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既不能等同于政治，而又是不可能和政治截然分开的。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二者又总是交相影响的。
尤为困难的是：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往往是互相转化的， 其间并不存在一道永恒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奇可以化为腐朽，腐朽也可以化为神奇。那全赖我们如何去加以领会、吸收和运用。
（一）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自己还是在北平（京）师范大学附中作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清华园里有位大名鼎鼎的吴宓先生，是号称“情圣”的。可惜当时自己太小，还无缘亲聆教诲，只有每逢假日和同学骑车去西山游玩的途中，遥遥望园兴叹。
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风采，是1939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作学生，在昆中南院的一间教室里听先生讲《欧洲文学史》。
我不是外文系的学生，听文学史 的课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有似北京观众们所说的“听蹭”。当时这类的自由旁听是校园内的一种风气；据说当年老北大有很多外面来听课的人，并非是正式学生， 从远地来到沙滩租一间公寓住了下来，一听就是一年、两年。另一位陕西籍老师张奚若先生的两门课“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我也是在两年时 间里从头到尾旁听了下来的。
对吴先生的初次印象，倒不是先生讲授的内容，而是他那发音。他的英文发音实在不怎么好，夹杂着浓重的乡音；吴先生是哈佛大学出身，有名的哈佛标准英语，发音竟然如此，不免有点暗自惊异。
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体会到，一个人的学识和他的发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吴先生的至友陈寅恪老师是当代学术界的泰斗，但连他那中文的发音，实在也是远不够标准的。学识好就是外语好，外语好就是口语好，口语好就是发音好；这一流俗的以言取人的偏见自昔已然， 于今尤烈，却不知误尽了天下多少苍生。其实，吴先生是很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的。学生选课，他总是要学生先选语音学，把基础先打好。
在课堂上，他也屡次指出 我们中文基础不够，———我们一代人和吴先生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吴先生一代人是从旧学发蒙的，所以旧学根底都非常之好；我们一代人所受的已是新式教 育，从小是文、史、地、数、理、化、音、体、劳一起都上，所以就没有老一辈那种深厚的旧学基础了。先生要我们从文字学入手，并特别推荐吴契宁的《实用文字学》一书，要我们认真阅读。
对细微处，吴先生是很认真的。有一次他指责我们说：英国小说家Thack-eray不是Thackery，你们总是把语尾的-ray写成-ry。又一次，先生摇头感叹地说：林语堂写了一篇小说， 名字叫《风声鹤泪》；大家都知道，淝水之战谢玄击破符坚，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鹤还会流眼泪（The Tears of the Storks）？每次考试，先生必定有一道题目是要学生默写出自己所能背诵的最长的一篇诗文，并且往往还有一道题目是评论一部文学名著。大都意在强调学生的基本功。
（二）
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这是先生在昆明的几年中少数几次公开讲演之一（另 有一或两次是讲《红楼梦》）。先生以非常诚恳的语调把自己的人生观归结为四个字：殉情、殉道。应该说，先生这次所讲的内容在当时的时代气氛下，显得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是这一点正足以见先生对文化深层意义的追求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今天回顾起来，这同样是一个民族文化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十八、九世纪之交，德国面临着政治分裂，经济落后，在异族侵略的铁蹄之下山河破碎；而德国的哲人和才士却执著于去追求那种玄之又玄、脱离现实的诗歌、乐曲和哲学理论。一个社会的优越性不仅仅表现在它的物质生活上，也表现在它的精神生活上。当时的德国民族就在精神生活上大放异彩而表现出令人叹止的优越性。先生的这种精神也贯穿在他常年讲授的课程里。那时候，先生每年都开两门课，一门是欧洲文学史，为必修课；另一门是选修课，课程名称每年不同。
1942年我听课的那年，先生开的 选修课程是“文学与人生”。先生自己说，课程名称虽变，但思想是一贯的。选修课的内容，也就是广义的“我的人生观”。先生博通今古，学贯中西，讲起课来旁 征博引，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但我的印象，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一为先生所服膺的柏拉图哲学（柏拉图对话录的最早中译本，就是在先生指导下进行的），一为 先生所热爱的《红楼梦》，一为先生平素喜欢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所阐发的人生哲学的精义。
