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两种状态
所谓“流亡”，有两种形态：一是知识分子不容于现实政治环境的自我逃离或被驱逐；二为战乱、自然灾害下的逃难。身体的空间漂移，思想与情感双重离散。
前者的流亡，是一种最为直接的体验，这首先导致将作家个体置于做人的谦卑状态。布罗茨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演讲中说：“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教人谦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流亡是关于这一美德的终极课程。而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它尤其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将给他可能的最长远的眼光。”这“长远的眼光”就是文学的距离。因此“流亡作家大体上是一个向后看、向后走的存在物。换句话说，追怀往事在他的生活中（与其他人相比）占有过量的比重，而将现实逼退到阴影之中，并使未来黯然失色，有如沉落在特浓的豌豆汤里”。这也正是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在《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一文中强调的，流亡既是真实的情景，也是个隐喻的情景。
后者的流亡，是绝对真实的情景。
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中国的东北、华北、东南相继为侵华日军所攻陷，许多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开始流亡、逃难。
我的“八十年代”，由关注“东北流亡文学”，而结识端木蕻良、萧军、舒群、罗峰、白朗、骆宾基等一批“东北流亡作家”。从呼兰河到浅水湾，从松花江到风陵渡，从巨流河到嘉陵江，他们在离散、逃难中行吟，那是流亡的悲歌。他们苦难的行吟之路，我是用和平的脚步丈量，并为之写了一本《东北流亡文学史论》。
“东北流亡文学”是抗战文学的先声。流动的现实生活，变化的时空中，“流亡学生”的文学之声却是另一种回响，是更为沉重的心灵撞击。
“流亡学生”的文学呈现，从小学生——十三岁小岵女士（吴大年）的《小难民自述》，到大学生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及“滇缅公路”，还有唐德刚“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情景叙事（沙坪坝茶馆），都是最现实的苦乐年华。
王鼎钧强调所谓“流亡学生”，“就是从日本占领区跑出来，到抗战地区得到暂时安置的学生。但是日军还是随时会打过来，所以学校是流动的。我们到后方，其实是一路逃亡”（王鼎钧编著：《东鸣西应记》，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160页）。厚重的文学馈赠需要时间，几个“流亡学生”重要的长篇《未央歌》（鹿桥）、《战争与爱情》（唐德刚）、《南渡记》（宗璞）、《怒目少年》（王鼎钧）、《巨流河》（齐邦媛），绵延六十多年。这别样的文学风景中，沾染着血泪；这另类的弦歌中，是苦难、岁月和真情凝就的低吟、浅唱。眼泪滴落在牛奶里，纯真、善良、自信、乐观、友爱、悲悯的情感发酵，酿就最善的人、最真的情与最美的文。
展读几十位“流亡学生”的文学作品后，猛然发现眼前的穆旦、鹿桥、刘兆吉、齐邦媛均为南开学子，正是“神会而铸就南开真精神”的最好见证。
这里与我文学之约的是“流亡学生”齐邦媛、王鼎钧对历史的见证。战争年代生活的残酷和绝望，血腥与疯狂，愤怒与伤心，被他们用时间蒸馏、升华，用文学的刻刀琢璞成玉，点石成金。《巨流河》《怒目少年》是回忆录性的纪实长篇，小人物对历史有同样的发言权，因为他们以个体的真实体验，用文字记录了历史的另一种面相。王鼎钧说：“流亡也有它的哲学。哲学解释生存，流亡既成为一种生活，需要解释，有需要就有发明。流亡也有它的言说之成理，持之有故。”（《东鸣西应记》，111页）
姜老味正，意新语工。齐邦媛与王鼎钧都是在八十岁以后登顶、绽放。一个人的小我，见证一个内忧外患的大时代，乃至一个世纪的历史。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不同的呈现却是化蝶与捕蝶。
“艺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东鸣西应记》，223页）
性定会心自远，风流人物往矣，文学犹在。
从牛首山上到嘉陵江畔
写作《胡适传》，纸上结识齐世英。这个留学日本、德国归来的东北之子，因不满和反对张家父子而流亡关内，创办招收流亡学生的“东北中山中学”及政论刊物《时与潮》。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因不满蒋家父子的独裁，与雷震、胡适合作，谋求成立“自由党”。
阅读《巨流河》前，是先看到另一位东北之子王德威为齐邦媛写的书评。当齐世英的名字出现在眼前时，才有进一步阅读的兴奋。更是因为“东北中山中学”里这个“流亡学生”张大飞（原名张乃昌，后改大非、大飞）让我惊诧，几年来无法平静，每次路过南京新街口和抗日烈士纪念馆，都会想起齐邦媛。
