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凌晨2：10，汪国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用离开来昭示自己其实还存在。事实上，他离开文化江湖已经多年了。

学者冉云飞说：“很多人看似纪念汪，只因汪是他们青春期的酵母，他们在玩青春自恋而非青春纪念。汪的送葬队伍里固没有敌人，但有很多最后一次消费他的消费者。”

汪国真从来不是一个主流诗人，但他曾经是风靡这个国家的第一诗人。凡有井水处，皆诵汪郎诗，何等的斯文风流、意态舒展。正如他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

我上中学时，“人民”正在说汪国真是诗人，我于是拼命抄他的《风雨兼程》之类——他比同时期的朦胧诗派在民间的影响力显然大得多了。一个冰冻时代结束了，新的社会矛盾尚未产生，更谈不上激化。汪国真浅白的乐观主义和浅白的表达方式带给了很多人憧憬，特别是那些农村青年。

与汪国真一起流行起来的是琼瑶、席慕容、气功、喇叭裤、录音机，总之，风花雪月，十里春风不知愁。人们以为，新时代必然是一个好时代，人人都能在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捞上一把。

但很多人并未忘记往日伤痛，改革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平衡又带来了新的伤痛。人们发现，乐观主义是幼稚的，黄金时代并未到来。对诗歌而言，乐观主义简直意味着自杀，因为乐观主义实在无法涵盖全部人性，而诗人必须深入人性的根源。

后来与汪国真同样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张耀杰从来就看不起汪国真。张家在大饥荒时期曾饿死过人，张耀杰无法如此轻易地认可汪国真的春风杨柳。上世纪90年代初，张耀杰在河南农村教书时的学生跑到北京找到他，让他带他去见汪国真。“我说这个诗人在我眼里就是一笑话。我让他自己去找汪诗人去了。当时于丹小姐还整天耗在我的宿舍追一个东北帅哥。”

张耀杰把一些人对汪国真的迷恋归结为仰视心理在作祟。“所谓仰视，大都是信息不对称和人格不对称造成的。当年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有汪国真和陈勇两个诗人。他们在恭王府的同事们中间一直是大家嘲笑的对象。出版社社长黄克有一次吃饭时勉强辩护说：不管怎样，汪国真诗集卖得很好，给出版社赚了不少钱。”

石家庄市文化局副局长左春和与张耀杰一样，一开始就不认可汪国真。“即便在我伤痛的青春岁月，我也抵制汪国真的《读者》腔，因他不符合淋漓着鲜血的生命经验，不能为我的绝望提供绝望。我当时认为，他的诗是奥斯维辛之后的罪恶，把想像拉向远方并不能切断历史的狂妄，甚至会走进历史的遗忘。”

很多曾经的汪粉后来也对汪诗评价不高，他们认为汪的诗不过是押韵的散文。不过他们不否认汪诗当年曾起到呼唤人性复苏的作用。年轻人一旦走进巨变中的历史，他们更容易亲近思想性强的读物，他们会为青春期沸腾的热血感到害羞，他们会用拒绝汪国真来体现自己的成熟。

王朔以一支小说家的辣笔把汪国真精心构造的乌托邦戳得支离破碎。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朔在单挑这个时代。当然，后来还有王小波等生猛力量加入。

再后来，余秋雨、于丹等人继承了汪国真的风格，一帮新时代的文化英雄硬生生把汪国真推上了“鸡汤祖师”的地位上。

我的朋友豆苇杭说：“汪国真在写作初期努力避开意识形态话语，但他的表述还有政治宣传中非此即彼的特点，有口号化的影子。结果他落进布尔乔亚的窠臼，无法摆脱。他是一个没有战斗力的写字者，因为不能适应时代主题的切换，最终把自己写成了一个‘小我’。”

左春和为汪国真的沉寂勾勒出了轨迹：1，汪诗的流行与所有流行的文化形态一样，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即时消费，扁平化、快餐化正是大众文化接受的消费依赖。2，汪诗流行的年代正是一代青春希望破灭之时，这种港台腔、《读者》味的诗歌正好是一种精神幻觉，避开了人们对残酷现实的正视。3，九十年代进入了文学已死的阶段，这个时候经济学已经登场，在全民化的物质狂欢中，汪诗带来一种虚假的清新，成为与时代主流文化相对的另一种选择。4，在九十年代，文化产业开始登场，某种程度上，汪诗的流行也是文化产业化的结果。这是与严肃文化相对的另一种大众文化消费业态，它的消费号召恰恰是对深度的消解和抵制。

“至今为止，真正的诗歌界和诗人都不会在文本上接受汪，因为他的诗歌不具有深度的生命经验的个体传达，语言本身也不具有诗歌应有的张力和劲道。他的诗歌远远落后于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更无法在现代美学标准中进行评判。”左春和说。

汪国真不再是一个诗人，他乐于让人们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书画家和作曲家，他办过书画展。但如同诗歌界最终没有认可他的诗歌一样，书画界和音乐界最终也没有认可他的书画和音乐。

诗人大卫是最近三四年才成为汪国真的朋友的。他们一起参加笔会或饭局。在他眼里，沉寂后的汪国真儒雅、亲切，有谦谦君子之风。汪衣着、谈吐都很讲究，骨子里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对自己当年的爆红颇为自得，面对各路盗版诗集，他一方面无奈、苦笑，一方面也感到自豪。

大卫告诉我，汪国真虽然没有在他面前明确总结自己的诗歌成就，但他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对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充满敬畏”。大卫如此评价汪国真的诗：“他的诗易于传播，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汪国真其实也希望跟上时代。大卫说，2014年，他和汪国真一起在牡丹江机场候机的时候，他手把手教会了汪玩微信。当年6月9日晚8：30，汪国真发出了第一条微信：大家都知道我写诗，其实我也作曲。欢迎点击汪国真工作室官网(后附网址)。此后，大卫和汪国真在很多微信群里是好友，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主要是通过微信。

今年春节后，大卫给汪国真发过两次微信，汪都未回，他不知道汪生病的消息，直到今天上午。

一代通俗诗人去世了，祝愿他一路走好。

死者为大，人们在这个时候还批评汪国真的诗，与厚道与否无关，大家不过是为了再次告别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罢了。

“我们苛责汪，也在苛责我们自己。同样的白银时代，我们的‘我是凤凰，只在烈火中歌唱’”在哪里?”豆苇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