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籍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连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动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其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稳固下来，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道统系谱。南宋后期，这一道统系谱得到了官方的制度化肯定，子思因此而封公和配享，其父伯鱼也得以进入孔庙祀典，而子思后来更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祠庙。

关键词：子思 道统 孔庙 四配 宋代

孔伋，字子思，乃孔子之孙，孔鲤（字伯鱼）之子。学界关于子思《中庸》以及思孟学派的讨论甚多，但关于子思在宋代道统地位的确立过程却关注很少。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是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这既与《中庸》独立经典地位的形成密切相关，也标志着宋代儒家道统系谱由建构走向重构，是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孔庙“四配”道统系谱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为增进学界对于宋代子思道统地位确立过程及其原因的认识，本文将考述子思封爵和进入孔庙享祀的历程，并就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与四配道统系谱的形成过程进行探讨。

一、子思封爵和从祀

子思虽然是孔子之孙，但因为释奠之礼主要是为了祭祀“先圣先师”（《礼记·文王世子》），与是否圣裔并无直接关系，所以汉代以来在孔庙中附祭的都仅限于孔子门人，直到唐代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孔庙附祭系统改革，方才将配享从祀者的范围扩大到了汉晋时期的传经之儒。子思虽然没有在唐代进入孔庙，但是唐代孔庙附祭系统的扩大化改革，还是为后来子思、孟子等等贤儒进入孔庙打开了制度上的可能性窗口。

进入宋代，首先借助孔庙附祭系统扩大化趋势而进入孔庙享祀的并不是子思，而是孟子和荀子、扬雄、韩愈。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庚寅，“判国子监常秩等乞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庭，仍加爵号。又乞追尊孔子以帝号。诏两制与国子监、礼院官同详定。”但“翰林学士杨绘以为加帝号非是”，“后不果行”。[1]元丰六年（1083）十月戊子，“以吏部尚书曾孝宽言，孟轲有庙在邹，属兖州，未加爵命”，特“诏封孟轲为邹国公”。[2]元丰七年五月壬戌，又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况，兰陵；雄，成都；愈，昌黎。”[3]孟子由是得以进入孔庙配享，而荀子、扬雄和韩愈也得以从祀。

孟子等人的封爵和享祀，在制度上开启了子思的升格之路。伯魚、子思，“初无祠堂。元丰五年，四十七代孙若升监修祖庙，因辍己俸创建。”[4]元祐四年（1089），衍圣公孔若蒙就奏请为伯鱼、子思追爵，这应该是受到了孟子因有庙而赠爵这一眼前之先例的启发。元祐五年四月，时为右谏议大夫的朱光庭向朝廷请定子思封爵。朱光庭述及此事缘起云：“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承受都省送下宣义郎孔若蒙状，乞追封孔伋爵号。”即最初是由孔若蒙奏请的，孔若蒙“熙宁元年袭封衍圣公，元祐元年改封奉圣公”[5]。朱光庭奏状说：“臣切详孔若蒙陈乞孔子之子鲤、孙伋封爵事。伏缘古者封爵之及，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如鲤，虽孔子之子，然始闻《诗》、闻《礼》，徳未著见而早世。伋，字子思，尝学于曾子，得圣道之传，著为《中庸》一书，垂之万世。……孟子师之，然后得其传，固非荀、扬、韩之可企。荀、扬、韩尚蒙圣朝茅土之封，而独未及子思，诚阙典也。伏乞朝廷特下礼官定子思之封爵，以显朝廷尊隆圣道之意。”该状的贴黄重申了这一意见。[6]孔若蒙本是为伯鱼、子思同时陈请封爵的，但朱光庭从德行、著述和传道等方面考虑，仅支持为子思封爵，其根本理由在于子思作《中庸》并传道于孟子，而其直接理由，正是前几年刚刚获得封爵的孟子、荀子、扬雄、韩愈。