先生是熟读中国小说的，掌故之熟，一时无两。有一次谈到吴沃尧，先生就顺口解释说，吴沃尧自署“我佛山人”，大家都以为他是“我佛”“山人”，其实他是广东佛山人，故尔自称“我”“佛山人”。当时金岳霖老师亦以博览小说闻名。
记得有一次金先生讲演，题目是“小说与哲学”，系应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之邀，由罗常培老师主持。罗先生介绍金先生时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先生所读的中国小说。可见两位先生在同侪人心目中的地位。先生 还有一次说及，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他曾和汤用彤先生两人合撰过一部小说，书中主人公的籍贯是贵州修文，因为他们觉得修文这两个字非常好。
在课堂上谈论 《红楼梦》时，先生对书中的全部诗词都能脱口而出，背诵如流，这时候听者也觉得自己仿佛是沉浸在其中；那真可以说是一场精神的享受。不仅古今中外的名著， 就连一些流行的通俗小说，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他也熟读。有一次他曾提到，《金粉世家》是仿《红楼梦》的，所记为钱能训（浙江嘉善、 北洋时期曾任国务总理）家事。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按一般看法，是不能登学院讲坛的。于此可见先生的眼界之广与识见之卓，他从没有（如人们想像的）把自己局限于所谓士大夫的狭小天地里（我以为陈寅恪先生也是如此）。
先生改造了柏拉图哲学，其要旨是把世界分成两个：一个先生名之为the World of Truth，另一个则名之为Vanity Fair（均为先生的原文）；真、善、美必须求之于前者，而名利场中人则执迷于后者。先生即以此两个世界的学说来解说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义谛。例如，贾宝玉一流就是属于前一个世界的，而王熙凤一流则是属于后一个世界的。
先生曾撰有一篇长文，发挥此义，载在当时的《旅行》杂志上，还亲笔写了一则广告张贴在校 园的墙壁上。先生讲《红楼梦》，要求每个同学都写出自己的心得，集中放在图书馆里面，供大家借阅，相互交流。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两篇的大意。一篇是评论探春 的，认为作者把探春作为一个正面形象，着意描写，过于美化；其实探春对于自己生身母亲赵姨娘采取那么鄙薄而苛刻的态度，是叫人无法同情的。一篇是说，宝玉 并非用情不专，事实是宝钗所要求于宝玉的是一套世俗的东西，宝玉也报之以一套世俗的名利；黛玉所要求于宝玉的是崇高的爱情，宝玉也报之以崇高的爱情。
在先生的领导之下，实际上（虽然不是在组织形式上）形成了一个红学会和红学专刊。尤其在一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还能有一批青年人专心致志地探讨思想和学术的真理，至少在西南联大的校史上，也是一阕难忘的插曲。
当代讲红学的，大抵似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义理派，由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发其端，而先生继之，旨在从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一派是索隐派，以蔡元培先生《红楼梦索隐》为鼻祖，下迄“四人帮”红学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论，都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 要，从中寻找微言大义，硬把自己的政治意图强加于古人。一派是考据派，以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为始作俑者。平心而论，胡文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功不 可没。随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又别开生面，拓展疆域，其贡献也是不能一笔抹杀的。
然而无可讳言的是，自哙而下，考据派的路子却越走越狭隘，由自我作茧驯致走火入魔，把红学弄成了曹学，支离破碎、繁琐不堪且又言不及义。曹雪芹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有价值，在于他写了一部不朽的艺术品；现在撇开这部不朽 的艺术品的价值不顾，而一味捕风捉影，专门去考据一些与红学毫无关系的私人起居注，终至沦于“演丹麦王子而不要哈姆雷特”的魔障。
今后红学的发展，恐怕需要某些红学家们对自己工作的方向和方法乃至价值观首先进行一番必要的自我批判。义理派是要求对《红楼梦》这部不朽的艺术品作出思想理论上的理解和评价的；因此，考据派对于义理派似乎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包括吴先生（和他当年教导的那批青年学生）的贡献在内。惜乎当年先生指导之下以手抄形式流传的许多篇习作 文章，历经离乱，如今恐怕是都已荡然无存了。
（三）
