邱会作的反党行径而被押送荒芜的贺兰山劳动改造。直至林彪事件后，邱会作本人成为阶下囚，总后受迫害的干部大批返回北京后，大哥的“特嫌”帽子仍未明确摘掉。
在育英学校任教的大嫂舒堤也被造反派强行下放到香山“开采煤矿”，香山自古以来以其秀丽的风景而著称于世，从来没有矿业。而愚昧无知的造反派硬说有山就有脉，有脉就有矿，把大批教师赶到香山，把康熙皇帝给六世班禅修建的行宫变成营房，在香山下乱施开采，破坏了香山的风景和水系，造成香山泉水断流，至今未能恢复，只好用自来水冒充泉水，以欺世人。
我的二哥阎明智十四岁去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学俄文，日本投降后，被派到东北曾任张学思秘书，后调到哈尔滨外国语学校任教，为培养未来的俄文翻译做出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外交官和翻译处处长。“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也对阎明智进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将他与外交部干部一起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5年4月在长沙悲惨逝世。
早年就赴延安革命的二姐被下放到句容县江苏省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下田插秧、上山采茶，患重病后，造反派仍然抓住二姐1960年至1967年为爸爸还清公家八千元钱款的问题，多次批斗 。二姐夫也多次受到冲击，头戴高帽游街批斗。
我妻子吴克良50年代中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调到中联部工作，1967年12月受到我的牵连，在部里被隔离审查达八个月之久。
年迈善良的母亲，带着我十岁的女儿阎兰，孤苦伶仃，在凄风苦雨中等待无辜的亲人们的归来，独自一人坚强地经受着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盘问和批斗。
1967年11月我被捕入狱后，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到我母亲家里进行搜查，找我的所谓隐藏的并转移的“电台”（其实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母亲对他们讲：“明复怎么能有电台呢？若有电台，那不是特务了吗？”但他们还是无休止地凶狠狠地盘问老人，他们说老人家死顽固，拒不交代。煽动母亲所在的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不明真相的群众，开斗争会批斗我母亲，并威胁说，不交代，就枪毙你……我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我丈夫阎宝航是老共产党员，我儿子阎明复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枪毙我，就朝我开枪吧！”她指着自己的胸口高喊。我母亲后来对姐姐阎明光说，我这么一横，这群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从此，母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国务院宿舍居委会主任职务。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而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
“文革”开始后，我们就搬到魏家胡同住了，我被捕后，中办又强迫我爱人迁出魏家胡同，我爱人带着女儿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将行李、家具及东西又搬到我妈妈家，与我妈妈一起生活。当她被隔离审查时，这个家就剩下奶奶和阎兰祖孙两人相依为命。