虽然孔若蒙和朱光庭此次的奏请没有结果，但还是开启了子思封爵和享祀的肇端。十一年后的崇宁元年（1102）二月庚戌，朝廷终于“追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7]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源自于此先孔若蒙的奏请，并且朝廷最终没有采纳朱光庭仅封子思的意见，而是一并追封伯鱼和子思侯爵。此次礼议的直接策动者是毕仲游，《宋史·毕仲游传》载：“徽宗时……入为吏部郎中，言孔子庙自颜回以降，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而子鲤、孙伋乃野服幅巾以祭，为不称。诏皆追侯之。”[8]从这段记载来看，毕仲游完全没有从朱光庭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是纯粹从孔门弟子及以下都得封爵，而伯鱼、子思作为孔子之子、孙，反而无尺寸之封的角度来进行论证。毕仲游从血缘因素着眼而凸显制度上的缺陷，比论证伯鱼、子思在道统上的贡献要直接和容易得多，也最终被朝廷所接受。朱光庭没有述及孔若蒙奏请的理由，但从朱光庭和毕仲游的制度理由以及元丰七年和元祐四年如此短暂的时间间隔来看，大概其理由也应该是从制度上着眼的。不过，朝廷赠爵的勅语，还是肯定了伯鱼、子思在儒道上的贡献。[9]

获封沂水侯，为子思进入孔庙附祭奠定了基础，几年后的大观二年（1108），朝廷便“从通仕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10]此先孟子元丰七年进入孔庙配享，其前奏正是元丰六年获封邹国公，子思的经历与之颇为相似。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赠孔子为文宣王，并赠颜回兖国公、十哲侯爵、其余弟子伯爵。[11]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追封十哲为（郡）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先儒为伯或赠官”。[12]至此，孔庙祭祀系统便形成了孔子王爵、配享的颜子国公、十哲郡公、先贤侯爵、先儒伯爵或赠官的爵位等级制度，此后直到明世宗嘉靖（1522-1566）大礼议后方才革除。孟子既已先封邹国公，那么其进入孔庙后就必然只能和颜子并列于配享这一等级，而同时进入孔庙从祀的荀子、扬雄和韩愈，因为先无封爵，所以还另须赠以伯爵，以便匹配先儒的爵位等级。王安石的情况与孟子极为相似，他生前即已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因此，新党于崇宁三年推动王安石进入孔庙时，朝廷便诏“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13]然而，政和三年（1113）正月二十日，宋徽宗以御笔手诏的形式诏令：“安石可封王爵，（王）雱可配享文宣王庙廷。”随即追封王安石为舒王。[14]王安石晋封王爵打乱了孔庙祭祀系统的爵位等级制度，从而引起士人的诸多非议。[15]宋徽宗的本意是让王雱也一并配享，但因为王雱仅得封为临川伯，所以最终也只能从祀。[16]后来南宋诏理学家从祀，也都大体遵循了这一等级制度而追封伯爵，只有朱熹是先封国公而后才从祀的。综合来看，子思既已于崇宁元年获封沂水侯，而隔年王安石便得配享孔子，那么作为孔子之孙、孟子之师的子思进入孔庙就几乎是在所必然的，但是因为限于其沂水侯之爵，所以子思大观二年仅仅得以从祀。后来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升格子思配享时，也须一并晋封其为沂国公。[17]

然而，子思进入孔庙从祀之后，却又出现了新的礼制上的问题，即子思作为孟子之师，地位礼遇却还不如孟子，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邵博就指出说：“孟子曰：‘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元丰末年，诏以孟子配享孔子庙，巍然冠冕，坐于颜子之次，师曾子坐席下，师子思立庑下，岂但行于长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违平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18]洪迈也说：“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19]李桂高也云：“今颜子尊居配位，而侪曾子于十哲。子思，师也；孟子，弟子也。乃升孟子而降子思，则非先师之义也。”[20]在宋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配享后，陈世崇便大力称颂道：“夫子之徒三千，一贯之道，独语曾子，而曾子一唯，几到列圣处。《大学》十章，为后世帝王治天下之律令，格例絜矩，即忠恕也。《中庸》一书，弥纶天地，参赞化育；孔子之道益著，而曾、思位在弟子下。度皇即位，首升侑食，举数千载未行之典，为亿万世将来之法，度皇之圣至矣。”[21]由此，即便仅仅从礼制上着眼，子思在孔庙祭祀系统中的升格，也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二、子思祀典的升格

子思最终得以配享，朱熹对孔庙配享制度的理解和祭祀实践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后来熊禾就说南宋朝廷“取其法行之太学”[22]。但是，朱熹其实并不太看重上述邵博等人指出的礼制问题。朱熹认为：“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 [23]他说自己“尝欲于云谷左立先圣四贤配，右立二程诸先生”，只是“后不曾及”。[24]后来在沧州精舍，朱熹终于实践了他的想法：“宣圣像居中，兖国公颜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西向配，北上。” [25]此后，在孔庙中升格子思便不时为士人所议及，李心传就说：“论道统之传，则当升曾子、子思于堂上，而姑列四先生（周、张、二程）及朱先生于从祀。”[26]

