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正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圣宋兴，百馀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①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批评的发展。熙宁四年（1071年），《六一诗话》问世，几年后，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也告完成。作为历史上第一部诗话和词话，这两部书正是当时谭艺风尚的体现，也是中国诗学与词学发展过程中标志性的成就。而文由于其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亦备受关注。宣和四年（1122年），王铚完成了《四六话》，并宣称“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②他的这部文话未见传世，如果严格地界定，第一部文话应该是陈骙的《文则》，该书成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此后，文话蔚然勃兴，无论是本事丛谈、月旦篇章、考辨真伪，还是精到的理性阐释，都在文话中一一呈现。作为文章批评的最重要载体，文话在宋代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一）

文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体裁，它以话“文”为主要性质，分析品评作家作品，记录本事丛谈，阐释文章演进轨迹，叙述文章流派递嬗，并结合具体作品而杂以考订、辨伪、辑佚等多方面内容，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以专集形式出现的文章学著作。文话在宋代兴起与人们对“文”的认识逐步深化密切相关。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定的含义。“文”既可作为共名，又可单独指称，与“文章”、“文学”、“古文”、“骈文”等概念有着复杂的分合关系。在上古时期，“文”并不具有现在常言的“文学”之意。据《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其本意是指物象的交错。这首先反映在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上，如《易传?系辞》就以此为卦象的直接取源：“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③由天文而及于人文，“文”进而指向礼乐等文化现象，如孔子称尧、舜所谓的“焕乎其有文章”，④称颂周代所言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⑤都是指其礼乐文化而言。推而广之，“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就事物言，则典籍为文，礼法为文，文字亦为文。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⑥此时的“文学”一词也多指文献、博学等意，如孔门四科之分中的“文学”，体现了泛文化的倾向。到汉代，随着辞赋、诗歌等文学体式的迅速发展成熟，“文”也逐渐分化为“文学”与“文章”两途。“文学”则偏向于学术，如《史记》所言“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⑦“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⑧都可见其间对学术的重视；而班固所说的“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⑨则可见当时“文章”多指文辞，与学术已有分别。

在单称时，“文”的内涵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南朝时期，韵文盛行，而笔札公文等体制也日臻成熟，因而又有“文”、“笔”对举之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⑩这种区分是和当时的文学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文”略近于所谓的“纯文学”，“笔”则略近于“杂文学”，“韵”也仅限于脚韵。随着骈体的壮大和时人对文学形式的热衷，“文笔”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萧绎总结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11)这种见解超越了单从脚韵的形式区分文、笔的局限，对文学的情感特质有了深入的认识。

这种区划正与骈文的讲求声律、注重藻绘相合，因此实际上是推重骈文的表现，但如果过于强调这一标准就必然导致能符合“文”之条件者过少，正如黄侃所云：“就永明以后而论，但以合声律者为文，不合声律为笔，则古今文章称笔不称文者太众，欲以尊文，而反令文体狭隘，至使苏绰、韩愈之流起而为之改更，矫枉过直，而文体转趣于枯槁。”(12)韩愈、柳宗元等人力矫骈文之弊，复以振兴古道自任，“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同时以古时典籍为学习的对象，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广泛吸纳，含英咀华，从而形成一种以单行散句为主的新文体，也就是他们所大力倡导的古文。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继起，真正确立了古文的优势地位。“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钜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尽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13)虽然与唐代相比，宋代文章矫俗的锐气稍有不及，但是繁盛的局面显然有所过之，而且文章的观念更为普及。“隋唐以上，诗集、文集之体未分”，“考《隋书?经籍志》，则所列集名，大抵皆兼括诗文各体，且多俪词韵语之文。唐宋以降，诗集文集，判为两途”。(14)由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文章”以古文为主体，又包含了赋、骈文以及铭、赞、偈、颂等诗歌以外的韵文作品，而文章学则是以此为中心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从诗文互融到文笔之分再到古文崛起，迨至宋代，“文章”的内涵与概念都已经趋于稳定，为文章学的成立奠定了学理基础。

