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对此，蒋先生是认可的。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他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北伐战争之后，北京大学被贬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并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帮助蒋梦麟重返北大，胡适与傅斯年等人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为北大筹集１００万元，再加上北大的１００万，用于聘请第一流教授和研究人才。蒋梦麟上任后，有一件事最能反映他的办事作风。当时，他曾对胡适等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之所以勇于承担此事，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在新近出版的《学林散叶》中，录有蒋的一件铁事，也可以看出他的处世原则和办事作风。书中说，“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精神办事。”难怪胡适要说，蒋是一个“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最近，傅斯年怒斥孔祥熙、宋子文贪赃枉法的事被人们重新提起，并广为传诵。相比之下，蒋梦麟虽然没有“傅大炮”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对于这类问题并没有等闲视之。比如他在《西潮》一书中曾旧时代的陋规制度作了剖析。他指出，“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

所谓“陋规”，据《辞源》解释，指的是“历来相沿的不良成例，特指贿赂需索”。这种现象，以时下的学术语言分析，叫作“设租”、“寻租”；拿时髦词儿形容，称之为“灰色收入”；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权钱交易。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个县委组织部长的灰色收人。从这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现代版中，观众目睹了贿赂需索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当地人不论是否有求于他，都要想方设法给他送三五千甚至上万元。一个连七品芝麻官也够不上的科级干部都如此嚣张，再往上看那还了得。这与《现代汉语词典》“制度”条下的第一个义项，即”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极为吻合。“陋规”的形成，已经非常可悲，把它奉为一种“制度”，则更为可怕。

书中还说，清朝末年，官员们把贿赂需索视为当然，就连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要为陋规制度进行辩护。陋规制度的存在，对于俸禄微薄的官员们来说，当然是有利可图，但是对社会来说却危害极大。它不仅腐蚀了官员的公德心，毒化了社会风气，还会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前几年，有人曾对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中国将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津津乐道。但是蒋梦麟告诉我们，拿破仑的这句话是指着其厨子说的，那后半句是：“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所以我怀疑，“伟大”云云不过是拿破仑的反语，它应该让我们感到汗颜无地。

蒋梦麟认为，破除陈规陋俗，需要以“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它不仅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这让我想起一件正好相反的事。这些年，人们对科研经费极度紧张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我们这里却有新了改变。条件是：只要能与上面分管此事的某处长拉上关系，他大笔一挥，至少能给你批个两三万。甚至是不是研究人员也无所谓。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收取比例很小的管理费，有关单位也签字盖章，大开绿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立场？还奢谈什么实事求是？

话说回来，当年陋规制度的废除，既维护了公平和正义，也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而现代制度的建立，则使我们的大学在抗日战争那最艰苦的岁月里，继武含章，弦歌不绝，仅仅在理科方面，就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说，他于１９４２年来到昆明后，看到西南联大教授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困的生活状况，曾经为之震惊，并感到毛骨悚然。与此同时，他也亲眼看到蒋梦麟、梅贻琦这两位“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大学校长，正在依靠典当衣物和书籍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当年的教授为什么能够安心于学术事业，并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也就不难理解了。

蒋梦麟对北大功不可殁，难道这不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