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1898年前后,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1904年赴上海入南洋公学读书。1909年2月入伯克利加州大学农学院,同年秋季转入社会科学学院。1912年,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附科,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教育学系。后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长胡适六岁,两人同受业于美国著名教育家及哲学家杜威博士的门下,可谓“师出同门”。1917年,两人皆学成返国,蒋梦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胡适则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时,胡适南下上海,与蒋梦麟共同迎接其师杜威来华讲学。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五四”爱国学潮事件而辞职出京。蒋梦麟夙为蔡元培门生,在蔡元培尚未还京之时,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其后并由北大总务长而代理校长。此为蒋、胡两人共事北大的时期,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为止。后来两人都离开北京,再不久,蒋梦麟当了教育部长,而胡适也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身为校长的胡适以在《新月》杂志发表批评党国言论,触忤当道,身为教育部长的蒋梦麟曾予警告,胡适竟将原令退回。彼此虽立场有异,但私交并无芥蒂。1930年间,两人相继辞去职务。
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后,在南京稍事逗留后,就回杭州。而胡适却从南京对岸的浦口车站候车北上。两人一北一南的,此时已有要蒋梦麟接掌北大的消息,但他并不愿意就职。据胡适后来回忆:
我到北平,知道孟邻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来。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时的北平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来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候,已被贬作“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大齐)先生。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最高俸给还是每月300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地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般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派定时间表,有计划地在各校轮流讲课!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下,孟邻迟疑不肯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
对蒋梦麟的顾虑,傅斯年、胡适心中是相当清楚的。热心的傅斯年找了胡适商量,后来经过他俩与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顾临(Roger S. Greene)详谈,“居然拟出一个具体方案,寄给蒋梦麟先生,他也很感动,答应来北大主持改革的计划”。其内容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两百万元,作为合作的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与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中基会的援助计划,使得蒋梦麟同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在1931年1月聘任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初不肯就任,但经不住蒋梦麟等人多次商请,最后义不容辞,允其所请,但因其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故虽在北大任职,但不受北大的薪俸。
自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光中,蒋梦麟一直把握着北大的航向,其中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帮助尤大。蒋梦麟后来在《忆孟真》一文中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为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而当时也是北大教授的陶希圣回忆说:
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之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在艰危的岁月里,校务会议不过是讨论一般校务,实际上,应付难题的时候,北大一校之内,梦麟校长,适之文学院长及周枚孙(炳琳)法学院长随时集会,我也有时参加。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由梦麟北大校长、梅月涵(贻琦)清华校长、适之及枚孙两院长,我也参加,交换意见。月涵先生是迟缓不决的,甚至没有意见的。梦麟先生总是听了适之的意见而后发言。北大校务会议席上,如丁在君(文江)在座,他的发言最多,最有力。清华同学会聚餐席上,适之先生是其间的中心。梦麟先生是决定一切的人。北大六年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抗战期间,蒋梦麟随校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而胡适则赴美从事抗战宣传,旋膺命为驻美大使。