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余音、有味道的“学术文”

将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关联共存作为自己心目中的“文学事业”[1]，游刃于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之间，以“自家的学术史眼光与趣味”[2]，呈现给我们一大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一“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源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3]的论述策略，事实上也的确完整地呈现出了陈平原著作的学术品格。相对于此前的多部“文学史”、“学术史”和“大学文化”著述，这是一部更加宏博深厚的大成之作。

借助陈平原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永久魅力”的探寻思路和话语呈现，我以为《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的“魅力”在于其完美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史识和才气”[4]，是一部不受专业所限，博雅宏通，超越“专门家”的著作，是中国古代的“通人”之作，更是西方学界所谓“人文主义者”的力作。

我与陈平原是同行，他是兄长，是学界的先行者。他的那些丰富有趣的著作，我大都读过。这自然是作为学人见贤思齐的心理驱使。但对于我来说，更吸引我的是愉悦视听或者说是那些能够满足胃口的“趣味”。

陈平原见多识广，史识和才情并举，文章著述极有趣味，这早已是学界的共识。这种“趣味”是“学术文”特有的雅趣。在当今学术新“八股”盛行、机械复制猖獗的时代，有“趣味”的学术著作尤显凤毛麟角。他在表彰胡适《〈水浒传〉考证》等“学术文”的同时，自己也在从容实践着这种融知识、见识、思想、才情、文辞为一体的“学术文”。陈平原的这种“学术文”，正如范温在《潜溪诗眼》中所说的那样，“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余意”[5]，“包括众妙”，“自然有韵”[6]。“学术文”所具有的启发性、发散性、示范性和引人入胜的可读性正是陈平原的学术追求。特别是对无法亲历接触的梁启超、林纾、黄人、王国维、吴梅、鲁迅、胡适、齐如山、朱自清以及曾经亲历接触的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众多师长如王季思、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等个体学术生命的把握，可谓精准到位，甚至可以用范温的表彰和期待，来对应众妙。

陈平原早已摆脱了对外来理论、方法的依赖，更没有被理论，被方法，他用的是自家的理论，自家的方法,是吸收、消化、融通中外文学史、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变有法为无法。日本禅僧仙厓（1750—1837）对自家的绘画之法有此禅意的说辞：“世画有法，厓画无法。佛言：法本法无法。”[7]无法之法，乃是至法。就《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来看，起初，他并不是为写史而著，没有预设的理论和框架，仅仅是随性而为的专人、专书、专题学术史论，或为本文所说的单篇的知人论世的“学术文”。多年后，自然而然地集成这本原创之作。作为审视对象，如果一定要给《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找个“法门”的话，学理的说辞：历史演进。通俗地讲：说人讲事,“闻之撞钟”[8]。是大学课堂或在专业学者会议上，能够让人听明白的“说讲”。许多学人的书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只能用于阅读。我读陈平原的多种著作，却有另外一种感觉：视觉之外，听他在讲，在撞钟。恰似范温的钟声余音之说:“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9]。因此我说陈平原的“学术文”是有声音的。这种“有余之韵”[10]的感觉是我在读梁启超、胡适文章才有的“通感”。陈寅恪“有余之韵”的文章是那几篇涉及王国维、陈垣、冯友兰的序跋、审读报告。

我个人有为胡适、茅盾、吴宓、高行健写传记的实际体会，“纸上得来终觉浅”，脚下功夫是我写作传记的外在功力。因此，我读陈平原的著作，时常能够感受到他这种有魅力、有余音、有趣味的“学术文”后面所蕴含的脚力。他的功力一半来自书斋的内家功夫，一半来自行走天下的脚力所得。到他人未到之地，见他人未见之物，尝他人未得之味，自然别有境界。在某些专家、专书、专题研究上，许多学者的书斋功夫可能比陈平原下得大，用力深，做得精。但陈平原的个人兴趣不全在这方面，因为他清楚“专门家的话多悖”[11]。“专门家”太固守于一隅，自珍自爱，自掘深井，于是井下观天，深刻偏执之中不免自带片面和偏见。天下学问很多，他想要更多地去见识。这一点，他在多处文字中都有明确的表达。