张大飞的父亲，沈阳县公安局局长，因包容抗日分子，被日军在广场活活烧死。大飞辗转躲藏，孤身逃到南京，进了“东北中山中学”。如今，大飞的名字与英魂被镌刻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
学校里生活艰苦，每当周末，邦媛的哥哥振一会带大飞来家，让他有家的温暖。邦媛也多了这么一个长自己六岁的大飞哥。
第四次阅读张大飞的故事后，我登上南坡林木茂密、北坡悬崖峭壁的牛首山。
我随齐邦媛回到一九三七年的清明时节。
我独立山巅，眼前是如此一幕——
南京的春天，有些来迟，没有阳光的午后，仍有许多寒意。十二岁的邦媛，随哥哥振一、大飞等一群东北流亡学生，在攀登。瘦小的邦媛最后一个登顶。也许是攀登的缘故，邦媛衣单而显得瘦弱，吃力地到达顶端。
几个相互比赛体力，迅速登顶的大男生，和哥哥振一、大飞，因饱览过山顶的春色，眼见风起云飞，便欢呼雀跃，飞快下山。
四点多了，刚刚登顶的邦媛还没喘过气来，大男生们已经开始下山了。
风大寒冷，她脚下发软，艰难地下行，走到半山，哥哥、大飞早已抵达山下。天渐近傍晚，寒意伴随着恐惧，邦媛走不动了，她紧紧抱住石崖，开始呼喊、哭泣。
这时，邦媛远远看到大飞哥在山下隘口看她。
天色渐暗，大飞重新回头攀登，走近紧抱石崖的邦媛，牵手下山。
天色暗，风中寒。行至隘口，大飞脱下自己的学生棉大衣，紧紧包裹着只有三十多斤的邦媛。
“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
六十多年后，邦媛的《巨流河》，一纸风行。
如今的牛首山，佛光梵音，我在牛首之巅，感受温情与敬意之时，看到的是这样的看与被看：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一年版，40页）
抗战开始后，大非变成了大飞，出生入死，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无论是美国训练，还是升空作战之前，他都不忘给邦媛妹妹一纸讯信。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匆匆又经年，嘉陵江边。
又是人间四月天。
那年风里，此时雨中。
一九四三年，邦媛高二即将毕业的春天。那是雨季，流亡南开中学的校园，黄昏时分，中学生邦媛被同学告知，有来客在学校操场等候。
嘉陵江已不复当年的清澈，我因写作《民国大学的文脉》，追寻流亡学生的踪影，第四次来到山城。
我也在雨中，眼前是这样一幕——
邦媛由梅林走过，高高的雨人，向她走来。
是大飞，他穿着雨衣，走一半却停下了雨水中的脚步，“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部队换防，大飞在重庆转机，吉普车在南开中学门口尚未熄火，他是匆匆来见邦媛一面。
屋檐下，大飞把邦媛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
此情此景，那个牛首山上的大棉衣变成了大雨衣。
邦媛听到了大飞急促的心跳。
大飞松手让邦媛快回宿舍，果断的口气：“我必须走了。”
大飞雨中疾行。
我澄明的心中，是这寂静之音，我听到邦媛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战争极端残酷、无情。
距抗战胜利刚好还有三个月的五月十五日，大飞在豫南的空战中为掩护战友，壮烈殉国。
悲从喜中来。邦媛说：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巨流河》，97页）
此言刻骨，字字锥心。
走下牛首山，大飞不寂寞。我从豫南来，紫金山上，找到大飞。
一对夫妇为儿子十八岁庆生，来参观、祭奠抗日航空烈士。面对一米八五的英俊少年，我问家长：“让他也当飞行员？”
回答：“我们让他来祭奠前辈！”
是的，让他来感受信念的力量和大爱的温情。
我们一起在刻有大飞名字的石碑前，久久不忍离去，是想多陪伴大飞一会儿。
这里，邦媛也曾来过。
国仇家恨，流亡学生大飞放弃上大学，从军杀敌。
痛失我爱，流亡学生邦媛饱含真情的文字也让大飞英灵永在。
经风见雨，空间见证苦难，时间铸就人生，凝成文字。
化蛹为蝶，华章彩缎。与邦媛文学之约，爱，不能忘怀。
由怒目少年到江湖鼎公
对王鼎钧早有了解，但系统阅读他的作品，则是二〇一五年上半年。
从二〇一三年起，长篇四卷本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如简体字新娘，带着“作文四书”“人生四书”及多本散文集的陪嫁，远嫁北京三联书店。
文学还乡，路途遥遥。虽没洛阳纸贵，却也四书风行。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唐·贯休）
四卷回忆录，耗时十七年。相对于抗战“失学少年”的八年流亡，没有“失根”，带根走天涯，直到平静地客居纽约。距离产生美，却也是苍凉、悲壮而又饱含辛酸的苦涩杂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在纽约第一次与大师相遇。他沧桑中透出慈祥，国语乡音，亲近是穿行七十年，跨过千万里的这般缘分。我说老家河南，他曾经从家乡兰陵，十四州风霜雪寒，流亡漂泊，仗剑过我乡。王太太向他说我是来自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这一下子触及文学江湖老人的疼处，他挺胸、昂首，敏捷地给我行个军礼，并发出浑厚的响声：
