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发展，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明显的分裂，出现了左右两大思想派系对垒的局面。新左派展开了对自you主义的全面批判，自you主义也奋起“迎敌”。这种论战到今天都丝毫没有止息的迹象。

思想界的分裂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点：一，80年代那种思想界合作反集权主义、反个人崇拜、呼唤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基础已经发生改变，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现实，90年代的社会矛盾与80年代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二，思想界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如果说80年代思想界的言说资源主要来自于参与者在文、史、哲方面的学养，到90年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则成了显学。80年代的知识分子把西学看成一个整体，9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西学内部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即便是在对现代性的看法上，西方知识分子也至少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事实上，中国的左右两派阐发的都是西学。

中国思想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分裂与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思想学术集团内部的分裂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新青年》也分裂出来了以胡适代表的自you主义(右)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左)，两派的纷争也从未止息。

新时期的思想纷争既有学理之争，也有意气之争，且意气之争大于学理之争。现在看来，当年的不少论战檄文诚然是痛快淋漓，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不多，更谈不上吸纳对方的正确主张以建立思想界的普遍共识。

二

共识终须建立，也一定会建立，老是止于骂战大家都会疲惫。

在自you主义者一方，出现了明显的融合左右的努力，这其中，秦晖和许纪霖是典型代表。

秦晖自称是中间派。一般来说，他被认为是自you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有人认为他其实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的自you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对平等和福利国家的诉求意见不一致，但秦晖认为，在当代中国，自you主义应该和社会民主主义互补。事实上，当今发达国家自you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也正呈现出趋同的态势。

秦晖被认为是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人物，其论述的领域相当广泛，从东欧转型到中国农民问题，从中国近代史到国企改制，从制度建设到传统文化重估，无不涉猎，且屡创新说。秦晖主张“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他的特色是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剖析来论述主义的正当性。他的所有文章几乎都贯穿着自you、公正两大主题，而这正好是论战双方各自强调的核心问题。

许纪霖则自称是左翼的自you主义者，他在思想界的定位显然受到了王元化很大的影响。王元化对上世纪末的新启蒙运动的贡献，不在思想的原创性，而在对历史的不断反思。王元化不迷信任何一派思想学说，同时又并非没有自己的定见。这种治学态度被许纪霖继承下来了，由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左右两派的质疑和批评。比如，针对自you主义，他说启蒙面对三大挑战(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多元现代性思潮)，他说自you主义在物欲主义面前是缺席的，他认可自you主义的民主是“弱势的民主”……许纪霖说：“对于论战的双方来说，只有以一种‘反思的平衡’的方式，一方面以自己的合理性批评对方的弱点，另一方面吸纳对方的合理性以反思自身的不足，从而通过相互的辩驳和肯认，在中国自you与民zhu的问题上形成某种最基本的重叠共识。对于处于严重分裂和对立的中国思想界来说，这样的重叠共识太重要了。”

秦晖是研究农民问题起家的，许纪霖是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起家的。秦晖喜谈问题，许纪霖喜谈主义。两人的学术路径、学术偏好不同，但有意思的是，这两人都认可自you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观点。许纪霖说：“在当代西方，虽然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上有争论，但是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新自you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却共享了许多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预设，特别是在对自you、民主、平等和公正一系列问题上，比较起传统的左翼民主和右翼新古典自you主义，有更多的通约和相互理解。用哈贝马斯的话说，他与罗尔斯的争论只是‘家族内部的争吵’。”

如果说许纪霖以前的著作和文章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则可以说体现了破中有立的风格。在这本书里，他试图全面阐述自己的建设性观点，比如，他认为共和主义民主可以弥补自you主义民主的不足，自you主义需要加入伦理的因素等等。应该说，这本书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感都比较强，弥补了自you主义知识分子原创理论贫乏的流弊。

有人说自you主义是个新道统，秦晖和许纪霖显然是不会认可这个说法的，因为既为道统，必然教条，最后僵死。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与其做任何理论的卫道士，不如做中国现实社会难题的解题者。在现实面前，理论永远是苍白的，固守一派理论无异于刻舟求剑，抑或尾生抱柱。

三

大概正是因为许纪霖的专业方向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这使得他的优势可能正在于他能够跳出他所在的当代思想界这个圈子看问题。跳出这个圈子，并以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为参照，许纪霖看到了当代思想界的毛病。简而言之，与这个社会的普通民众一样，当代思想人物的毛病主要是缺乏谦卑、感恩、敬畏心态。所以，许纪霖不惜遭到圈内人的误解而要大力提倡从知识分子自身开始搞一场社会和伦理道德重建运动。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在中国传统读书人看来，立德从来都是高于立功、立言的。

社会和伦理道德何以重建?许纪霖强调了国家对社会松绑的重要性。不过，这种松绑主要还是社会力量争取来的结果。对个人而言，需要做的不外两件事：一是积极争取这种松绑。在此进程中，能与权力博弈的最重要的力量来自经济领域。二是躬身践道。道在伦常日用中，风气的更新总归还是要来自每个人的道德自新行为。因此，与其喟叹今不如昔，不如自新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