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0年六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化名“莫愁”，撰写了一篇题为《垃圾文明，草棚文明》的小品文投寄南京《民生报》。六月二十二日，《民生报》刊出该文。由于南京《民生报》并非主流大报，这篇文章又采取化名，一直以来不为人知，在此不厌其烦地全文照录：
昨天早晨我读了“一我”先生的《垃圾文明》一篇短文，真是语语反面文章，句句金科玉律。记得前年我同一位朋友去游我们江苏的首都镇江，在江边看见了许多虾房蟹舍似的草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江北同胞，在那里过他们的精神生活。女的蓬头跣足，男的囚首垢面，穿的是前后有窟窿点缀的百衲衣，吃的是真真本国老牌“杂碎”—锅巴白菜骨头沙土垃圾都调和在内—比美国唐人街里的李鸿章杂碎生色的多多。还有那传精神文明种子的儿童，在烂泥酱里受他们的幼稚园教育。还有那白发龙钟的老妇，花着眼在她的孙女发中找虱子。—我的朋友指着刚才我们所描写的一幅图画，说：这是代表东方的精神文明！那时候，我仿佛带了脑中的图画，回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贡献给那位大数理哲学家罗素先生，证明他某日晚上对剑桥学生说的话：“我与其做伦敦中等社会一个吃饱了的百姓，不如做中国饿肚子的一个叫化子。”我想天天吃了太饱的人们，偶一饿饿肚子，的确是一件可享乐的事。若是天天要把老牌杂碎来充饥，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了。“穷”是我们贵国的特色，“精神文明”是安贫乐道的仙丹。在试验室里研究物质科学觉得太不耐繁，还是学孔门首席弟子在曲阜陋巷里用手臂当枕头，一碗冷饭，一碗清汤充饥，来研究精神文明罢！对了，若是我们的精神文明传播了全世界，那欧美的人们，也安贫乐道起来，把机器、引近（擎）、马达，都不要了。那末全世界都要素草棚行乎草棚，素垃圾行乎垃圾起来，帝国主义就不打自倒了！
蒋梦麟游览镇江的时间可以查考。据《中央日报》报道，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蒋梦麟率领教育部职员四十余人从南京前往镇江观光。教育部次长朱经农等前往金山、焦山、北固山等名胜游览，蒋梦麟则由江苏省财政廳厅长、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陪同游览镇江西郊。当晚九时，蒋梦麟等乘车返回南京。显然，这次短暂的镇江之行，蒋梦麟目睹了当地底层民众的生活情境，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印象。他认为，通过物质建设改变中国民众的生活条件，实为刻不容缓之事，一些人侈谈东方的“精神文明”，盲目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不足取。如果一个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停留在住“虾房蟹舍”，穿“百衲衣”，吃“老牌杂碎”的阶段，是不可能存在什么“精神文明”的。
所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争，起源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蒋梦麟亦曾参与论战，反对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调和论。其后，梁启超出版《欧游心影录》，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文明将走向末路，东方文明负有拯救西方文明的责任。英国哲学家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相继访华，亦作如是论。胡适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凡是能够运用智慧改造物质环境的便是精神文明，不能用智慧改造物质环境，强调乐天、安命、知足便是唯物的文明。胡适又认为，东西方文明的界线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然而，蒋梦麟写这篇小品文时已经是一九三0年，所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争早已成为老生常谈，蒋梦麟所言似乎也“卑之无甚高论”，他为何要老话重提？
究其原因，当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环境的变化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蒋介石等军政实力派的主导下，国民党放弃国民革命时代的激进文化路线，在思想文化政策上全面转向保守主义，要求“尊重旧有道德，恢复固有智能”，以期实现儒家和三民主义的完美结合。然而，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蔡元培却坚守五四精神，认为孔子思想提倡尊王忠君，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不合，通令全国废除祀孔。其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担任教育部部长，继续贯彻蔡元培路线。一九二九年十月，蒋梦麟向国民党中央呈送提案，要求废除孔子后裔衍圣公名号，孔府祀田充公，整理曲阜林庙。蔡元培、蒋梦麟的诉求遭到包括蒋介石、孔祥熙在内举国尊孔势力的反对，最后以全面失败告终。蒋梦麟此时重提“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争，并拎出孔门弟子颜回来批判“安贫乐道”思想，当与此事有直接关系。只是其作为教育部部长，不敢也不适合实名发表文章，只能以“莫愁”之名，借游戏之作来嬉笑怒骂，纾解心中块垒。
蒋梦麟写好这篇文章后交给一位秘书誊写并投寄报社，手稿则由另一位秘书放在办公桌抽屉之内。当时教育部配备简任秘书两人，荐任秘书四人，另有科员若干人。简任秘书郑天挺是蒋梦麟最倚重的心腹，极有可能承担了手稿的誊写或保存工作。意外的是，一九三0年十月，一份题为《请看教育部长蒋梦麟手书侮辱国家之洋洋大文》的传单突然由上海的国立劳动大学公开发布。这份传单复印了蒋梦麟这篇小品文的手稿，并附有按语称，曾有西方导演陆克拍摄电影《不怕死》描写中国社会丑态，有侮辱国家之嫌，最后在舆论界的谴责下被迫向中国人民道歉。又有金陵大学教员夏慕仁拍摄描写南京下层社会影片，伤害民族感情，被该校学生攻击、党部警告后中止。蒋梦麟作为教育部部长，本有指导青年、启迪民众的责任，居然化名在报纸上“描写我国社会卑劣寒村状态，穷形尽致，有声有色”，甚至打算将这篇文章翻译成外文寄往西方各国，实为认陆克、夏慕仁等作父，“代表政府，侮辱国家”，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这份传单还认为，蒋梦麟的文章错字连篇，用典错误，可见其人非但思想荒谬，在学术上也是一窍不通，实无资格主持国家教育。
