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民国时期的现代大学形态，基本上是三大板块：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相对于中国政府的学校实际上也属于私立）。办学首先需要经费，上述三大板块的大学群落的经费来源明显表现为，公立大学由政府出资、私立大学由民间集资、教会大学由教会赞助。由于经费决定办学，所以就出现了大学运作中三种力量：公立大学受制于政府的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校长的任命和经费来源上。私立大学受制于民间财团和个人的资助，受校董事会的权力制约，但同时受校长个人人格魅力的强烈影响，因此体现出私学家法的特性，尤其注重学生的人格陶冶。教会大学的特殊属性是有必须要遵从的教义教规的前提，和西洋文化的接受，才可能有自由发展；同时，由教会力量对学生进行心灵的渗透。民国时期公立大学必须要面对的动荡就是政治势力作用下的校长任命和学潮。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相对则稳定得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都有过因校长去留和任命时发生的动乱。一旦有好的校长，则可以稳定、发展和振兴学校。如罗家伦稳定发展中央大学九年，梅贻琦稳定发展清华大学十八年，竺可桢稳定发展浙江大学十三年①。

本文所谓的“学统”，是以公立大学中的国立大学为讨论对象。首先我引用霍尔丹勋爵在《大学和国民生活》中的名言：“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②因为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必须要承担起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人才培育、学术研究的重任，在此之上，则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担当。这是民族国家对自己国立大学的政治期待和要求。因此，罗家伦1932年上任伊始，首先在《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讲中强调“要把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③。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自在属性，是国立大学所没有的。因此，国立大学的教授们一直在争取教育独立，即争取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这自然是由其本身的“国立”属性所决定。

大学空间

激进的“新青年”—“新潮”派的学脉在大学空间的分布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学统。因为他们有师资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对后几所大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北大求新、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发散。《新青年》所张扬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为后来者树立起鲜明的标杆。如《新潮》对《新青年》继承和超越时所列举的新“元素”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④这自然与胡适作为前者的“顾问”、“指导”有密切的关系。

广东高师向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转型过程，与广州作为国民党革命的中心有关，这个转型的实际师资力量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雏形，尤其文科简直像一个新的北京大学。据1927年8月25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第19期的《本校文史科介绍》所列的教授名单看，他们大都是出自北京大学：“除须聘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等人外，新聘的教授有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⑤当然一部分人并没有聘到，但也有前边没有提到的如鲁迅、许寿裳、容肇祖（元胎）、董作宾（彦堂）、何思源（仙槎）、朱家骅（骝先）、伍叔傥（倜）、罗庸（膺中）、费鸿年等都先后到了中山大学。从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日记看，他到中山大学的第一个月（4月17日—5月17日）⑥和1927年10月13日—1929年2月24日的这段时间里，其人事来往，几乎都是北大的故旧。⑦

顾颉刚本人具有编辑刊物和丛书的实际工作能力，他效仿北京大学文科的作法，为中山大学做了如下筹划：

今日议定刊物四种：

(1)文史丛刊由文科主任及各系主任编之。

(2)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顾颉刚等编。

(3)歌谣周刊钟敬文、董作宾编。

(4)图书馆周刊杨振声、顾颉刚、杜定友编。⑧

中山大学的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院院长傅斯年以“语言历史学”为路径和门类所确立的学术研究的崛起，开学界新风。他们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⑨是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继续和发展，他们所办的《民俗》周刊更是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的南下。而在“民俗学”中，他们特别看好歌谣等鲜活的民间文学，这正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因顾颉刚、江绍原在中山大学执教，带动了钟敬文、容肇祖在民俗学领域的崛起。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一直是传统的优势学科，至今设在这里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是这一优势的体现。⑩而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语言学在人文学科里最具有科学性，随后他在中央研究院建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直到今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还保留着这一建制。

据《顾颉刚日记》所示，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是以他原北京大学的三位弟子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人。这三位原“新潮社”的弟子，此时都在中山大学。他们“三人即在粤商量筹备事宜”(11)，随后，他们三人返北京，以傅斯年主事“历史语言研究所”，顾颉刚、杨振声分别到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1949年以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王力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的承继，都是这一学统的体现。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此时的校长罗家伦、秘书长冯友兰、教务长杨振声，教师刘文典、朱自清、俞平伯均来自北京大学，除刘文典外，均是“新潮社”成员，是胡适的门生和朋友。

