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朱自清日记中存在大量外文书写条目，王瑶曾整理若干条目公开发表。后来《朱自清全集·日记编》又另请人加以翻译。两本条目内容常有较大差异。在目前无法见到原始手稿的情况下，将两本比勘考辨，有助于接近事实：参差处能够互为补充，抵牾处则能显示出歧义的缝隙，进而引导考辨方向，或提供意外线索，再结合翻译规律，很多时候能够还原出合乎逻辑的“真相”。沿此举出7例展开考察，可澄清若干事实。一般说来，王瑶对于清华大学及朱自清的生活史较为熟悉，对日记语体的掌握也更加熟稔，一些内容翻译起来更加准确、翔实，但翻译发表时往往有所删略；也有一些条目，全集本在准确性上胜过王译本。

关 键 词：朱自清  日记翻译  冯友兰  汪辉祖  周作人  黄节

朱自清短短的一生留下70万言日记，是这位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教育家的一宗重要文化遗产，也是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宝贵史料。朱自清日记有个特殊情况值得注意：自1934年7月起，朱自清日记始用英、日文交替书写，而以英文为多。1948年朱自清逝世后，全集编纂出版迅即提上日程，当时拟将日记全部收入，由其门生王瑶负责整理并经浦江清、陈竹隐审阅。后因种种原因，全集搁浅。1963年，王瑶选录(译)本中的240余条单独发表过一次(下称“王译本”)。①新时期，朱自清的哲嗣朱乔森整理全集，其中外文日记系另约请有关人士翻译，作为“日记编”整体收入《朱自清全集》第9、10卷(下称“全集本”)，②成为近20年来相关领域征引最频的日记文献之一。不过因为手稿固有因素、翻译本身的难度、译者对现代文教界较为陌生、③技术处理失当等诸多原因，全集本存在诸多舛误，事实上可能成为现代作家日记中问题最多的一种。

目前，朱自清多数手稿下落不明，要恢复日记本来面貌，困难尚多。笔者近年来从事朱自清日记研究，致力于通过多种笺证、考辨手段尽量还原日记本相。把王译本与全集本对勘，是有效方法之一。两本参差处能够互为补充，抵牾处则能显示出歧义的缝隙，进而引导考辨方向，或提供意外线索，再结合翻译规律，很多时候能够还原出合乎逻辑的“真相”。

王瑶出身清华，多年在朱自清身边求学、工作，对于清华及朱自清生活史较为熟悉，一些内容翻译起来更加准确。如清华专司学生贷款的机构，全集本按照字面译为“借款委员会”(第9卷第491页)，王瑶就能按照史实译为“贷金委员会”(第105页)，这方面例子很多。又如清华同仁，全集本多只称姓氏，这符合英文行文习惯，王译本则往往称字，与作者的中文行文习惯一致。如全集本中的“冯”“浦”“俞”，在王译本中分别作“芝生”“江清”“平伯”，无疑后者更符合朱自清中文书写的“声口”惯例。再如，1938年5月4日日记，全集本作“路遇散步人群。一多开始蓄须”(第9卷第529页)，显然说的是自长沙走陆路迁滇的“湘黔滇旅行”当日抵达昆明一事，“散步人群”之说系因不晓事实的直译结果。王译本作“见徒步旅行团诸人，一多已留须”(第108页)，就准确无误。1936年2月7日记载左右翼学生冲突情形，全集本说“学生们分成两翼……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发生了大的骚动。右翼分子去旧礼堂，左翼分子在领导大会”(第9卷第402页)。王瑶则根据亲历，提供了具体地点，说“右派退向同方部”(第99页)，就给人提供了更翔实的信息。

王瑶的另一优势在于对日记语体的熟稔与熟练驾驭。深厚的文言驾驭能力使他的译本中很多表述措辞简洁准确。如1936年11月16日条，全集本：“访鲁迅夫人。告以鲁迅一生之困难生活情形。”(第9卷第444页)王译本：“进城拜访鲁迅夫人，承告以鲁迅一生所经之各种困难。”(第101页)一个“承”字，把双方谈话关系准确地交代出来。

一般来说，王译本谨慎、准确，但往往有所删略。删略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有可能损及朱自清形象的记述，加以删除。如1936年5月30日，全集本中下面一段：

乘汽车返回时，再次态度欠佳。未经浦太太④许可就为她关车窗，因而碰了她的手臂。我关车窗是为了隔开那女乞丐的手。其实我可以给那女丐一个铜板，而不必关窗。(第9卷第418页)

这一点在王译本中不见，或许反映了选译者“为尊者讳”的心理动机。

还有一类就是一些难以分辨的人名书名，王瑶宁肯不译，也不作硬译。此类甚多，下文会指出。也有个别时候，王译本在准确性上稍逊于全集本，如下文指出的关于朱自清访问周作人条。

本文从两个译本撮录若干条目，指出矛盾，加以考辨，提出初步结论，俾能引起学界注意。

一、关于冯友兰的被捕与释放

1934年11月28日、1935年11月30日关于冯友兰被捕、释放的记载，两本都有。前条王译本有所简化，全集译本更为详尽；后条则王译本准确，全集本不准确。

芝生为保定行辕所捕。校方六次去电要求释放，又举行会议商讨办法。

芝生昨晚释放归校。今晨见之，述事件经过极生动。谓行辕留守官吏得报，芝生前者赴苏联系代表中国共产党，且此次归国负有重要任务。但尚未及加以申释，彼等又忽允送归学校；据云系奉何应钦电示。经多方示歉后，乃于昨日下午释回。(第96页)

