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墨子有尚同学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公民立宪”组织纲领。墨子所说的尚同也就是提倡“同一天下之义”，这是个谋求共识的过程。而这个共识，就是当时的人定法，墨子认为应该得到必要的遵从。这里面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显然都是以这个法律为依据。而不是执政者主观意见的善与不善。而这个正是关键。也是法治的核心。
整个尚同篇其实就讲两件事：其一，求取共识：其二，执行共识。求取共识的时候自下而上；执行共识的时候自上而下。仔细看看，你就会明白其中的思路的。不能只盯住一两句话，这叫断章取义。
尚同的过程，很是有“公民立宪”的味道。人们选举政长，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制宪委员会”。首先，发布公告，广开言路，确保民意民情通达。其次，采用归纳的方法收集人民合意，总一家之义，总一国之义，总天下之义，并且将之公布于众，一直总到上天的意志那里，没有违背上天兼爱百姓的自然法，于是取得了共识，达成了合意，将之确立为“联邦宪法”。
有了共识就必须切实遵守，为了“同一天下之义”，墨子主张由先前的民选政长来担任法官，建立一个严密统一、逐级服从的司法体系。司法的规则是“上同而不下比”。规谏、傍荐都是可以的，但司法判决的结果必须得到遵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墨家尚同学说的确有非常强烈的法制精神，其强调了司法系统的权威性，以及司法判决的刚性法则，墨子认为人们不管怀有何种异议，仍必须在行动上遵从司法裁判，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究其根本，“尚同”乃是一种对法意的遵从，而非对领袖的膜拜；“上同”乃是对天志民意的敬畏，而非对官僚的苟同；“上同”乃是求同而存异，绝非范天下于一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并不认为这个人定法不可更改，也不认为天子永远正确。人定法必须符合天定发，这一点可以进一步参考墨子《法仪》篇，文中明确讲到了君亲师皆不可以为法，而是要“以天为法”服从自然正义。而尚同诸篇也明确讲到天子还必须服从于天，敬畏天志，联系到墨子“以天志为法仪”的重要思想，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实际上古典墨学是否认天子的绝对权威的，墨家学说中的天子必须接受“法仪”的约束。
我们当然不是说墨子的尚同学说非常完美无懈可击，毕竟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学说，不论是从民选细节来看，还是从分权制衡的设计来看，古典墨学显然都是非常初步和不足的，但这依旧不妨碍我们赞扬其合理成分，正确评价其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的卓越不凡。至少来说我们应该有基本的学术良知，来还原墨学的真面目。真诚的学术应该是深入的探讨，而不是坚持或附和某些儒生的门户之见将谎言重复一千遍。
尚同，是墨子政治学说的第二大纲领。尚贤主要论及政治之中人的因素；而尚同主要论及国家起源，政治体制，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墨子》有尚同三篇，文分上、中、下。从篇幅上看，上篇最为简洁，中篇最为冗长，下篇居中。从内容上看，上篇语言明了，可操作性强，偏于强调民主选举，以及法制的统一性；中篇引经据典，长于说理，偏于强调政府的义务与责任；下篇明辨是非，偏于强调民情民意，主张自下而上“总天下之义”。据此推测，上篇是“从事者”的记录版本、中篇是“说书者”的记录版本、下篇是“谈辩者”的记录版本。
墨子尚同，后人颇多争议。孙中原说：“尚”即崇尚，“同”即同一、统一。任继愈说：“尚”字和“上”字有时通用，“尚同”也就是“上同”。伍非百说：尚同者，天下为公也。这些解读自有其参考价值，但皆各执一端，不可偏信。南方在野通考《墨子》，剔除偏见与苛责，深入分析墨家学说，得尚同之基本精神：共处精神，协约精神，法制精神，民主精神。
尚同乃是一种共处精神。读《墨子-经上》，墨家以为同有四种，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墨家所崇尚的乃是“合同”。墨家对“合同”有明确的定义，在墨家看来，社会失范，天下崩裂，人与人相贼，国与国相攻，乃是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则天下之人不能相和合，故此墨家把“合同”关系，看作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状态，并加以推崇与追求。这体现了了平民对政治和谐、国家法治、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殷切期盼。