当时阎兰在南礼士路附近一所小学上学，由于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认为阎兰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反革命，被捕了，所以就对她十分歧视，经常欺负她。奶奶宿舍一楼住一位老干部，也受到迫害，家中只有他的老母亲，带一个天生罗圈腿的孙女，在学校也受歧视，不愿去上学，这样阎兰就和她在一起，早上对奶奶说是去上学，其实是和这个女孩在一起复习功课、玩耍。
大嫂在香山劳动，通过吴克良每个月给妈妈二十元钱。因为她也时刻被监视，不敢来妈妈家，就先与吴克良约好在西单某地见面，把钱交给克良，再通过阎兰将钱转交给我妈妈。
对吴克良的审查是从1967年12月持续到1968年七八月份。这期间，因查不出什么问题，只好不了了之，也就被允许回母亲家，同婆婆和女儿一起生活。这时，应该说是“文革”中妈妈生活最为愉快的时间，因为她能够与孙女、儿媳在一起啦……这时，吴克良也想尽办法来改善老人生活，从机关食堂打些肉菜带回给妈妈和孩子吃，自己只买一些便宜的蔬菜吃。在家时，吴克良还带阎兰学唱样板戏，什么《红灯记》、《沙家浜》，还在客厅里挂起毛主席像、唱语录歌，尽量使妈妈暂时减轻对亲人的怀念，缓解了些精神上的压力。
大约1968年三四月份，有天早晨妈妈刷牙，突然吐口血，妈妈对克良讲，刚才我吐口血，不知怎么回事，克良马上到洗脸间将血收集起来，看痰中有血，就陪妈妈到北大医院去检查，可是因为妈妈是反革命家属，不给查不给治，说了很多好话，才算给做了检查，发现左肺叶上有片黑影，说是肺炎，当时在门诊给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带回来几针，在街道医务室注射的。过了几天，病情未见发展，妈妈也就放心了。
1968年五六月间，吴克良所在单位在黑龙江肇源县濒临嫩江的肇源国营农场办“五七干校”。吴克良接到通知，要下放到“五七干校”，肇源地区冬季很寒冷，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三四十度，到肇源“干校”的人都做了御寒准备，将军大衣里面加上羊皮。克良没有军大衣，就找了一件厚呢子大衣，准备改成皮大衣，妈妈就从箱子里找出一件她年轻时穿的兰花面的小羊羔皮衣，将羊羔皮拆下，交给克良，她就拿到西单一家缝纫店去改制，将羊羔皮夹在大衣里面。
在她去商场购买些零用东西、衣物时，身上带的钱包被偷了，取衣服钱、去干校的路费通通被偷走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非常着急上火……回到家，将此事告之妈妈，妈妈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二百元交给克良，让她去取衣服和购买其他必需物品。
吴克良于1968年6月，同中联部的干部一同踏上开往东北去的火车，前往肇源“五七干校”。1969年1号战备令下来后又随“五七干校”由黑龙江肇源迁往河南沈丘县。克良临去黑龙江时一再劝告妈妈到上海去，投靠明光三姐，也好有人照顾，但妈妈坚决不离开，说爸爸和明复就要回来了，我一定要等他们。克良无奈，只好把妈妈的衣物整理好，装在两个箱子里，一再劝老人家去上海，克良将她和我多年的积蓄二百元存折，交给了妈妈，作为妈妈以后的生活费用。
吴克良走前，根据中联部的安排，将阎兰送到中联部，部里将所有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子女集中在西院小南楼，由他们军管会的干部，还有两名女同志照顾孩子们学习、生活。这时阎兰已转到羊房店小学，直到1969年1号战备令下来，中联部“五七干校”从黑龙江肇源搬转到河南之前，阎兰一直在中联部生活，在中联部“五七干校”全体乘火车去河南路经北京时，就将留在北京的子女们一起带到河南。在临走前，阎兰专门到奶奶那里看望奶奶，还给奶奶买了一盒烟、点心、水果，与奶奶告别，没想到这竟是她与奶奶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她就与妈妈在河南农村“五七干校”生活五年多。