冯先生在保定被何应钦部下逮捕，看来很严重，学校拍去六份电报营救，并开会讨论此事。三十日

冯昨晚归来，我今晨去看他。他详细叙述其被捕经过。谓该部队得一报告，称冯将以中共代表身份赴俄，并将带回重要信息。经冯驳斥力争后，他们才答应将其释放。后何应钦又去电，该部向冯道歉，并于昨日下午将其放回。(第9卷第331页)

按，此次事件的背景是：冯友兰自1928年夏，从燕京大学移帐清华，到1933年夏，在清华任职满5年，经申请出国休假1年。冯友兰用半年时间周游英国，在各大学巡回演讲，余下半年则游历欧洲各国，最后游历了一直想去的苏联。回国后，他先后做了题为《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和《秦汉历史哲学》的两次讲演。1934年11月28日午间，冯友兰突然被北平公安局押走，继而被押往保定行营，当天被迫写出出游经历。莫名就里的冯后来乃知，自己被误当作中共间谍逮捕。冯友兰被捕后，各方立即展开营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找北平行营主任黄郛商议，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人则奔走于北平与南京两地斡旋。朱自清本人也为营救冯友兰尽了力，29日日记记“进城会晤魏廷鹤，请他打听冯的消息”(第9卷第331页)。冯友兰被捕一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又经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出面电令，查无实据的保定行营最终释放了冯友兰。

准此，则冯友兰游历苏联系过去之事，而非将来之事，所以在时间措辞方面，王瑶用“前者”，比全集本说冯“将以中共代表身份赴俄，并将带回重要信息”更合乎事实。冯友兰获释，是多方营救的结果，全集本说“经冯驳斥力争后，他们才答应将其释放”，未若王译本“尚未及加以申释，彼等又忽允送归学校”更符合事实，其戏剧性特点，也颇符合“述事件经过极生动”的表述。因此，本条宜采王译本。

二、关于《松堂游记》

1935年5月7日，王译本：

此周拟完成一短文《松堂游记》。

晚招待本系一年级学生至家茶会，共六人。中王永兴以为本系同学之大一国文宜设专班训练，则学者进步较快，且教者亦可详加发挥。(第97页)

为周刊写一篇关于松堂的短文。

接待一年级学生六人。王永兴意将本系新生编一特别班。其课本较现采取者为深，并由教师详加评注。(第9卷第359页)

两本有“此周拟写”短文与“为周刊”写短文之异意。这一点需结合游记的写作时间和动机考订正误。

1934年6月30日至7月3日，朱自清曾携陈竹隐与叶石荪夫妇赴北京西山松堂小住，并游香山等地。同年10月21日，再携陈竹隐与全校教职工一起游松堂、八大处等地。1935年5月朱自清作散文《松堂游记》记其事，叙述前一次游松堂的经过见闻，旋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1期(1935年5月15日出版)。由此可初步判断：“为周刊”写短文的可能性较大。

《清华周刊》编者南翔(蒋南翔)在当期“编辑后记”中说，“本期承五位教授抽空为周刊写文章，特在此提出，表示感谢之忱”，也暗示朱自清的文章系特为周刊写该文。

原刊篇末本未缀作日。全集本第4卷收作者生前未结集的散文，《松堂游记》收入该卷，篇末缀“1935年5月15日”，当系编者朱乔森把当期《清华周刊》出版日缀于文后。

按朱自清写作习惯，凡连续多日作一文，多在日记中记述“继续作文”之类。本篇为1 500字小文，且5月7日后数日日记未有著述情况记载，而12日到18日期间连日作长文《诗多义举例》，17日表示“仍在写文章，时间全被它拖住了”，由此可知15日不可能分心续作《松堂游记》，这也支持了上述判断。

因此，第一段的意思以全集本为准确。

第二段，两本事实详略有别，意思略同，但措辞得体程度又稍异。所提及的王永兴(1914-2008)，1934年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⑤1935年5月的王永兴，仅仅是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对身为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表达课程改革诉求，用“意将”一词似乎于王永兴的学生身份不合；而王译本以建议口气出之，就更得体。所以，第二段以王译本为佳。

三、关于《病榻梦痕录》

1935年5月23日，王译本：

乘火车赴天津。至南开中学讲演，不太满意。讲演后又与二十余学生举行谈话。主任喻传鉴先生介绍与教员见面，其中三位系清华校友。晚六时，赴喻氏宴，饭后举行谈话会，余又致一简短演词，会至九时半始散。喻氏邀余至劝业场，余欲聆刘宝全大鼓，但近日来彼未出演，殊憾。晚宿喻宅。(第97-98页)

于赴津火车上读王辉楚自传，名《五十天榻上口述回忆录》，平易有趣，胡适喜爱此书。

在南开演讲，不甚满意，讲毕与学生座谈，二十人参加。

喻校长介绍我去南开校友之家，并与清华校友赖、韩、楚三位交谈。

六时赴喻宴会，餐后座谈。席间我再作简短发言。九时半散会。喻偕我去天津劝业场。拟听刘宝全演唱大鼓，但刘近期停演，深以为憾。拜会许栓培。

在喻处下榻。(第9卷第362页)

