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下午，在第六届财新峰会的“改革老人杜润生追思会”专场，杜润生多位亲属和门生故旧和亲人共聚一堂，缅怀杜润生生前的工作作风和改革思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在被昵称为“九号院”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秘书处任职。他回忆，杜润生的工作方法可以概括为五句话。正是靠这五句话，“九号院”在80年代才能制定出这么多效果良好的中央文件。赵树凯表示，可以说杜老开创了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新传统。

赵树凯说，杜老的“第一句话”，是要求“九号院”的工作人员要有“三种精神”：献身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让大家畅所欲言，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这样一来，工作人员可以实事求是地了解实务，所有人贡献智慧的水平，还能高于领导的个人水平。

杜老的“第二句话”，是对“九号院”机关建设提出的要求：要办成知识库，不要办成“货栈”，意即要多储藏点东西，不要“今天进货、明天批发”。要保存各种材料随时备用。此外，知识库又要对内开放、同时对外开放；对内，人员编制和业务组织的调动灵活，业务与职称分离；对外，则又成立了理事会、评议委员会等单位，聘请了特约研究员、通讯研究员等等，使整个“九号院”的工作生动活泼，氛围很好。赵树凯回忆，杜老的理想是要让“九号院”形成自己特色的、科学的、战斗的作风，使机关内外开放，成为一个大熔炉。

杜老的“第三句话”，是讲究调查方法。他要求“九号院”所有的研究课题都要有农村调查。赵树凯说，杜老讲过，回顾过去，凡是注意调查研究，我们的工作就能做得好；凡是不注意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就都出来了。

赵树凯还回忆，杜润生强调调查要有客观的态度。虽然人在调查时都有自己的政策选项偏好，但在调查中，不要随便舍弃和自己政策主张不相符的素材；或不要只搜集能支持自己建议的素材。此外，杜老讲究调查要长期化、系统化，还要求属下的年轻人一年至少要有半年在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杜老曾说，“不这样亲身体验，就不了解农村，就不够格做农村工作”。

除了要求别人，杜老自己更投入大量时间在农村实际调研。赵树凯回忆，从1980年到1984年间，杜老共走遍了25个省、240个县，有时候出差一次就能在外面待一个月，有些地方还会去两次，观察几年间当地的变化情况。

赵树凯说，杜老的“第四句话”是做研究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强调归纳法，是因为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有了归纳法，就能够把新事务归纳进我们的视野中，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但如果不洽当地过度使用了演绎法，就有可能把固定在自己脑中的经验，当作用来指导一切的前提。赵树凯感叹，如今看，杜老虽然读书多，但他自己写的文章从来不吊书袋，行云流水、言语平实，“他无意故作惊人之语，但往往语出惊人”。

赵树凯还介绍，杜老的“第五句话”，是要讲究思想方法。当年，有一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当时杜老即说自己是“没有主义”，“要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

赵树凯称，杜老还曾经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过，“只要国民经济上去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赵树凯认为，杜老说自己“没有主义”的表述虽然简单朴素，但是含意深厚。“没有主义”，不只是一种哲学的见解，还是一种政策的主张。

赵树凯说，杜老晚年讲民主讲得特别多，“‘没有主义’和强调民主，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因为没有既定的“主义”，才注重从实践经验、从农民那里找意见、找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即如此。

赵树凯说，正因为杜老包容、宽松、民主的作风，才造成了“九号院”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人不分左右，不论激进一点、开放一点、保守一点的，都能在他的主持下做事情。如今，高层又在提倡推进智库建设，回顾80年代的智库建设经验，“杜老的探索和表述，仍然是我们很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