尚同乃是一种协约精神。合同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合意。在墨家看来，人们之间没有合意，缺乏基本共识，则社会合同难以订立。故此，有必要崇尚合意。读《墨子-尚同下》，墨家谋求人民合意，具体方法是自下而上的：选政长，总民意，得共识，订立合同。
尚同乃是一种法制精神。墨家崇尚社会合同的法律效力，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必须得到切实的遵守。所谓“言必行，信必果”，信守承诺，遵守合同，不可出尔反尔。故此墨子主张严密统一、逐级服从的司法体系。在这个司法体系中，司法者必须仰望星空，心中有道德律；司法判决的结果必须得到民众的遵从，遵从裁判，此时有“上同”的刚性法则；赏贤罚暴、罪行法定，又有求同而存异的地方，法定之外有自由，绝非范天下于一型。
尚同乃是一种民主精神。综观尚同三篇，“尚同”说并非主张天子专制集权，因为他是以“尚贤”即贤者在位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并且最终要服从于“天志”。[4]墨子认为政府的产生，乃是出于民选；选立政府的目的，乃是让政府行“义政”；公权力必须摆正位置，上同于天，下同于民；执政者不行义政，则上下不同义，人民莫肯上同，责任在执政者；面对党争，墨子强调搞民意调查，掌握民情，顺民意民情而为，做到“上下通情”。——每临大疑，谋及民意，尚此为“同”。
墨子的尚同学说，或谋求合意，订立合同；或裁判司法，执行合同；或服从民意，更新合同。——一切乃是立足公义，一切乃是是围绕“崇尚社会合同”这个中心点而展开的。——明确“尚同”之“同”，乃“合同”之“同”，这是解读墨家尚同学说的关键所在。
社会合同是人民之间达成的一种合意，合意既然是一种相互承诺，那么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墨家提倡“言必行，信必果”，信守承诺，遵守合同，不可出尔反尔。换句话说，合意就是法律，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必须得到切实的遵守。
然而，社会合同虽然已经成立，未必就人人能自觉遵守。单方面失约的事情很是常见，对合同不同的理解也很常见，各说自话，纠纷由此再生，如果没有裁判，那么天下之乱就永无停息。人民之间没有合意，或者有合意而得不到切实遵守，这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墨子把天下混乱残害的根源归结于两点：第一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认识，第二是由于缺乏共同的政治领袖——缺乏共同的认识，指的是人们之间没有合意，社会合同就无法成立；缺乏共同的政治领袖，指的是没有裁判，社会合同的法律效力就无法维持。故此，社会合同成立之后，为了维护合同的尊严，使合同得到切实的履行，就必须设立专门的裁判。
这个专门的裁判，今天我们称之为法官。在墨子那里，法官是由先前的民选政长来担任的。
有意思的是，法官上任时，有一个就职演说，法官们说：既然选我来执法，那么，执法的最终结果请大家务必遵守，“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否则，不仅是上面要惩罚，百姓也是要非议的。——这里的“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并非说大家不可以有语言上的异议，而是指大家必须有行动上的遵从。否则，就不会有“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之说。“上同而不下比”，强调的是向上走司法渠道，指的是对法官裁判结果的一种向上服从。墨子所担忧的是大家没有司法遵从意识，司法权威遭到破坏，纠纷无法停息，出现法官判决结果无法执行的情况。
石头抛上天，终究要落下地。有必要的司法遵从，才能息诉止讼。若大家都没有遵从裁判的意识，则法制社会就无法建立。所谓法以必合，为了“同一天下之义”，墨子主张建立一个严密统一、逐级服从的司法体系。这个司法体系有如下三个特点：
强调法官的道德修养，以及法官对天志兼爱的信仰。首先，各级法官都必须心中有道德律，有极高的道德修养，他们必须是，“里之仁人也”，“乡之仁人也”“国之仁人也”“天下之仁人也”；其次，墨子认为，各级法官还必须仰望天空，以天志为信仰，不得有违天志兼爱的原则。如果说墨子尚同也有上同的意思，那必须明确，墨子上同，最高的同是上同于天。天子上同于天，天又下同于民，“天志兼爱天下之百姓也”，墨子所谓天，不是苍苍莽莽之天，乃以百姓为天。墨子要求法官上同于天，下同于民，不忘民意与社会合同。