这种趋向在目录的分类上也有显著的体现。“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15)但是这一类诗文评在宋以前的目录当中归类颇为淆杂。(16)如《文心雕龙》与《翰林论》在《旧唐书?经籍志》中被列入总集类，而《典论》则被归于儒家类当中，这正像马端临所分析的那样：“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17)这一方面表明当时诗文评之类著述尚不多觏，另一方面则是批评的独立意识尚未觉醒，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此类著述在性质上与总集、杂家有所区别。这在宋代则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18)宋代的绝大多数公私书目，都将评文之类的著述单独归为一类，附于集部当中。《崇文总目》以之单列为“文史”类；《新唐书?艺文志》虽未单独从总集中分出，但是在相关著作之后又注明“凡文史类四家”；其他如《中兴馆阁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都毫无例外地设立“文史”类，收录评文论史之类的著述。这表明，作为一种专门的著作体裁，文章之学已经开始得到重视并且逐渐独立。

这一点也表现在宋人对“文”的观念的体认之中。“文”在六朝时期是与“笔”对举的一个概念，包含有两层含义：首先，“有韵者为文”，这种认识的着眼点在于文章的体裁；第二层则以“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文字为“文”，这显然是突出了“文”的艺术特征。至唐代，韩柳力倡古文，上法六经，下取秦汉，创造出一种以单行散句为主的新文体“古文”。与六朝的观念相比较，唐代的“古文”其实正对应于其时的“笔”，既不押脚韵，也不强调声律偶对，而且从题材选择上多有偏于子史内容的一面。这样原来的“文”“笔”对称就显得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于是唐人选择了另一个出现于六朝时期的名称——“诗笔”来回应这一变化。如于頔编定皎然作品，即称“得诗笔五百四十六首”；(19)而白居易《与元九书》称“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其《白氏集后记》又云：“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文”内涵的变动所作出的相应调整。

与此同时，为了和本朝文坛的实际相符，唐人开始使用“诗文”这一概念，“诗笔”名称逐渐淡出。如权德舆《送三从弟赴义兴尉序》云“类其诗文”，张籍《祭退之》称“书札与诗文，重叠我笥盈”。这样，“笔”的概念渐渐消失，“文”开始取得与诗并称的地位。但是这时候的“文”并不单指古文，骈文也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很多情况下还占据着主要地位。唐代古文主要得力于韩愈、柳宗元的倡导发扬，实有起衰济弱的效用。但是当时他们的影响并不广泛，其“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的主张多只为弟子所奉行，“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20)所以韩愈自己也有“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21)的感慨。“古文”这一名称在当时流行的范围很有限，通过翻检可发现使用较多者为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李商隐，多限于韩柳及其门人，而李商隐后来则转学四六。其他用例如刘蜕所云“余于西岩下见版，洗而得《渔父书》七篇，尚多古文”，(22)杜牧所言“臣不敢深引古文，广征朴学”，(23)或指向古文字，或指向风格古朴的文章，都明显属于“古文”的旧有含义，而不具备“新兴文体”的特征。同样唐人对于讨论古文的热情也不高，裴度就认为“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24)对韩愈等人反对骈文、“以文字为意”的态度有些不以为然。韩柳文集至宋初已多归散佚，由此则可见出当时人们的阅读取向。

古文的真正风行殆在于宋代，“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25)经柳开、王禹偁、穆修、尹洙等人的大力提倡与宋六家的继起振兴，古文的观念开始得到普遍的认同。“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26)这尚处于古文的初兴时期。所以柳开要言之谆谆：“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27)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古文的认识也渐趋深入，王禹偁指出：“近世为古文之主者，如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29)实际已开宋文平易流畅风格之先。古文的影响也渐趋广泛，甚至方外之人对之也颇有精见，释智圆认为：“夫所谓古文者，宗古道而立言，言必明乎古道也”，“今其辞而宗于儒，谓之古文可也；古其辞而倍于儒，谓之古文不可也”，(29)其观点与韩愈接近，足见当时古文观念已相当普及。所以李觏感叹：“今之学者谁不为古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30)说明以韩柳为宗的古文在当时已成为文坛的主流，“古文”这一概念在理论层次与创作方面均得到了真正的确立。

