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就是吴宓先生。吴宓先生终生致力于弘扬、维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孔子及其学说，并进行道德实践。侯玉海先生曾对吴宓与孔子作了有趣的比较，从时代背景、性格特点、事业遭际、人生命运及思想观点等方面揭示了两位相隔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物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本人想梳理吴宓对孔子学说的现代阐释，进一步探讨吴宓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内在思想动因。
一
吴宓对孔子及其学说的终生信仰和现代阐释，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首先，是吴宓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极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反拨。他描述当时的反孔情形时说：“自新潮澎湃，孔子乃为人攻击之目标。学者以专打孔家店为号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轻薄尖刻之笔，备致诋讠其。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视尊圣如狂病。而近一年中，若武汉湘中等地，摧毁孔庙，斩杀儒者，推倒礼教，打破羞耻，其行动之激烈暴厉，凡令人疑其为反对文明社会，匪特反对孔子而已。”孔子降生二千多年来，“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藉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但是，时至今日，“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之影象，似将消灭而不存矣。”这是令人悲哀、伤心之事。作为从小饱读孔孟经典、古代诗文，生长在陕西关中这块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民风纯朴、知书好礼的黄土地上的吴宓，在悲伤之余便发奋阐发孔子学说精义，以供国人了解，以维护圣道不坠，并义无反顾，付诸行动。
其次，是吴宓于对当时社会上一些现象的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是为了从根柢上挖去封建专制的思想基础，启蒙民众，实现社会变革，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当时社会现状，则甚为复杂。“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孔子又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利用起来，一方面拉大旗作虎皮，掩盖了自己的反动本质；一方面恢复孔教，大肆举行祀孔仪式，还要求学校读经，“礼教立国”的呼嚣此起彼伏。一些地方军阀也竞相通过尊孔读经来愚弄人民，像鲁迅先生讽刺的山东军阀张宗昌，“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以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吴宓十分厌恶这些现象，便奋而起来阐释孔子及其学说的精义，维护孔子的尊严。
第三，是吴宓出于自己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吴宓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所办的《学衡》杂志周围，聚拢了一批与新文化运动对垒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在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留学欧美，在文化观上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自己对待中西文化的观点。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潮流，认为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促成一个“人文国际”的基础。当吴宓在哈佛读书拜谒白璧德时，白氏对吴宓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促使吴宓发大愿，研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孔子及儒学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人生信仰和文化追求。
二
吴宓对孔学的阐释不是以一个封建士大夫，而是以一个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用世界性的眼光，站在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角度来进行的。吴宓潜心研究了人类文明发展史，指出古希腊苏格拉底和犹太耶稣，代表着西方文明；中国孔子和印度释迦牟尼，代表着东方文明。这四大文化犹如四根支柱，支撑着世界文明大厦，孔学就是这大厦必不可少的支柱之一。吴宓用自己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留学、游历的切身体会，来说明中国文化和孔子学说的优点，“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正是因为如此，吴宓才对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提出自己的灼见，认为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他指出，目前应当着重研究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基督教）之真义，“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于以上所言之四也：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然后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融合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这便可以做到“国粹不失，欧化也成”，并进而创造“融会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的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用的“孔教”一词，并不是以孔子学说为宗教，而是一种习惯用法，其实就是儒学，或孔子的教化。
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吴宓专门写了《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发表于1927年9月22日的《大公报》上。在文章中，吴宓是本着“智慧思考”，“坚持孔子之学说”来“复申”孔子的价值及其学说的精义的。他认为，真正的尊孔，应该注重两条途径，一是实行，二是理论。因为“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实践，今人尊孔的要务”，便在“自勉勉人，随时地实行孔子之教。”在理论上，吴宓提出了求得孔教真义的基本方法：“融汇新旧道理，取证中西历史，以批语之态度，思辩之工夫，博考详察，深心体会，造成一贯之学说，洞明全部之真理。”可以看出，吴宓对孔学研究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开阔高远的思路、崇高中正的目的。
