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七月的一天，我如常在旧书网上“闲逛”，看到一部绿色封面的精装本英文小说，为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所著《大街》（Main Street）。书前的空白页上，有黑色钢笔写就的英文批语，工工整整，写满一页。由于《大街》这书实在太常见—“满大街都是”—起先我未甚留意。忘了过了多久，也许是当晚，也许是第二天了，又想起那页批语，找出再看了看。愈看愈觉此读者绝非凡品，到第五段，Chinese（中国的）一词跃入眼帘—原来，这是位中国人写的。再辨认书名页上钤的那枚白文印章：“吴学淑印”。吴学淑，不是吴宓先生的长女吗？莫非此书与吴宓有关？遂将书订下。
收到书后，发现不只有那页批识，内文从头到尾尚有多处红笔划线和黑钢笔眉批、旁批。简短的批语，有英文写的，也有中文写的。我搜集来不少吴宓墨迹的图片，做了一番比对，尤其是英文笔迹的比对，确认这部《大街》上的批语均为吴宓所写。整页的批识，笔迹风格最接近吴宓一九三二年写给赵萝蕤的一封英文信（见方继孝著《碎锦零笺：文化名人的墨迹与往事》），几乎说得上一望即知。
一
据《吴宓自编年谱》，从一九二一年九月起，吴宓在东南大学讲授四门课程，其中“英国小说”一课，“全学年讲读小说四部”：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和萨克雷《名利场》。到一九二五年，吴宓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并在清华西洋文学系任教。他在当年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授‘英文小说（二小时）。书如下：1. Tom Jones。2. Vanity Fair。3. Pride and Prejudice。4. Richard Feverel。5. Old WivesTale。6. Main Street。”这六部书中，两部与一九二一年所授相同，即《名利场》与《傲慢与偏见》，所不同者，为菲尔丁《汤姆·琼斯》、乔治·梅瑞狄斯《理查·弗维莱尔的苦难》（The Ordeal of Richard Feverel）、阿诺德·本涅特《老妇谭》和辛克莱·刘易斯《大街》。前五部均是英国小说，唯有《大街》为美国小说。据此可知，至迟在一九二五年，吴宓已读过《大街》，并对其甚为推崇，将这部五年前才出版的小说视同名作，选入课程，供学生研读。
《大街》初版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吴宓批识的这册《大街》为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第三十一次重印本。这意味着，吴宓一定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五年四月期间批阅此书的。从常情推断，当在一九二三年或一九二四年。
《大街》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卡罗尔是一位有朝气、有干劲的女性，她大学毕业后曾在大城市工作，后来嫁给了乡村医生肯尼科特，跟随丈夫到美国中部的格佛草原镇生活。与她想象的田园生活不同，这个镇子丑陋寒碜，居民多数狭隘、保守、庸俗、自满。卡罗尔想在镇上做点什么，打破滞闷的空气，对落后的环境加以改造，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她伤心失落，选择了出走。但与易卜生的娜拉不同，卡罗尔出走后又回来了。
我们来看看吴宓批识是如何评价《大街》的。需要说明的是，英文批识中有些句子是缩略、不完整的，汉译为求句意完整，稍有增补：
《大街》—美国版的《包法利夫人》。美国小说与法国小说之差异：主要在道德视点方面，完整、健全的生命观VS无情的写实主义。更普遍的社会图景VS对单一情节或观念做严格的、艺术化的处理。参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
《大街》—现代版的《堂吉诃德》。理想（卡罗尔·米尔福德）与现实（格佛草原镇）之间的冲突。肯尼科特医生=桑丘·潘沙。理想并非完全破灭，因而并未心灰气沮（见第451页第四段—按，即《大街》结尾倒数第二段）。
《大街》着重写了美国人的村气固陋以及其他典型的美国式特征。美国人的长处和短处均得以呈现（清教主义与边疆精神）。整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典型。其描述的真实性种种。
在某种意义上，卡罗尔·肯尼科特这个形象展现了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大街》，是散文写就的抒情诗（参《老妇谭》）。一位有抱负的理想主义者的事业与经历。