全集本“与清华校友赖、韩、楚三位交谈”，王译本只说“其中三位系清华校友”，全集本说“拜会许栓培”，王译本无此句。相信这是出于王瑶的谨慎。英文日记只提会见者的姓氏，究竟是谁，很难考索，王瑶索性不提。

所谓王辉楚自传《五十天榻上口述回忆录》，查无其人其书，据上下文推测，当为清代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汪辉祖(1730-1807)，字焕曾，号龙庄、归庐，浙江萧山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早年做幕僚，是一代名幕，后知湖南宁远、新田，署道州知州，为官清正廉洁。后以足疾告老还乡，读书著述，著有《元史本证》《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等。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三《循吏汪辉祖传》及瞿兑之《汪辉祖传述》均述其事迹。《病榻梦痕录》是汪辉祖的自撰年谱，是嘉庆元年(1796，汪辉祖时年66岁)口述，由儿子们记录整理而成。汪辉祖在当年七月一日为该书所作序言中叙述了撰述初衷及始末：

去冬婴末，疾转更沉剧，自分必死，恐无以见先人地下，循省旧事，不已于怀。向之所忘，今乃历历在心目矣。会感梦中，案冥事，益信一言一行，如有临鉴。入春以来，病体稍闲，口授培壕两儿，依年撮记，至今夏而止。六月，坊儿试礼部还，命其重加排比，析为二卷，题曰《病榻梦痕录》。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余不敢视事如梦，故不免于痕。虽然，梦虚也，痕实也。实则诚，诚则毋自欺。硁硁之守实即在此书。其耑以告子孙，俾知涉世之难，保身之不易也。⑥

按其中说法，如从当年春至入夏，口授过程历50天是可能的，那么“五十天榻上口授回忆录”或为朱自清按自己的理解译为英文的书名。

胡适《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中就盛赞《病榻梦痕录》：

先生问：“中国之士大夫，若谓不出于六经，试问古来更有何物为制造之具？”此大问题，不容易有简单的解答。鄙意以为制造士大夫之具，往往因时代而不同，而六经则非其主要之具。往年读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此为中国自传文学中最佳一部)，见他律己之法，每日早起焚香读《太上感应篇》一遍，其事最简陋，而其功效也可以使他佐幕则咸好刑名，做官则是好官。⑦

胡适1936年1月5日致信周作人谈到自己点校《病榻梦痕录》的计划：

《病榻梦痕录》，寒斋竟无一善本。早年所得，有同治元年本，今已被人取去。此时所存，只有一部光绪十二年山东局本，因为曾用红墨水点读，故不曾借与人。此外尚有一部大字旧刻……当年我颇疑心是嘉庆元年“夏月付梓人”之本……昨兄尊示，知尊处藏本甚富，我想借看你的道光六年本及咸丰元年本一校。请便中带到校中，不胜感谢。同治六年活字本，我也不曾见过。我很想把此书标点付印，作为一种古传记的整理本子。但今日少年人多不谙旧刑律，每苦不能句读此书。也许我可以把我的点读本补完，就用来付印。老兄若能许我写一序，我一定点完此书。⑧

1937年1月11日，周作人写了一篇《女人的命运》，发表在2月16日的《宇宙风》杂志第35期上。4月18日又将这篇文章稍微作修改，篇名易为《双节堂庸训》，后来收入他的个人文集《秉烛谈》。文中叙述自己购得汪辉祖书的经过：

我初见龙庄遗书时在庚子、辛丑之交，以后常常翻阅，其《病榻梦痕录》三卷最有兴趣，可以消闲。近来胡适之、瞿兑之诸先生都很推重这部《梦痕录》，说是难得的书。⑨

1月12日、13日，胡适又复信周作人：“得手示及《思痛记》及《病榻梦痕录》两部，多谢多谢！”后面大段谈及各版本之优劣。最后一段又由中国人命不值钱的现象谈到《病榻梦痕录》的有关记载：

《病榻梦痕录》记乾隆五十年的灾象，记载甚动人，其三诗亦甚佳。此是太平盛时，人命贱至如此，何况大乱之世乎？罗思举自传中记白莲教之乱，其居杀之惨亦可上比明末，下比洪杨。其中记一日军中缺粮，则屠杀俘匪三千余人，烹煮作粮。此亦是十九世纪初元的事，其时汪龙庄尚在人间也。⑩

上引材料可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颇得胡适一代中不少人的推重，朱自清受其影响欣然展读该书并觉得“平易有趣”，是完全可能且十分自然的事情。

此外，两本日记中关于喻传鉴的职务有“主任”“校长”之别。喻传鉴(1888-1966)，浙江嵊县人，是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190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毕业后回到南开中学任英语教师，并辅助校长张伯苓治校。1930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32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部教授、中学部教务主任。1933年，出任南开中学主任。可见，王瑶所译“主任”是正确的。