从宋人对“文”的运用情况也能看出这一趋势。宋真宗云：“太宗皇帝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书而撰《神医》。”(31)这种大型编纂的国家行为以文章之学与小说、百家杂纂、医学相区分，已体现出很明显的文章独立意识，而将小说单独成类，尤能反映出当时对小说与文章的差异已有清醒认识。在文章独立的趋势下，“文”的内部区分开始细化，以下各例颇有代表性：

篇章取李杜，讲贯本姬孔。古文阅韩柳，特策开晁董。（《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小畜集》卷三）

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小畜集》卷十）

有进士丁谓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师于六经，泛于群史，而斥乎诸子；其文类韩柳；其诗类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洁，亦三贤之俦也。（《荐丁谓与薛太保书》，《小畜集》卷十八）

窃见郓州乡贡进士士建中，其人孜孜于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则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则柳仲涂、张晦之之文；其行则古君子之行也。（《上蔡副枢书》，《徂徕集》卷十三）

其谈道，孔孟也；其语近世之文，韩李也；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宛陵先生集》卷六十）

新诗古文览嘉贶。（《送无演归成都》，《丹渊集》卷十）

可以看到“文”与“诗”并举已经成为宋代士人的习惯用法，而且“文”的含义已确指为古文。虽然以“文”总括所有文学作品的用法仍然存在，但是“文”的单称内涵已经固定，这样以古文为主的文章之学成立于宋代，在学理上似已水到渠成。

文章学成立于宋代也与文评类著述的实际发展情况相一致。我国评“文”之作出现甚早，秦汉典籍中就不乏论“文”的精到之语。但是当时“文”的内涵多指向于文化，诗文也融而未分，因而不能看作是独立的文章批评。降至六朝，文事渐兴，独立论著也开始出现。最早的曹丕《典论?论文》兼论各体，但是已经残佚。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称作是弥纶群言、兼综条贯的诗文评著作，但其着眼者为综括“文”、“笔”的“杂文学”，并不局限于文章一隅。至于其他较著名的评述文章著作，如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仅存断玑残璧。惟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以八十五门分论文章，对秦汉以来文体分疏得颇为细致，但今本或已经后人改易增补。(32)至唐代，随着古文地位的上升，人们对文章的讨论也日益增多。韩愈、柳宗元、李翱、裴度、李德裕等人都有不少单篇文字论述文章的作法，独立著作也颇为盛行。但诸志著录如白居易《制朴》、任博《文章玄格》、倪宥《文章龟鉴》、孙郃《文格》、王瑜卿《文旨》等著作均未见传世。可见的杜正伦《文笔要决》亦仅存“句端”一篇，论及语词用法，寥寥数则而已。

但是不可否认，这些理论探讨为宋代文章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铺垫。如《典论?论文》即涉及多个文章论题，探讨了文章的价值、作者的体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分类、批评的态度等，颇有开创意义；陆机《文赋》虽为单篇，却细致深刻地探究了文章创作的过程与规律，对创作的准备、艺术想象的运用、创作思维的进行，以及行文要点与需防止的弊病等方面都作出了生动的揭示，对艺术构思的剖析尤为深入；《文章流别论》细致区划了文章体裁，对不同文体的风格体察精到，而且论述了文体风格的历时演变，大致明确了相应文体所应遵循的文体规范，足为文体方面的专门论著；《文心雕龙》体系完整，涵盖了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批评论，对文体的区分、渊源及流变有细致的阐释，对基本创作原理有精审的概括，汲取了此前多种文章论述的观点，综核群伦，尤为体大而虑周的著作。踵其事而增华，这些理论建树成为宋代文章学发展的有益基础。但是也需要看到，这类著作或残佚不全，或孤篇横绝，尚未形成成熟的学术空间。