那么，孔子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吴宓引证分析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并赋予其现代意义，认为“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具体地说：①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这句话又见于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一书，当为学衡派的共识）这个评价是否过高，可以再讨论。②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吴宓痛诋当时社会道德沦丧、腐化堕落，而欲把孔子作为道德理想的寄托和人格理想的体现。他说不但一人一家，即一国一族之盛衰灭亡，世界文化之进退，都是以道德水准的高低、大多数人的人格水平为枢机的，并试图通过孔子的道德人格来改良世道人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道德救国”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吴宓对孔学的精义也有独到的阐发。他认为孔子“确认人性为二元（善恶、理欲），揭橥执两用中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以孝为诸种德行之本，而以克己复礼、行忠孝、守中庸为实行道德之方法。”在吴宓看来，孔子认定人性是二元的：“人无纯善，亦无纯恶，生人本性，亦善亦恶，有理有欲”，而人性中向上的部分能够“常向善而从理”，劣下的部分却“趋恶而肆欲”。这二者不断争斗，没完没了。因此，只有把道德立起来，才能使人守礼法，乐德义，卓然自别禽兽，让人性中高尚的那部分得到培养、发达，最终造就善人——这就是“仁”。我们知道，“仁”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之一，历来理解差异很大。吴宓认为“仁也者，人之所以同也。仁者诸德之本。而仁又人性之别名，人道之特征也。”即就是说，“仁”是人之为人的共同本质，为诸德之根本，又体现了人道的特征。孔教又最重孝。对此，吴宓不是从社会而是从人性角度来阐释的，因为“人在襁褓，天真未凿”，尚未受外界习染，怀有赤子之心，这时开始设法培养，发达其仁心，就像种树要择其最易滋荣发育之处来栽培一样，因势利导，可以收事增功倍之效。“仁”与“孝”同为“本”，实是一体之两面，“仁”是面向所有人的，“孝”则主要是面向家族亲情的，在传统社会，二者相通又混融，生发又圆融诸德行。
吴宓在阐述孔子教人实行道德的方法时，首先谈到“克己复礼”，认为“克己”就是以礼制欲，就是诚（不自欺）；“复礼”就是以“一己此时之身份地位，而为其所当为”，或“随时随地”尽其应尽的义务，“而无丝毫缺憾”。换句话说：“克己者，所以取人性中本来之恶；复礼者，所以存人性中本来之善。”对于“克己”，吴宓还有更深刻的说明：“能以理制欲者，即为能克己”，并把克己当作人生“实践凡百道德之第一步”。
其次，论“行忠恕”。他认为，“忠”就是“尽心”，“恕”就是“有容”，“忠恕者，严于责己而宽于责人之谓也”，并以现代的权利、义务观念进一步解释说：忠恕就是“视我之义务甚重，视我之权利甚轻；而视人之义务甚轻，视人之权利甚重；……对群之公德，诚莫高于忠恕矣。”他还把“忠恕”与“克己”、“修养”联系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说：“‘忠’者，知人类共有之优点而欲发达之于己身，纯恃克己之力；而‘恕’者，则知人类共有之弱点而能怜悯之于他人，全凭修养之功。”
复次，论“守中庸”。吴宓认为，“中庸者，忠道也，常道也，有节制之谓也，求适当之谓也；不趋极，不务奇诡之谓也。过与不及，皆不足为中庸。”并把中庸作为立身行事的最简单、最明显、最实用、最安稳、最通达周备的规矩。然而中庸之道说起来简单，行起来不易,可谓知易而行难。正因为如此,“中庸在今世颇为人所忽视”。吴宓认为,中庸之道作为常人行事的一个理想目标，只能“随时竭诚输智，以求所谓中庸之履行也。”
三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后期全国大搞批林批孔时，吴宓不顾年老体衰和生命安危，挺身而出反对批孔。当时，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一位领导找吴宓谈心，原本想启发他带头批孔，而他则在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反对批孔的坚定态度之后，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无知、误解、歪曲从学理上进行了辩驳。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是《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话，说这是孔子要弟子们克制自己，等待时机，复辟西周奴隶制。吴宓认为：“时下之论，并未弄清克己复礼是何意思。”他旁征博引，从什么是“礼”谈起。先秦著述，谈礼甚多，含义各不相同，其实则包罗极广，概括而又概括，也可分为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与伦理标准。春秋之世，礼多指道德规范，例如早于孔子的管仲就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孔子“克己复礼”之“礼”就是管仲“礼义廉耻”之“礼”。当时天下大乱，诸侯争战，公卿贪婪，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王公大夫骄奢淫侈，道德败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旨在倡议人人（自王侯庶民）克制（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于道德规范。这怎么能说是孔子要复辟奴隶制度？
吴宓认为，今天我们评人论事，要知人论世，看主流，看实际行动，并例举孔子两点遭到误解、歪曲的地方用历史事实加以辩驳。第一，孔子一生最主要的实践是教书。孔子开私人讲学之先例是反奴隶制的，他的弟子也大多是平民乃至奴隶。他毕生的行动，身体力行，是与奴隶制对着干的，怎么能抛开他的实际行动，凭空说他搞奴隶制复辟？第二，孔子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之传统道德，提倡仁义，讲求忠恕；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青年“居勿求安”，“食勿求饱”；认为弟子（青年们）应该“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之余力，则以学文。”这个道德修养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其大半精神合于今日大力提倡的雷锋精神。
对于那位领导说孔子提倡忠君是反动的，吴宓说：古时所说的君，固然是具体的统治者，却也同时是社稷——国家、民族的象征。而且孔子所说的“君”不一定是奴隶制之君，倒可以举出许多证据证明是新兴地方阶级之君。更具进步意义的是《论语·学而》中孔子的一段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实是对治国之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敬事——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信——讲究诚实无欺。对臣民敦厚诚恳；讲究言而有信，说话算数，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口是心非；自不待言，绝对不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节用——节约俭省，绝不随意挥霍民脂民膏。爱人——要爱百姓。使民以时——一切驱使百姓的事情，征服徭役等等，都要照顾季节，不能有误农业生产。
吴宓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十分平常，但在当时是一般人闻所未闻，更不是一般人言所敢言的。吴宓之论立足于他对孔子伟大人格、高尚道德及其学说的真义与价值的深刻理解，这在那个以“文化大革命”来反文化、反文明的年代是振聋发聩的。可惜这些话不但给吴宓带来了巨大灾难（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遭毒打、折磨而致伤残），而且不是公开的，更谈不上发表，未能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这是吴宓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参考文献】
[1]侯玉海.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命运——吴宓及其先圣先师孔子[A].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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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
（原载《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