先生是率真的人，是诚挚的人，在他身上没有丝毫言行不符或虚假造作的痕迹。先生不吸烟，室内便赫然贴有一张“请勿吸烟”的告示。先生平生的恋 爱事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先生自己亦从不隐讳。有一次讲诗，先生说到诗有以含蓄为佳者，但亦有直抒胸臆者；随即各举数例。
而后者的例子之一，就是先生自己的《诗集》中的“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先生之率真有如此者。一次讲红学，一个同学问道：听说当年清华园内，先生以妙玉自况，不知有无其事；同学为之哄堂。先生从容答道：妙玉和大观园内其他的女孩子们是同样地年轻、热情而又才华横溢，为什么她就没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呢？有一桩小事是 大家当年都知道的；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潇湘馆”，先生大不以为然，前去说服，饭馆终于改名为“潇湘食堂”。
另有一桩小事，大概是很多人不知 道的了；当时有位同学为了感情问题很苦恼，遂写了一封信给先生，说明自己思想的苦闷，请求先生指教。先生立即以极其工整的墨迹写了一封回信说：请把我看作 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请信任我，有什么痛苦请尽情告诉我。这位同学果然去请教了先生，并从先生那里得到不少教益和安慰。为学和为人，在先生乃是一回事。
先生生平不求闻达，在学院的圈子之外，亦无籍籍之名；而学生遇到困难时，却把先生看作真正是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先生毕生执教，桃李满天下，其间人才辈出， 不少都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如钱钟书、李赋宁诸位先生，我想他们受益于先生的风格者，恐怕并不亚于受益于先生的学问。
先生不但是学人，而且是诗人，是至性中人。有一次上课，先生说到前一天曾和沈有鼎先生相与讨论，说到沈先生是真性情中人；又说到：假如要沈先生和我（先生自称）去搞政治，去做官，那真会叫我们痛苦死了。接着，先生就把前一天两人的讨论内容画了一张七级浮屠式的图，把对权力的追逐放在最下层， 以上各层依次是对物质的追求、对荣誉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对艺术创造的追求。他说，沈先生看了以后提出，应该把宗教置于顶层。
先生自己非常欣赏沈先生的这一补充，说话时流露出一种深沉的欣慰。先生是那么执著认真，又是那么易于动情；有一次看到一匹马负重倒毙在路旁，不禁唏嘘地对我们说：“我觉得我自己就 是那匹忍辱负重的马。”
关于先生的天真和诚挚，我的记忆里还保留着几件事。一次先生说到，学校里应该把教师授课当成隆重的大事，他曾建议教师授课应该穿上大礼服以 昭郑重，但终以格于舆论，未能实现，他很引为憾事。又一件事是，先生曾经不止一次提到，他自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时，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几位大师担任导师，学生不多，却大都已卓然成家，这是他最感欣慰而引以为荣的事。
先生说这话时的神情，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地得意，使人深深感到“诗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还有一件是对我个人的事，那是先生离去昆明的前夕，在百忙之中还曾亲手为我作研究生的课程细心拟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和一份书目， 使我终生难忘。
（四）
1944年秋，先生终于离开了自己求学和任教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母校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其中原委之一是由于和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之间闹矛盾。这里面固然有两人性格、思想和作风上的分歧，然而或许更多地是出于两人文化背景的熏陶不同的缘故。吴先生是一个深厚的古典主义者而兼人文主义者（当然，也是浪漫主义者），屡屡称颂他所敬仰的两位业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和黄闻晦，这在当代是很罕见的，也是与陈先生迥然不同之处（陈先生是由美国归国的华侨）。甚至于吴先生讲浪漫诗人时，也偏爱拜伦，和我们学生一辈之偏爱雪莱或济慈者，就颇有差距。因之，先生有时候就显得与世寡和，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谈到这里，似乎应该提一下与先生一生颇为有关的《学衡》。这桩公案迄今已近七十年，似乎是应该做出历史评价的时候了。《学衡》的学术立场和文化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把学术等同于政治，虽然貌似简单，实际上倒把问题弄复杂了。
反之，如果把学术和政治截然分开，则又把问题简单化了。困难的是：学术既不能等同于政治，而又是不可能和政治截然分开的。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二者又总是交相影响的。尤为困难的是：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往往是互相转化的， 其间并不存在一道永恒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奇可以化为腐朽，腐朽也可以化为神奇。