接下来，在“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的师资又把武汉大学扶植起来。1928年7月组建武汉大学时，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览（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8人为筹备委员(12)。其中，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黄建中是北大毕业生，他们和随后从北京大学来的王世杰、陈源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尤多。其中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先后做了武汉大学的校长。他们都是胡适的朋友。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上看，1928年以后，武汉大学因“太平洋”—“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的到来而兴。《太平洋》、《现代评论》杂志的主要成员王世杰、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陈源、凌叔华、沈从文、杨端六、袁昌英、苏雪林等人在这里任教，另外两位新文学作家闻一多、陈登恪（春随）也相继离开中央大学来到武大。胡适20世纪30年代曾以武汉大学的兴盛，作为中国教育进步的典型向外国人展示，其中自有内在的学统关联因素。

当然，随后武汉大学中文系抗衡新文学的传统国学的力量一直很强大，连苏雪林也必须研究古典文学，才能立身。闻一多无法立身，只好选择离开。因为黄侃及弟子刘赜的古汉语研究和教学，刘永济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一直是中文系的优势和主力。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前两任校长是蔡元培的北大学生杨振声、赵太侔。30年代，新文学作家云集，文学之盛，得力于北大的学统和传承。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北京大学出身的魏建功到台湾推行国语，并执教台湾大学。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将北京大学的大学精神和部分师资（如毛子水、钱思亮、姚从吾、台静农）带进了台大。20世纪50-60年代，坚守自由主义学统的殷海光、李敖均出自台大。

保守的“学衡派”的学脉在大学空间的分布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正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的人文学科则又是一个学统。

蒋梦麟看到北京大学帮助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兴盛后，约胡适去办浙大文科不成，使浙大在动荡中徘徊八年之久。1936年，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了原东南大学教授、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1936年4月，浙大聘竺可桢为校长后，文科迅速崛起，师资主要是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毕业生和中央大学的教授。竺可桢从中央大学带来了两任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张其昀，中文系、外文系系主任郭斌龢（一度代理校长），教育系系主任、教务长郑晓沧。抗战时期，“学衡派”成员主要集中此校。这一时期，在浙大的“学衡派”成员计有梅光迪、张其昀、郭斌龢、张荫麟、王焕镳、缪钺、王庸、陈训慈八人。(13)

抗战时期江西的中正大学因原东南大学教授胡先辅而兴（“学衡派”主要成员胡先辅为校长、王易为文学院院长）。

1962年，张其昀在台北阳明山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更名中国文化大学）。他说，自己这样做，一方面纪念他的老师柳翼谋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他为老师修建纪念堂“劬堂”），同时也是为了弘扬中国文化。

这一学统的大学文科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的另一学统有明显的对立和人员聘任上的矛盾。这在两大学统的教授的回忆录中都有明显的说辞。1928年5月21日，胡适在南京中央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到“五四”时期，“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1935年，胡先骕为纪念南京高师二十周年所作的《朴学之精神》一文，也有意从学术精神上分出北京大学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不同来。他说：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大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14)

胡先骕是激烈的反对新文化、谩骂新诗、坚持写旧体诗的“学衡派”成员。他作为科学家的人文关怀主要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制衡。当他有机会做校长、办大学时，更是要体现他对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化保守精神的守护。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两大学统初步形成：北京大学以激烈、改革为事，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以稳健、保守自持。后来的发散则是随这两条理路延伸和被继承。这是大学空间里特有的两大学统形成的基础。

文化形态

激进与保守作为一种文化姿态在大学校园的展示

在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激进、自由与保守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实际上也是一个能动的变量，三者有互相对立、互相牵扯，互为制衡依存的复杂关系，有时甚至是互相渗透转化。所谓激进与保守只是一个相对的说辞。在特殊的文化结构中，因时间、语境的不同会有不同表现形态，没有绝对的激进、保守的人物。北京大学激进的大本营中，仍有辜鸿铭的辫子和梁漱溟的文化守成。仅国文系就有刘师培和黄侃的保守，更有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倡导者胡适的包办婚姻。以至于在老师指导下学生团体中有“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对立的师生中又有明显的兼容并包，如后者的成员罗常培随后成为胡适派文人的重要成员）。激进与保守在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对立之势结束的明显标志，是刘师培的病逝和黄侃的出走。从此在文史哲多个领域同时开进的胡适的思想与学术成为北京大学文科“一贯的主导思想”(15)。