降及宋代，文章批评论著大量涌现，如王铚《四六话》、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陈骙《文则》、张镃《仕学规范?作文》、陈模《怀古录》、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王应麟《辞学指南》、王正德《余师录》等等，蔚成风气。而且其著作体裁完备，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学著述的所有类型。这标志着中国文章学在宋代已经成立。以类型而言，可分为：

1.随笔杂记类。文话初兴之时，和诗话、词话颇为相似，多为文人一时兴到之作，信笔记录，“以资闲谈”，(33)王铚就“类次先子所谓诗赋法度与前辈话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铚所闻于交游间四六话事实，私自记焉”。(34)这类文话反映了文话初兴时的本初面貌，不以深辟的理论和严谨的结构取胜，随处生发，也往往不乏独到的见解。从体制上稍加识别，它们多具说部性质，可目之为随笔杂记类。《过庭录》、《荆溪林下偶谈》、《浩然斋雅谈》、《朱子语类?论文》、《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黄氏日抄?读文集》等都可归入这一类。在形制上，它们多以条目的形式出现，这是适应随笔记录的一种合理体式。在创作意图上，它们都非刻意撰述之作，往往只是在讲学、阅读或交游中偶有感触而信笔记录下来。在主题上，由于记录内容的随机性很大，它们一般多缺乏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些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它们理论性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给它们带来了灵活表达的自由。

2.理论著作类。在文话的演进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理论色彩较为浓厚的著作，像陈骙的《文则》，就从修辞等角度对文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颇富理性思辨意味；又如《履斋示儿编?文说》对文章技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自成规模，这类文话可目之为理论著作类。相对而言，理论著作类文话较有系统性，理论层次较高，论述条理明晰，体裁比较严整，在理论上也各有贡献。理论著作类文话的层次虽不统一，但其创作态度一般都较为认真，编排方式也较有主题性，这也增强了文话自身的理论价值。

3.资料汇编类。有些文话不专主独抒己见，它们只是搜罗他人对于文章的评论，按照一定的顺序加以编排，但对于资料的取舍鉴别以及分别部居也能反映出编者的识见与论文倾向。这类文话可称之为资料汇编类，它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搜集处理文献上。张镃的《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的《余师录》都属于这一类。总的来说，资料汇编类文话集中了相关论述，为深入了解和加强研究提供了便利。由于书籍流传中会出现讹误和散轶，这些文话又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4.选集评点类。文章评选是文坛时代风习的反映，对所选文章加以标抹圈点，揭示其结构脉络，可以具体而微地展示文章作法。这些选集经常附有对作家和文章的评论，将之汇编成册，即构成文话中的独特形式——选集评点类。在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林子长、魏天应编注的《论学绳尺》即为其中的代表。由于以文章选集作为载体，首先选集评点类文话具有直观体悟的特点，其评议注重灵感会通，往往只以片言只语就点明文章关键。其次，这类文话讲求实用，多用意于具体章法的分析，有开示门径的作用。其三，它们一般都是授徒讲学时的读物，和科场文体有密切联系。其四，其语言具有口语化特征，“只期切当，无嫌俗语”。(35)文话类型的丰富，成为文章之学成熟的一大表征。

宋代文章学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首先，初步建构了文章批评的理论统系。在此之前，对文章学的探讨多局限于格法的讨论，详于各类文体的特征、渊源、风格等方面的分析，多有评判盛行的各类文体的热情，却少有对文章作全面审视的眼光，因此对技法的热衷超过了对文章之学的兴趣。宋代的文章之学则在尚用的基础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研讨，几乎涵盖了文章的所有领域：本体论。关注文章的本原，突出“文”与“道”的关系；创作论。强调对文章作法的追求，分析众多作家作品，把握其风格特征，注重世风与文风的关联；批评论。对创作的得失做出分析，在指导写作的同时强调普遍规则的重要。可以说，诸如文道论、文气论、文体论、文境论、文法论、鉴赏论等文章学领域，都已纳入宋人的研究视野。有对作家作品的评析，如黄震推重韩愈，许之以“孔孟而后，所以辨析义理者文公一人而已”，论其文则以为“文公之所以为‘文’者，其大若此，岂曰‘文起八代之衰’，止于文字之文而已哉？”(36)可见他以义理为本位的评文标准。也有对文章风气的论述，如《浩然斋雅谈》有条目称：“宋之文治虽盛，然诸老率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37)概述了理学兴起对艺文所造成的冲击，精当明了。还有对文章风格与作法的把握，如吕祖谦提出要“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38)由体制而章法、句法，逐层深入细化。他还总结出各家文章的风格特征，如欧文，要学其“平淡”；苏文，则看其“波澜”，都属于有得之言。也有轶事丛谈的记载，如《朱子语类?论文》即论及陈师道从曾巩学文而得文字简洁之法。甚至还有文献考订方面的文字。这些论述使得此前较为单一的文体讨论演进为以文章为中心的专门之学，初步具有了统系特征。