喻传鉴一生服务南开，后来在筹建重庆南开中学、负责南开南迁北返过程中都扮演了最重要角色。朱自清自从1935年这次结识喻传鉴后，印象良好，直到抗战期间、战后都续有交往，也见于后来的日记，此不赘述。

四、关于访问周作人

1935年7月22日，王译本：

下午进城，访周岂明，借得新诗集甚多。彼曾询以关于选辑新文学大系中散文一集之意见。俟新诗材料搜全后，即开始选辑，约须一年。但苦无多余之时间，故拟先就主观详选十七八家，或易成功；但进行时此计划或须变更。(第98页)

下午进城，见周岂明，借新诗集甚多。询以散文一集之选编方法，并承答，谓搜集全部材料并选编，共费时一年。而在我则不可能有此余裕。又谓彼先主观确定十七八位作家，再从中选取作品，这却很有道理。看来我的计划也要加以改变。(第9卷第372页)

前者说“彼曾询以……意见”，后者谓“(我)询以……并承答”；前者显示朱自清预估选诗“约须一年”，后者叙述周作人选散文“共费时一年”；前者表示朱自清计划先主观选出十七八家诗，后者明言是周作人先主观选出了十七八位作家。两种表述判然有别，很值得辨析。

按，《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全书共分为10卷，赵家璧主编，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其中散文两集，《散文一集》由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由郁达夫编选。《诗集》由朱自清编选。

据有关资料可知，周作人编选《散文一集》的时间在1935年上半年间。该年1月6日、15日他两次致赵家璧信，前信说刚收到郑振铎转来的合同，并对赵表示“编选稍为难……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说明此时还没着手展开编选工作。后信说“拟于二十日左右寄呈一部分选稿……前示所要序文等未能应命，因须全部选定后始可写序文，现在则无从着笔也”。(11)

朱自清7月22日访问周作人，其后连日忙于编选新诗集，日记中于此颇多记载，如本月26日“继续编诗集”，27日“编诗集”，28日“继续选诗”，29日“继续编诗选”，31日曾“进城选集诗文，徒劳往返”，进入8月，在招生入学考试、阅卷等考务之余，仍“继续前事”，至9日“开始写诗选导言”，14日“寄走全部诗选稿件”(第9卷第373、374、375页)。

从两人编选时间上看，周作人着手在先约半年，到朱自清趋访时，他已编竣全书，因此周作人向朱自清“询以……意见”于理不通，倒是朱自清向周作人讨教经验顺理成章。

朱自清在《选诗杂记》(1935年9月8日)中说：“看见周岂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12)“约须一年”“共费时一年”是就周作人本人编选散文集而言，这更验证了上述结论。

至于“主观确定十七八位作家”之事，周作人的《散文一集》选散文十七家，他在导言中交代说：“我与郁达夫先生分编这两本散文集，我可以说明我的是那么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凭主观偏见而编的。这一册里共计有十七人，七十一篇。这里除了我与郁先生约定互相编选之外，其余的许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13)

郁达夫编的《散文二集》选另十七家，他在写于1935年4月的《导言》里也交代了此法来源：“我于接到这委托书函之后，就和周作人先生往返商量了好几次，两人间的选集，将以什么为标准，庶几可以免去重复……细想了好几日，觉得以派别为标准的事情，还是不可通的；最后才决定了以人为标准……”(14)而更早时，周作人致信赵家璧(1月15日)说“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15)郁达夫致周作人信(1月21日)说“一月十三日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截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16)可见，周作人和郁达夫最晚于当年1月就确定了以人为主选作品的原则。而朱自清编《新诗集》，共选59家诗508首，与“十七八家”之数相差甚远。显然“主观确定十七八位作家”是周作人的经验，而不是朱自清的计划。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引述朱自清这段日记，用王译本。引述之后他说：“从上述文献中，可见当时在北方两位编选者也是互相讨论，如何完成《大系》的编选工作，既要保持质量，又要适应出版社的要求，争取在一定时间内交稿。”(17)其所谓“互相讨论”之说，实是受王译本误导，与事实大有出入。真相是：朱自清向周作人讨教编选经验，周作人予朱自清以指点、建议。

总之，就这一条日记而言，王译本与事实不符，全集本的翻译表述更合情理。

顺便指出，在访问周作人之次日，全集本日记记“编《文选》”(第9卷第372页)。查上下文，此期朱自清并无编选何种“文选”之事，此处的《文选》也应指《新诗集》，径译为妥。

五、关于两首朗诵诗

1945年6月16日，王译本：

下午参加五华中学之诗歌朗诵会，光未然君朗诵其妹作品《我辈》及《老百姓的女儿》，一多曾言此为在联大朗诵会中最成功者，但意觉得殊平平。余朗诵自译Daveuport之my country一诗，较上次朗诵时成绩略好。以后必须取消吃“消夜”之习惯。(第117页)

为王宪钧书写诗作，一上午遂过去。下午到五华参加朗诵会。光未然读其妹之诗作《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闻以为此乃联大朗诵会中成功之作。我试读了达文波特《我的故乡》译文。据说比上次好。宵夜食物以取消为好。(第10卷第351页)

