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吴宓的积极参与
《大公报》是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中间曾短期停刊。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霖（政之）、张季鸾等接办。
据《吴宓日记》所示，1927年12月5日，在清华执教的吴宓致函天津《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自荐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第二天，吴宓便接到张季鸾的复函，同意他的自荐。为此，吴宓特访陈寅恪，征求意见。陈寅恪极力主张吴宓主编此副刊，并表示将帮助他。
12月7日，张季鸾致函吴宓，约他到天津会晤。吴宓立即致信原东南大学毕业生，“学衡派”成员景昌极，拟约他来京协助编辑《文学副刊》。吴宓于9日到天津与张季鸾、胡霖相见，商谈编辑的具体事宜。由于景昌极以体弱多病为由不愿到北平，吴宓便决定改请在清华的“学衡派”成员张荫麟（素痴）、赵万里（斐云）、浦江清（榖永）、王庸（以中）协助自己（赵万里、浦江清、王庸3人均来自东南大学）。编辑部就设在清华大学校内。
18、22日，吴宓分别拜访胡霖、张季鸾，就《文学副刊》的具体编务相商。并于12月20日，发出《文学副刊》的第1期稿子。
1928年1月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出版发行。以后每周一期，至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共出版313期。随后《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沈为实际的主编）主编的《文艺副刊》全面取代。《大公报》的这份著名副刊从反对新文学的“学衡派”手中和平交给了拥护新文学和新文学的实际参与者胡适的门生。
据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示：
晚上，吴雨僧先生（宓）招饮小桥食灶。自今年起天津《大公报》增几种副刊，其中《文学副刊》，报馆中人聘吴先生总撰，吴先生复请赵斐云君（万里）、张荫麟君、王以中君（庸）及余四人为助。每星期一出一张，故亦定每星期二聚餐一次。盖五人除赵、王与余三人在研究院外，余各以事牵，不相谋面，非借聚餐以聚谈不可也。[1](P5)
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吴宓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文学副刊》出版发行一年以后，即1929年1月16日，“学衡派”成员赵万里、浦江清向吴宓建议，《大公报，文学副刊》可加入语体文（白话文）及新文学作品，并请清华教授朱自清（佩弦）为社员，加盟《文学副刊》。这意味着向新文学运动缴械投降。因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决即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而遵从诸君之意。至论吾人平常之理想及宗旨，宓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人，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2](P196)
18日，吴宓邀请朱自清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朱自清在19日访吴宓时表示考虑几日后答复。朱自清是胡适的学生，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成员，他进清华教书也是胡适推荐的，同时他也是新文学的著名作家。
在19日吴宓与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的聚会上，大家商议并决定《大公报•文学副刊》增人新文学、白话文及新式标点（新诗及小说）。不论团体和派别[2](P197)。这是吴宓主动向新文学运动作出的一次重大让步和认输。
21日，朱自清在浦江清的陪同下拜访吴宓，并答应暂时加入《文学副刊》编辑部，春假为止，先作实验。这样一来，《文学副刊》的编辑队伍中，吴、浦、赵、朱为清华的教师，张荫麟为清华历史系的学生。
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第313期出版发行后，便停刊。吴宓不再编辑。《文学副刊》被在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文学家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文艺副刊》所全面取代。关于《文学副刊》停刊的原因，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一说：“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3](P180)钱穆所言是有根据的。据1934年1月5日胡适日记记录：
今年《大公报》邀了我们担任“星期论文”，已宣布了。
（一）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先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以姓氏笔划多少为序）：
一、丁文江先生 二、胡适先生
三、翁文灏先生 四、陈振先先生
五、梁漱溟先生 六、傅斯年先生
七、杨振声先生 八、蒋廷黻先生
我的是第一个星期（7日），所以昨晚试写了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今晚写完。[4](P263-264)而胡适所写的内容同时也是针对《文学副刊》没有完全用白话文和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自胡适开始，1934年1月7日—1937年7月25日共有169篇，而胡适一人就有25篇，自然也是最多的。实际上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写文章的大都是胡适的朋友，也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星期论文”在北方也成了和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样，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声音。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沈从文手中而兴，并由周刊出到每周四期（萧乾一度协助编辑）。由《文学副刊》到《文艺副刊》编辑间权力的转移，是在新文学的反对派吴宓（“学衡派”）和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之间由《大公报》老板主持下自由过渡的，没有引起波动。《文学副刊》坚持6年的保守倾向，被新文学家的阵地《文艺副刊》的新面目所取代。而《文艺副刊》是在先运行3个多月后，逐步取代《文学副刊》的。因此，吴宓把沈从文看作自己的敌人，并写进自己的讲义——“他的敌人（如沈从文先生）”[5](P51)。
吴宓主编《文学副刊》的6年间，在《大公报》上与《文学副刊》先后同时并存的副刊还有《小公园》、《医学周刊》、《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社会科学》、《读者论坛》、《儿童周刊》、《戏剧》、《世界思潮》、《科学周刊》、《妇女与家庭》、《图书副刊》、《军事周刊》以及1933年9月23日创办的《文艺副刊》等。在《学衡》后期，由于经费不足和稿源缺乏而导致脱（拖）期的情况下，《文学副刊》的实际影响，超过了《学衡》。
陈寅恪本人是支持吴宓主编此副刊的，所以他有诗文在《文学副刊》发表。而《文学副刊》的编辑浦江清本身又是他的助教。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曾为浦江清索书，希望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出版物的目录能通过浦江清在《文学副刊》上刊登[6](P44-45)。
宗旨与体例
1928年1月2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上，有吴宓执笔的《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7]。此文内容共有7项。其中所说的“不取专务描写社会黑暗及人类罪恶之作品”是针对新文学作家而言的。副刊的实际情况是新文学作家写实的与浪漫的作品都不登。没有长篇小说连载，也无白话散文，所谓文学创作只是些旧体诗词。
关于作者“不署名”的问题。张荫麟在第38期写有《本副刊体例申言》（答朱希祖君），特就《文学副刊》的文章多不署名的问题作了说明。其中谈道：“本副刊文字常多不署名。此决非不负责任之意。乃缘本副刊体例如此。”其理由是：
1.“西国大日报杂志文学评论之作，常多不署名。本副刊实仿效之。”
2.“吾国普通人之习惯，尤注意作者及个人之关系，往往不就本篇细行阅看研究，而于人的关系妄为揣测，实属无当。故本副刊以为在今中国，惟有提倡不署名之批评，方可得近真理而免误会，此正区区负责任之愚诚也。”
3.“本副刊体例始终如一。‘来稿’署真姓名或别号，一随其人之意。专篇‘书评’均署名。因此中不免有个人意见，须昭郑重也。‘通论’或撰或译，全不署名。其属于浮泛性质如‘某人百年纪念’者更不署名。”
4.“无论署名之问题如何，本副刊编者，对于全体文字均负责任。”
事实上，在副刊的文章中，前期不署名多是吴宓本人的，其他的作者如张荫麟只有少数文章不署名。%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