想到一个可与中国对照的地方。个人观点与评价：中国的女学生与卡罗尔·肯尼科特之间的区别， （1）由传统与习俗差异所导致； （2）由国民性差异所导致。
《大街》中的政治观点与社会观点—并未正儿八经地加以表述：人性的、性格的视角。对比《贵族》（按，指高尔斯华绥的长篇小说，出版于一九一一年）一书。卡罗尔代表自由主义者，不过略有偏颇。
我们看到，对《大街》吴宓首先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加以观察，一是将它与《包法利夫人》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二者都写了爱幻想的女性在乡下生活中的苦闷，但吴宓也指出它们在道德观念和艺术手法上存在差异；二是将其与《堂吉诃德》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二者都写了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主人公在现实中受挫的故事，吴宓将卡罗尔比作堂吉诃德，是别具只眼的，可将肯尼科特医生等同于桑丘·潘沙，则似乎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肯尼科特医生在书中完全不是一个喜剧角色。
接下来，吴宓强调了小说对美国式provincialism的刻画的典型性。Provincialism是个意涵丰富的词，如果只以两个或四个中文字对应，总会遗落点什么。它指乡下习气、外省做派、地方主义、狭隘陈腐、颟顸粗俗、故步自封……稍后我们还会看到，provincialism是吴宓对《大街》一書评价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论议中都曾齿及。
吴宓还提到卡罗尔可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女学生相对照，这是因为她们都不满于周遭保守落后的社会环境，同时，她们的思想也一样单纯稚昧。而由于传统、习俗以及国民性的巨大差异，二者在各自环境中的际遇、应对、表现会有所不同。
吴宓对《大街》的写作不吝赞词，至称它为“散文写就的抒情诗”。这一评价未必是不恰当的：尽管在刻画乡镇鄙陋粗俗时，辛克莱·刘易斯更多采用的是讽刺手法，让人很难联想到诗，但《大街》其实尚有一大特色较少为人提及，那就是书中有不少“闲笔”，看似与情节主干无甚关联，却相当好地表现了人物关系，也烘托了小说气氛。如第十五章，写卡罗尔随丈夫出诊，见识了医生在处理杂症时大刀阔斧的果决作风以及精湛的医术，对丈夫的爱中加入了一缕敬。后来二人驾马车回程，遇上大风雪，那段描写极精彩—大自然是狂虐的，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如炉火烘烤后的雪水，细流交融。这一章确有诗的韵致，如吴宓所评，是“散文写就的抒情诗”了。
总的说来，吴宓的这段批识是很有见地的，其在文学上的湛深修养亦有体现。尤可留意的是“卡罗尔展现了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生命”这一提法。在《大街》结尾，卡罗尔正视自己的失败，她说：“也许我的仗打得不够漂亮，但我忠于自己的信念。”吴宓在这样一位女性追求、幻灭、直面痛苦的生涯中看到了人的普遍境遇的缩影。这一观察相当深刻，道人所未道。
二
《大街》一书一定给吴宓留下甚深印象，嗣后在他的文字中，这部小说多次被提及。
一九二六年，清华学校建校十五周年，《清华周刊》推出“清华十五周年纪念增刊”。此增刊中有吴宓的一篇文字，题为《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吴宓在文中对美国国民性做了痛烈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吴宓历数“美国人性行之最显著者”，提到的第一条即“识见狭隘”（Provincial），这与他在《大街》题识中着意指出的Provincialism是一致的。后面更直截了當地揭出《大街》一书，认为这部小说对美国国民性“描摹最佳”。《大街》出版后风行一时，Main Street一词亦作为流行语被收入各类辞书。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对该词释义第三项谓：“以狭隘乡土观念和实利主义为特征的地方（或环境）。”（第二版第1159页）吴宓说“全美国皆Main Street也。或曰，清华园亦Main Street”，用的正是这一义项。