其实，蒋梦麟生长于浙江余姚乡村，对农业生活和农村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熟悉。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大多数中国人得到温饱和幸福。因此，他留学美国后与胡适一样，选择农学为专业。尽管其后他改读教育学，长期从事教育行政工作，但在人生的后半段还是转向农业工作，担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委，为中国的农村复兴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这个角度讲，蒋梦麟倒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持续关注农村的知识分子之一，其小品文对底层民众的生活窘境固然有过度描写，但与其说是嘲讽，不如说颇有怜悯之意。而且，蒋梦麟要表达的思想与过去胡适的诸多观点基本一致，只是改朝换代之后，这些观点已经带有“侮辱国家”的嫌疑。
那么，一份放置于部长室秘书抽屉里的手稿，为何会流出教育部？究竟是何人拿取？一篇发表于一九三0年六月的文章，又为何在四个月后被人揭发？其背后必有重大隐情。一九三0年十月二十七日，蒋梦麟在教育部的总理纪念周上提及此事，要求“各同事应严守服务之慎密精神”。十月三十一日，教育部荐任秘书张西曼留下一份致蒋梦麟的辞职书后悄然离部，承认从部长室抽屉拿取手稿是自己所为，并将辞职书公开发表于十一月二日的《中央日报》之上。张西曼认为，凡是国民政府的官吏都应该“恪遵总理遗教，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对“侮辱国家及民族或其他反革命之行动与言论”应该给予及时的检举和揭发，以消灭“奸谋”于无形。蒋梦麟竟敢对“东方精神文明之伟大”表示“蔑视妄议”，显然属于亟待揭发检举之列。张西曼又暗示蒋梦麟在教育部内“植党营私”，称自己生性骨鲠，对此非常忧愤，早想挂冠而去，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今后将“与教育界一切腐恶势力作殊死战”，为彻底实现“教育权归于党”的原则而努力奋斗。
张西曼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俄国通”，素有“西曼诺夫”之称，又毕生推崇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未必真是对“东方文明”情有独钟，对孔子学说也不一定真有好感，其公开揭发蒋夢麟的动机比较复杂，背后至少夹杂着两种矛盾。
首先是政治立场上的矛盾。北伐时期，蔡元培与国民党重新取得联系，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深度参与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成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中流砥柱。蒋介石作为回报，推举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掌管全国教育。其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辞职，推荐长期代理自己掌管北大的蒋梦麟担任部长。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批国民党员高唱“训政”和“党化教育”的背景下，蔡元培、蒋梦麟等北大派掌控教育，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张西曼是一个对国民党统治抱有希望，对“以党治国”怀有热诚信仰的知识分子，其揭发蒋梦麟不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带有一些真诚的成分。
其次是教育界内部的人事矛盾。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初期，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因具有较高的政治威望而被称为“党国四老”。张静江之侄张乃燕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掌控江苏教育界。李石曾积极在教育界扩张权力，利用大学区制控制北平教育界，意图吞并北大，并在上海设置国立劳动大学，扶植亲信易培基担任校长。至于吴稚晖，本身虽无独特利益，但始终维护李石曾。蒋梦麟接替蔡元培掌管全国教育行政，频繁感受到教育界元老政治的掣肘，与李石曾、吴稚晖等存在矛盾。一九三0年十月，蒋梦麟鉴于劳动大学办理不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将校长易培基免职，并派员接收劳动大学。与此同时，中央大学又爆发易长风潮，蒋梦麟与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在报纸上互控。至于李石曾，此时则积极应战，酝酿“倒蒋（梦麟）运动”。十月二十一日，吴稚晖致信蒋介石，替李石曾讲话，称蒋梦麟整顿劳动大学是假，报复易培基个人是真。张西曼揭发蒋梦麟手稿事件，正发生在李石曾、吴稚晖与蒋梦麟斗争的当口，而且揭发传单由上海劳动大学印刷发布，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微妙的联系。张西曼长期在教育部工作，与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等人都相识，非常有可能受李石曾等人利用，加入了“倒蒋（梦麟）运动”的行列，并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给予蒋梦麟沉重打击。