诗人光未然(张光年，1913-2002)早在1938年就因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而成名，后来到缅甸参加抗日文化活动，撤退到昆明。光未然的妹妹张帆，跟随光未然在演剧三队，成长为才华卓著的诗人。据张光年之子张安东向笔者提供的信息，张帆年轻时有一首《我们》流传一时。那么，王瑶译作“我辈”的，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全集本日记说光未然朗诵《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是把两首诗误作一首了。

达文波特，美国诗人，朱自清在作品中提及都译作“达文鲍特”，英文为Russell W.Davenport，王译本拼写有误。达文鲍特此前发表长篇朗诵诗“My Country”，引起正密切关注朗诵诗运动的朱自清的注意。他亲自动手翻译了该诗，日记于此有所记载：1945年1月30日：“晚重读达文波特之《我的故乡》”；1月31日“开始译达文波特所著《我的故乡》”(第10卷第331页)。此后日日从事，至2月6日始毕。就在朱自清翻译原诗的过程中，朱自清还从2月3日开始着手写作诗评《美国的朗诵诗》(载本年3月15日《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1期)，重点评述了达文鲍特的这首长诗，文中大段引述的了自己的译文。从这则日记看，朱自清还不止一次地公开朗诵该诗，可见朱自清对其相当看重。

达文鲍特诗题中的country一词，兼有故乡、国家两个意义，诗中是用“国家”之意。事实上，朱自清已译作“我的国家”，在包括《美国的朗诵诗》在内的数篇文章中他都有所提及，也均无一例外地如此翻译。全集本中的“我的故乡”是译者在没看到达文鲍特原诗的情况下的译法，显然不够准确。

另外，该诗有杨周翰译本，诗题同样为《我的国家》，当时朱自清已经读过，并在《论朗诵诗》中有所提及。这说明，“我的国家”不仅是合理的译名，也是已然形成的“习译”。

六、关于朱自清的生日

1947年11月20日，王译本：

开评议会。今日为余五十诞日，竹隐为备庆祝晚会，甚感。(第129页)

开评议会。举办桥牌晚会。妻举行晚餐会，庆祝我明日五十岁生日。(第10卷第480页)

生日之期，一说“今日”(20日)，一说“明日”(21日)，互相矛盾，至少有一方是错的。

按，《朱自清年谱》记载朱自清生于1898年11月22日(18)(旧历十月初九)。朱自清日记中有关自己生日的记载，除上述一条外，另计有如下数条：(1)1934年11月14日：“今日是我的农历生辰，举办生日晚餐会。”(第9卷第328页)当日是旧历十月初八。(2)1936年11月22日：“今日我生日，晚上款待客人。”(第9卷第444页)(3)1939年11月19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国华携礼物前来，后悔前天邀请他时据实相告。阮竹勋先生带许多礼物来访。吴达元先生带来糖果与桔子给孩子们。”(第10卷第62页)当日是旧历十月初九。(4)1943年11月6日：“今日为余生辰，然心绪殊恶。”(第10卷第266页)当日是旧历十月初九。

其中(2)庆祝西历生日，没问题，其余三次为旧历生日，其中的(3)(4)一致，均为十月初九；(1)则相差一日，或为误记。综合推断，朱自清的西历生日为11月22日，旧历生日为十月初九；朱自清有时记西历生日，有时记旧历生日。

查1947年11月20日对应的旧历日期为十月初八，21日对应十月初九，因此在20日的日记说“明日生日”为正确说法，而王译本有差池。

七、关于黄晦闻追悼会上的人和事

朱自清日记1935年3月10日，王译本：

今晨参加黄晦闻先生纪念会。挽联中佳者极多，马叙伦君之挽联系集二名句，殊真实动人。联云：“残年惟愿长相见，旧雨如今不更来。”多数挽联皆媲黄氏于陈后山，惟夏敬观媲之于晚唐。(第96页)

上午参加黄晦闻的追悼会。罗彤云与刘荪的挽联颇感人，马叙伦的悼词一开始是两句深挚感人的名诗。诗曰：“残年惟愿长相见，旧雨如今不更来。”许多挽联均可列为诗中佳品。(第9卷第346页)

两者的主要区别有：

1.本次集会的准确叫法，是纪念会还是追悼会；2.马叙伦句是挽联还是悼词；3.这两句是“集句”“名诗”抑或其他；4.两文本中各有对方所无的人物(夏敬观，罗彤云、刘荪)。

黄晦闻即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广东顺德人。1904年在上海与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民国成立后加入南社，任北京大学教授。一度出任广东教育厅厅长。黄节除在先秦汉魏六朝诗文研究方面建树甚多，被视为一代宗师外，更在诗歌创作方面享有盛誉，作品兼具唐诗风华与宋词骨格，人谓“唐面宋骨”。

1935年1月24日，黄节逝世。《大公报》等都及时报道这一消息，其后又连续发表纪念文章，以及“接三”仪式等消息的后续报道。1月29日刊出的《黄节昨接三 汪电平吊唁》一文中说：“黄在北大任教授几二十年，身后萧条，所藏中国旧籍金石字画等甚多。近由北大教授及黄之亲友组一后事委员会，办理身后一切事务。”

