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发了几篇与儒家有关的文章，不想引起了群内粉丝的激烈争吵。很显然，在对待儒家的态度上，人们是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的。在一个道术已裂的时代，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在我看来，在大多数时候，一个人的立场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深入讨论具体的观点。我完全可以赞成儒家的某方面观点，但同时反对其另一方面观点，那你说我在立场上到底是赞成儒家还是反对儒家呢?

中国人受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的毒害实在太深了。

如今正是新儒家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新儒家的论述成立的前提是：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有中国的文化，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扬儒者和非儒者分歧巨大。

恰好在5月25日，我看到了澎湃发表的两篇文章，文章讨论的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讨论发生在5月16日的华东师范大学，提起话题的是青年学者周濂。

周濂认为，“文化主体性是一个虚假的焦虑”，“‘文化主体性’这一表述，不止是一个范畴错误，而且是一个毫无意义的nonsense(废话、垃圾)”。他的主要理由是“狭义的subjectivity(主体性)是指拥有意识经验的个体。这个‘意识’包括perspective(视角)，sensation(感觉)，belief(信念)或者desire(欲望)。广义的subjectivity是指有行动性的entity(实体)。‘有行动性’英文是agency，也就是说它能够对其他的对象或实体有所行动或施加某种power(权力或影响)。”“当我们谈论‘主体性’的时候，我们首先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主体/行动者。而‘文化’本身，它不是一个行动者。它没有人格、意识、信念、欲望，它无法行动也无法为行动的后果负责，当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主动反思性的主体。所以，虽然我们大概知道‘文化’是什么意思(其实它也非常含混和复杂)，也知道‘主体性’是什么意思，但是把‘文化’和‘主体性’放在一块儿，到底什么意思呢?”

周濂的论述现实指向性很强，他强调的是当下中国人应该养成个人意识，而不是仅仅把自己当成集体中的一个数字而已。

我完全支持周濂的观点。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只能写成断章的形式了。

1.所谓主体性，当然是指会思考的、具体的个人，文化本身既不会思考，同时是一个抽象的客观存在，怎么可以说它具有主体性呢?

2.一般来说，文化分器物、制度、思想(或心理)三个层面，这三个方面都无主体性可言。主体是与客体对应的。比如器物，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能说筷子是主，刀叉是客吗?比如制度，西方搞宪政民主，我们这里不搞那一套，能说我们是主，西方是客吗?

3.一般来说，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说的主要是思想(或心理)层面的东西，那我们就抛开器物和制度两个面向来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文化的主体性置换为思想的主体性。思想传统历来就是变迁的，是被不断扬弃、建构的，根本不存在静止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传统至少受到过两次大的冲击：一是佛教东播，二是西学东渐。当然，冲击带来了融合，这也是思想之所以存在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我想问的是，中国所谓的思想传统到底从何时算起，终止于何时?当代中国的主体性思想到底是什么?是儒家吗?是法家吗?是佛家吗?是共产主义吗?是自由主义吗?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或许是各家思想的杂糅，但如果各家思想本身就很矛盾，并未形成一个自洽而能赢得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体系呢?它还能稳立在主体的位子上吗?

4.凡是骄傲地提倡文化主体性的国家，骨子里其实是不自信的，因为强调主体，必然需要建构甚至虚构一个客体或他者，否则无所谓主体。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美国人很少说我们美国如何如何，他们会说世界如何如何，而那些成天抱怨别人的国家总会说自己国家如何如何，它们倒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了，但同时强调的是自己的特殊性，也就证明了自己的不自信。在中国文化的几大构成要素中，儒家、法家、佛家、共产主义、自由主义都是自称普世的，强调主体性非但不能体现自信，反而把自己说小了。孔子会说儒家思想只适用于中原或鲁国吗?

5.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在此时代潮流面前，如何构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强制灌输吗?那样有用吗?是依靠思想市场自由竞争吗?那又何需建构?

最后我想说，在文化面前，人才是当然的主体，而这里的人，显然不是抽象的群体，只能是活生生的个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它只能是客体，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反客为主。否则，以理杀人的惨剧就会轮番上演。

当然，从来就没有凭空而来的个人，个人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被定义的，也是被与之相关的文化环境塑造的。我当然也理解并部分同意社群主义对个人的理解。不过，但对中国当下而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进行学理上的细致讨论，而是有针对性的社会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