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旧物，找出十来本四十来年的学习笔记本，最早的是中学时代在文革中学毛著的一个笔记本。很薄，封面内贴了一张毛主席拿着香烟的彩色图片，扉页上抄录的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有一句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随后一页是进行思想改造的决心，后面都是学毛著一篇篇文章的认识和语录摘抄。大概有近二十篇的记录。对《矛盾论》的学习有近万字的记录，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笔记有四千余字的记录，其余都是几百字。记得当时毛著的四卷本还是起大早排很长队购买的。这些热情主要来自当时社会的“压力”，为了适应社会，但也有主动学习的念头。在另一个笔记本中还有两页学习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笔记。这是我比较集中学习毛著的一段时间，之后记不得有系统再学毛著的时候了。“文革”运动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几乎涉及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相信过去没有过，今后也不再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事件。如林彪所言，（毛）几百年，几千年才能出一个（原话记不清了）。然这场浩劫绝不是一个人能掀起来的，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值得思考，尤其值得思考产生这场运动的“文化土壤”。人们卷入文革这场浩劫，绝大多数是迫于形势，为了生存或是生活能过得好一点，随大流依附于“权力”的结果。但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不乏有“主动”参与进去的成分，从个人经历和这几页学习笔记，值得反思一下，给年轻人一点借鉴，对中老年人也是一个总结，也是“读书人一声长叹”。

从残存的学习笔记中可以看出，感兴趣的文章是当时认为反映哲学思想较多的《矛盾论》和政治理论较多的《新民主主义论》，学习的心态是出于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这两点是青年学子普遍具有的激情，现在看来应当是容易被利用的“危险激情”。人的“自负”和“求知”很容易变成“狂妄”和“愚昧”。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学习知识重要的法则，它里面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规律，这就是人有很多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人要学习到一点知识，必须抱“谦卑”的态度。但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忽视这一点，甚至提倡“灌输”，否定人的“无知”。至今很多成年人也搞不清楚的政治学科内容仍然充斥大中小学的教材，违反人的求知规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话很有浪漫气息，但这“主义”是什么？是怎么“送来”的呢？不认真考虑又如何能算成是“知识”呢？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毫无问题是马列的著作在中国被翻译，随后出版，被更多的人阅读、讨论。当经过一定时间后，有相当多数量的人参与进来，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才可以叫做“在中国传播”。也就是说最早对马列主义有解释权的人应当是通晓外文的人，参与翻译出版的人，显然影响面是极其狭窄的，其传播速度也将是很难的。马列主义给中国带来一系列革命，有哪一次是这些翻译家、出版家，或他们的“亲传弟子”所领导的呢？如果不是，这历次掀起的革命所打的“马列主义”旗号，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马列主义是外国输入的呢？还是“山沟沟”里也可以产生的呢？文革中广泛流传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如此诠释马克思主义是高度概括呢？还是亵渎马克思主义呢？

探求知识是多数人具有的天性，但我们一定要记住很多知识的学习是需要条件的，是不一定能学会的，也可能是与自己生活毫无相关的。忘记这一点，“求知”的天性就会被利用，从求知而变为“愚昧”。从知识的本质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理论从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因为马克思的书得到通读，必须是有大学资历，并有潜心专读的条件。这显然只能是极少数人有机会真正了解马克思理论，不可能像电视剧一样“广泛传播”。任何一种理论，尤其是被世界公认的，绝不可能压缩为标语口号或是简单的小册子，任何思想大师都是语言的正确使用者，不会将可以删除的多余篇章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去。

我们的教科书一再讲述中国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又如何理解呢？任何夺取政权的革命，必须要凝聚起广大的民众，这就需要宣传，找到一种“理论基础”，同时这种理论必须有神圣性，不可证实性（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找到的“革命圣经”。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成熟宗教，但不能否认我们同样具有浓烈的宗教情结。这主要就是表现在对“主义”、“思想”、“理论”的盲目崇拜。这时的“马列主义”已经被“神化”，它的作用已经不是“知识”所起的作用了，只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标签”，是团结起“自己人和友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时求解马列主义的真谛，不就是愚蠢吗？

