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无罪释放不久，我们决定去采访他。

他还在狱中的时候，就不断通过律师向外界放话：他是冤枉的。长沙市政府让高科奶业接盘太子奶后，其负责人文迪波在想尽一切办法掏空他的资产。他生命垂危，必须早点出来治病。总之，悲情淋漓。

媒体也乐于为他呼吁，太子奶事件被认为是又一个孙大午事件。一句话，地方政府搞了李途纯，有人在其中上下其手，假公济私。

但知识界似乎很少有声援李途纯的声音。

后来文迪波被抓了，李途纯也就出来了。事实仿佛已经证明，李途纯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李出狱后频频接受采访，他的一些言论令人吃惊。在我看来，那完全不该是一个成熟的当代企业家应有的言论。言论是思想的映射，老实说，我认为他的思想几乎已经完全过时了。

当我们联系上李途纯的时候，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请求。采访进行了两次，每次三个小时。第二次去之前，我们拟了20来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生猛、辛辣，主要是针对他出狱后的言论的质疑。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们在向法拉奇致敬。

我的美女同事觉得，这些问题太猛了，对李途纯来说似乎不太礼貌，他会因此在采访中途拂袖而去吗?我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记者是一个职业身份，我们不是代表自己在向被采访对象提问。我们商量后决定，问题主要由我来问——我毕竟是男人嘛，话说糙点也没什么。

李途纯有些疲惫，身体也不好，脸色苍白、咳嗽，我们在一家酒店采访他，期间他还吃了随身带的药。我问了所有想问的问题，当然，问出来时语气缓和多了。没想到的是，他回答了所有问题，最后是我们主动提出告辞的。

他的回答完全印证了我们此前的判断，让我们再重温一下李途纯的言论吧：

“金融危机是美国主动发动的，旨在把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搞乱，只是后来美国自己也无法控制”。

“太子奶事件，完全是经济间谍造成的。我时刻能感觉到他们(国际投行)是间谍，而且是双面的。那个英联的负责人，既是美国间谍又是英国间谍，非常明显。我不做他们的经济间谍就只有死路一条。”

“对外资是民族矛盾，对地方政府腐败是内部矛盾。”

“(美国的)所谓民主都是虚假的。中国几千年就是强权政治，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当时要是搞家族制，太子奶不会出问题。”

“企业家精神闪烁着红色文化的光芒。企业家就是要把企业作为家，想实现一个小的共产主义。”

其他例子没必要再举了吧。

《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办刊方针是做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分是非的站在企业家一边。我们为这个阶层说话，是因为这个阶层在这几十年对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贡献巨大，他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有必要肯定企业家精神，因为在我们这里，企业家精神至今还是稀缺资源，一些人提起企业家还满口“资本家如何如何”。要言之，我们推崇的是精神和理念，完全没有必要为某个具体的企业家代言、背书，更何况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有资格被称为企业家。如果按熊彼特对“企业家”的定义，事实上，很多老板根本不配这一称号。

记者在文中的一段话比较能表达我们对李途纯的看法：“在李途纯的描述里，自己无意经商，却成了企业家;不缺资金，却被资本诱惑。最终在资本较量和政商博弈中，他双双落败。他被时代裹挟着前进，又被时代留在那里。”(具体报道见下一文《自相矛盾的李途纯》)

留在哪里呢?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以，即便他不经历那场牢狱之灾，也不能适应今天的这个市场经济环境了。

李途纯是一个带有浓郁文人情怀的前官员。因为敢闯，他曾经在商海如鱼得水。因为思维模式老化，甚至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遗绪，他已被这个全球化、互联网化的时代抛弃。他要不是根本没认识到太子奶事件的本质，要不就是一种言说的策略。对于后一点，你只要知道他现在做的生意，大概就不会认为我在发诛心之论了。

人们一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企业家是呼唤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但中国很多企业家并不是这样，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红利，一方面根本无法切断来自权力的诱惑，他们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或许，现实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