“失学少年向文学教授致敬！”
一切来得突然、快捷，惊得我不知所措，一时无语，随即上前，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知道他多年来习惯称自己为“失学少年”。稍稍平静，我看到“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里却饱含着泪花。你眼里为何含着泪花，那是叶对根难舍的思念。我从故乡来，触动了我们共同的根。
流亡学生，家在兰陵，逃难到阜阳，三年短暂安定，又辗转陕南汉阴。流亡途中，也就是一九四四年秋高气爽的丰收时节，他在我家乡宛西内乡县大王营村养病一个多月，咀嚼了我少年时代一样的食物，吸收过我成长岁月一样的营养。
相聚几次，所言甚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纵情数万里，上下几千年。谈古论今，从台湾痖弦，到大陆莫言；由报纸副刊，到微信访谈。结果是一串串用大蒜头编制花环，成为我俩乡情的兴头，以至于从我家内乡的蒜头，谈到他家兰陵的蒜薹。
他从内乡匆匆离去，半年后，在我家内乡开始了抵御日军西进的最后一场恶战——西峡口战役。我爷爷在这场战役中是运送物资的车夫。
故国、故乡，乡愁、离散，失学、流亡，一切被文学符号化为流动的文字。远离故乡，你把自己离开时随身携带的母语当作你真正的故乡。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语言是敞开的存在之家，是诗意的道说者的栖居之地。诉说、倾听、灵光、感觉、梦游、自在，一切与自我存在相关联的活动，都落实在随身携带的母语之中。语言即故乡，乡愁是美学。
当流亡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被问及“是否想念故国”时，他的回答是：“我身所在，即是德国！”
当有人问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波兰在哪里？”他回答：“波兰就在我身上，我就是波兰。”
这正是阿多诺强调的“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同故乡唯一没割断的联系只是这纯正的汉语。
对于纯正汉语的态度，王鼎钧是认真的。当别的价值都可以被异国他乡的生活毁掉的时候，他说这个价值，我不能毁掉它，文心安处是吾乡。
二〇一七年六月，我们第二次在纽约相约，我还文学大师一个敬礼。
两万里云月，心有千千结，久结如岩石璞化。王鼎钧远离故土，离黄河日远，他十三年磨刀，十七年琢璞。在流亡中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怒目少年》以细节见真相、彰思想、显人性、流趣味、露才情。
王鼎钧十二岁时，抗战爆发，也因此失学。十四岁那年，他成为家乡抗日游击队的成员。三年后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在安徽阜阳，被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鲁籍名将李仙洲创办的流亡学校所收留。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的流亡学校，是这个怒目少年生命历程的意志期。他说这一段生活矫正了情感期的弱点，也为下一期“关山夺路”积蓄了力量：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像滚水，有时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怒目少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年版，1—2页）
同是流亡学生的作家朱西宁感叹：“今人每谓抗战精神，皆多简化为艰苦奋斗，那可仅能言其表相，唯《怒目少年》得其真谛，故能显现真相。这就是散文大家的意境。”
“我用了十七年，是要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很多作家写他的痛苦，是把痛苦转嫁给读者，让读者痛苦。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但至少我要做到写的东西使读者得到启发而不仅仅是痛苦的转嫁。”（《东鸣西应记》，167页）王鼎钧这样说来看似超然、洒脱，或佛禅所谓的放下，却是在近三十年被台湾“特务”的“有限度的审查”的监控下练就的，因为“特务比编辑的要求要高，要越过更高的门槛，就是更高要求自己”。这在写作中是要求自己思考必须严谨周密，既注意文字的放射性又要保持内在的张力。
见与不见，事实就在那里；煽情或不煽，乡愁充盈字间；是史诗抑或自传，读者判断。唯怒目少年之心已在澄明中归于静穆。
得佛禅顿悟，化四弘誓愿：通文心、行文路、登文境、兴文运（《东鸣西应记》，192页）。曾经的怒目少年，已是文学江湖的千手捕蝶人。
纽约时常有他的身影，文学界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鼎公”，于我则是一道最美的文学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