强调司法系统的权威性，以及司法判决的刚性法则。首先，各级法官有权依法进行判决，在出现诉讼的时候，里一级的法官“一同里之义”，乡一级的法官“一同乡之义”，国一级的法官“一同国之义”，最高级的法官“一同天下之义”；其次，司法统一，逐级上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从司法判决的效力来说，上级法官的判决效力要高于下级法官。最后，司法的规则是“上同而不下比”。规谏、傍荐都是可以的，但司法判决的结果必须得到遵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强调赏贤罚暴的路径，以及罪行法禁的存异法则。其实，如果明白墨家崇尚的乃是合同，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尚同，乃是求同而存异。所谓求同，那是谋求人民合意，以社会合同为法，遵从法官裁判；所谓存异，则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让不同的人各得所宜。这里列举两例：
墨子说“赏贤”“罚暴”——暴，必用法律来规范，一同天下之义；贤，适宜用奖赏的方法来鼓励，对不贤的人，可以存异;
B.《墨子.尚同》有言“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墨子?经说上》又提出“罪不犯禁，虽害无罪”;
这是墨家尚同之中的存异法则。从罚暴惩罪的原则出发，墨子在诸家中最早提出罪行法定主义。墨子将“罪”与法律明文所禁相联系，指出“罪，犯禁也”（《墨子?经上》）；只要不触犯刑法明文所禁，虽然行为有害，也不构成犯罪。
任继愈说：“尚”字和“上”字有时通用，“尚同”也就是“上同”。[2]这种理解是部分正确的。
这种理解的合理之处在于：墨家尚同学说的确有非常强烈的法制精神，其强调了司法系统的权威性，以及司法判决的刚性法则，墨子认为人们不管怀有何种异议，仍必须在行动上遵从司法裁判，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任继愈没有认识到，墨家尚同，首要在于崇尚社会合同；其次在于谋求人民合意；然后才是“上同”于司法裁判。“上同”乃是一种对法意的遵从，而非对领袖的膜拜；“上同”乃是对天志民意的敬畏，而非对官僚的苟同；“上同”乃是求同而存异，绝非范天下于一型。剔除偏见与苛责，还原墨子尚同学说的基本精神：一曰共处，二曰协约，三曰法制。此外，还可以明了，贯穿尚同三篇的，有“义政”精神。
孙中原先生说：“尚”即崇尚，“同”即同一、统一。[1]孙中原之说，认为“尚”有崇尚之意，此论持之有据，墨子尚贤，就有崇尚贤智的意思。但将“同”作“同一、统一”之解，则有些随意。所谓“同一”，是何种同一？所谓“统一”，是何种统一？语义不明确，含糊其辞，未得要领。孙中原先生有所未察，墨家认为，“同”有四种：1.重同；2.体同；3.合同；4.类同。墨家论“同”，明察莫过于墨经。《经上》：“同，重、体、合、类。”《经说上》又有定义：“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所谓“重同”，即两个名字代表同一个实物；所谓“体同”，指包含在整体内部；所谓“合同”，意思是处在同一个空间范围里；所谓“类同”，是类别相同。
同有四种，那么，墨子尚同之“同”，所取的是哪一种“同”呢？若依孙中原先生，将“同”作“同一、统一”解，则未明其意。我们还需明白，墨家所说的上述四种“同”，乃是哲学意义上的“同”。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同”，墨经另有论述：
《经上》：侗，异而俱于之一也。
《经说上》：侗，二人而俱见是楹也，若事君。
墨经的著作者特意在同字前加一人旁，以“侗”为标牒字，说明本条所讨论的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同”。强调的是人的相同，而不是事、物的相同。人的同，与事物的同，是有区别的。作者又明确地说，人所谓同，特指“异而俱于之一也”，这与前面所说“俱处于室，合同也”是同一个意思：异者俱处于一室，不同的人并存于同一个空间。比如两个人都生活于同一个门楹之下，就像共事一君一样，各的其所。这就是墨家所强调的社会学上的“同”，墨家又把这个“同”称之为“侗”，其实质，就是“合同”。
墨家崇尚合同，对这个“合”的方法，也很有讲究。《经上》有注“合：正、宜、必”。“合”有三种，正合，必合，宜合。举例来说，建立兵团，要有诛伐无道的正义性与建立军功的积极性，这是“正合”；惩治暴行，一定要用法律的铁腕来规范，这是“必合”；发起慈善捐款，可以各尽所宜，这是“宜合”。