那全赖我们如何去加以领会、吸收和运用。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无神论曾经 是民主革命理论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红楼梦》里，无神论却是王熙凤弄权铁槛寺贪污受贿的理论基础。五十年代汤用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自我思想检 查，曾提到当年他参加《学衡》是一个错误。现在又已为时三十多年，我们是否也应该站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来观察这个问题呢？
每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总有一些成分是有价值的，应该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而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又总有某些成分是过了时的，乃至已经成了 前进的阻力的，就不能不加以摒弃了。总有些人会倾向于肯定得多一些，而否定得少一些；又总有些人会倾向于否定得多一些，而肯定得少一些。这本来是很自然 的、很正常的事。
不过，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里，这种现象往往会表现得格外突出，而且采取激烈论战的形式。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上影响最为巨大的事变，而当 时的柏克（Ed-mund Burke）就反对革命的破坏行为。他认为历史文化是人类智慧历代努力的结晶，任何人都无权以革命的名义一笔抹煞这份珍贵的遗产。
今天看来，柏克的论点也并非全无可取。以我们的亲身经历而论，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砸烂旧文化的；但事实上或许不如不去砸烂它，倒更能为我们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多保留一份元气。
《学衡》反对白话文，这无疑是个很大的错误，因而曾被鲁迅先生讥之为其行文言必称“英吉之利，法兰之西”。汤先生思想检讨中也提到过，这种文风是由于他欣赏传统士大夫的情调所致。或许是如此，然而文体或文风之争，终究还只是个形式，而过去人们较为看 重的，却大多在这一方面。但另外那更为重要的方面，即《学衡》所宣扬的文化论点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至今似乎尚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和评论。
无论如何，人类认识的进步、思想文化的繁荣，总是要通过各种不同见解的交锋而促成的，定于一尊就不免要引向僵化和停滞。不同意见的争鸣，总比一言堂要好。诗人哲 学家居友（M.J.Guyau）曾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人类的文明需要有千万只眼睛、千万只耳朵，才能适应事物发展的无限繁复性。一个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繁荣局面，是不是也应该包括给予已经成为历史的各家各派以一席合法的地位呢？
吴先生生平的业绩固然远远不止于《学衡》一端；但其他各端大抵上应该是 受到高度评价的，不致有什么分歧的意见了，唯独《学衡》仍然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一项课题。假如能有人对当年《学衡》与当时思想文化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研 究，这项工作应不失为对先生一种最好的纪念。这个研究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即使是这段历史应予全盘否定，也无损于先生的高风亮节。毕竟，先生是一个真实的 人，是诗人、是学人，而不是一个虚假的完人、圣人。
（五）
最后，补充有关先生的两件小事，作为尾声。
1943年我即将毕业时，尚缺体育课一学期未修，请示了梅校长，梅校长要我去找体育主任马约翰老师商量。马先生向我说：体育不及格也是不能毕 业的；吴宓是大教授了，当年在我（马先生）的体育课上跳远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我只知道有一次闹学潮，学校开除了一批学生；后来学生们都写了悔过书，又复 了学，吴先生也在内。当时唯有先生的好友白屋诗人吴芳吉不肯写悔过书，便失去了学籍。
但我不知道先生有因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毕业的事。既然此事是马先生亲口 向我说的，想来不致有误。而按规定，不毕业是不能出国的。研究吴先生传记的同志们可以核实一下，吴先生有没有毕业，或是推迟毕业，或是以什么别的方式毕了 业（我是写一篇读书报告，代替一学期的体育课，由马先生批准的）。
吴先生与贺麟先生几十年来谊兼师友。1981（或1982）年我去看望贺先生，贺先生谈起：有一个夜里，他梦见了吴雨僧（贺先生是这样称呼吴先生的），醒来觉得很奇怪，怎么多年不见，故人忽然又入梦来，后来才知道吴雨僧就是在第二天逝世的。
今年是先生诞辰96周年，有关各界在西安召开纪念会，爰草此篇以为纪念，并志哀思。
选自：《思想的苇草》（何兆武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