说北京大学的激进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保守，不是单一的所指，是体现在一所大学的整体办学理念、学风、学科和教授及学生的发展趋向上。就文学观念、历史观念、伦理观和社会变革企图而言，都存在有明显的差异或对立。特别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整体文化观念的对立，为以后的大学学统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所显示出诸多对立、矛盾和冲突，都是有来历的。

激进与保守的对立，自然也影响到抗战时期“学衡派”成员群聚的浙江大学。据《顾颉刚日记》所示，1940年4月27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第二届毕业生刘节（子植）在成都对顾颉刚说自己在浙江大学曾受到的排挤：“子植见告，渠去年到浙大，彼校骂胡适之、骂顾颉刚，成为风气。嫌彼与我接近，曾为《古史辨》第五册作序，强其改变态度，彼不肯，遂受排挤。”(16)

浙江大学在1940年2月在贵州省的遵义湄潭落定，《思想与时代》便于1941年8月在浙大文学院创刊。《思想与时代》没有发刊词，但每期有“欢迎下列各类文字”（列有6项）的启事。胡适认为其中的前两项就是他们的宗旨：(1)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2)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

一向对“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满的胡适，此时由“学衡派”同人新创办的《思想与时代》的“保守”、“反动”倾向而引起警惕（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张其昀带来了刊物，送给卸任大使胡适）。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中很少好文字。如第一期竺可桢兄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真是绝无仅有的了（张荫麟的几篇‘宋史’，文字很好。不幸他去年死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7)

顾颉刚和他老师胡适对此刊物的反应是一致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倚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三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荫麟等均为其羽翼。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树帜读之，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身价也。”(18)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主要是在文史学科。哲学和教育学反倒有非常新的质变。刘伯明开的西洋哲学，汤用彤的佛学史，使得原以儒学为宗、金陵佛学为盛影响下的东南大学的哲学系，有兼容并包的大气象显示。教育学科更一度成为实验主义新教育的重要阵地。

思想操练

实验主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与发散途径

一切所谓的主义在现代中国都是待实践检验证明的学说而已，没有绝对的真理。这是“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都认可的知识常识。胡适、鲁迅等尤其清醒。1921年7月，胡适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刊有《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方法概括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胡适言简意赅，说实验的方法有三个层次：

（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9)

胡适所说的“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日后不断穿透历史又发散到现实中。

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后，从蒋梦麟、胡适到马寅初，都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学子，实验主义（1949年以后习惯用“实用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和教育理念、方法被引进到校园，形成具有北京大学特色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力量，后来演化为一种大学精神，并形成传统。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在1955年2月28日《文汇报》的批胡文章中说：“通过杜威当年的一个反动思想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留学在那里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这三十多年来，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带回杜威反动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思想和杜威反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其中最显著的当然要算杜威在中国的帮凶胡适了。”(20)这只是一个例子，背后是更大的学统。

新人文主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与发散途径

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也有郭秉文、陶行知引进的实验主义，但最终为这所大学所拒绝；1925年，郭秉文被迫离开，主张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成员胡先骕、梅光迪等均对他表示过不满。陶行知的实验主义教育理念无法在这所大学推行下去，只好另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可见大学一方面具有相应的包容性，同时每个大学亦显示出自身的文化根基和学统。

东南大学是新人文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学衡派的大本营，1927年以后随国民党定都南京，它自身中央大学地位的确立，新人文主义者向民族主义顺势转化，体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鲜明特性。《国风》的创办，便显示出其教授群体整体的民族主义倾向。1931年以后，因外敌入侵，民族矛盾的激化，两所大学都有相应的民族主义的高涨，但都是政治所催化，北京大学对自由主义的坚守，中央大学对民族主义的守护，各自表现出不同的路向。这可从相关的刊物和言论，特别是校长的办学理念（罗家伦所谓“民族主义”的大学观）看出。而罗本人是胡适的弟子，他与“学衡派”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行为保持距离。

张其昀在杭州为1947年1月《思想与时代》写的《复刊辞》中进一步指明了刊物宗旨。他说就过去几年的工作而言，本刊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21)。其“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22)。

