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蒋梦麟:“校长治校”与“教授治校”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5 次 更新时间:2024-07-05 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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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前后两种自传《西潮》和《新潮》,近年常被合在一起出版。我读《西潮》每每觉得写北大的文字太少,新星出版社版《西潮·新潮》前冠有马勇先生导读,长达七十余页,为我们提供了背景,补充了内容(以下简称“导读”)。我的阅读,有两个地方感到模糊,一是一九三0年底他辞去教育部部长的原因;一是抗战军兴,三校南迁,如日中天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何以没有成为西南联大的主帅。

韩戍《〈西潮〉之外》(《读书》二〇二四年第一期)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教育界大佬的内部矛盾,以及所谓“草棚文明”风波,导致了蒋梦麟的辞职。

蒋梦麟受到挫折,重新回到北大。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六年半的时间是其大刀阔斧改革北大的时段。正如导读里说的,“北大在一九三一年之后六年的安定,乃至北平国立八校在这六年的延续,如果没有蒋梦麟和胡适的参与与智慧,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蒋梦麟是北平国立八校中决定一切的人”。北平国立八校包括清华大学。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完成改制,由外交部改为教育部专辖,学校经费即美国退还庚款及其历年提留所形成的基金管理,由外交部把持改为托管第三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故清华大学属于“北平国立八校”之一。这样一位“决定一切的人”,为什么到了西南联大没有成为主帅,而扮演了外交部长的角色?导读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团结与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坚决主张沿袭长沙临时大学时的体制,不设校长,实行常务委员制,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请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原定三校校长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常驻昆明掌理校务的仅梅贻琦一人,并一直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负责联大日常事务,蒋梦麟主要负责对外。”是什么使这样一位主帅型的人物退居二线,只做了外交大臣?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里说蒋梦麟和梅贻琦两位校长都是瘦瘦高高,十分谦让,彬彬有礼,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但两个人从性格上讲应该有显著不同。从蒋梦麟在北京迎娶陶曾穀,在台湾迎娶徐贤乐来看,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谁都拦不住。由此看来,导读里说“蒋梦麟其实是一位很固执的人”,这是对的。而梅贻琦呢,我当年读完《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目前浮现的,就是一个沿着墙根儿走来的人。蒋较梅大三岁,资历更深厚,又较梅有领袖气质,为什么梅贻琦反而成为困境中的西南联大的主帅,后来更成为很多人心中永远的校长?最方便的解释是以下几点,这幾点的总和吓退了蒋梦麟。第一是畏难情绪,三校已连根拔起,流亡后方,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图书,只靠教员口授,很多人认为“教不出好学生”。第二是胡适去做驻美大使,傅斯年精力在史语所,少了助力。第三是对绵延不绝的学生运动感到厌烦。

我认为这几点的集合也不足以吓退蒋梦麟,因为他不只是杜威的弟子、教育学博士,他本身就是行政起家的管理者,是自称“北大功狗”、披荆斩棘的人物。事实上一直到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都还居于主导地位。导读指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蒋梦麟长校期间,北大学生大的的罢课事件被压缩到一件,足可见其行政管理能力和手腕,所以对于将来的学生运动,此时的蒋梦麟是有信心去面对的。以上所分析的三点原因,只构成了答案的一半,另外的一半不在于人事方面,而在于制度方面,即蒋梦麟“校长治校”的理念与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原则相抵触,这种抵触让蒋梦麟预见了将来与联大同人很可能刀兵相见、水火不容,事实上这种争执后来还是出现了,以蒋夫人陶曾为导火索。

对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原则阐述最清楚的,竟然是经济学教授陈岱孙的两篇回忆文章,收在他的《往事偶记》里,由刘昀先生编成,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小书以晚年回忆文章为主,皆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对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都不例外,但对两个人的回忆却似不管不顾,拼了命地要写出来,将可能带来的麻烦置之度外。一个是梅贻琦,一个是物理学家周培源。写梅贻琦有两篇,分别写于一九八0年和一九九〇年,奇异之处在于,完全不写他的性格、家庭、教学、情感,完全从清华“教授治校”的体制上写这个人,整个立起来,成为丰碑。

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体制,是一种高度自治自决的大学治理体系。由教授会、评议会两级构成。全体教授组成教授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各学院院长都由教授会选举产生,然后校长履行形式上的任命。教授会上一级是评议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校长,校长任命的教务长、秘书长,还有大家选出来的各学院院长,这是“当然成员”;另一部分由教授中选出,人数比“当然成员”多一人。学校里的重大事项,如制定校规、审议预算决算、确定学院或学系的建立及废止等,都由评议会决定。校务会议负责执行评议会各项决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组成,是“集体CEO”。