其次，奠定了文章学论著的体制基础。宋代所产生的四种文话类型构成文章批评著作的基本格式，此后的文评著作体裁都以此为基础，仅有局部的调整与演变。如资料汇编类中又出现根据材料性质进行分类编排的样式，以明代高琦《文章一贯》为代表。而选集评点类也有依据不同写作方法而类分的著作样式，如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就依局度整齐法、辘轳旋转法、格律谨严法、鹰隼盘空法等分为四十四类，各类之下选文加以评点阐释。另外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类型相互融会的现象出现。如张相《古今文综评文》本属选集评点类，但此书对各种文体的体制、作法进行精细的分析，探幽索隐，其实已经隐然具有理论著作类的规模。但这些演变并未导致新的体裁出现，可以说，宋代的文评著作为继起者奠定了体制格局。

另外，宋代文章学形成了一套具有适应于文章特点的批评话语。尽管对诗学理论多有借鉴，但宋人所运用的批评术语如用意、认题、关键、纲目、文势、格、法、章法、句法、体势等，多与文章特征相关联，更多具有文章学的范畴特征，并且也多为后世所沿用。与此后的著述相比，宋代文章学的理论成就之深度容或未逮，但是发凡起例、引领来者的功绩却不可忽视。

（二）

韩柳力兴古道，以古文自名，都得益于对秦汉文章的学习与借鉴。韩愈曾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39)《进学解》又称有得于姚姒、周诰、殷盘、《春秋》、《左氏》、《易》、《诗》、《庄》、《骚》、太史、子云、相如；而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亦以为文章当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谷梁氏》、《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太史公》，足见两家笔墨畦径略同。宋人复主古文，继承了韩柳的“文统”，所取法同样重视秦汉文章。但实际上秦汉文章轨辙难寻：“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40)为何同样是效法前人，唐代文章之学堪称寂寥，而宋代却兴起了以文章作法为中心的文话著作？是什么激起了宋人研讨文章写作技巧的热情？

在此先考察一下韩柳力倡古文之时的文化背景。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41)李汉言“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42)都突出了当时倡导古文对于涤除骈体之弊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古文主要是作为骈文的对立面出现的。当然韩愈也说过：“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43)这种为韩愈深深不满的文字正是当时的“时文”，包含了重视偶俪声病的律赋以及以骈体写作的策、判。但总的来说唐代科举重以诗取士，“时文”的影响较为有限，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宋初的进士试沿袭了唐代的科目，“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44)但实际上“所有进士帖经、墨义一场，从来不曾考校，显是虚设”，(45)而且逐场论去留，因而最为重要的是诗赋一场。这对宋初的文风产生了较大影响，“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馀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46)可以说专重诗赋对这种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对于这种取士方法不断有反思，梁周翰曾经建议“将试进士先试诗二十首，取可采者再试”，真宗就明确表示反对：“如此，则工诗者乃能中选，长于文者无以自见矣。”(47)至天圣五年（1027年），“诏礼部贡院，比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学者或病声律而不得骋其才，其以策论兼考之”，(48)诗赋的地位稍有降低。到庆历新政时，范仲淹等人主张“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49)突出了策、论的重要性，但是随着范仲淹等人去职而很快作罢。真正的改革产生于王安石执政时，熙宁四年（1071年）确立了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50)这次变革的关键在于强调经义、策、论的重要性，彻底废止了诗赋，从而实现了“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的转变。(51)此后，随着政治的波动，应试的科目也不断有所调整，在强调诗赋还是经义中间徘徊，哲宗朝即出现了分诗赋、经义两科取士的局面。南宋初年，也是按照诗赋、经义两科考校。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诏自今国学及科举取士，并令兼习经义、诗赋。内第一场大小经各一道，永为定制”。(52)但是这种合为一科的考试方法对考生的要求未免有所提高，因此颇称不便，“议者多以为经义、词赋不能并精，又减策二道而并于论场，故策问太寡，无以尽人。且一论一策，穷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虽有实学，无以自见。愿复经义、诗赋分科之旧”。(53)故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又决定依旧分科取士，此后逐渐稳定下来。从考试内容的变动来看，在宋代诗赋的地位有所下降，而经义、策、论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对于文章创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