刊物派别

《新青年》、《新潮》等作为大学空间里的思想舞台

北京大学教师中的“新青年”杂志同人和学生中的“新潮社”成员，在思想和学术的发散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围绕刊物的群体活动，表现出极大的派别特点。这是一个需要伟人同时又产生伟人的思想变革时代，是“大河之旁必有大城”的特殊时刻。相关的研究成果多已达成共识，这里不再赘述。

《史地学报》、《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等作为大学空间的另类舞台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时期学生中的“史地学会”，教师中的“学衡社”；中央大学时期教授群体中的“国风社”；浙江大学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社；中正大学的“文史季刊”社，都很明显地成为这一学统展示的阵地，并保持相对的连贯性和学统的承传性。张其昀说《思想与时代》“与《学衡》及《国风》杂志宗旨相同，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23)，王易为中正大学《文史季刊》所作的《发刊辞》也明显昭示出与《学衡》的文化精神联系。

据当时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的胡梦华的《评〈学衡〉》一文所示：“《学衡》未面世以前，就有人鼓吹：《学衡》出版以后，对于现在的新文化运动要下一针砭，并养成一种反现在潮流的学风。”(24)事实上，《学衡》虽然标榜“融化新知，昌明国粹”，但出版后的首要工作就是批评、攻击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白话新文学、新学潮、新学风。“反现在潮流的学风”是《学衡》的主要精神。

再看校外的一种意见。1922年10月25日，南通名流张謇在收到柳翼谋寄赠的《学衡》杂志后有一封回信，盛赞《学衡》及东南大学。他说《学衡》杂志“论新教育、论白话诗，乃无一非吾意所欲言。不意近日白门乃有此胜流，群之乐也。望更寄全分三部，欲分与中学、师范诸校，为流行病之药。吾恶知恶风之不已侵吾域耶？得此庶以为自证，以同自卫”(25)。张謇此时在南通办有师范学校，他的门生江谦为南京高师的首任校长。他个人的言论在当时一部分旧学者和社会名流中颇具代表性。

所以胡先骕在1934年所刊的《梅庵忆语》中说《学衡》杂志“刊行之后，大为学术界所称道，于是北大学派乃遇旗鼓相当之劲敌矣”(26)。胡适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此时已经过了文学革命的讨论期，反对党已破产，白话文早在1920年1月也通过政府教育部门的指令，顺利进入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可以说北大学派已经牢牢掌握了当时的话语权。他们除了说几句讽刺的话外，已不屑与“学衡派”人物争辩。以至于梅光迪在《九年后之回忆》和《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两文中也承认，他们这种保守的反新文化—新文学的人文主义运动是失败的。首先是“中国领导人的失败”(27)。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大趋势上的败北，而是寻找学衡派成员的个人因素，如梅光迪与胡适“旗鼓相当”时输在“懒”上，吴宓“以拜伦自况，而发生一段罗曼史，似尤非白璧德先生信徒所宜有之事也”(28)。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由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南北对立，发展到30-40年代的教授聘任和学术思想的持续交锋。新旧思想的交锋，新文学的试验与旧文学的坚守，都在这两大高校系统的学术阵地上呈现。

先看因环境所迫导致的教授流动。

“五四”高潮过后，国文系的吴梅、黄侃，历史系陈伯弢（汉章）、朱希祖都离开了北京大学，最后融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吴是1922年秋，黄、陈是1928年春，朱是1934年）。他们到南京立足的关键，是他们有共同的文化保守立场，这就使得他们的身份、学术和情谊能够真正融入这所大学。而顾颉刚抗战时期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只是暂时的过客，无法真正将自己的身份、学术理念和情谊融入。相反，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任教的心理学教授，信奉希腊人的理想，要美的灵魂藏在美的躯壳里的诗人陆志韦，因胡适的推荐，其诗集《渡河》1923年7月在白话新诗的出版阵营亚东图书馆出版，出版后又得到胡适在日记中的二度称赞。(29)但他的新文学活动却得不到东南大学师生的响应，1927年离开了南京到燕京大学任教。这位燕京大学的校长，因写新诗而对语音学发生兴趣，导致他一度从事专门的古音学研究。他离开东南大学是有原因的。这在他诗集《渡河》的《自序》、《我的诗的躯壳》中早有预示。他从不为反对新文学的《学衡》写文章，他在《我的诗的躯壳》中说自己所在东南大学的“朋辈中排斥白话诗的居大多数”(30)，他自己的意见和那些朋辈们正好相反。他还特别表示：“无论如何，我已走上了白话诗的路，两三年来不见有反弦更张的理由。”(31)恰如《自序》中所言：“我的做诗，不是职业，乃是极自由的工作。非但古人不能压制我，时人也不能威吓我。”(32)这种果断与决绝，与他十年前求学时因信奉基督教而被嘉业堂堂主刘承干中断经济资助的情形一样，外在的压力难改其志。“渡河”对于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诗坛过渡的诗人和追求从此岸到彼岸的基督徒来说，自然是一个颇有寓意的过程。他说自己是耶稣的信徒，但在诗歌中并不拥护什么宗教制度。因此，“我依旧是自由人”(33)。