胜利后,蒋梦麟先后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主任委员。胡适则任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农复会迁往台湾后,在蒋梦麟的领导下,推动了重大的土地改革、农业改良和教育项目。由于农复会由美国提供资金,其薪级表不受政府工资表的约束,因此该机构可以提供比政府官僚机构更高的薪酬,吸引训练有素和能干的员工。委员包括康乃尔大学农业学院毕业的沈宗瀚和李登辉,在1950年代初期担任农复会的农业经济学家。蒋梦麟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帮助台湾的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在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格赛赛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
蒋梦麟的代表作是《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该书是他抗战期间躲警报,在防空洞陆续以英文写成的,主要叙述1842年香港割让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期间,中国人民生活问题面向,包括心理、情感及道德等议题之探讨,深入分析中国之民族特性、宗教、文化道德、社会与政治之发展。1947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英文版,1957年蒋梦麟在台湾《中华日报》陆续发表中译文,1959年出版中文版《西潮》,盛况空前,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也因此蒋梦麟有计划出版第二本自传式著作《新潮》,然因公务繁忙与健康等因素,《新潮》一书尚未完成,便于1964年辞世。直到1967年9月,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才将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整理出版成《新潮》一书。因此《西潮》和《新潮》两书属于蒋梦麟比较自传性的著作。
有关蒋梦麟的日记,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人提及的,甚至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有记日记的习惯。而《蒋梦麟日记,1957》的发现,也是2006年1月10日徐贤乐以九十八岁高龄逝世后的事了。蒋梦麟有过三次婚姻,他的原配为乡下女子孙玉书,生有子女四人,长子仁宇,次子仁渊,长女燕华,幼子仁浩。而1933年他与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高仁山(1894-1928)之遗孀陶曾谷(?-1958)结婚,而与孙玉书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协议离婚。1949年离开大陆时蒋梦麟仅带女儿蒋燕华来台湾,其余三子均留大陆。而他和陶曾谷并无所出,仅有陶曾谷和高仁山所生的女儿陶燕锦亦来台。这也是老友胡适在劝告信中一直强调的,“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案:蒋梦麟与原配生的子女,燕华为女儿),留一股给曾谷的儿女(案:陶曾谷与高仁山生的子女,陶燕锦为其女儿)”的由来。1958年,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徐贤乐结婚,而短短不到两年,也就是1963年4月10日,蒋梦麟便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诉请与徐贤乐离婚,一年后,蒋梦麟在1964年6月19日因肝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而离婚后的徐贤乐则一直寡居,活到将近百岁,直到2006年1月10日,才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徐贤乐病逝后,因她无子女继承,住所将收归政府,据说清理卧房时,在床铺底下发现一小包纸袋,里面有着她与蒋梦麟的合照,她自己的照片,及她当年与蒋梦麟打离婚官司时的档案,包括银行账户、股票买卖凭据等等,还有当时蒋梦麟追求她时所写的诗句、便条,甚至蒋梦麟所预立的遗嘱,她都一一翻拍成照片(原件不知是否呈给法院?)。至于有些信函,倒是保有原稿或抄稿,如她给蒋夫人宋美龄的中英文信函,及抄录蒋梦麟给陈诚副总统和陈雪屏的信函。而令人讶异的是,居然有日记一本,首页以英文写着“Chiang Monlin 1957”,是蒋梦麟1957年日记无疑。
徐贤乐何以要扣留这一年的日记?1957年,徐贤乐并没有出现在蒋梦麟的生命中,甚至他们都还不曾认识。由此看来,蒋梦麟是有记日记习惯的,而且是每年一本,1957年的日记可能只是众多日记中的一本,婚后的徐贤乐在打离婚官司前,可能只是随意扣留一本,而其他的日记又在何处?目前没有答案。或许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带到了美国,或许已经永远消失在人世间。
而蒋梦麟1957年的日记又记载了哪些内容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在1956年被诊断为肾盂癌,1957年的日记不断地记载陶曾谷去医院看病检验之事,身体发高烧、小便出血等等病情,7月10日日记云:“曾谷赴医院谒姜大夫,经检验据云成绩甚好,大致可无虑。自去年十一月二日动手术至今计八个月八天,在此期间不知经过了多少忧虑和紧张心绪。”除了家事外,他毕竟是位学人,日记中记载着他读了些什么书,以外文书为主,还涉及日本史甚至《六祖坛经》等。当然,他身兼农复会主委及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委,事情还是蛮多的,除了业务上的开会外,还需要接见许多外宾、访问团。以他“党国大老”的地位,许多重要的宴会他都需要参加,送往迎来,确实花去不少时间。我们看看其中所记载的一些片段:
一月八日(周二):晚在副总统家开小组会议,本小组奉中央奖状成绩优良,余又被选为小组长,余任此职已四、五年矣。
一月十二日(周六):午后石门水库委会,通过工程顾问合同原则。副总统六十寿,晚在寓宴客,总统夫妇参加(阴历十二月十二日)。