事实上，吴宓在《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中以较大篇幅批判美国国民性，似离题稍远。窃疑他是在课堂讲授《大街》之余，记忆犹新，有感而发。从文章看，是由清华的美式教育谈到美国国民性，再由美国国民性谈到小说《大街》，而从其思路来说，未尝不可能是反过来，由小说《大街》想到美国国民性，再由美国国民性想到清华的美式教育。总而言之，《大街》在吴宓思想上烙印之深，是不难由此窥知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学衡》第六十三期刊出吴宓翻译的《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作者穆尔（Paul Elmer More）系与白璧德同调的美国“新人文主义”批评家，亦为吴宓终生服膺之师长。穆尔在文中对辛克莱·刘易斯及《大街》等作品颇多贬抑，但这一保守主义批评者的论调未必为译者吴宓本人所赞同。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辛克莱·刘易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且由于他是美国第一位获此奖的作家，消息一出，世界文坛皆起震动，中国也不例外。当时中文报刊刊发的消息、评论中，颇有认为辛克莱·刘易斯的文学成就其实不高、有点配不上诺贝尔文学奖者。倒是胡风的《一九三〇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者—辛克莱·刘易士》（署名张光人）一文认可这位小说家。文中称：“新兴美国文学底特色，在于把美国新起的布尔乔亚社会底概观、习惯、态度，以及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现象，批判地现实地处理这一点，把这个特点发挥的最为鲜明的是辛克莱·刘易士。”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吴宓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一文，题为《获得一九三〇年诺贝尔文学奖金之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虽未署名，但稍籀绎，即可知其必为吴宓所撰（沈卫威先生曾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一文中指出：“事实上，在副刊的文章中，前期不署名多是吴宓本人的……”）。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此际吴宓正在英国游学，何以会在国内发表文字？事实上，与此文在同一版面刊出的，正是署名吴宓的《欧游杂诗·牛津雪莱像及遗物三首》。据《吴宓日记》，吴宓当年十月十一日抵牛津，此后待了三个月。吴宓参观牛津古迹，瞻雪莱像，赋诗并加详细长注，定稿想来在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而辛克莱·刘易斯获奖在十一月三日，吴宓自有时间写出述评文章，与其咏雪莱诗一起，寄回国内刊布。这篇论辛克莱·刘易斯的文字向无研究者引及，下面录与《大街》相关的两段如下：
路易斯氏自发表其杰作《大街》（Main Street）后，享大名文坛者迄今恰十年，而春秋方盛，名著迭出，为写实派之巨擘。其所作书，多写他人之所未写，写世人之所不能写，新辟蹊径。而对于一般美国之思想生活，描写尤彻底。美国作家之得诺贝尔奖金者尚未有人，而以路氏首开记录，夫谁曰不宜。
……至一九二〇年而其杰作《大街》（Main Street）出，立刻风行全国。销行之广，再版之速，为作者所梦想不到。美国人几于人手一编。凡识字之徒，莫不娓娓谈《大街》也。此书以一医生之妻Carol及其夫Will Kennicott为主角。以Gopher Prairie一地为背境，描写美国西中部乡镇生活之狭陋。其地惟有一“大街”，容一福特摩托车（按，此处之摩托车即motor，指汽车）过。处此镇者，蠕蠕然活动于此街。其思想之平凡，见识之浅陋，趣味之狭小，在旁人视之，到处可鄙可笑。而彼等乃麻木无知，无从启发。Carol在女学生年代，本有提倡文艺改良社会之心志，乃嫁此医生后，意志逐一销磨，碌碌一生，事夫育儿以终。周遭庸俗之空气，将人包围，不能摆脱。盖此镇上非无头脑较敏锐之人，惟头脑敏锐，则与庸俗格格不相入，感到无限痛苦。必与庸俗者同化为庸俗、与麻木者同化为麻木，销声匿迹而后可也。作此书者之意，以为此“大街”之长乃不可以道里计；引而长之，可通达美国全境。美国到处有此“大街”，此“大街”之文化实代表美国最普遍之文化。福特摩托车，德律风，柯达克，留声机，电影，沙发，马克·吐温全集，一般之美国文明，除此以外，所余无几。哀哉。故路氏于此书中不特对于美国乡镇之provincialism尽其冷嘲热讽之能事，实对于美国现代文化深致不满，具有提高之之热诚焉。