所以，南方在野的看法，墨家尚同，所崇尚的是“合同”。在墨家看来，世间事物的“同”有四种。有一种同，称之为“合同”，异者俱处于一室，在同一个空间范围里共存，和平共处，各得其所。而这种“同”，是墨家社会学所提倡的。人人共存于社会，也理应是“合同”关系，可以和平共存共处，各得其所：天下之人虽异，但共戴一片蓝天；天下之国虽异，但共存一个地球；父子兄弟虽异，共居一个家庭；领导员工虽异，共处一个单位；总统平民虽异，共栖一个国家。岂曰不可以合同？——不知道“合同”这个词，是不是墨子的发明。不过墨家对合同的定义，真是妙极：“俱处于室，合同也”“异而俱于之一也”。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理性状态，莫不是形形色色的合同关系。
如果说草原上的狮子与大象之间也处于一种“合同”状态，那是丛林发展的结果；如果说田野的夜晚百虫的鸣叫也居于一种“合同”状态，那是自然进化的结果。狮子与大象之间的平衡，百虫鸣叫之间的调和，纯粹是自然的状态，而非自觉的关系。动物界也可能会有自然的合同的状态，但却不可能有自觉的合同关系。——显然，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丛林。事物的合同与人的合同，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说事物之间的合同是出于自然；那么人之间的合同则应该出于自觉。对“合同”关系的崇尚与追求，是人类应有的理性。
必须指出，合同而存异，也是墨子尚同的理性所在。《墨子-经上》深刻地说“同异交得放有无”。同异之间，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天下之人，总是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废天下之合同，则不能存异；废天下之异，则无与之合同。“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墨子?亲士》）。崇尚合同，体现了墨子的兼爱之道。
墨家把“合同”关系，看作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状态，并加以推崇与追求，是对暴力的抛弃，对和平的择取，对丛林法则的一种否定，对对话精神的一种褒扬，这寄托了墨家对良好社会秩序的希望，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下四分五裂，人与人交相贼，国与国交相攻，社会人群背离“合同”关系甚远，人民深受其苦。所谓“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鲁问》），墨家以重建社会合同为己任，立尚同学说，提出总天下之义，持天下之同，通天下之情的新社会组织法，体现了墨家学派强烈的救世性。“尚同”之论，不仅是为了解决各诸侯国内的政治混乱，也“正是为了解决中国统一问题所设计的方略。这个方案立足于和平一统，反对几个好战大国以武力兼并的办法来实现统一。”其中包含了平民对政治和谐、国家法治、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殷切期盼。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但在墨家看来，这个说法缺乏逻辑，有些矛盾。因为“和”的本质就是一种同，准确地说，“和”即是一种“合同”，一种合意。如果人群没有必要共识，不取得合意，则连家人都“不能相和合”，百姓也就不共戴天了。实际上，所谓的“和而不同”是不存在的。要想求和谐社会，就必须尚社会合同，谋人民合意。墨子回忆人类社会之初，说：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
“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尚同中》）
“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尚同下》）
大意是：古代人类刚产生，没有刑法政治的时候。纵观人们的言语，天下人无不说自己代表正义。一个人有一种正义，两个人就有两种正义，十个人就有十种正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正义。人越多，所谓的正义也就越多，多的数都数不过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正义对，别人的正义错，相互批评。父子兄弟相互怨恨、憎恶、仇视，不能相和合；天下的百姓，都拿着水火毒药相互亏害。他们有余力，不能相互帮助；有余财，宁愿烂掉，也不肯相分；有良道，宁愿藏匿，也不肯相教。天下那个乱。就像若禽兽一样。于是明白了天下乱的原因，是人民没有政长来统一天下的正义。每一个人都肯定自己的正义，批评别人的正义，重则发生斗殴，轻则发生争吵。所以天下人就想统一天下的正义了。