《大公报》2月15、16日两天连续刊出《黄晦闻先生追悼会启事》，预告了2月25日下午一时在首都华侨招待所举行的追悼会，并征集挽章诔文。启事的落款系一个32人名单，马叙伦在列。为下文论证方便起见，有必要在此列出这个名单：丁文江、邓家彦、关赓麟、高一涵、关吉符、陈树人、叶恭绰、黄滨虹、王秋湄、汤定之、汪兆铭、郑天锡、马叙伦、黄濬、曾仲鸣、蔡元培、罗文幹、马衡、曹经沅、刘三、叶楚伧、陈垣、柳亚子、李宣倜、罗悖、蒋梦麟、罗家伦、余绍宋、谢无量、洪陆东、梅贻琦、卢毅安。

《中央日报》2月26日刊发此次追悼会报道，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汪精卫)亲临主祭，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宣读祭文，各界人士到会公祭者千余人。

至于3月10日的北平追悼会，11日的《大公报》有《北平教育界追悼黄节》一文，文中说：

北平教育界于昨晨假宣外官菜园上街观音院，追悼北大故教授黄节，到二百余人，素车白马，盛极一时。计由庙门以迄灵堂，院落凡三，素挽均已挂满。除教育界外，以军政届者居多，国府主席林森、汪兆铭、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及王宠惠、陈济棠、胡汉民等亦均有挽联。十时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主祭，全体行三鞠躬礼，家属致谢后，由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报告黄之历史。

黄晦闻是朱自清在北大时期的老师，1929年后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朱自清进入清华任教后，因讲授古典诗词需要，始学作旧体诗词。1926年前后，拜黄节为师，其《敝帚集》拟古诗扉页上题有“诗课谨呈晦闻师教正 学生朱自清”，黄晦闻则有批语“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第5卷第138页)。朱自清始终以师事之，追悼会自不会缺席。

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主祭，自应宣读悼词。马叙伦作为北大国文系同事、好友，报告死者事迹，这与“悼词”性质不同。但介绍事迹之前，先引自己所作挽联，也并非不可能。

至于马叙伦挽联词的来源，两本一说“集句”，一说“名诗”，都暗示非马叙伦自作辞。事实如何呢？李韶清作《顺德黄晦闻先生年谱》录马叙伦挽联，有异文，作：“残年但愿常相见，旧雨从今不更来”，并录题跋：

余与晦闻道兄，交逾三十年，行藏略异，襟抱实同，然兄狷洁之美，余所不如。兄擅为诗足媲后山，余向不娴声偶，亦所愧也。先后相聚逾二十年，见必谭艺，兼励志节，道谊之交，无逾于兄。兄与余皆尝闻政，而均未展所怀，前岁兄偶谓余，君才自宜再出，余笑应曰：“道大莫容。”兄亦笑曰：“自不如闭户著书也。”然彼年孰观忧患，其孤愤之情，见于遗集壬申、癸酉诸诗，而相对每言，不如早死，而今譣矣。自兄始病及殇，才逾一旬，其病三日始疗，谓余曰“若病起当勤相见”，不意遂咸隔世。我怀如何，怆难为辞，乃假宋人语，写以哭挽之。兄在天之灵，必有以鉴之也。廿有四年一月廿有六日，晦闻道兄皋复之辰，学弟马叙伦率子孙同拜挽。(19)

挽联写于1月26日，则应在南京、北平两地都曾张挂。至于异文出自何因，是两次张挂版本不同，还是抄录不准确，无从查考。

另，查马叙伦诗作，有《一月廿四日黄晦闻之亡正一年矣歌以当哭》七首，其七云：“此后相期多见面，那堪一夕罢春歌。蒹葭人去楼空屹，南小街头不忍过。”蒹葭楼是黄晦闻斋号，南小街是其宅所。马叙伦在诗后有自注：“晦闻病小瘥时曾语余曰：‘此后愿多见面。’”(20)由此可知，黄节生前曾表达“多见面”之愿，这正是马叙伦挽联中“残年惟愿长相见”一句之本事，而在黄节逝世一年后马叙伦仍在诗中以这句叮咛之语起头，可见黄节的话给马叙伦刺激之剧，也折射出两人的友情之笃。

略考马叙伦联语之渊源，可将该条本事稍加澄清。南宋人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苏仁仲论待制公朱新仲诗”条：

吕伯恭先生尝言，往日见苏仁仲提举，坐语移时，因论及诗。苏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严陵。时汪彦章南迁，便道过新仲。适值清明，朱送行诗云：“天气未佳宜且住，风波如此欲安之。”盖用颜鲁公帖及谢安事，语意浑成，全不觉用事。二十年欲效此体，用意不到，比作陆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残年但愿长相见，今雨那知更不来。”盖用杜子美诗句“但愿残年饱吃饭，但愿无事常相见”，及《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亦不觉用事也，恐可庶几焉。乃知待制公之诗，在当时已为前辈所推重如此。(21)

其中所引苏仁仲的挽联“残年但愿长相见，今雨那知更不来”，与马叙伦的联语近似，可能是其直接所本，即其化用对象，而杜子美句则为远源。马联虽系化用，但本质而言，是事出有因，语发肺腑，不着痕迹。因此，王译本中所谓“系集二名句”，全集本所说“名诗”，恐都与事实不符。