我与陈平原的师兄吴定宇有过一段同居一室的时光，两人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他的“师弟陈平原”，我说你这是“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欣然肯定我的说辞。我俩有一个共识：陈平原的文章，有味道！新读者得其鲜美，老读者获其醇厚。这正是本文所强调的“趣味”。我们两个文学教授共同喜欢的，正是陈平原文章中常新、常鲜而不失醇厚的味道。因为学术界每年生产许多夹生的白饭。吴定宇说“师弟陈平原”见多识广，笔下生花。我说陈平原脚力过人，不作“老调重弹”的重复，自然高出你我一筹。他那兼及“文采与意想”、“风俗与心态”[12]的学术呈现，所烹调出的是另一种书香。我曾对吴定宇说及陈平原饭前先喝水的故事。1992年秋在河南开会期间，我与陈平原多次同桌就餐，一个传记作者对细节特殊的敏感，使我不得不对陈平原饭前先喝水的举动产生好奇。他说广东人是饭前先喝汤，开胃汤。你们中原人是先上菜后上汤，有时候没有汤。我说豫菜着实粗糙。他说来河南，饭前没汤，只能先喝水。陈平原“学术文”的“味道”在于这“汤”。他在叙事讲理之外，是轻松自如的文辞和有余音的故事，这如同粤菜中精心煲出的“汤”。相对于炒剩饭、夹生饭或大锅菜的学界，你说哪个有味道？当然，不是粤人都能写出这样有味道的著作，他更多的是靠脚力！吴定宇为之一震，说了句：我四川人南下广州，弃川味，改喝汤几十年，没想到你是这样品出陈平原著作的味道！

在吴定宇养病的日子，我们曾相互赠书通信，他来信说自己无书可读，更是时常回味陈寅恪抗战时所说的无书可读。不是没有书，是有趣、有味道的书太少。要么是炒剩饭，要么是夹生饭！或者像你几年间在学校食堂每天面对的那几个机械化制作的大锅菜。吴定宇长期研究陈寅恪，他说陈寅恪文史哲兼通，文史互证，真正的见多识广，学问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高峰，再下转明末清初，宏通著作中有细密的功力和卓见，真正的大家气象。每个领域的专家都视陈寅恪精深，吴定宇说陈寅恪精深之上是那种启智的发散力，这是大师的力量。陈寅恪不写批评人的文章，他认为与其花时间去批评别人的学术研究，不如自己去从事研究。我说你“师弟陈平原”也有此气象，他那些有味道的“学术文”，多是“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的“预流”，自然也招引来众多学人的跟进。

因此，我这里强调陈平原著作中“有余之韵”和常新、常鲜的味道，是来自他勤快的脚力，决不是固守自己的老店，站在同一位置，每天叫喊自己是老字号，烧炒着同一道菜。

二、“不激不随”

陈平原所处的高地及其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三十年多来，时常会被文史学科及教育界的学人、学生谈论，成为学术的“焦点”，甚至成为一道要不要跟进的门槛。他不媚上，不媚俗，一直是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学术文”。以“学术文”对民国大学的精彩呈现，是他多年的一个学术亮点。民国大学“学分南北”，其中内在的分歧和争端，主要是由北京大学的陈独秀、胡适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梅光迪、吴宓的紧张对立所肇始。所谓北京大学激进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保守，或实验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的说法，主要是来自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新青年》、《新潮》阵营与柳诒徵、梅光迪、吴宓所代表的《史地学报》、《学衡》阵营的冲突。1949年以后，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部分师资在更名的南京大学新生，一体化意识形态和教育部统管，南北大学不在争斗。但我个人感觉，这三十多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仁，一直是将北京大学中文系同仁作为自己追赶的目标。我曾遇到过个这样的时刻：1988年春博士生入学面试时，细密、严谨的邹恬老师问我的问题是对陈平原新刊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的看法。秋季入学后，邹恬老师单独约谈一次，他说叶子铭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和北京大学的同代人没有距离，汪应果、朱栋霖、王文英等“南大学子”，和钱理群、吴福辉、赵园等“北大学子”都是“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受教育的一代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没有大的差别。现在看到陈平原的论文，他走到我们学生的前头了。邹恬老师说，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思想观念和学术视野上的差别、距离出来了。

从关注“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13]者胡适，转向研究东南大学的“学衡派”，我得以比较两所国立大学的大学精神、学术传统。多年的摸索之后，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胡适的运气特好。同样是留学生，机遇属于有准备、有实力的胡适。在美国与梅光迪讨论如何改良故国文学时，胡适被“逼上梁山”。他发动“白话文学”革命的同时，又成功借助“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登高而招，顺风而呼。这是顺势成就自己。把他“逼上梁山”的对手梅光迪面对“新潮流”走向逆反、表演。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梅光迪除创办《学衡》杂志，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几次批评外，没有更大的发声，甚至出现戏剧性变化：眼高手低，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因此，作为领导人，他承认自己所倡导的人文主义运动失败了。胡先骕事后说梅光迪和胡适旗鼓相当时，输在懒上。而我看到的是，梅光迪、吴宓的内在分裂：即他们浪漫个性中的感情用事与其倡导的人文主义中自我节制、规约、中行之间的内在紧张、矛盾。这就使得他俩成了一只脚踩着浪漫主义的船只、一只脚踏到人文主义的船上。俩人生活的惨败并影响到学术事业，都与走上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道路有极大的关系。两个有巨大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的人，不从于理却从于情。他们两个和被陈独秀、胡适启智的年轻浪漫一代，成了感情用事的同路人。反对新文化，反对陈独秀、胡适的人，却自觉地走上陈、胡所开启的浪漫、激进的生活之路。