再说聘任时的矛盾斗争。

先是1925-1926年间清华大学对吴宓推荐的东南大学教师柳翼谋的拒绝。后来是1940年代中央大学对清华学校毕业生的拒绝。尤其是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推荐梁实秋到校任教时，遭到以楼光来为首的文史教授的强烈抵制。梁实秋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是属于新文学派。1926年9月—1927年4月，梁实秋在东南大学任教。他在《槐园梦忆》中说：“我拿着梅光迪先生的介绍信到南京去见胡先骕先生，取得国立东南大学的聘书。”(34)但他并不适应此时东南大学的人文环境，也从不为《学衡》写文章，只是编了一本《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的文集。他到上海后，成了胡适领导的《新月》的总编辑。他在《影响我的几本书》中列了八本书，排在前三位的是《水浒传》、《胡适文存》和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而明白清楚的白话文、独立思考的思想方法和认真严肃的态度，正是胡适影响他的地方。

在抗战胜利、中央大学南京复校时，学统和派系之间的矛盾曾集中爆发出来。1947年夏，胡小石任中文系主任时，在聘用教授上就明显地倾向出身原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教师和弟子。原北大毕业生杨晦、清华毕业生吴组缃的落聘就是一例。

北京大学“新青年派”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衡派”的矛盾、冲突，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台湾的文化教育界。张其昀1954-195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就引起在台的昔日北京大学学子的紧张，他们极力主张胡适自美国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求教育界、学术界的力量平衡。(35)

文学观

白话诗文、话剧的试验

在胡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化文学观念的指导下，新文学先在北京大学的校园由师生共同试验，再推向社会。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中心在北京，也主要是由北大、清华、女师大、燕京大学这几所大学的师生们发散到报刊上。其中出版发行十二期的《新潮》是北京大学校园新文学最积极的追随者和实践者的阵地。随后的胡适的弟子门生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沈从文（先被胡适聘为上海中国公学讲师）和苏雪林在武汉大学开设新文学研究，1931年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新文艺试作”，都是这一学统的体现。据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可知，在国文系新添新文艺试作一项是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的提议。(36)从当时的课程表看，参与开设这门课的七位教授胡适、周作人、俞平伯（散文）、徐志摩、孙大雨（诗歌）、冯文炳（小说）、余上沅（戏曲）全是新文学作家，他们在传统知识基础上追求创新，特别是新文学的创造。

而北京以外对新文学的响应主要是上海的多所高校、杭州一师和武昌高师。上海、杭州的师生，是新文学新生力量，虽没有像北京大学那样与新文化合力形成文学的主流话语，但为1927年以后新文学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1924-1925年间，新文学作家杨振声、张资平、郁达夫先后在武昌高师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学生新文学社团“艺林社”，并培养了胡云翼、刘大杰、贺扬灵等青年作家。武昌高师的新文学力量，形成一个独特刊中刊的现象，即他们的新文学社团“艺林社”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创办了《艺林旬刊》。(37)