阎兰与她妈妈到河南后，我母亲只是一个人住在家里。大嫂在香山挖煤，只能是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抽点儿时间来家里看看她。另外我老姑，因为她在北京铁道部医院工作，有时间也来看她。这时政协的造反派又连续来抄家，将家中的家具、沙发等东西能拿的都抄走了。造反派不讲理，见东西就拿，最后剩下一个吃饭的桌子也要搬走，妈妈不让搬，说得给我留个吃饭的地方呀，这样，才算剩下个吃饭用的八仙桌子还有几把破凳子，一张睡觉的床，真是一贫如洗。
后来，造反派又看中了我妈妈住的房子。大哥的女儿阎培莉陪奶奶去西单看房子，当他们找到房子时，一个小破院落里，进屋要上几道台阶，进屋一看，屋子很小，阴暗潮湿，窗子在墙的上半部，进屋开不了窗子，要登上凳子去开，这样的房子怎么住呢，妈妈坚决不去，也不搬。造反派没办法。可是妈妈说，爸爸还是要回来的，他回来怎么住？于是就硬顶着不搬。
在1968年六七月份，大嫂来看妈妈，妈妈说，她在吃饭时吐了一口血，大嫂听了很是着急，就到街道医院门诊看病，医生说没法确诊，可能比肺炎要严重，请去大医院确诊。大嫂就陪妈妈到复兴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大嫂见到诊断十分悲痛，真是哭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一个接着一个的灾难像雪崩似的落在妈妈的头上。大嫂当即写信给上海的明光三姐，告诉她妈妈患肺癌的消息。
三姐在郊区劳动，收到信后立刻给大嫂打电话，可是只知道大嫂在香山挖煤，既没有地址，更没有电话号码，偌大一香山，到哪里去找呢！大嫂事后说，明光真有办法，查遍了北京各区电话局的问询处，竟然找到香山小煤窑唯一的一个电话（就是放在煤窑厨房的电话）。
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片漆黑，连路灯都没有，厨房的师傅跌跌撞撞地从山下连摸带爬地到班禅行宫，找到大嫂，说上海有紧急电话找你。大嫂同他一起走下山，接到电话，才知道是明光打来的，明光焦急地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叫大嫂尽快把妈妈的病历寄去。大嫂回忆说，下山的时候同厨房的师傅一起走，总算有个同伴。而打完电话回班禅行宫的路上，伸手不见五指，山风吹着树叶，哗哗作响，时不时传来野狗的哀鸣，令人胆战心惊。大嫂说时过几十年，当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三姐收到妈妈的病历后，找到上海最好的医生开了处方。治肺癌的中草药，剂量很大，当然也很贵。当时三姐和姐夫的工资都已冻结，三姐只好向朋友、同事们借钱，真是患难见真情，三姐的朋友、同事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药，从上海寄到北京，带给妈妈生命的希望，也传递着明光姐对妈妈的一片儿女真情。据大嫂回忆，明光姐寄来的药包如此之大，以至到邮局去取药包的刘阿姨都搬不动，有一次还累得吐了起来。取回家，也没有这样大的药锅，只好把煮饭用的大铝锅刷干净后煎药。妈妈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
妈妈的身体略见好转，对爸爸的思念使她不安心。她想到父亲被带走时只穿了一件皮大衣，没有更换的内衣。于是同老姑一起带着装有衬衣衬裤的提包，走遍了公安部、市公安局，卫戍区接待站，都未能获得父亲的音信。
十年浩劫，成千上万的无辜干部和群众被逮捕、关押、逐放。多少年是生死未卜、杳无音信。他们的家人，无时无刻不惦念自己的亲人，日夜盼望能够获得只言片语的消息……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岁月里，社会上沉渣泛起，形形色色的骗子应运而生。他们利用人们的善良、无奈、轻信、渴望和无知，吹嘘自己有“特殊的关系”，能够进入关押“犯人”的看守所、监狱、劳改营打探在押“犯人”的情况，等等。