宋代的科举制度对选拔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今诚有道德之隽，经纶之彦，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54)由于科举对士人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对科举“时文”也极为关注。正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55)以古文享盛名如欧阳修尚且耗心力于时文之中，更何况其他士人。苏轼虽然宣称自己“长于草野，不学时文”，(56)但实际上他“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亦有少节目文字，才尘忝后，便被举主取去”，(57)所作所为却正是对时文之法的揣测摹拟。正可见无论士人对时文是持如何鄙视或不满的态度，研习时文的作法却都是必修的功课。由于科考内容的变迁，时文在宋代也有不同的指向。宋初重律赋，因而杨亿、刘筠的骈俪之体成为举子竞相效仿的对象，“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58)这种以言语声偶擿裂为能事的文章激起了石介等人的强烈不满，石介“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59)不但作《怪说》以示声讨，而且身体力行，在太学中倡导新奇的文格，“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60)这其实是以赋、论、策为主体的新体“时文”。当然这种文体因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事件而趋于湮灭，科举时文转而形成了欧阳修推重的平易流畅文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熙宁贡举新制的实行，从此经义、策、论在科举文体中的地位逐渐巩固，时文的内涵也趋于稳定。士人对时文的研习深深影响了文章学的发展。

宋代文章主于议论，“宋人见识端正，文在议论中”，(61)这种风格的形成与科举重策、论有密切联系。论多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主要围绕一个观点进行论述；而策主要和时务相联系，要求就现实当中的某个问题发表看法。这正是苏轼所说的：“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62)虽然考察重点不同，但是对于论辩纵横、激扬文字的要求则是一致的。从宋人的文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论辩性质的文字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在唐代是不多见的。这其实可以说是科举对于文章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由于科举对于士人前途的重要意义，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论、策等文体的揣摩与研习上。这些文体在应试时都有颁定的程式，对于体制、文辞、事理、杂犯等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士人必须悉心体察，以免因这些原因被黜落。而科场成功的文卷更成为他们学习、模仿的范本，像苏轼等人善于论辩的文字尤其受到欢迎。《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指南论》、《擢象策》、《擢犀策》等书，“大抵科举场屋之文”，(63)就应是当时举子模拟之作。从此书所著录的《刘汝一进卷》、《唯室两汉论》、《鼎论》、《时议》、《治述》、《闲静治本论》、《将论》等作，更可见当时此类文字的风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对文字的细致推求有利于深化创作技巧，推动文章的发展，而这种要求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了相关文话的产生。