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子思升格终于正式进入到了朝廷讨论的环节。王应麟《玉海》云：“端平二年正月二十日，礼部尚书李埴请以子思升祀堂上，列在十哲之间。”[27]《宋史·理宗纪》亦载：“甲寅，诏议……升孔伋十哲。”[28]《宋史全文》所载稍详，云：“礼部尚书兼侍讲李埴奏：‘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乞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又奏：‘乞将子思并与升祀，列在十哲之间。’从之。”[29]其后，陈镐《阙里志》、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庞钟璐《文庙祀典考》便全都认为子思于端平二年升入了十哲。[30] 但是，《宋史全文》所说的“从之”，是很需要斟酌的。《徐文清公（侨）家传》记载了此次礼议的一些前奏，兹抄录如下：

上因论孟子传授，公奏：“孟子师子思，子思师曾子，实接圣道正传之统。曾子述《大学》以传之子思，子思又述所得于曾子传授心法，辑为《中庸》以授孟子。其言‘中者，天下之大本’、‘诚者，天之道’，实发明理义之大原，其功为最大。子思顷乃从祀，而不得与十哲于堂上，古今阙典也。夫十哲者，夫子因念从于陈蔡者凡十人，偶不在门耳，岂谓弟子之贤哲止此十人而已哉？”上称善曰：“前此所未闻。”又曰：“升子思而不及伯鱼，恐未安。”公奏：“此道统所系，非可以父子之私论。”上命公与李埴议之。公退，以上旨语李公，李公以子思陪祀已定，请且以我朝诸儒先从享。[31]

以此来看，最初建议升子思于十哲的是徐侨而不是李埴，并且李埴的意见是先争取本朝诸儒从祀，不过，据《宋史全文》，他最终还是进行了奏请。《宋史全文》云“从之”，但是，如果子思真的通过此次礼议而升入十哲，那么就应该按照十哲郡公的爵位一并进行追赠，后来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配享后，便在升颛孙师于十哲的同时追封其为陈公，[32]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资料显示子思获赠过郡公。并且，十哲的人数是固定的，直到清代才突破了十人的限制，增入了朱熹和有子以为十二哲，而此时的孔庙里，颜子配享后留下的十哲空缺早已为曾子所替补。由此来看，端平二年的这次礼议应该是没有结果的，子思也并未由此升入十哲，所以《宋史·理宗纪》和《玉海》都仅仅简述了过程而已，而《宋史·文宣王庙志》甚至根本就没有说及此事。《宋史全文》所云的“从之”，应是指从李埴“乞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之请，并不是从其增选之议。

因此，子思在孔庙中的升格，还是要等到宋度宗咸淳三年。在宋度宗亲临国学之前，咸淳三年正月，他诏“令礼官、学官议其可如曾子升侑，并议可升十哲者以闻”，[33]次月便“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34]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诏“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朝在孔庙祭祀制度上开始继承南宋之制，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又加封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35]颜、曾、思、孟的四配格局此后历代相沿，未再更改。明世宗嘉靖大礼议后，去除了孔庙祭祀系统的赠爵，子思改称“述圣子思子”。[36]

此外，到了元代，子思还像颜子、孟子一样有了自己的祠庙。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邹县尹司居敬于孟子故居旁的子思讲堂和“暴书台”遗址修建“中庸精舍”，其中“建屋像子思、孟子”，而“子思子南面，孟子西向侍”，并于“春秋朔望祀之”。[37]由此可见，中庸精舍与一般的书院不同，其祭祀并非是依照孔庙礼制，而是一开始就以子思、孟子师徒为祭祀对象，并且是以子思为主要祭祀对象的。大德六年（1302），邹县尹宋彰扩建了精舍，并将其升格为“中庸书院”。[38]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朝廷改为子思书院，设山长以司诲导”，[39]其“置山长一员，职视大庠校官”。[40]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邹县尹邓彦礼进一步扩建了子思书院，“为庙三间，檐四阿……中位沂国公，以正南面师席；左侍邹国亚圣公……以正堂为讲所，翼东西厢为左右斋，以故讲堂洎两斋馆校官，大集弟子释奠肄业其中。”[41]由此，子思有了专门的祠庙作为祭祀场所。