大家都为得不到半点儿父亲的消息而着急，老姑家有个邻居介绍，她认识一个女人很有办法，在这方面有熟人，可以送些东西给爸爸。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和老姑两位老人喜出望外，这样，就将这个女人请到家，给她做好吃的，然后托她给父亲带这带那。东西拿走后，就如石沉大海。过段时间她又来了，说得花言巧语，两位老人都信以为真，盼望着能将换洗的衣服带给父亲，那个女人还说：“父亲很快就要释放了”。明光三姐的儿子黄安民当时陪着姥姥过“五一”、“七一”，听那个女人说后，也写信给上海说姥爷就要回来了。就这样，大半年时间里她来过多次，拿走衣物多件和七八百元钱。当时母亲急于打听亲人的下落，毫不吝惜，借钱也要托人打听到亲人的消息。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很不容易。
大家慢慢地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大哥儿子阎小新（即阎培刚），还有三姐儿子黄安民，他们当时都穿军装，是没有军衔的黄军装。有一次，在家遇到这个女人又来啦，他俩就说：“我们是卫戍区的，你要老老实实地讲清楚，我们要同你一起去看阎宝航，你到底在哪个监狱里看到他了？”在他们这样的追问下，她终于承认自己是个骗子，是利用妈妈急切找到亲人的心情欺骗了两位善良的老人。后来，安民和培刚让她立下了字据，限期将骗走的钱和东西送回来，这个骗子从此再没来过，当然被骗走的东西和钱也杳无音信了。这件事充分地说明老人家当时的困难处境吧！
1969年夏天，三姐又请假来京看妈妈。三姐经济上很困难，每次都是从上海先到南京，当时，二姐也在南京郊区“五七干校”劳动，她们事先约好，二姐走出“干校”，在一个山坡上等待三姐来，见面时偷偷地拿些钱，三姐再用钱买车票来京看妈妈。
三姐来前，曾找到陈同生的夫人张逸城（陈同生做过上海市统战部部长，“文革”初期就被迫害逝世），她与著名肿瘤专家吴恒兴教授很熟，吴教授是毛里求斯华侨，放弃在英国的安逸生活回归祖国。陈同生于1935年至1937年间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因身体不好，周总理安排他在我们当时南京的家里养病治疗，他对我们家很有感情。三姐明光来京前，找张逸城同志，跟她说了母亲的病情和家中的处境，她就给吴教授写了信，让三姐到京后带着信去找吴教授。
当时吴教授在协和医院工作，也受到“文革”冲击，工作受到影响，没办法，只好小声地对三姐说：“请把你妈送来吧，我给她看看，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起去的还有二嫂流莎。
当时妈妈病得已走不了路了，没办法，三姐和大嫂两人双手交叉，让妈妈坐在她们的胳膊上抬到楼下，然后找车拉到协和医院。
吴教授的办公室很小，没有助手，但他很热情，知道家中的处境，再加陈同生夫人的介绍，亲自将妈妈放到一个小车上推到放射科，因无助手给照相，在三姐和大嫂的帮助下照相、拍片，确诊为肺癌。吴教授还亲自带妈妈去做了放疗。吴教授是从海外回来的，海外亲人给他寄来的食品、饼干、巧克力等，也送给妈妈吃，让妈妈补补身体。吴教授在我家如此困境下，对妈妈治疗，而且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精心治疗，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文革”后期，我被释放后，明光也从上海赶来，我们一起去吴教授家看望他，表示感谢！
吴克良离京去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前，帮妈妈将仅存的一些有用的东西收拾好装了两个箱子，并劝妈妈去上海投奔明光那里，因在京无人照顾她的生活。妈妈说我去上海你三姐那儿，你爸爸回来怎么办？我不能去。妈妈说，“不能让爸爸回来第一眼看不到我”。其实，爸爸和我在监狱的情况妈妈是一无所知，她这么说就是抱着一种思念和期盼。后来，明光姐来北京曾经去政协打听爸爸的情况，他们都说不知道。实际这时爸爸已经去世了，他们非但不说、不告诉，还声嘶力竭地要她与爸爸划清界限。向他们提出妈妈生病，看病治病需要钱，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当时（约于1968年6月），二嫂流莎曾请求唐闻生利用为周总理作翻译的机会打听爸爸阎宝老的下落，总理沉默不语，康生也在场。二嫂把实情告诉了妈妈，她坚决拒绝相信，而且放弃了与明智一家下放的要求，等待爸爸的归来。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我家工作的保姆刘阿姨。