文中有二处与吴宓以往观念吻合：“美国到处有此‘大街，此‘大街之文化实代表美国最普遍之文化”，即《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中所谓“全美国皆Main Street也”。“美国乡镇之provincialism”，则与吴宓手批《大街》题识中所谓American Provincialism及《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中所谓“识见狭隘”（Provincial）同。
吴宓在此文中对辛克莱·刘易斯作品做一总评，谓：“通观路易斯之小说，其最高本领在讽刺。但其书主要之宗旨则不在讽刺个人，而在讽刺包围此个人之社会的势力。”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在我读过的《大街》论评中，以卡尔·范·多伦（Carl Van Doren）所写最警辟深刻，他说：“卡罗尔·肯尼科特，与格佛草原镇之无端丑陋、古板拘执而又沾沾自喜相抗争，虽终不得不屈服，然实不失为一女豪杰。她的不满，不是自寻烦恼，而是卓然品质。格佛草原镇才是那反面人物。”（The American Novel： 1789-1939.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p.305）
关于辛克莱·刘易斯的艺术特色，吴宓写道：“……路易斯虽是一小说家，但彼不过偶用小说之工具，借小说之形式以发表其见解言论。其小说严格言之，不是小说，但是有具体例证之讽世论文而已。……其书无有故事，无有情节，无有结构，但为一大堆琐碎平凡之事情连串而成。此即所谓新写真主义（New Realism）之作风。路易斯文笔平庸，以之比英国现代小说家如Virginia Woolf，则文笔之细致，命意之深远，不逮远甚。但其描写，几于照相写真一般精确，细小猥琐，莫不惟妙惟肖。亦属难能可佩。以平庸粗率绝不出色之文笔，写平庸粗率绝不出色之人物及其生活，关于此点，彼确能代表美国及美国作家。其得诺贝尔奖金宜也。”
应该说，吴宓的《获得一九三〇年诺贝尔文学奖金之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绝非寻常通讯可比，而是一篇有见地、有心得的文艺批评。同时的其他中文评介文字，殊不足与其相提并论。
在后人整理的吴宓讲义《文学与人生》中，有一份“《文学与人生》课程应读书目”，系吴宓为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学年编选的。该书目开列一百多种书，其中唯一的美国小说就是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除英文版外，还提供了杨历樵（白华）译《大街》（天津大公报社一九三二年版）的版本信息。可见吴宓对《大街》一书的看重未尝稍变。既然如此看重，他将自己手批之《大街》给女儿吴学淑读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更何况《大街》以青年知识女性为主角，无疑很适合曾就学于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吴学淑阅读。
吴宓之看重《大街》，在艺术上自有其充足依据。可我们不妨再追问一句，他如此推崇这部小说，会不会还有什么私人理由？我猜，吴宓是在小说女主人公卡罗尔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有惺惺惜惺惺之感。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吴宓在题识中称《大街》为现代版的《堂吉诃德》，如此则卡罗尔相当于女版的堂吉訶德，而我们知道，吴宓曾在诗中将自己比作堂吉诃德，钱锺书在评《吴宓诗集》时也称吴宓与“新文化运动”相抗如堂吉诃德之大战风车—吴宓与卡罗尔，多多少少都带点堂吉诃德气质。而吴宓评价卡罗尔为“一位有抱负的理想主义者”，正不无夫子自道的意味。其次，我们看《大公报·文学副刊》那篇长文，吴宓写道：“周遭庸俗之空气，将人包围，不能摆脱。盖此镇上非无头脑较敏锐之人，惟头脑敏锐，则与庸俗格格不相入，感到无限痛苦。必与庸俗者同化为庸俗、与麻木者同化为麻木，销声匿迹而后可也。”在此，因周遭庸俗之空气而感到无限痛苦，实不仅为小说情节而发，而是吴宓出于自己的精神苦闷，慨乎言之了。卡罗尔的抗争，卡罗尔的苦楚，吴宓感同身受，必有甚深共鸣，乃至与这位女性认同。吴宓题识中有所谓“卡罗尔·肯尼科特这个形象展现了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在他心目中，自己正是这“男人”中之一员。他对《大街》如此推重，恐怕其深层原因亦在此。
说实话，当初买下这部书，何曾想到，可由吴宓的批识，一步步稽考追索，钩沉佚文，得窥其心曲？或许这就是书的馈赠，也是书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