明清时期，又形成了设置专职“翰林院五经博士”主祀子思的制度。明代宗景泰（1450-1467）时期，开始仿效阙里衍圣公之制，设置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以便由几个儒学世家的后裔专奉其祖先之祀。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这一政策也惠及子思庙祀，《阙里文献考·世爵职官》云：“翰林院五经博士十五员，正八品。孔氏北宗一员，奉中庸书院祀。南宗一员，奉衢州孔子庙祀。”又云：“考博士之设，仿于前明。景帝景泰三年，命礼部召取颜、孟子孙长而贤者各一人至京师，官之。明年，以颜希惠、孟希文为五经博士。此博士之所由始也。武宗正德元年，用衢州知府沈杰言，授孔彦绳五经博士，主衢州孔子庙祀事。于是南宗始有博士矣。二年，五十八代孙、三氏学学录公璜奏言：‘邹县城南巽隅，古有子思书院，实子思子讲道之所，孟母“徙舍学官之旁”之遗址也。前代设山长，类多孔氏子孙为之。元季始废，每遇岁时朔望，荐享无闻。乞依颜、孟、程、朱恩典，择孔氏次嫡之贤者，授以世职。’帝允其请，而述圣又有博士矣。”[42]关于此职的设置缘起，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阙里志》云：“述圣子思子书院在兖州府邹县南门外，旧名中庸精舍，相传即孟子受业处也。国朝弘治十六年题。准世以衍圣公次子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子思子书院祀事。每岁春秋二祭，博士赴邹县主祭。从衍圣公闻韶之所请也。”[43]《明武宗实录》也载其事颇详，云：“（正德二年十一月）丙辰，授三氏学生员孔闻礼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子思庙祀事。时袭封衍圣公孔闻韶奏，以子思庙在邹县南，去鲁五十余里，主祀缺人，请择族中之贤者，授以博士世职，俾主其祀。且以母弟闻礼名上。上曰：‘颜、孟二子，皆有世官奉祀，而子思庙在邹者独无，此阙典也。闻礼可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俾世主其祀。’”[44]综合来看，此事最初应是由三氏学学录孔公璜提议的，其后由衍圣公孔闻韶上奏朝廷，并提名推荐了其弟孔闻礼，最后明武宗欣然应允。清代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制度，[45]并且，为了省却北宗孔氏翰林院五经博士需要反复奔赴邹县主祭的不便，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甲申，朝廷干脆“建子思子庙于阙里”，[46]规格上则“仿颜、曾、孟三庙制”。[47]

在宋代子思封爵、享祀的升格过程中，其父伯鱼也得以封爵并进入孔庙祀典。前文谈到，元祐四年孔若蒙请定伯鱼、子思封爵，元祐五年朱光庭仅请定子思封爵，未果。宋徽宗崇宁元年，从毕仲游请，“追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其后大观二年，诏跻子思从祀，但伯鱼并未一并进入孔庙。朱熹认为“释奠有伯鱼而无子思”是“错”的[48]，而据其《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他曾向朝廷申请说：“《政和新仪》《淳熙仪式》，以《会要》所载从祀指挥考之，皆脱泗水侯孔鲤一位。”希望补上伯鱼，而其后太常寺的回应云：“检照《会要》：崇宁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今来《政和五礼新仪》《淳熙仪式》唯载沂水侯孔伋，却无泗水侯孔鲤，其孔鲤位次合在孔伋之上。”[49]可见其时朱熹和太常寺都误读了《会要》，他们都误以为崇宁元年伯鱼和子思封爵后便一并从祀了，并没有注意到大观二年实际上只允许以子思从祀。朱熹知晓后，便作《乞以泗水侯从祀先圣状》，[50]试图为伯鱼请祀。但是，这封奏状后来是否上达朝廷却不得而知，他曾对门人说：“在南康时，尝要入文字从祀伯鱼。以渐去任，不欲入文字理会事，但封与刘淳叟，以其为学官，可以言之。”[51]而今天已经无法知晓刘尧夫是如何处理这封奏状的了。《宋会要辑稿·礼一六·释奠》载：“绍熙三年八月十七日，诏太常寺将州县释奠文宣王神位次序仪式改正，仍备坐今来申明指挥，行下临安府镂板，同《绍兴制造礼器图》印行颁降。”其后的“先是臣僚言”，便是截取朱熹增补孔鲤从祀等等的申请，最后又云：“既而礼院奏从所请，故有是诏。”[52]是则朱熹所奏在经过太常寺审核后，其中的某些申请应该是得到了朝廷允许的，但其中却并不包括伯鱼从祀一事，王应麟《玉海》也说：“绍熙元年十月，知漳州朱熹条上释奠礼仪数事，太常条奏，后不果行。”[53]