保姆刘阿姨“文革”前就在我家工作，家是在顺义县一个农村里，人还可以，大家对她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文革”中不允许雇保姆了，便让她回老家了。后来克良、阎兰都到干校去了，家中实在无人照顾妈妈，就又将她请回来，应该说是她一直陪妈妈度过了这一年多漫长、困难日子，我们是应该感激她的。但是，这个时期因家中没有别人，妈妈有病行动困难，刘阿姨就将家中的东西能拿的往外拿，有的东西就变卖成钱了。当然了，这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那个时期大嫂给妈妈的钱，明光每月寄来的生活费，二姐寄的钱，都交给刘阿姨去买东西，她仅仅买点儿简单、便宜的食品、蔬菜给妈妈吃。
通过这件事也说明了，这个时期妈妈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中苦熬的，感情上思念亲人，身体上受病痛折磨，家里又无人照顾，精神特别痛苦，再加上后来又摔了一跤，送到附近小医院检查，诊断是大腿骨折，只给简单地治疗一下……现在，根据大嫂的回忆、分析，可能不是骨折，而是肺癌骨转移！
妈妈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明光姐从上海赶到北京的家里时，怎么敲都没人来开门，她就喊：“妈妈！我是明光啊！我从上海来，我来看你来啦！”敲了很长时间仍无人答话……好半天后，等刘阿姨回来才开门进屋。
一进屋，明光姐就见到妈妈骨瘦如柴，非常凄凉，心里异常难过……妈妈睡在一个很脏的床垫上，床垫都湿透了，因为妈妈已大小便失禁，没人照看她，可见妈妈那些日子是多么痛苦啊！后来明光就给她收拾，换洗，并昼夜给她揉腿、揉膝盖，又送到吴教授那里看病治疗。吴教授看到妈妈如此境况，骨瘦如柴，同时腿又摔坏了，非常生气，就说：“你们是怎么照看老人的？怎能让她这样受折磨呢？”明光是有苦难言，现在是家破人亡，家中哪儿有亲人来照顾老人哪！
当时，在北京的小弟佳林正在国际关系学院上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保党委”，曾被造反派押着和院领导一起被批斗，后被分配到边远的贫困县劳动锻炼、工作，长达九年多，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后，才回到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明光决定接妈妈去上海，同妈妈商量说，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刘阿姨又是这样对待你，大嫂也顾不上，虽有佳林弟在，他能时不时地来看你，能给你帮助，他也不可能总在你身边伺候吧！你跟我去上海，我们路过南京时，还可以去看看二姐嘛！妈妈很想二姐，她也知道家中的欠债，包括欠公家的账，二姐帮助还了不少，这几年生活上接济妈妈，出了不少力，但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想二姐，终于同意去上海了。
在这个时期，由于大嫂多次到政协反映，说婆婆病重，爸爸停发工资，家中无钱生活和给婆婆治病，要求政协能帮助解决困难，后来，政协就批给了二百元的医疗生活补助费，他们就用这二百元钱买了去上海的软卧车票，是个包厢。
在临走前两天，妈妈又发起烧了，她又不想走了，流莎（二哥阎明智的夫人）也赶来为妈妈送行，她认为妈妈发烧不宜走，可是车票已经买了！不去，车票怎么办？这个时候怎能不走呢？大家商量决定还是走！
走的那天早晨起来，三姐给妈妈洗了头。后来三姐又觉得很后悔！认为那天不应该给妈洗头，因为出门洗头不吉利！这样几个人连抬带搬地将妈妈扶到楼下，准备上车时，看到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间一片乌云翻滚着盖了过来，竟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大嫂认为走不成了，雨下得这么大，怎么走！这时佳林弟也在，借的车到了，外边的雨也停了，大家心情很高兴，就将妈妈扶上车前往北京站。事后大家回忆起来，感到这雨下的是冲妈妈来的，是为妈妈送行。