全集本“许多挽联均可列为诗中佳品”，显然对应于王译本位置稍前的“挽联中佳者极多”。挽联和诗毕竟是两种体式，不能混为一谈；两本比较，王译本说法更恰切。

全集本说“罗彤云与刘荪的挽联颇感人”。按理，就像挚友马叙伦的挽联“深挚感人”一样，虽然挽联挂满三进院落，最动情者首先应当考虑出自与黄晦闻关系较近且国学根基厚实、楹联技艺高超的人士之手。但罗彤云、刘荪，当时闻达中无此二人，疑为英文音译或汉字释错。前列《黄晦闻先生追悼会启事》所附32人治丧委员会名单，刘姓只有“刘三”一人。笔者高度怀疑“刘荪”即为“刘三”英文讹译。按，刘三(1890-1938)，上海松江人，原名刘宗龢、刘钟龢，字季平、江南，号离垢、江南刘三。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兴中会。1903年归国，先任浙江陆军学堂教官，稍后创办丽泽学院。1907年参与成立神交社，1909年参加南社。191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后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5年参与主持江苏省通志馆；又历任东南大学、国民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学院等校中国文学教授，上海浦东中学国文教员。1928年后任监察院筹备员、江苏省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其人能诗、能文、能书，是黄晦闻的朋友。

如果上述判断不错，那可以肯定日记中此处二人名为英文，而不是汉字。这为我们坐实罗彤云提供了方向：只需按照音近原则联系，不必考虑字形近似。

罗姓人士，名单中则有罗悖、罗文幹、罗家伦三人，“罗彤云”很可能就是其中的“罗悖”一名的误译。罗悖(1872-1954或1955)，字孝瑴，又字子燮、季孺、照岩，号敷庵、复庵、复暗、复堪(又作复戡)，别署悉檀居士、羯蒙老人、凤岭诗人，作画署名曼渊，室号三山簃、唐牒楼、晚晦堂，广东顺德人，书画家、诗人。早年与堂兄、著名戏曲作家罗瘿公(罗悖曧)同从康有为受业，后肄业于京师译学馆。清末历任邮传部郎中、礼制馆编纂。入民国后任教育部、财政部、司法部参事、国民政府内政部秘书，后在北京艺专和北京大学文学院讲授书法。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三山簃诗存》《三山簃学诗浅说》《书法论略》等。

悖音dun，国语罗马字拼写法是Tuen，朱自清更可能拼为Tueng。(22)字生僻，综合《康熙字典》与《汉语大字典》的解释及引例，关于读音，有：

《广韵》：“胡管切，上缓匣。”《集韵》：“户管切，音缓。”

关于意义，有：

1.明。《玉篇·日部》：“，明也。”2.姓。《广韵·缓韵》：“，姓。”《姓氏急就篇》：“晋中郎将清，宋朱子门人渊。”《通志·氏族略五》：“氏，晋有西中郎将清。又宁州刺史静，望出荆州。今江陵多此姓。”(23)

前人名、字有意义关联。从罗悖的字“照岩”看，字显系取其“明”之义。《玉篇》是南朝梁代的著作，《广韵》《集韵》均为宋代著作。所以这个字早在梁代以前就已出现。按照曾运乾“喻三归匣”观点，中古音喻母(y)字与上古音匣母(h)之间关系密切。(24)“爰”与“缓”是同声母字。因此“”在某些前代学者那里通读声旁“爰”，是有可能的；其西文拼写，则可能是Yuen，例如赵元任的名字就写成Yuen Ren Chao，这个Yuen在当代译者笔下又很容易读作yun。当它跟在Tun(g)后，则很有可能附会成为“彤云”。于是，罗悖就可能转译成罗彤云。王译本不见这一条，或因译者不清楚究所指，为谨慎起见乃径自删去也。

至于王译本说“多数挽联皆媲黄氏于陈后山，惟夏敬观媲之于晚唐”，全集本则笼统为“许多挽联均可列为诗中佳品”。笔者倾向于相信前者。原因首先是“联”虽与“诗”有关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因而“挽联可列诗中珍品”之说不妥；其次，还因为王译说法于事实颇为有据。

陈后山，即北宋诗人陈师道(1053-1102)。陈师道一生安贫乐道，闭户苦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称，曾得苏轼赏识教导，系苏门六君子之一，也是江西诗派重要诗人。其作品以拗峭惊警著称，著有《后山先生集》《后山词》。

晚清民初，宋诗派流行诗坛，同光体及其衍生出的闵、赣、浙三派均崇尚宋诗，唯所具体所标举的宋代诗人有所不同。黄节对陈师道的崇尚是众所周知的。1914年12月29日，他曾与李霈、汤定之、朱坚、胡朝梁、夏敬观、罗悖曧等11人在北京法源寺为陈师道的逝日设祭。诸人都有诗画记其事，后结集为《追祭宋诗人陈后山诗画册》。黄节作诗《十二月二十九日集法源寺为后山逝日设祭》：

谡谡长松绕佛坛，致斋为位讵无端。顾兹一往相从意，益叹于今后死难。贤达同时天独啬，士夫明耻国犹安。流风已绝熙丰世，诗卷凭谁共岁寒。(25)

