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岳麓书社出版了《西潮·新潮》一书，这大概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第一次出版蒋梦麟的著作，而且属于一套叫做“海外名家名作”的丛书。蒋梦麟何许人也？1949年前，他在教育界、政界是个无人不知的人。自1919年至1945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他是教育家，他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永远载入了中国教育史。他先后当过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高官，1949年去台湾，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曾经为中国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的教育家，不幸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扰攘不安”的年代，因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选择，连他的名字都曾被长期湮没、遗忘，连不少毕业于名牌大学教育系的学生都没听说过他。
一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虽然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但祖父在上海当过钱庄经理，“父亲很有点发明的头脑”，曾试过不用蒸汽的轮船失败，从此一心一意让儿子受现代教育。除了幼时受过私塾教育，他从少年时代起受的大部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岁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终于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十年中，先入加州大学专攻教育，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他先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的理事。接着，他在北大和江苏省教育会的赞助下创办了《新教育》月刊，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仅仅六个月，该月刊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离开北京，7月23日托付才三十出头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蒋梦麟第一次发表了有关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是他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自由办学”的方针，确实对奠定北大的基础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在职而不在校期间，经常是由蒋梦麟代为处理行政事务。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他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对北大的成长同样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三项治校的准则。同时，他认为“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这几点正是北大精神的体现，也是北大成功之所在。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在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长期被经费困扰的情况下，北大始终稳步发展。1923年，北京八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生计无法维持，经全体大会议决，要求在限定时日内拿到经费，“不然就关门”。情况紧急，蒋梦麟在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说：“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不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北大教职员被他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重担的态度所感动。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他曾感叹：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是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出了事，不论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大家马上找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真实写照。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就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了，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
1926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其中有三位北大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举行的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就是那个一贯不赞成学生放弃学业从事政治活动的蒋梦麟，在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其他的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了。
一个月后，邵飘萍被军阀杀害，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当晚他避入六国饭店，一住三个月，只能以写字消遣。
二
早在美国留学时，蒋梦麟就与孙中山熟悉，还担任过旧金山革命报纸《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他曾帮助孙中山写《实业计划》，认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写信给他，其中有“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句。因为这些渊源，192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长，这是他书生从政的开始。1928年他出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因停办劳动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易人两事得罪一些国民党元老，被迫辞职，于1930年10月重回北大。
这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美学生来校任教，并且按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此后，直到抗战胜利的十五年间，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教学与科研都能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教育家，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博士学位。出版于1933年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学术》一书，介绍了欧美（尤其是欧战以后）的教育理论，认真讨论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前途，蕴涵着他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批判中国专制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他的教育论著，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后来由于忙于校务，没有时间和精力著书立说，他深以为憾，但他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贯彻了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任职期间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其实，他最大的才能还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当大学校长是用其所长，恰到好处，因此对北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前后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他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他不仅要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他去“谈谈”，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西潮》一书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的对话：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西潮·新潮》P203）
夜色四合，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平安地回到了北大。只身赴约，在日寇的军营里，在威吓面前，他显得如此从容，如此坦然。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介书生付诸实践，“临难毋苟免”，那只是一句古老的空话而已。
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筹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南京沦陷后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来主持校务。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曾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无疑他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1945年抗战结束，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根据他当教育部长时制订的《大学组织法》，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他辞去了北大校长兼西南联大常委。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十分肯定，以为他步入仕途只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他在美国写信给朋友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想不到他这次告别北大就再也没机会回来了，从此他也告别了教育事业。他曾这样谈论北大：“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谈中国新文艺运动》，《西潮·新潮》P344）
抗战时他在昆明的防空洞里用英文写的《西潮》是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进行了独特的反省，在这本书接近尾声时他说：“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间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西潮》中文本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曾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他身后的传世之作，这恐怕是他当初所没想到的。他晚年未能完成的《新潮》，则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