到北京站，还发生件小插曲。软席卧车的列车员看到老太太病重，不愿让上车，明光理直气壮，说她，你有什么权力不让上车，有病就不能坐车？因为有病才要去上海治疗，明光讲得声音很大，并说：“唉，张大夫怎么还没来呀！”当时正好有肿瘤医院张大夫在，他就答应，我来了！张大夫很同情妈妈，妈妈在医院看病时，张大夫就说老人家去上海时，我去车站送行。列车员见到有大夫、护士送，也不知道老太太是什么身份，也就让上车了。
列车开往上海，快到南京时，妈妈让明光扶她坐起来，垫起个枕头，还让明光给她梳梳头发，靠近车窗坐着，向窗外望着想念已久的二姐高玲（原名阎明英）来看她。二姐也非常想来看妈妈。因为决定妈妈来上海后，三姐就打电话通知了二姐，妈妈乘坐哪趟火车，何时抵达南京车站，让二姐来车站见妈妈。可是二姐的孩子玲玲和她原来的丈夫知道后，把二姐关在屋里，坚决不让二姐去车站看姥姥，二姐痛哭失声……可见那时“阶级斗争”环境下人们的思想状态。二姐没来，可妈妈还很冷静，妈妈说：“你二姐高玲，还是党员，她在开会，是不能来看我的。”但从表情上看，妈妈是很伤心的。
妈妈到上海后就住在三姐家里。这时明光已从乡下回来了，三姐夫也从关押处被释放出来回到了家，后来还被开除党籍。家中孩子们安林、小七他们都对姥姥不错，孩子们都在姥姥身边，热情地关怀、照顾姥姥。明光则到处找医生给妈妈治病，安林还请她的同学、某医院的护士长每天来家给打针。安林同学见到她姥姥病成这个样子，就对安林讲：看到老人病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妈妈的手背、脚背上的血管都瘪啦，针扎不进去，打点滴很困难了。
这时，三姐又把在鞍山农村的大姐明诗请来了。当时大姐正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她的处境很困难，“文革”中被定为鞍山市最大的特务分子，在市内批来斗去，打得死去活来，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大姐接到三姐的信，就从农村赶到上海来，最后又由她陪伴着妈妈，每天给妈梳头、洗脸、擦身……妈妈周身疼痛，她就给妈妈按摩，送妈妈去医院。
因为是反革命的家属，医院不肯收。后来还是三姐找北京协和医院吴恒兴教授帮忙，吴教授给写了信，才住进了上海长宁区中心医院，并给了间病房。当时上海天气很热，他们就在病床下放些冰块降温，这样，就由大姐、三姐和孩子们在医院里陪伴妈妈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时光。
妈妈是1971年7月12日去世的。
妈妈病危时给二哥明智去信，二哥赶到上海时妈妈已去世。
妈妈在医院病重时，还有两次突然醒来，说玉衡和小复回来了，快去买肉给他们包饺子吃！这样，讲了两次。她在去上海的火车上跟三姐讲，你知道我最想谁？三姐说最想谁？她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三姐开玩笑说：“你光想小复，那就不想我啦？”妈妈拍拍她的额头笑着说：“你‘大背头’！唉！我能不想你吗！”
在妈妈临终的前两天，她跟大姐、三姐讲：“我快不行了，还是给总理写封信吧！我将不久于人世，但我还是相信玉衡、明复他们没有问题。你们给我治病欠了那么多债，我想请周总理关心关心，安排我的后事。”这样，大姐根据妈妈的意见，提笔起草一封给周总理的信，信的大意是：总理，我是高素，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来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款费及后事解决了。信写好后，7月12日中午妈妈就去世了。妈妈临终时的一句话：我想小复啊！
据明光几次回忆，在住院过程中，妈妈从不埋怨什么，忍着病痛。她临终前交代我们，要跟共产党走。但是她还说：“共产党啊什么都好，就是整人，这不好！”这是位老共产党员的心里话，说明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太过分，一切搞极左，伤害大批党内外人士。
妈妈于1971年7月12日与世长辞后，大姐、三姐根据妈妈生前的嘱托，将写给周总理的信寄给大嫂，请她送到总理办公室交给周总理。
