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沧桑，如今，不是专业的校史研究者或交大的校友，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南洋公学就是交大的前身了。有时即使是研究者或校友，也未必知道。二○○三年年底，我到北大去查交大校友夏元的资料，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夏元，为交大南洋公学时期的学生，曾担任过北大理科学长，也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人，可当我向北大校史研究室的一位老师问起他时，这位老师竟惊讶地反问了我一句，什么，夏元是交大的校友？他不是上海南洋公学的吗？面对她的惶惑，我不禁也有些尴尬，就好像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朋友的身影，上去拍了对方的肩膀，那人一回头却是个陌生人一样。
这天北京正在刮大风，天很冷，下午的阳光却明亮耀眼，我走在北大风格古朴的校园里，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学生嬉笑着从我身边走过，不由得为交大，也为夏元这位交大的老校友感到一丝怅惘。
其实，我知道，就是在千里之外的有着典雅的西式建筑的交大校园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夏元。要不是交大准备在两年之后的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之际出一本交大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的书，我也不知道。更何况是和交大关系不大的人呢？
这并非虚言。即以地位和影响远比夏元大很多的蒋梦麟来说，也好不了多少。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都是一九○四年考进南洋公学的，是名副其实的同学。
作为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的得力助手和继任校长，蒋梦麟在北大校长位上，前后共任职十七年之久，几乎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而且，他所任职的年头，正是北大奠定基础和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不夸张地说，如无蒋梦麟，北大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因为，“五四”以后，蔡元培已逐渐将北大的日常事务交给蒋梦麟来处理，这以后，无论是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的具体实施，还是学校规章制度的制订以及学科的建设，都是由蒋梦麟主持的，这一点，即使蔡元培也是认可的。
与夏元在北大的“待遇”略有不同的是，北大似乎还是很重视蒋梦麟这位交大校友的，可虽然在北大的一些网站上和公开出版物里也有蒋梦麟的资料和文章，但在重视的程度上还远不能和他所做出的贡献相比。北大之所以这样，不外乎是受政治和其他相关的因素的影响，一来，蒋梦麟是国民政府的红人，他不仅当过北大校长，还曾做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在此之前，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继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一九四九年后，又去了台湾，为台湾的土改奔波。二来，他所主持的老北大在建国后精神已大变，他本人也难免被遮蔽了。
好在这一切在今天都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时间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也更能平心静气地看待过去的历史和人物。
说到交大不重视，自然也有相似的原因，如对昔日校友中声名显赫的人物：蔡锷、邹韬奋、邵力子、黄炎培等，几乎年年列在招生宣传的海报上，以吸引考生的眼球。不过，还有一点，却是交大的“难言之隐”。百多年来，交大一直是以“求实学，务实业”为招牌的工科强校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的，所推崇的自然是那些在理工领域做出贡献的校友，老的如钱学森、茅以升、王安等，新的如这些年陡然时髦起来的院士和IT界的CEO等，都是学校大小领导和学生们挂在嘴边的人物，也是向媒体推介的重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交大这所学校有意无意间所塑造的某种精神，其实，这也符合人们对交大的期待，似乎交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应该是搞科学或搞实业的，其他的即使有，也只是点缀而已，并不能代表交大的主流或精神。
但从这里走出的学生，无论后来从事什么职业，却并没有忘了自己是交大的学子。就像交大虽未把蒋梦麟列入“名人堂”，蒋梦麟却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是交大毕业的一样。如在他写于抗战炮火中的回忆录《西潮》里，就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交大的生活。他直言自己到交大读书，是因那时他已看到西化的潮流无法抗拒，而为了拯救祖国，只能顺应这个大势，这就是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的他“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而毅然离开杭州的原因，一九○四年夏，他乘着一艘小火轮到上海，参加了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他的这个选择显然是对的，因为南洋并未让他失望。“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见《西潮·新潮》）
这也说明了交大当时的开通和新锐，后来他到美国留学时，就是用南洋的学分申请入学的。但交大不仅仅是西洋学科的课程让蒋梦麟满意，还有另一类，即“中国旧学”的课程，也让蒋梦麟深思，他温习四书，研究宋明理学，从中找到了小自立身处世，大到救国救家的思想准绳。这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课程设计，也是起自一八九六年盛宣怀先生创立交大时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的具体实施，一九○七年秋唐文治掌校后又予以弘扬，更被后来的校长所继承，成为交大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但在一九四九年后，随着新中国的院系调整和对苏联高教体制的学习，交大不仅取消了“中学”这一块，就连原有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系和管理等专业都被取消，变成一所纯粹的工学院。而所培养人才范围也日渐逼仄，也就更无法与昔日相比了。
蒋梦麟在交大如鱼得水，他有一次还获得了中西两类课程考试的荣誉奖，并受到了校长的召见。他对这个奖励十分在意，以至于在几十年后还特地在文中记上一笔。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过去学生生活的留恋。
当然，更为真切的是他对昔日交大同学的关照。在北大档案馆，我曾看到一份蒋梦麟写给时任北大经济学系主任的赵乃抟的一封信，内容是蒋梦麟为南洋同学徐佩琨的《中国币制问题》一书向其求序。这个序本来是徐佩琨希望他写的，自然也是想借一下他这个当北京大学校长的老同学的光，但遗憾的是他因在这方面是外行而自觉无从下笔，可他又不肯拂老同学面子，只好亲自出面写了这封信。