咸淳三年，在升侑曾子、子思后，又诏：“泗水侯孔鲤，以先圣为之父，以子思为之子，而闻《诗》闻《礼》，《周南》《召南》之学，其在《鲁论》，著名如此。郓城侯孔忠，其昆也，亦在从祀之列。伯鱼，可列于郓城侯之次。”[54]伯鱼终于进入孔庙从祀。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三氏学教授裴侃上言说：“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阙里家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颜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无繇、子皙、伯鱼，父也，从祀廊庑。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叔梁纥元已追封启圣王，创殿于大成殿西崇祀，而颜、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鱼、子皙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颜、孟父俱配启圣王殿。”明英宗命礼部行之，并议加伯鱼、子皙封号，但是并无结果。[55]至明世宗时，在经过嘉靖大礼议后，最终于嘉靖九年从张聪之议，将伯鱼从从祀先贤之列调整到了启圣祠中。[56]

三、子思与四配道统系谱的形成

宋代子思的封爵和享祀，自然是其道统地位确立的结果。由于《子思子》二十三篇没能系统地流传下来，所以为人熟知的子思作品实际上仅有《中庸》一篇，而史料中有关子思生平的记载也相当有限，因为受到这样的资料限制，所以宋人乃至后世对于子思道统地位的论证，实际上也主要集中在这三点：子思和孟子之间的传承关系、作《中庸》、孔子圣裔。元代释奠礼酌献子思时所奏的颂歌很有代表性，云：“公传自曾，孟传自公。有嫡绪承，允得其宗。提纲开蕴，乃作《中庸》。侑于元圣，亿载是崇。”[57]这基本上可以视作对宋人论证子思道统地位关键要素的总结。

子思是为孔子之孙，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对于其道统地位的论证和确立自然是有帮助的，上文谈到，子思崇宁元年获封沂水侯就主要是因为其孔子圣裔的身份。不过，也如前引徐侨所说：“道统所系，非可以父子之私论。”圣裔身份虽然是个加分项，但实际上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还是子思传孟子以及作《中庸》这两点，因为前者关乎传道，后者关乎明道。

子思最初进入道统系谱的叙述，主要是与孟子道统地位的论证有关。不管是中唐宋初的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这一五贤道统系谱，还是最终成为定论的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孔庙四配道统系谱，孟子无疑都是其重心所在，并且也是这两期道统系谱转承的关节点。子思与孟子之间的师徒关系，对于论证孟子的道统地位是一种可能的途径，最初在《原道》中倡立道统的韩愈就已经注意及此，其《送王秀才序》写道：“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58]不过，虽然子思、孟子之间的师徒关系并无疑问，但曾子、子思之间是否是师徒关系却缺乏直接的历史文献根据。韩愈的表述既给人以曾子、子思的确存在师承关系的印象，但又没有明说。

不过，中唐宋初的五贤道统系谱是以断裂性为主要特征，而以排异端为主要线索的，其对于孔子、孟子之间的师承连续性其实并不太看重。与孟子的地位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而日益突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子思很少被人注意，石介甚至说：“夫子没，后世有子思焉，安国焉，颖达焉，止于发扬其言而已。”[59] 而宋人于庆历（1041-1048）之后开始重视子思的道统地位，也与古文运动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反倒是和此间与古文运动有所对立的道德性命之学的发展关系得更为紧密，其原因则在于《中庸》的日渐流行。我们从今存宋人文字中都仍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从北宋中前期开始，很多比较重要的士人都解说过《中庸》。据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一书的考证和统计，宋代《中庸》类的著述多达108种，另外还有《学庸》类30种、《四书》类81种，该书还补充说：“因年久散佚、记载有阙等原因，宋人有关《四书》著作的实际种数当不止此数。此外，上述数字也不包括宋人一些零篇单条的有关论述。”[60]王晓薇的统计标准稍宽，便统计出了宋代有关《中庸》的著述共136种之多。[61]并且，我们还仍然可以断言，这个统计一定是不完整的。而宋人的那些《子思论》，也全都可以视为《中庸论》。

《中庸》无疑是儒家道德性命之学最为核心的经典文本之一，而《中庸》和《孟子》这两个文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很多思想上的共性，颇多可以互相发明之处。早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唐代梁肃就已称道某人“乃训《孟子》，择乎《中庸》”了[62]，李翱《复性书》也大量引用孟子与《中庸》进行互释，可见《中庸》和《孟子》在道德性命之学上的诠释关联性是很容易引人注意的。由此，子思、孟子之间的传承关系自然便进入到宋人道统叙述的视野，在孟子之前叠加子思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中庸》与《孟子》的紧密关系，子思与孟子的师徒关系，二者可谓是相得益彰。