当时大嫂还在香山挖煤，她接信后很为难，她想我怎能进中南海见到周总理呢？于是她就来到中南海西门，门口有警卫，在门前走来走去，也无法投信，也不能把信交给警卫……后来就到西四邮局，买了个信封，将妈妈写给总理的信装在里面，信封上写：“国务院周总理办公室同志，请务必将信送给周总理”，贴上四分邮票，在西四邮局寄出了。她可能想，西四邮局离中南海较近，寄给总理的信可能早点儿收到。
信寄出后，她就又回到香山劳动，没过多久，政协机关派人来找她，叫她来政协一趟。这次她来到政协发现接待她的人与从前态度不同了，他们说：“首长有指示，高素同志不容易，把孩子带大，带入革命，她是有贡献的。她的治疗费和安葬费给予报销。”大嫂听后很受感动，就打电话给三姐来京办理此事。三姐将妈妈治病期间的各种票据、收据带来，政协根据总理指示给予报销了，其余用以支付清了各种花销、火化费及欠债。周总理当时处于“文革”的惊涛骇浪之中，忍辱负重，自己也身患重病，还关心着我们一家，我们把总理的恩情一直铭刻在心。
当时，在上海给妈妈开了个追悼会，追悼会由二哥明智念悼词，二哥刚讲两句就泣不成声了。妈妈火化后，骨灰存放在殡仪馆里。三姐非常悲痛，当妈妈咽气时，她抱着妈妈，感到妈妈身体是温暖的，医院将尸体运到殡仪馆去，三姐不干，抱住妈妈尸体痛哭，后来就昏倒在地了，一连好多天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法活下去了！后来又同二哥走访几家医院，想了解对妈妈的治疗是否有误，大姐说即使证明治疗有误，还能怎样呢？还有什么办法好采取呢？但是，三姐陷于思念妈妈的悲痛中长达一年多。
丧事办完后，三姐一连做了两次梦，梦见妈妈对她说，在她旁边有个人总是欺负她，于是，三姐和姐夫就到殡仪馆将妈妈的骨灰盒带回家了。直到爸爸平反后，1978年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因爸爸没有骨灰，爸爸去世时是按江青的批示，反革命罪犯67100号（父亲在监狱的代号）不准保留骨灰，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妈妈去世时，我的女儿阎兰随克良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她接到上海的来信，克良还在劳动没回来，她拆开来信，竟是她曾相依为命的奶奶的噩耗，小小年纪的她难以接受，放声痛哭。至今多少年过去，阎兰提起旧时记忆，仍然潸然泪下。
“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有人丧心病狂地整二哥和他的爱人流莎，写检查被贴大字报。二哥到长沙“五七干校”后，她一个人非常艰难地在北京带着三个孩子，把他们拉扯着长大成才。她知道明智孝顺妈妈，在北京时，就定期让小儿子嘎嘣豆（小名）晚上背个小书包，装上吃的和钱偷偷给奶奶送去。1975年4月一个晚上，流莎正在等待接她到办公室翻译西贡解放的政府声明的车，接到电话得知二哥的死讯（4月18日）。她带着三个孩子半夜赶到火车站，一直等到第二天去长沙的火车，次日才准许她看到二哥尸骨，心里非常难过。她回忆说，二哥是在一天晚上的单位批评会上心口痛，回到宿舍后倒下的。“文革”让二哥一家流离失所，骨肉分离，而我则是在出狱后得知失去了二哥这个家里最有出息的亲人。
这里再补充件事，明光第一次来京到政协去打听爸爸的情况，要求给妈妈开生活费，他们拿出一个扣发工资单，她拿工资单回来跟妈妈讲，爸爸还活着哪，你看还有工资单嘛。妈妈就问：“那明复呢？”三姐和大嫂曾到丰盛胡同找中办组织部打听我的下落……他们说这里没有阎明复这个人。回来后，就骗妈妈说明复在农场劳动呢！以此来安慰她，但妈妈并不相信。据佳林弟回忆，他是第一个听说父亲去世的。1969年，国际关系学院革委会在批判原院长于苇同志时，发现我父亲曾营救过抗战期间西安抗日救亡分会的几个被捕同志，其中就有于苇。“国关院专案组”怀疑于苇有变节行为，开始寻找父亲想当面查问。公安部专案组告之：阎宝航已去世了。“国关院专案组”有个姓谢的同学悄悄告诉了佳林弟，佳林告知明光和大嫂，明光震惊但不信。
这样一位善良而又慈祥的老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
来源：《阎明复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