不过，南洋公学时期的蒋梦麟还未形成教育救国的思想，更未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北大的校长，并顺便帮了老同学的忙，但一九○七年暑假的东京一游，却让他朦胧地产生了这个愿望。其时上野公园正举办展览会，这让他对日本的工业成就羡慕不已，居然一连参观了好几十趟。而且，在一个战争纪念馆里，他还看见了中日战争中被日本俘获的战利品，如军旗、军服，还有武器等，这让他羞愧万分。以至于到了夜晚，在日本人提灯游行的欢呼声中独自站在公园里的假山顶上泫然涕下。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大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羡慕，而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愚弱和落后，蒋梦麟这样的青年，由于身历这一变局，感受自然深切。如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一九○五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期间，因痛感国人的不幸，决定弃医从文，以致力于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蒋梦麟同样认为国民需要改造，但他认为着手的应该是教育。因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西潮·新潮》，71页）。这也是他在日本一个月的观感。
然而一九○八年夏他考取浙江官费留美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时，念的却是农科，因为他意欲为改进中国的农业做出努力，以使大部分中国人获得幸福。但在农学院读了半年后，在朋友的劝说和思考下，转到社会科学院，主修教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朋友和他一样认识到，在中国，如果不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规律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农业问题终究还是无法解决。一九一二年，他从加大教育系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成为提倡实验主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入室弟子。一九一七年三月，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后，不久就回到上海，创办《新教育》月刊，开始鼓吹教育救国。其宗旨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这一理念，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直到他一九一九年七月起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并代理北大校长，直至后来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再也没有变过。
而他之所以能担此重任，与他在加州读书时曾担任过孙中山所创办的《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又在上海充当孙中山的秘书有关。而且，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因素是，他曾是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蔡元培等人是相一致的。
在写于一九一八年二月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文中，蒋梦麟指出，一个国家的教育思想一定要和它所处的时代相适应，近代以来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就是欧美的思想，而“科学的精神”和“社会之自觉”两端，是其中的“荦荦大者”。科学之精神毋庸多言，“社会之自觉”指的是在源自古希腊的个性主义的熏陶下，个人能力得到发展，从而养成“一活泼强健灵敏之个人”，因此，组成社会后也会对社会有责任心，即自觉的责任意识。概而言之，蒋梦麟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对科学和人的个性的重视。在《个人价值与教育之关系》中，他更是直言，“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自然，对人的个性的重视和培养，也就成了教育的中心。蒋梦麟进一步指出，近世社会提倡的所谓的“自由”、“平等”、“民权”、“共和”、“言论自由”、“选举权”、“代议机关”等，其本质就是对人的个性的承认和鼓励，“皆所以尊重个人之价值也”。
蒋梦麟谈个性也好，谈健全之个人也好，都不是泛泛而谈，他在《和平与教育》一文中对此做出了比较精到的解释：“欲养成健全之个人，则独立不移之精神，筋血充实之体格，思考精确之头脑，皆为至要。三者不具，虽有爱国道德等训练，终亦归诸无用而已矣。”这段话，就是蒋梦麟所阐发的个性或健全之个人的具体内涵。而我觉得，这其中的意思也值得今天从事教育的人深思。
对科学的重视，在蒋梦麟来说，一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迫切需求的关怀；二是科学的精神也是培养健全个人的不可或缺的养料。一九二○年九月，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里谈了胡适对现今青年不能踏实读书的批评后，又说，“还有一层，就是物理化学等等物质上的文化也应该同文字方面的文化并重。比方现在饥民这样的多，因为交通等等关系，赈济就这样的困难；有时传染病发生，也往往弄得手忙脚乱，死丧无算。这都是物质文化太不发达的弊病。我们不可不注意”（见《北京大学日刊》，第六九四号。转引自《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202页）。从这一角度出发，蒋梦麟在处理有关教育方面的具体事务时，也常常把科学置于很重要的地位，如在一九二七年夏他在筹办浙江大学时，与胡适通信谈自己的想法时就说，“我的意思，现在先办自然科学之关于实用者，如农医等，社会科学之经济等项，以备省政府建设各种事业之需，其余如国学，文学等暂行缓办”（转引自《蒋梦麟教育论著选》，272页）。科学的实际作用，以及对近代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是蒋梦麟一生所关注的重心所在，在一九四○年三月蔡元培去世后，他著文怀念这位开一代风气的伟人，认为蔡元培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在秉持“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外，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科学求真之精神”，蒋梦麟说，“先生尝言，求学是求真理，惟有重科学方法后始能得真理。故先生之治北京大学也，重学术自由，而尤重科学方法。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而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同上，285页）。
而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追求和写照呢？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写完《西潮》后，他写信给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希望胡适能帮忙校正一下其中的错误，顺便也谈起自己写这本书的想法：一是想找点事做；二是希望能养家糊口。他的五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靠他和妻子挣钱养活，所以，“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同上，291页）。身为北大校长，困窘至此，让人在同情之余，也不禁为其品格感怀。