古典诗词曲的坚守

新文学如火如荼的另一面，是“学衡派”把持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园，不允许新文学进课堂。首先站出来反对新文学的是胡先骕，他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上发表有《中国文学改良论》（上）(38)。当白话新诗歌风行五年以后，与新文学极端对立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在1921年10月26日《南高东南大学日刊》刊出的“诗学研究号”，仍主张写旧体诗。《学衡》于1922年1月创刊后，胡先骕连载批评胡适《尝试集》的长文。同年，当胡适作序推荐出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后，首先引起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梅光迪、吴宓的学生胡梦华的批评，随之招来北京大学师生鲁迅（兼职）、周作人、章衣萍等人的反击，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的“道德批评”法则的讨论。

1919年秋，与李劼人一同赴法国留学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李思纯（哲生），在留学期间关注国内文字改革和诗歌创作，写于1920年9月19日巴黎的《诗体改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首先申明：“诗的本体不外是两方面。一面是属于思想的，所谓文学的内容。一面是属于艺术的，所谓文学的外象。内容的方面，是诗的精神，外象的方面，是诗的形式。”在推崇中国古典诗歌前提下，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以为在旧诗那样固定的形式之下，还能自由运用，以极精巧的艺术，做到了无不能达之意境。那样艺术的美妙可惊，我们只有佩服。反言之，在我们现在这样自由的诗体，无格律的束缚，尽可以纵笔所之，而反做不出更好的诗来，真可以羞惭而死了。”(39)李思纯最后明确提出了“今后之要务”：（一）多译欧诗输入范本。（二）融化旧诗及词曲之艺术。这和吴宓“旧瓶装新酒”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他随后写于1920年10月15日的《抒情小诗的性德及作用》，首先是拿胡适说事，认为胡适的“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便是“失之过愚”的一个证据。他认为“天籁自鸣”的民谣都是最好的抒情诗，因为有文学上所谓的“修辞立诚”的“立诚”因素。诗的作用完全以抒情为主，抒情之极，至于失之过愚。(40)1923年夏回国后，他到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成为“学衡派”的成员，开始在《学衡》上连载他的旧体诗和译稿《仙河集》（即《法兰西诗歌集》），便是实践他所提出的“要务”。从他在《学衡》杂志上的行为来看，他并没在新诗的形式创造上有进一步的努力，而是回到旧体诗写作的老路上了。他与胡先骕、吴宓都是终生坚持写旧体诗词（李的儿子李祖桢说他父亲留下有近千首诗，近百阕词）。

第一个十年，东南大学只有师生五人是新文学阵营的积极分子：心理学教授陆志韦、1925年留德回来的哲学教授宗白华，学生卢前、侯曜、顾仲彝。宗白华出国前是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因和郭沫若、田汉合作出版通信集《三叶集》而引起文坛的关注，1923年继陆志韦之后在亚东图书馆出版新诗集《流云》。他于1925年到东南大学后就不再写新诗了，只是1928年将《流云》印了新版。事实上，当时在东南大学写新诗的教授只有陆志韦一人。

1928年，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后，闻一多、徐志摩各在外文系任教一年，写新诗的学生有陈梦家、方玮德、沈祖棻、常任侠等，写剧本的有陈楚淮，但新文学没有形成势力，反倒是文学的古典主义复活，并表现出强大的阵势。具体呈现在：以黄侃为首组织的诗社（“上巳社”、“禊社”）；以吴梅为首组织的词曲社（“潜社”）。在这种古典主义的氛围中，卢前于1926年在南京印行新诗集《春雨》，1929年编辑完第二本新诗集《绿帘》后，全力转向词曲创作，成为吴梅所感叹的弟子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季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颉可以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41)；原来写作白话新诗的沈祖棻也走上了写《涉江词》的路。(42)

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间文学的京海之争时，南京的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和民族主义的倡导成为特殊的一个文学高地。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中央大学延续排斥新文学的学统，浙江大学、中正大学因“学衡派”成员集聚，仍是坚守文学的古典主义，大多数文科教授热衷古典诗词写作。《国立中正大学校刊》、《文史季刊》上更有校长、植物学家胡先骕带头写作的古典诗词。

语言观

国语—现代汉语体制的开创与确立

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极大地引发和推进了国语运动的展开。胡适随文学革命的首倡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聘为“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而“国语统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国语”推广与“现代汉语”学科体制主要由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清华大学的教授开创、确立，并由此带动起方言调查、歌谣的搜集整理。随之而起殷商考古、敦煌文献整理、明清大内档案整理和方言调查，共同形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文献整理+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模式，将传统的“小学”研究提升为参与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支柱地位，北京大学也因此而确立了语言学研究近百年来的绝对强势。