僧人释契嵩以道德性命之学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是宋人中较早利用《中庸》和《孟子》互相发明的一个，他就曾说：“颜子、孟轲、子思、扬雄，皆相望而晦明于后世也。”[63]为他作《行业记》的陈舜俞也说：“孔子、颜回、子思、孟轲，生为匹夫，未尝得百里之民而君长之，高谈而死。然而后世之人怀其风烈，犹曰二帝三王之君臣不若也。” [64]比陈舜俞稍长几岁的刘敞亦云：“惟仁人能知圣人，子思、孟轲之谓也。”[65]王安石也曾说：“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论语》。子思、孟轲之说，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66]其门人陈祥道也在其《论语全解序》中说：“《论语》之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详。”[67]苏轼也曾说：“孔子，子思之所从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68]苏辙也说：“孟子学于子思。……凡孟子之说，皆所以贯通于子思而已。”[69]其《古史·曾参传》也说：“孔子之孙子思学于曾子，而孟子学于子思。”[70]苏门的张耒也说过“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轲之徒”这样的话[71]。

上引数人都是北宋有名的大学者，而从这些引文中也可以看到，除了苏辙《古史·曾参传》外，全都没有提及曾子。韩愈对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间师承连续性的揭示，虽然在宋代最终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是曾子在这个道统系谱中的地位仍然不时显得摇摆，因为子思是孔子裔孙，要建立起孟子和孔子之间的连续性传承关系，未必一定要通过曾子才能实现。李翱就没有采信韩愈的说法，他在其《复性书》中说：“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72]这种通过子思来连接孔子、孟子而忽略曾子的情况，在宋代并不罕见，上引苏轼“孔子，子思之所从受中庸者也”的说法就极具代表性，其后孙傅宣和四年（1122）的《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也写到：“孔子之没，其孙子思得之，以传孟子。”[73]甚至到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讨论朱熹谥号时，刘弥正都还说：“孔氏没，独子思、孟轲更述其遗言，……孔氏之道，赖子思、孟轲而明。”[74]正因为曾子道统地位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所以以二程为代表的士人对曾子道统地位进行了大力的论证，[75]而这对于加强孔子和孟子之间的连续性是很有帮助的。

虽然苏辙也承认曾子、子思、孟子之间的师承连续性，但是总的来说，将曾子、子思纳入道统系谱，从而建构起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的开创性工作，主要还是由二程来进行的。程颢熙宁十年为邵雍所作《墓志》云：“昔七十子学于仲尼，其传可见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76]程颐也曾明确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77]

其后，程门弟子及其后学大都坚持了这个道统系谱。前引朱光庭的奏议就是如此，周行己也说：“曾子之后有子思，子思之后有孟子。”[78]杨时自序其《中庸义》亦云：“曾子之后，子思、孟子之传得其宗。”[79]二程尚且需要为建构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而极力论证曾子的道统地位，其门人也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但到程门再传，曾子、子思的道统地位已经基本上成为了无需论证的共识，张九成甚至在其《孟子传》中反复利用这一道统系谱来论证孟子的道统地位，他在写给别人的书信中也说：“颜子短命，其学不传。曾子传斯道于子思，故子思有中庸之论；子思传斯道于孟子，故孟子有仁义之说。孟子既没，圣道绝矣。”[80]朱震亦云：“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后无传焉。”[81]胡宏也说：“及颜氏子死，夫子没，曾氏子嗣焉。曾氏子死，孔子之孙继之。于其没也，孟氏实得其传。”[82]刘子翚《圣传论》、杨万里《圣徒论》、李元纲《传道正统图》也都坚持了这一道统系谱。

不仅如此，即便在程学系统之外，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也迅速被很多士人所接受。元祐三年闰十二月所立的《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晋水法师碑》，由曾旼撰，吕康卿书，该《碑》云：“孟子受之子思，子思受之曾子，曾子受之孔子。”[83]南宋程敦厚序王安石文集，同样也承认了这一道统系谱，[84]可见受新学影响的士人逐渐在接受这一道统系谱。苏黄门下也是如此，陈师道说：“孟子之学出于子思，子思出于曾子。”[85]吕本中《仙居县净梵院记》也说：“佛之为说，与孔子异乎？不异也。何以知其不异也？以其为教知之。孔子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矣。”[86]后来苏辙之孙苏籀也认为：“孔氏之道，曾子、子思之传，而孟轲治气养心以扩之。”[87]并且，从《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晋水法师碑》和吕本中《仙居县净梵院记》来看，比起五贤道统系谱那种强烈的排辟异端的气息，曾子、子思、孟子这个以传道为主的道统系谱，因为有着浓厚的道德性命之学的色彩，反而更能让那些并不排佛的士人所接受。