一月二十日(周日):午前偕谷赴怀恩堂礼拜,并谒思亮、雪屏、大猷诸君,同谷赴圆山饭店午饭,今日为余七十一生辰,陈辞修副总统、俞院长、严主席、张岳军均来贺。晚农复会同人在自由之家晚宴。
四月三日(周三):午前赴立法院预算委员会报告农复会预算。
四月二十一日(周日):晨偕谷投票选举台北市长及省议员,傍晚看电影。
五月一日(周三):午后总统及夫人招待美军顾问团。
五月十八日(周六):午前参观美国海军设立之微生物研究所。中午在教育部开会讨论组合国文教组会员选举问题。
五月二十五日(周六):群众因Reynolds案,捣毁美大使馆及美国新闻处。昨晚军队开入台北市弹压,今日秩序已渐恢复。
六月三日(周一):午后外交部欢迎日本首相岸信介于中山堂。
七月四日(周四):美国国庆节,中午赴美大使署酒会。
九月二十八日(周六):孔子圣诞,在总统府宣读纪念文,总统请教育界午餐。
十月二日(周二):昨志希来电话,总统对于孔子纪念文甚嘉许。
十月二十三日(周三):午前全代会,同意举陈诚为副总裁,晚总裁在中山堂请全代表晚宴。
十一月一日(周五):西南联大二十周年纪念会,同学在中山堂聚餐。
十一月十九日(周二):午前菲律宾调查团来会讨论中日菲三国合作事业情形及问题。
十二月十六日(周一):晨视察虎尾灭鼠工作,午后赴彰化县政府听取防鼠工作报告。谒省主席周至柔兄,农厅长金阳镐兄,宿八卦山。
十二月十七日(周二):晚赴北京大学六十九周年纪念会并聚餐。
其中日记提及的Reynolds案,即是“五二四事件”,又称“刘自然事件”,是1957年的一起示威事件,发生于前“美国大使馆”所在的台北市中华路。本案为台湾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少有的几次反美事件之一,亦为台湾戒严时期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起因是同年3月20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在参加友人婚宴返家途中,于十一点在台北市阳明山驻台美军上士雷诺(R. G. Reynolds)的住宅门前,遭雷诺连开两枪毙命,但在两个月后的5月23日,美国军事法庭陪审团投票表决结果,以“杀人罪嫌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雷诺无罪释放,并于当日将其遣送回美国。5月24日,台湾各大报纸纷纷刊出文章,抨击美方判决不公,当天的《联合报》社论更以“抗议美军蔑视人权”为题,攻击美方放纵人犯,而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也在报上发表《我向社会哭诉》一文,向社会大众提出要求,并于当天上午十时手持用中英文书写的“杀人者无罪?我抗议!我控诉!”标语牌,到驻台“美国大使馆”前抗议,引发群众包围“美国大使馆”。
当天晚上七时四十分,群众冲破警察封锁线,再度进入“大使馆”彻底破坏,晚间八点,军方介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九点钟实施宵禁戒严,十一点钟并有大批台北市“卫戌部队”开赴事件现场,展开驱离及压制行动,为时大约十个小时的暴乱场面才被平抑下去,不过戒严令仍持续实施。蒋梦麟的日记应该是根据二十五日报纸的报道。
另外日记中提到孔子圣诞,在“总统府”宣读纪念文,并受到蒋介石的赞许。根据日记,蒋梦麟从9月16日开始写这篇文章,到9月19日日记云:“终日在家作纪念孔子文,九成以上完成。”之后又经修改,直到9月23日午前才完全定稿,前后花了一星期左右,9月28日宣读后,翌日全文刊载于台湾各大报,题为《孔子学说与中国文化》,概述孔子思想,天与人、人与人和人与物的三要点之相互关系,以及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三要素学说,奠定日后两千四百多年的中国学术方向,型塑了中国文化特性。
日记中又说,12月1日开始写《耶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12月10日云:“作耶文,上篇毕。”而到了12月23日,这篇文章刊载于《新生报》。文中阐述西方文化的演进与中国文化的接触,西方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耶稣教文化因此传入,并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
除此而外,在日记中可看出,蒋梦麟曾经身为北大校长,抗战期间北大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之后,他又兼“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因此即使他后来来台,但每年的校庆,在台的师生校友都会聚会庆祝。日记中有11月1日:“西南联大二十周年纪念会,同学在中山堂聚餐。”12月17日:“晚赴北京大学六十九周年纪念会并聚餐”之记载。
另外日记又记载有3月13日赴士林签名祝蒋夫人寿(阴历二月十二日),而6月18日日记说:“今日为谷与余结婚廿五周年”,8月4日日记云:“午后李石曾先生新婚招待茶会”,此是李石曾的第四次婚姻,李石曾是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五公子,李石曾的原配姚同宜1941年病逝于法国里昂,李石曾于1943年继娶美籍犹太人茹素(Rosenberg),1946年两人解除婚约。1947年2月2日李石曾和林素珊在上海“世界社”会所举行婚礼。1954年2月1日林素珊因脑血栓突然病逝。1956年李石曾从乌拉圭返抵台北,经旧友齐如山介绍,才认识田宝田女士。田女士是辅仁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的,系“外交部亚东司”帮办田宝岱之胞妹。他们是在7月26日结婚的,七十八岁高龄的李石曾和时年四十二岁的田宝田,可谓“忘年伴侣”,一时传为佳话。蒋梦麟的日记所载,是他们结婚后(8月4日)的招待茶会。
我常认为日记、书信等文献有其史料价值,尤其日记是当时每天记下的,更有当下的意义。经过数十年之后,即使当事者都有可能记忆模糊,但日记就白纸黑字地呈现在那里,正由于它保留太多的细节,不管是国家大事或是个人生活的琐事,可补历史的不足。《蒋梦麟日记,1957》虽只有一年时间,但也见证了许多事情,上至蒋介石、宋美龄、岳军(张群)、辞修(陈诚)、(蒋)彦士、(钱)思亮、(陈)雪屏、(吴)大猷、俞鸿钧、严主席、朱骝先(家骅)等,一直到国外元首使节、访问农复会的外国嘉宾等等,日记多有所记载,尤其是要研究当时台湾农业交流的情况,有相当重要的信息存在其中。这也是《蒋梦麟日记》的首次发现,期盼有其他年份的日记出来,当可更清楚他晚年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