回溯这一体制的源头,陈岱孙说:“严格说来,清华校内这个领导体制的形成,始于一九二八年北伐军到了北京以后。”“国民党派系打入学校的阴谋引起了广大教师的戒心和厌恶,他们希望以校内学术自主的口号,对抗来自校外的政治控制。”注意,他的这段话是说,之前就形成了这么个制度,有没有校长关系不大,到一九二八年正式形成。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使这一制度成形,并有了自己响亮的名字?当年八月,南京政府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嫌清华教授会管得太多,发生了冲突,最后驱逐了罗家伦,时间在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当时梅贻琦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三一年底奉召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就在该年初,蒋梦麟任职北大。蒋、梅两位名校长是同一年上任的,区别只是一位在年初,一位在年底。

陈岱孙说:“但这个体制,在当时南京政府教育当局看来是个‘土制度,在许多方面没有法令、规章的依据,而且有些还和那时的法令、规章相抵触。所以当校长的不承认这个体制,他也是可以振振有词而得到教育当局支持的。”“有一位新就任的北京某大学校长就公开提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当时高高在上的教育衙门和校长阶层的领导者们同意这位校长意见者恐不在少数。但梅校长却不同于某校长的态度。”所说的这一位“新就任的北京某大学校长”是谁呢?时间是哪一年?

所说的“北京某大学”即北京大学,这位校长就是蒋梦麟,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初。当初蒋受到挫折,重新回到北大,不知是否与理想主义受挫有关,他提出的口号是“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四句话还是太长,主题是含混的,被陈岱孙提炼成两句话,意思就很明确:校长要抓权。在《西潮》里找不到这几句口号,原因是清晰的。

应该注意到,蒋梦麟和罗家伦,从他们的生平履历来看,有相当多的相同之处。蒋梦麟从教育部部长任上辞职,固然是他本人身上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不时闪现而造成的,但总体上讲整个事件仍然是国民党大佬内斗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蒋梦麟到北大任校长,仍然带有政治渗透的成分,只不过程度比较低,而他之前又多次代理北大校长,容易被接受。

“但梅校长却不同于某校长的态度”,我们看陈岱孙说梅贻琦是怎么说的:同人不觉得他是一个政治的“太空来客”,而是自己团体中的一员。梅贻琦获得信任,与是否接受“教授治校”原则关系密切。陈岱孙说:“梅来任校长之后,也有一个如何对待在他出国的几年中(按:梅出国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在没有校长或校长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形成起来的新领导体制的问题。对一个校长来说,这个体制削弱了他的独断的权力,但梅不但完全接受这个体制的精神,还协助把它巩固下去。他真正如何考虑的,我们不得而知。有些可能的原因是明显的:……他似和政治无缘……同时他也知道力图控制高教阵地的是C.C. 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后来蒋梦麟在联大,负责党务,发展党员。抗日战争结束,弃学从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长,宋子文为院长。

三校合并后,“教授治校”这一原则还能不能贯彻下去,这也是很成问题的。“从一九三一年底他来任校长后,他极力支持这一行政体制。后来这个制度还被带到西南联合大学——虽然组织的名称不完全相同。联大有个教授会。教授会这一组织本来不是清华独有的,但在原来三校中,其作用不尽相同。在联大,应该说,它所起的最高权力机构作用较近于清华的传统。联大没有评议会,却有一个名为‘校务委员会,而其实则组成方式和所起的立法机构作用都和清华的评议会相同的机构。联大的最高行政机构则是由三校校长合组成的、实等于清华校务委员会作用的大学常务委员会。”可见这一传统不仅为西南联大所袭用,而且完全可以说西南联大没有分崩离析主要倚靠“教授治校”高度自治这一原则,而梅贻琦看似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做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那是至为明显的,就不必分析了。

在陈岱孙上面这段话中,有这么一句值得注意,就是“教授会这一组织本来不是清华独有的,但在原来三校中,其作用不尽相同”。新星出版社版《西潮·新朝》后附蒋梦麟简谱,其“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三十四岁”条云:“在学校日常行政管理中,建立起以评议会、教务会议、行政会议和总务处为四驾马车,以教授治校为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学校日常行政管理体系。”这就是陈岱孙所特意指出的“其作用不尽相同”。名称相似,实质则有区别。

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全盛的十年, 蒋梦麟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七年执掌北大,时间上像是画出一条并行线。一九三七年是个节点。这一年,按传统算法,张伯苓六十二岁,蒋梦麟五十二岁,梅贻琦四十九岁,张伯苓不仅年龄偏大,南开还是私立大学,所以张先生可以先排除。剩下的两位,如果回到历史现场,考虑各方面因素,应该说蒋梦麟最有可能成为西南联大实际的领导人,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在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后来说“有一次教育部要求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事实证明,能顶住这种渗透的是梅贻琦一代人和他们所信奉的“教授治校”原则,在艰难岁月中,这一原则不仅得到贯彻,而且竟然取得成功,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就是陈岱孙记录下来给我们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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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4年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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