到朱熹之时，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实际上早就已经被广泛接受了，陆九渊也明确谈到过：“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外此则不可以言道。”[88]叶适试图解构这个道统系谱，实际上正好说明了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朱熹对这个道统系谱进一步作了更为强化的论证，他将自己集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刻，是为影响深远的《四书章句集注》，并在其《中庸章句序》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道统观念，其间写道：“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89]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撰《道统十三赞》，孔子而后便是颜子、曾子、子思、孟子，[90]这一道统系谱终于被皇帝亲自肯定。

不仅如此，前文谈到，朱熹还主张以曾子、子思配享孔子，并将其付诸祭祀实践，而这对于宋度宗升侑曾子、子思有着引导性的影响。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终于下诏升曾子、子思配享，并封曾子郕国公、子思沂国公。至此，终于正式确定了曾子和子思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曾子、子思的道统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官方的制度化肯定，孔庙四配也于此确立。

钱穆先生曾说：“（韩愈）下及北宋初期，言儒学传统，大率举孔子、孟、荀以及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惟第二期宋学则颇已超越董、扬、王、韩，并于荀卿亦多不满，朱子承之，始确然摆脱荀卿、董、扬以下，而以周、张、二程直接孟子，第二期宋学始确然占得新儒学中之正统地位。”[91]孟子是前后两期宋学道统系谱转承的关节点，而子思的崛起，则明确标志着前期以排辟异端为线索的道统系谱建构，开始转向以明道、传道为线索的道统系谱重构，这是宋代道统论发展的关键一环。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虽然与其孔圣后裔的身份有着些许的关系，也与宋人连接孔子和孟子传承关系的思想动力密切相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其《中庸》所蕴含的深厚思想潜力，切实证明了子思在儒道发明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通过子思道统地位确立的例子，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儒家道统的传承和道统系谱建构，并不严格依赖某种先天血缘、师承授受这样的封闭性较强的固定因素，明道、传道这样的实质性贡献才是最主要的根据。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儒家道统中看到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注 释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304页。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〇，元丰六年十月戊子，第8186页。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五，第8291页。

[4] （宋）孔传：《东家杂记》卷上，《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19页。

[5] （明）陈镐：《阙里志》卷七《宗子世纪》，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308页。

[6] （宋）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九一《礼乐门·褒崇先圣》，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432册，第130-131页。

[7] 《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3页。

[8] 《宋史》卷二八一《毕仲游传》，第9524页。

[9] （宋）孔传：《东家杂记》卷上，第219页。

[10] 《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文宣王庙》，第2550页。

[11]（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4-745页。

[12] 《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文宣王庙》，第2548页。

[13]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86页。

[14] 《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二《王安石封舒王御笔手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58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〇，第2186-2187页。

[15] 参见郭畑：《道统与政统——王安石与宋代孔庙配享的位向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6] 《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文宣王庙》，第2551页。

[17] 《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文宣王庙》，第2554页。

[18]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页。

[19] （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孔庙位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30页。

[20] （元）李桂高：《重建大成殿记》，见（清）屈大均辑：《广东文选》卷六，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21] （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5页。

[22] （宋）熊禾：《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三《三山郡泮五贤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2-33页。

[23]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94页。

[24] 《朱子语类》卷九〇，第2294-2295页。

[25] 《朱子语类》卷九〇，第2295页。

[2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69页。

[27]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097页。

[28] 《宋史》卷四二《理宗纪二》，第807页。

[29] 《宋史全文》卷三二《宋理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696页。

[30] 《阙里志》卷一三《弟子志·四配列传·述圣子思子》，第609页；（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四《祀典第三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9页；（清）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首《祀位次序表》，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

[31] （宋）徐侨：《毅斋诗集别录》所附《宋待制徐文清公家传》，见《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70册，第615页。

[32] （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二《从祀沿革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51册，第44页；《阙里文献考》卷一四《祀典第三之一》，第90页；《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文宣王庙》，第2554页。按，《宋史》云颛孙师所封为“陈国公”，但十哲在其时不会超过郡公而为国公，《頖宫礼乐疏》和《阙里文献考》所云“陈公”应是。