循此思想，在具体的办学方针上，蒋梦麟曾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拟定的《杭州大学意旨书》中，明确地做了表述，他指出办大学有三难，三要。三难主要是当时的一些现实问题。三要则为他多年来办学的经验的总结。第一要是，图书仪器需求丰富。这也是办一个大学最基本的条件。而“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这其中，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同上，231页）。
蒋梦麟提出的这三要今天已成常识，但愈是常识，愈难做到，也更易沦为老生常谈。这里谈一个蒋梦麟的很少被人谈到的观点，那就是他主张大学校园和建筑物的建设，如条件允许，宁可舍简陋而取壮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学者，有大楼之谓也。近年来，大家都把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那句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说法挂在嘴边，但大家都忘了，清华的校园建筑在当年也是一流的。可能更少有人注意到蒋梦麟的这个讲法。他的理由说简单也不简单，他认为如果学生在校时能在良好的环境里养成良好的习惯，离校后即会以此改良自己的起居。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大学大多为高楼宏宇的原因。
在谈到大学的发展时，蒋梦麟特别指出，“学术机关之长成，为有机的生长。人材经济有限，揠苗助长，适足以害之。同人等之方针，以专精为主。故但求纵的发展。不以铺张门面为事。故不求横的发展。与其多设各科，孰著专精一科……若不度经济人才之能力，而贸然扩张，其腐败可立而待”（同上，234页）。
他的这段话，对今天来说，也许更有现实意义。近年来，为成为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铺张门面”，学校内部增设若干院系还是小事，动辄将几个大学拼凑起来，成为无所不包的“巨无霸”大学的事也随处可见。当事者更是好大喜功，似乎恨不得将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并起来方才后快。此事若让蒋梦麟看来，不知会作何感想？
傅斯年曾称赞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后者高明。这绝非恭维之辞，在那样一个战乱和政治纷争不断的年代里，不会办事是不行的，可是就是会办事，也还是如履薄冰，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得以艰难维持校政。除了各种学潮外，办学经费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是一件始终让蒋梦麟感到痛苦和困扰的事情。他在一九二○年的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说中就当众大倒苦水。原来，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蒋梦麟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只得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梦麟家里来讨债，蒋梦麟无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们。
所以，在那个时代，不要说他想把北大建成一个有着“壮丽之校舍”的梦想不能实现，就是他想为北大建一个图书馆的愿望也一再成为泡影。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之时，他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但遗憾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在北大开学仪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简单，北洋政府已经八个月没有给北大发放办学经费了。当年办学的不易，可见一斑。
这也许是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北大迁到原燕京大学校园的一个原因，因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京的校园无论是规划还是建设，都比老北大要好得多。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由欧美所建设的教会大学，校园建筑大都比国立大学要好，直到今天，有很多大学的校园，也都还是原来的教会大学，如南京大学所使用的就是原金陵大学的校园，这不仅仅是财力的问题，内中也与主事者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也就是蒋梦麟所批驳的国人对于起居之所所持的迂腐的观念所致。
蒋梦麟的一生是勤勉的一生。一九四九年后，他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主持“中国农村联合复兴委员会”的工作，为台湾的土地改革做出了贡献。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去世，他都还担任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但蒋梦麟也不是没有遗憾。他曾言，学校的惟一生命就在学术事业，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总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或有所著述。他虽是一个勇于任事也是一个办事很高明的人，但在这一点他始终不能释怀。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为自己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出版所作的序中，就谈到了自己的这种不为人知的苦恼，“故自民十一年以来而至今日，或膺簿牍之烦，或受扰攘之苦，而与学问生活渐离渐远，为时已十年了”（同上，280页）。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去信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但是，若精力不够，就先去写英文。这所谓的写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的那本用英文写就的《东土西潮》（今多用《西潮》）。有意思的是，在这年年底给胡适的一封信里，他在谈到这本书的同时，也再次念叨起了自己家族的长寿传统和自己的理想。
而这时，他已五十八岁了。桑榆已晚，能不奋乎？
蒋梦麟曾在怀念蔡元培的《蔡先生不朽》一文中，说到蔡元培时讲，“精神不死，是谓不朽。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今请言先生不朽之精神。”作为一个交大的校友，我也试着写下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够言出蒋梦麟先生不朽精神之一二来，至于能否如愿，那就不知道了。
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上海五角场
（《西潮·新朝》，蒋梦麟著，岳麓书社二○○○年版，19.00元；《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