蒋梦麟面对“侮辱国家”的指控，选择避重就轻，从行政伦理入手，专门抓住张西曼“私取长官所藏稿件擅自披露”一点进行自我辩解，认为如果人人效仿此举，“重要公务将宣泄无遗”，决定免去张西曼本职并提请行政院给予行政处分。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将张西曼免职查办，并提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核准。蒋介石对此案似乎未经深思，批示照准。十一月十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对张西曼进行免职查办。张西曼原是自行辞职，如今获得免职查办的处分，自然心有不甘，选择直接致函蒋介石申诉。他说，自己服务革命及教育界十余年，从未有过任何投机、变节、违法乱纪行为，“耿耿此心，可表天日”。他曾经向南京市党部建议“肃清教育界反动势力”以及“教育权归于党，以杜学阀操纵”，一度为蒋梦麟这样的“逆党所忌”。如今“纯然激于良心驱使及出于国家利益与革命立场”，揭发蒋梦麟“丑诋东方精神文明，侮辱全体民族人格，毁灭青年爱国思想”的行为，却遭蒋梦麟反噬。他认为，国民政府给予他的免职查办处分，实属“违反党治精神，摧残正气”，要求蒋介石明察并以“诛少正卯”的态度将蒋梦麟撤职查办。其后，又有国民党党员舒石父等人呈请蒋介石，要求撤销对张西曼的处分。
张西曼的申辩、舒石父等人的请愿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一九三0年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饬令行政院对此事进行“秉公彻底查办，以维法纪”。其实，蒋介石倒未必真觉得蒋梦麟侮辱“东方文明”是什么严重问题，但蒋梦麟在处置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草率之处，而张西曼又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揪住蒋梦麟不放，让蒋介石不得不慎重对待此事。如果行政院彻查后张西曼获得平反，就意味着蒋梦麟对张西曼的处分是乱命，将陷蒋梦麟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十一月二十七日，蒋梦麟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次日，辞呈获得国民政府批准。十二月十二日，蒋梦麟被蒋介石人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三一年一月，行政院经过调查决议，撤销对张西曼的处分。蒋介石批准了行政院的决议。
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记录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教育部长蒋梦麟呈请将该部秘书张西曼免职案》卷宗中。蒋梦麟对此讳莫如深，在那本著名的回忆录《西潮》中未予提及，只是称自己在整顿劳动大学和处理中央大学易长风潮两事上与国民党元老们意见相左，最后被迫辞职。他的回忆特别具有场景感：“在我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先生突然来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在南京当时电灯朦胧的深夜，看来似乎更觉显明。他老先生问我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讼冤。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指向我一点，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蒋梦麟的回忆，不断被研究者援引，视为定论。然而，研究者过分相信蒋梦麟的自述，忽视了很多重要细节。根据十月二十一日吴稚晖写给蒋介石的信，他与李石曾在十四日晚到访教育部，劝蒋梦麟对劳动大学不可意气用事。十月二十三日，由于李石曾在蒋介石处“公关”取得效果，蒋介石决定维持劳动大学现状，暂不处理。因此，吴稚晖是否还有必要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即蒋梦麟辞职前夜再度造访教育部为劳动大学诉冤，实堪疑问。此时中央大学易长风潮业已结束，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早已辞职，吴稚晖再替中央大学诉冤，也失去必要性。显然，蒋梦麟故意隐瞒了部分事实，导致其辞职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与李石曾、吴稚晖等元老的矛盾，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张西曼揭发他“侮辱国家”，这种下级指控上级的行为，在高度强调政治伦理的民国官场上非常罕见，让蒋梦麟的“部长威严”全面扫地。尤其是蒋介石并未袒护蒋梦麟，要求行政院重新审查对张西曼的处分，更使蒋梦麟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蒋梦麟离开教育部，不只是其个人职业生涯的挫折，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亦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代表着蔡元培主掌大学院时期开创的自由、温和教育路线在国民政府内的落幕。由于缺乏合适人选，教育部部长一度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其后，经历朱家骅、王世杰主政教育部阶段，抗战爆发后由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部长，时间长达八年之久。
张西曼离开教育部之后，先在李石曾控制的北平大学担任教授，很快又转往南京陆军大学任教。他一直没有忘情革新国民党的夙愿，于一九三二年上书蒋介石劝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要求彻底改造国民党，重用青年干部，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张西曼的建议未被采纳，遂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幻想逐渐破灭，开始进一步左转，逐渐成为中共的亲密朋友，国统区著名的“民主教授”。一九四二年一月，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在昆明遇到了“不得志”的张西曼，十年不见，发现其已经“头童童然老态露矣”，大概是想到了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感触。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中华书局二0一七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