[33]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34] 《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文宣王庙》，第2554页。

[35]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宣圣》，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92-1893页。

[36] 《明史》卷五〇《礼志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9页。

[37] （元）司居敬：《中庸精舍碑阴记》、（元）张?：《中庸精舍记》、（元）潘迪：《子思书院新庙之记》，见刘培桂：《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30、28、73页。

[38] （元）古景亮：《尚敏致祭孟子祠记》、（元）潘迪：《子思书院新庙之记》，见《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第39、73页。

[39] （元）王思诚：《子思书院学田记》，见《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第62页。

[40] （元）潘迪：《子思书院新庙之记》，见《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第73页。

[41] （元）潘迪：《子思书院新庙之记》，见《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第74页。

[42] 《阙里文献考》卷一八《世爵职官第四》，第132、133页。

[43] 《阙里志》卷七《翰林院五经博士》，第335页。

[44] 《明武宗实录》卷三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4年，第793页。

[45] 《阙里文献考》卷一八《世爵职官第四》，第133页。

[46] 《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9页。

[47] 《清史稿》卷八四《礼志三·先师孔子》，第2539页。

[48] 《朱子语类》卷九〇，第2294页。

[49] （宋）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见《朱子全书》（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册，第19-20页。

[5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第929页。

[51] 《朱子语类》卷九〇，第2295页。

[52] 《宋会要辑稿·礼一六·释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79页。

[53]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三《释奠》，第2098页。

[54] （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二《从祀沿革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51册，第44页；《阙里文献考》卷一四《祀典第三之一》，第90页。

[55] 《明史》卷五〇《礼志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第1297页。

[56] 《阙里志》卷一三《启圣祠》，第661页。

[57] 《元史》卷六九《礼乐志三·宣圣乐章》，第1741页。

[58]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王秀才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3页。

[59]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三《上孔中丞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7页。

[60] 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61] 王晓薇：《宋代〈中庸〉学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2-47页。

[62] （唐）梁肃：《著作郎赠秘书少监权公夫人李氏墓志》，见（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九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077页。

[63] （宋）契嵩：《镡津文集》卷一一《与月上人更字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26页。

[64] （宋）陈舜俞：《都官集》卷一〇《上吕参政书》，见《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第161页。

[65] （宋）刘敞：《公是集》卷四二《百工说》，见《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第685页。

[66]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佚文·性论》，见《王安石全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册，第1827页。

[67]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卷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6册，第65页。

[68] 《苏轼文集》卷八《策略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6页。

[69] （宋）苏辙：《栾城后集》卷六《孟子解》，见《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49页。

[70] （宋）苏辙：《古史》卷三二，见《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4册，第212页。

[71] 《张耒集》卷五六《代高玘上彭器资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43页。

[72] 郝润华、杜学林：《李翱文集校注》卷2《复性书》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5页。

[73] （宋）孙傅：《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见《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卷一《宋代》，第9页。

[74] （宋）李心传辑：《道命录》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2页。

[75] 郭畑：《宋代曾子道统地位的确立》，《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

[76] （宋）程颢：《邵尧夫先生墓志铭》，《河南程氏文集》卷四，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3页。

[77] 《河南程氏程遗书》卷二五，见《二程集》，第327页。

[78] 《周行己集》卷四《送何进孺序》，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79] 《杨时集》卷二五《中庸义序》，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74页。

[80] （宋）张九成：《横浦集》卷一八《上李泰发参政书》，见《张九成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3页。

[81] 《道命录》卷三，第24页。

[82] 《胡宏集·杂文·程子雅言前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56页。

[83] （宋）曾旼：《宋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晋水法师碑》，见许明编著：《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塔铭墓志部》四《宋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1413页。

[84]（宋）程敦厚：《临川文集序》，收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五九，见《宋集珍本丛刊》，第94册，第499页。

[85]（宋）陈师道：《后山先生集》卷一七，见《宋集珍本丛刊》，第28册，第798页。

[86] 《吕本中全集·吕居仁文辑》，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760页。

[87] （宋）苏籀：《双溪集》卷八《上户部尚书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8页。

[88] 《陆九渊集》卷一《与李省幹》其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页。

[89]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90] 《咸淳临安志》卷一一，第418-419页。

[91] 钱穆：《朱子学术述评》，见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9-160页。

郭畑（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