一年以后，黄节再作《十二月二十九日与栽甫登江亭，忆去年此日为后山逝日设祭法源寺，与会者惟贞壮南归今此事亦不再矣因为诗寄之》一诗：

二客江亭话去年，今朝吟祭后山篇。更无一事能经岁，可叹前人有独贤。忆子梦回湖上路，迨春冰解直沽船。残邮若递今朝讯，诗在芦根积雪边。(26)

黄节的诗与陈师道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当时诗评界的共识。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拟其为“地煞星镇三山黄信”，评语中有言：“晦闻刻意学后山，语多凄婉。尝刻小印，文曰：‘后山而后’。”又引陈三立评语：“卷中七律疑尤胜，效古而莫寻辙迹。必欲比类，于后山为近，然有过之无不及也。”又，黄溶《挽晦闻》云：“君诗称后山，自况意高蹇。真源信曹洞，潜气倍深婉。”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蒹葭楼诗》，有通嗣宗之神理而遗其貌者。盖得力于宋人陈后山诸家。”(27)皆直指陈后山对黄晦闻的巨大影响。

至于夏敬观以晚唐比黄节诗，则可见于其《挽黄晦闻》一诗：

漠漠蒹葭澹澹霜，敛襟一瞑更何乡。生前语浅饶深意，诗律精能入晚唐。腊雪斟杯照鬓班，低徊梦境一追还。岁寒诗卷松坛侧，拟办斋筵褙后山。(28)

“诗律精能入晚唐”这一论断，放诸众口一词地把黄节拟于陈后山的诸家评语中，的确显得独树一帜。(29)朱自清从黄节学诗有年，对黄诗的风格、师承自然备极熟稔；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是当时诗界影响巨大的名作，最早成稿于1919年，在黄节逝世之前已先后两次发表：先是1925年连载于《甲寅》第1卷第5号至第9号，后于1934年至1935年再刊于《青鹤》杂志第3卷第2号至第7号，朱自清不可能未曾寓目，各家共识他无疑网罗胸中，因而夏敬观的独到评骘也必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可知，王译本说“多数挽联皆媲黄氏于陈后山，惟夏敬观媲之于晚唐”既符合事实，也完全在朱自清的知悉范围内；它不可能是出诸译者己意，说法较为可靠。整句意思在全集本中阙如，很可能是由于全集本译者对有关背景不确知，因而径自省略了。

①王瑶选录：《朱自清日记选录》，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下引王瑶译本，仅随文夹注。

②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下引全集，仅随文夹注。

③译者李钢钟(1931-2010)，吉林辽源人，1949年3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曾任南京东方语专地下党支部书记，历任北京市直属机关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市农林局、农场局处长，市妇联宣传部部长，市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务。1983年至1993年，任北京市妇联主任。见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网站，http://www.bjwomen.gov.cn/fnw_2nd_web/static/articles/catalog_ff808081641b22b001641b355e5c001b/article_7068/7068.html。从译者生平来看，其对现代文教界人物史事有所隔膜是可以理解的。

④指浦薛凤的太太陆冶余。

⑤清华并入长沙临时大学后，已读三年级的王永兴为追随陈寅恪而转入历史系二年级，1940年大学毕业，同年入北京大学史学部为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参见王永兴：《我与唐史研究》，见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96页；《廿七年一月长沙临大学生名录》，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⑥汪辉祖：《清汪辉祖先生自定年谱—— 一名病榻梦痕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页。

⑦胡适：《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9月11日。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47页。

⑨周作人：《秉烛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29页。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49页。

(11)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87-88页。

(12)朱自清：《选诗杂记》，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40年，第361页。

(13)周作人：《现代散文导论》(上)，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第194-195页。

(14)郁达夫：《现代散文导论》(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第214页。

(15)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第88页。

(16)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17)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18)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页。

(19)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附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8-339页。

(20)周德恒编：《马叙伦诗词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21)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 曲洧旧闻 西塘集耆旧续闻》合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2页。标点稍有改动。感谢本文的外审专家在审稿意见中提供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这一线索，使本条考证稍为坐实。

(22)扬州方言前后鼻音不分(合并为前鼻音)，朱自清长期在北方生活，渐能区分前后鼻音，拼写上或许按照北平话规律误加上尾音g，这就有成为Tueng的可能。

(23)张玉书等：《康熙字典·辰集上·日部》，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内府刊本，第22页a；《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2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1524页。

(24)例如扬、援、圆、云、有、又、艺等字，上古音声母都为h。

(25)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第52页。《追祭宋诗人陈后山诗画册》(水墨设色纸本)见于中国嘉德2004春季拍卖会，有黄节该诗手迹。

(26)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第75页。

(27)转引自王培军：《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22页。

(28)转引自王培军：《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第125页。

(29)近人颇有继承夏敬观这一观点的。如黄节好友刘载甫之子、深知黄节其人其诗的刘峻在其极有见地的《诗人黄节的思想和风格》一文中认为，黄节的诗受到屈翁山(大均)、陈后山(师道)、李义山(商隐)这“三座大山”的影响(这无意间似乎为“镇三山”下了个有趣的注脚)。又指出黄节诗中雄浑幽丽的景语、哀艳婉转的情语借鉴于李义山的不少。“在诗的色泽方面，他颇有唐人风采；在诗的虚字运用上，他深得宋人遗意”。可为夏敬观观点的辅证。见刘斯奋选注：《黄节诗选》代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