生活如此，学术理念却是另一番气象。1922年3月1日《学衡》杂志第3期卷首所刊的《学衡杂志简章》为吴宓撰写，其宗旨中强调的“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倒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法则。

陈平原专心走着自己的路，自觉地摆脱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亲和，虽有个体学术的强势发力，却无意成为“焦点”，不写“文学批评”，不与人争辩,不道人长短，也不訾议攻击个人。这种“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不作暴戾之声，不发躁厉之音，不拉帮结派的特立独行，也是学界的另类。他登高，却不在高处招呼；借势北大，却不为北大的大势所挟持。我以为可算得上“争辩”的文字，是1998年关于北京大学生日（校庆日）为12月17日或5月4日的一组文章。那不是他的本意，是被人打上门的回击。1949年以前，北京大学在每年12月17日这天都要过生日，也出版过多种纪念特刊。即便是内战最残酷的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还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为这所大学过了生日（这天也是胡适的生日）。而此前的12月15日，他刚刚从北平逃出来，飞到南京。这是一个学术与政治纠缠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强暴历史事实的行为，作为熟悉这段基本历史事实，有担当、有良知的学者，陈平原不能不发声，也仅仅是发声而已。因为政治都是短暂的，文化才是永恒。历史会被权势者遮蔽一时，却不能持久。他有许多事要做，行脚痒痒，还得赶路。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程章灿转学南京大学中文系，随程千帆先生研究古典文学。程千帆先生1946年12月9日—1947年12月29在武汉大学协助吴宓编辑《武汉日报•文学副刊》50期。我和程章灿就“学衡派”和民国学术史研究有过多次交流。他说自己和老师合作“程氏文学史”时，曾致信陈平原，请教如何写“现代文学”这一部分。因为程千帆、沈祖棻夫妇都是诗人，是现代白话新诗的见证者和参与创造者，后来都转向写作古体诗词。程千帆先生主张这部文学史中应有一章“现代文学”。陈平原的回答是：我早就脱身逃离“现代文学”了，你干嘛还要来蹚这浑水！于是，程章灿果断打消了写作“现代文学”这一章的念头，并说服程千帆先生。“现代文学”研究和政治纠缠得很紧，陈平原自我松动，早就脱身逃离，忙自己更感兴趣的事去了。当然，他所说的“脱身逃离”只是一种保持距离方有“自我”的说辞。这是真正的学术自觉，也是为学的自由之境。

“不激不随”是陈平原学术品格的一个重要面相。这也是人文主义者最为重要的品格。梅光迪是《学衡》的发起人和创办者，他去世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1946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迪生之为人……其喜欢批评胡适之，亦以适之好标榜，而迪生则痛恶宣传与广告也。”[14]张其昀在自己主编的《思想与时代》（1947年6月1日）第46期(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上，刊出《白璧德——当代一人师》。张其昀强调“人文主义之理想为君子之风，君子有三长，即中庸敏感与合理”[15]，可相对于中国儒家“通人”或“君子”的三德：中庸、仁、礼。中庸即趋于中行，不激不随。幸福与尊严均由能自制而得之。敏感使得自己心胸廓然，“能观察问题之各方面，而加以审慎之判断，其长处为思想之邃密与见解之卓越”[16]。合理之义为合乎标准，是建立在古今大思想家著作的历久常新的真知灼见之上，“为观念之推广，精神之解放，使此心获得自由，不为一时冲动所蔽，其最高境界为从心所欲，不逾矩”[17]。人文主义的要旨为生活的艺术。陈平原的个人情境和学术著述，正是体现出一个现代人文主义者学术生活的艺术。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强调，20世纪美国的知识分子多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学衡派”成员的精神导师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白璧德所期待的中国弟子梅光迪、吴宓，未能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大师，却成了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这类知识分子。

陈平原正以一种类似白璧德式的“天机洒落的胸襟”[18]，“脚力”所至，心诚好之，不只在山川风物，更涉历人文社会。他深厚的修养与广览深识，使其“学术文”会通哲学、文学、历史、心理学、教育、艺术，乃至风俗民情，文人心态，成为真正的文质兼备。正是这“广博之涉历，方有正确健全之判断，是即所谓权衡”[19]。

一部“有余之韵”的“撞钟”之作，可谈论的话题很多。

“高山景行，私所仰慕”（曹丕）。读陈平原的书，谈及其为人，因趣味相投。

注释：

[1]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第404页。

[3]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第2页。

[4]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第345页。

[5]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第1362页，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

[6]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第1362-1363页。

[7]《仙厓——禅与幽默》（2010年9月18日—11月3日，东京出光美术馆，画展宣传册）

[8]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第1362页，

[9]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第1362页，

[10]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第1363页，

[11]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第346页。

[1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第345页。

[13]胡适日记中的粘贴剪报显示：“1951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汤副校长[沈按：汤用彤]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见《胡适全集》第34卷第14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4]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27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15]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第25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6]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第252-253页。

[17]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第253页。

[18]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第256页。

[19]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