传统“小学”（形、声、义）的坚守

在晚清的排满革命运动中，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强调并提升汉语言文字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民族革命的一种文化力量的整合和斗争策略，但进入民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白话主导下“国语”推广与“现代汉语”体制的创立，极大地消解了章黄学派的地位和学术范式。黄侃到中央大学后对传统“小学”的坚守，和章太炎始终排斥甲骨文，都是文化守成的明显实例。

据1923年4月印行的《国立东南大学一览》所示，国文系为配合新兴的国语运动，特别是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小学一、二年级课本废除古文改用国语后的实际需要，为本系国语组开设了十门课程：

注音国语、实用国语会话、国语语法、国语教学法、小学国语试验、国语语音学、中国语音史、中国语言史、方言研究、国语问题。

因为原南京高师的课程是师范体系，变成综合的东南大学之后，这份国文系课程，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国文系主任陈中凡顺应时代潮流，参照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设置而制定的。但他1924年11月到新成立的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后，东南大学国语组的课程体系便落空了。

而大学特有的兼容并包，使得“国语”推广与“现代汉语”体制创立者，和传统“小学”的坚守者在学府并存，他们有抵牾，更有互为学术竞技的共生共赢。如胡小石在中央大学，却与黄侃等学脉不同，坚持研究甲骨文；吴梅的词曲研究和创作实践虽被黄侃所排斥(43)，但他们坚守文学的古典主义立场却是一致的。胡小石的弟子周勋初说黄侃“承认甲骨、金文中有可取之处，在所读《说文》一书中的书眉上，曾经记下不少甲骨、金文中的文字，但从他对经学和小学的基本态度来说，致力于保持原有的学术体系，而不能像王国维那样无所拘忌地闯入这新开辟的学术阵地中去”(44)。因此，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国文系，“国语”推广与“现代汉语”的学科建设成就很小。

注释：

①竺可桢兴浙江大学的手段之一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1册，第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第2页，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③《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2-10-20。

④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载《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

⑤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第22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⑥⑦⑧(1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37-47、95-256、96、16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

⑨1929年11月20日，顾颉刚在北平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来信，说《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出至108期为止，后改季刊。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周刊》靠我的‘挺’，居然能出到百期外，真算极不容易的事了。”见《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345页。

⑩吴定宇主编：《走近中大》一书中收录有肖向明《“民俗学”在中大》、王文宝《容肇祖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2)《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25年），第12-13页。

(13)这里只讨论文科，竺可桢对浙江大学的全面振兴还包括他从中央大学请胡刚复到浙江大学做理学院院长。

(14)胡先骕：《朴学之精神》，载《国风》第8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15)胡适日记中的粘贴剪报显示：“1951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汤副校长［沈按：汤用彤］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胡适全集》，第34卷，第14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368页。

(17)《胡适全集》，第33卷，第524页。

(1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602页。

(19)《胡适全集》，第1卷，第361-362页。

(20)此文被胡适引用，见《胡适全集》，第26卷，第303页。

(21)张其昀：《复刊辞》，载《思想与时代》，第41期。

(22)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第10841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

(23)张其昀：《六十年来之华学研究》，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9册，第10257页。

(24)胡梦华、吴淑贞合著：《表现的鉴赏》，第143页，1984年自费再版本（台湾）。

(25)李健：《由张謇佚札看其对文〈学衡〉及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载《史学月刊》，2005(8)。

(26)(28)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第82、84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27)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第23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9)《胡适全集》，第30卷，第42页。

(30)(31)(32)(33)陆志韦：《渡河》，第8、10、5、7页，亚东图书馆，1923。

(34)《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梁实秋文集》，第3卷，第542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35)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第482-483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36)孙玉蓉编纂：《俞平伯年谱》，第1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37)我的学生史建国以此撰写有硕士论文(2004)。

(38)后被《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转载。原刊时间未查得。

(39)《少年中国》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15日）。

(40)《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1921年6月15日）。

(41)卢前：《卢前诗词曲选》，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42)沈卫威：《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载《文艺争鸣》，2008(5)。

(43)《学林漫录》，第3集，第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第49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4)《周勋初文集》，第6卷，第27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来源: 《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