我在《矛盾论》学习笔记最后写了这样一句：“正如主席总结的那样，一句话，‘一分为二’”。我们一直把唯物辩证法确定为“正确的哲学观点”，“一分为二”也成了看待事物的“真理”，并把这种观点定为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内容。日后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才对什么是哲学有了认识，正因为哲学是从“总”的方面笼统去看问题，本身的特点就是思辨的，理论的。所以将各种哲学派别贴上落后的、进步的、唯心的、唯物的等等标签是不正确学习哲学的方法，也就是当你确定了一种“正确”的哲学观点时，你已经在学哲学上“误入歧途”。要“分”解事物，常常不是“两分”，而是可以“无限”可分。强调“两分”，很容易极端的去看事物，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而实际中大量的是“中间”形式的。一张照片，最反映真实的是有“层次”的，有各种“灰度”的。实际的人都是有缺点也有优点的，不可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区分。现在想想文革中的一些口号，如强调分清“敌”和“友”；强调“左”与“右”；……。莫不是以“一分为二”作为看问题的基础。辩证法也常常成了“诡辩术”，对一些无聊的事情争论不休。哲学是比较深奥的，对普通人来讲，我们应该就事论事，从常识出发，从经验出发去解决问题。没有必要上升到“理论”、“哲学”的高度去分析解决问题。哲学对普通人来讲，主要是享受思维的乐趣，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理论。

我学习笔记中对《新民主主义》一文的学习记录不少，体现了对政治的关心。人们谈到现代青年时，总是讲没有理想，缺乏远大的抱负，不关心国家大事等等。我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的笔记中也突出了年轻人对改造社会这一“崇高理想”的向往。对“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是记忆犹新。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何关心“国家大事”，真是值得仔细推敲。

“国”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而相当多与“国”有关的具体事情多和“权力”有关，与执政者有关。这样一来，关心国家前途的“崇高理想”也就和希望“当官”，成为政治领袖混在了一起，谈不清也道不明。从适者生存和竞争角度去看，人希望当“领袖”，追求“高人一等”，去做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人之常情。但同时人又有渴望人与人的平等，希望通过劳动（包括体力与脑力）和平等交换来满足个人的需求，去当一个普通人。每个人都希望爱国，怕落得“不爱国”的名声。“爱国”实际上是个复杂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爱国”问题上有些是必须注意的，“文革”带给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

每一个普通人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家来讲只是几亿分之一，一个普通人的任何具体行为，对于“国”来讲只是一个“无穷小量”，所以对于普通人不存在过分褒贬为“爱（卖）国”的问题。对人行为是否赞赏或是指责，要从人的基本道德价值去评判，而不是把对“国家”有什么影响作为依据。“爱国”不能是廉价的“奖励”；尤其不能把“卖国”作为“帽子”随便乱扣，作为“棍子”随便乱打。“爱国”常常是政治家使用的一种强势语言，更多是一种情感话语，很像是做“广告”，而没有实际意义。

“关心国家大事”这对每一个求知的青年来讲是值得赞赏的，但需要牢记的是“国事”实在太复杂了，决不能轻信“宣传”，更不要“自以为是”。当初文革运动热火朝天，不就是大家都稀里糊涂来“关心国家大事”吗？对于普通人来讲，不去关心“国家大事”，只是注意与己有关的“小事”，往往更是正确选择。我有几位朋友，做到了“高干”的位置，如今退下来基本上是不谈“国事”。他们才是最会“人生”的，过去高调关心国家大事，今天不谈国事，都是为自身“利益”的需要。这里有必要谈谈读书人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话最早来自顾炎武的话语，他所指的“天下”并不是“国家前途”，而是关系“天下”（人类社会）的“道义”。顾认为历史上朝廷的更换是“国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并指出“保国”是“政治家们”的事情，所谓的“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同时顾又认为社会所以能有序，有更深层的“道义”在里面，而这“道义”受到伤害是“谓之亡天下”。他的这种认识是符合现代政治理论知识的，而这“道义”就是指“文化力量”。文化是否能发挥控制社会的作用，文化是否能正常发展，这是与每一个人（主要是指“读书人”）都有责任的。“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不是“谁掌权”的问题，而是“文化”受到了侵蚀：学校停课，读书人斯文扫地，文艺当了“奴婢”，诚信丧失殆尽……。这些“亡天下”的现象，无疑是“战士”（文化人）不能坚守阵地的结果。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回过头去看，什么君主立宪好还是共和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使传统文化得到新发展，使之可以准确接纳“西方文化”。辛亥革命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可惜是进行了一半就走向新的极端，失去了“文化运动”的意义。

对于卷入“文革”的这一代人来讲，并不能简单认为是“迫于形势压力”。有不少青年学子，是渴望求知，希望爱国；同时又在求知上不求甚解，在爱国上分不清“权力”和“天下之道义”，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了进来。一个人受到迫害，平反昭雪也就是了；而“文化”遭到破坏，修复不是容易的事情。今天的学校有漂亮坚固的校舍，有先进的多媒体教室，但缺少教育的“灵魂”。当前一再提倡“解放思想”，不就是希望召回学校的“灵魂”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很对的，我们是应抱这种态度。但要切记，“天下”应当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义”，是“文化”，是“普适价值”；不是指世俗权力的归属谁。如果分辨不清，就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事情应当如何处理才合情合法，而不是奢谈“国家大事”。这可以说是一个“老三届人”自己的醒悟和对晚辈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