墨子的这段话意在说明：个人言论可以自由，但社会正义必须统一。因为，手握武器的人，无不说代表正义，但人人都以自己的正义为绝对真理，并一统江湖，那么天下就并无正义，只有相互怨恨、憎恶、仇视、亏害，天下之乱与禽兽无异。
世人论墨，颇多污辞。很多人将文中的关键字“义”，解释为议论的“议”，并进一步曲解，说墨子“一同天下之义”，乃是统一思想、钳制言论。其实，“义”是墨子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公义”的意思。墨子“一同天下之义”，只是主张统一天下的正义，并未主张消灭天下的异议。墨家是提倡自由表达，百家争鸣的。所谓兼相爱，必有理相商，有道相教。人人平等，自由和平地表达，提出自己的主义，并且相互批评，这本无伤大雅。墨家的文化纲领“非儒”，哲学纲领“非命”，反腐败纲领“非乐”，军事纲领“非攻”，无一不是独立批评与自由争鸣的典范。墨子自己就是自由批评的大师，断无反对自由批评之理。墨家一向提倡独立批评，以真理为师，不盲从。《经下》指出：“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经说下》：“论诽，诽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诽，虽多诽，其诽是也；其理不可非，虽少诽，非也。今也谓多诽者不可，是犹以长论短。”在墨家看来，自由批评，言论自由是永远的真理。《经下》篇认为那些反对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的人已经进入了一个悖论：“非诽者悖，说在弗非。”《经说下》：“非诽，非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
“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实践教育了人们，大家都有了这样一个共识，这是崇尚社会合同，求取人民合意的一个起点。那么，又如何求取人民之间的合意呢？墨子认为，人们可以民主选举各级政长，来从事“同一天下之义”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的要点，首先是自下而上地“总天下之义”，《尚同下》说：
然则欲同一天下之义，将奈何可？……
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曰：“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
家既已治，国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国之为家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乱，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
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国，而非人之国，是以厚者有战，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
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
这个过程，很是有“人民立宪”的味道。人们选举政长，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制宪委员会”。首先，发布公告，广开言路，确保民意民情通达。其次，采用归纳的方法收集人民合意，总一家之义，总一国之义，总天下之义，并且将之公布于众，一直总到上帝的意志那里，没有违背上天兼爱百姓的自然法，于是将之确立为“联邦宪法”，成立了合同。
在人类社会中，“合同”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应然的理性状态，但合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墨子看来，天下之乱，生于没有合同。而没有合同，又源于大家没有必要的共识，缺乏合意。社会合同关系的建立，是人类社会自然状态丛林发展的终结，必需谋取人们之间的合意。所以，崇尚社会合同，谋求人民共识，是当务之急。通过选政长，总民意，得共识，订立合同，这就是墨子的民意归纳法。
墨子所说的“同一天下之义”：包括两个过程，其一，是选立政长，“总天下之义”，求取人们之间的共识，达成合意，建立合同关系（即上文所讲到的谋求人民合意）；其二，是设立裁判，用合同关系来规范天下（即下文所将要论述的遵从司法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