以现存的《论学绳尺》而言，此书即是为科举应考而编，选择时人应试之论，按照不同的作法格式分为八十七类，“每题先标出处，次举立说大意，而缀以评语，又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64)这种编排方式显然是从便于模拟学习的角度考虑的，对题目出处、题意、论文主旨、结构、章法等的细致剖析，具有鲜明的指导科场论文写作的色彩。而该书卷首所附的《论诀》，则援引吕祖谦、戴溪、陈亮、吴琮、陈傅良、欧阳起鸣等人的观点，从多个方面对论体文的写作进行了分析。这些指导性的要诀和具体的论体文结合在一起，对举子体会前人妙处、领悟论体文的写作技巧直至追摹体制、模拟应试、临文创作无疑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至于词科的开设，更为四六话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65)宋代词科起始即为培养经纶制诰之才而设：“哲宗绍圣元年罢制举，惧无以收文学博异之士，于是置宏词，以继贤良之选”。(66)由于词科以四六取士，因此宋四六发展迅速，“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67)四六作家的增多，作品结集的涌现，对于作法之类的讲求也日趋细密，《四六话》、《四六谈麈》、《云庄四六馀话》等著作都是在这种风气之下的产物。而王应麟的《辞学指南》则更是专门的词科应考之作，该书从词科沿革、考试范围、应试文体的作法、平日备览、编题等多方面进行了阐释，其中对历年试题的罗列，对各个应试文体的精细分析，都足见其科考“指南”的性质。

宋人对时文笔法研味日深，章法结构逐渐有式可循，甚至出现了“策则誊写套类，虚驾冗辞，装饰偶句，绝类俳语”(68)、“经义多用套类，父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务实学”(69)的现象；而论体因为“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士人投入的精力自然也相应增加，“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赏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70)形成固定的程式当然有不少弊病，但这种现象却正好表明时人对于文章作法的熟悉。古文本少法度可言，而士人对时文辙径既熟，就不免从章法句式、腾挪回互诸方面对古文进行推求。包世臣曾认为八比时文“其凝思至细，行文至密，所有近辉远映、上压下垫、反敲侧击、仰承俯引之法，反较古文为备。故工于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书，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触碍者，则八比实足以为古文之导引”。(71)所论列现象其实也与宋时情况相同，因为在写作规律方面，时文与古文不妨相互借鉴，不能因为时文往往沦为利禄之具而漠视其文章学上的价值。唐宋八大家古文之所以成功，似与此点有较大关联，“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别为一界”。(72)可以说正是时文的兴起与士人对时文的热情，促进了对文章法度的讲求与归纳。宋代文话作为指导写作的实用性著作，其初始意义恐怕正在于此。其实时文对于文话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推动了相关举业著作的产生，在其他文话中也可以发现科举对于评论文章的渗透。科举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既促进了人们对文章创作技法的深入探求，又影响了士人分析、评议文章的思考方式。科举对文话的渗透有显隐之别，而其中蕴藏的文化动因则是共通的。

以时文法则的总结与推行为契机，宋代文章之学开始兴起。由于学有专门，且此前可供借鉴的著作极为少见，因此师友传授就显得非常重要。而授人以法，必然要通过大量的文章实例进行条分缕析，这又推动了评点风气的盛行。我国文章评选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晋代就有杜预的《善文》之编，此后如《文章流别集》、《文选》等选集，更在网罗文献、荟萃佳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选集由于选目精当，别具鉴裁，更为了解当时的文坛风气提供了有效借鉴，并推动了此后选集的发展。至宋代，随着文章繁盛局面的到来，名家辈出，佳作如林，为了便于优秀作品的流布，方便士人对前人篇章的学习，各种文章选本大量涌现。像《宋文选》、《宋文鉴》、《古文关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崇古文诀》、《文章正宗》、《古文集成》等书，虽然编选宗旨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文章在宋代的风行。在文章鉴赏过程中，有会心之处或有所疑问，都难免有随手批抹的举动，像朱熹读书时就是如此，“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73)这或许与个人读书方法有关，而提要勾玄也确实有助于理解文章深意。至于《文体明辨序说》中所附录的真德秀的读书方法，采用点、抹、撇、截等符号，以标明句读，提示语言藻丽、句法新奇，揭出文字纲领，突出文章主意、要语，分析章法转换、明示节段，则已出于有意识的追求。这种方法和文章选本结合到一起，以各种符号对文章的主旨、章法、句法、字法等作出简短扼要的提示，有直观鲜明的效果，非常便于初学，因而甫一问世就大受欢迎。另外宋代书院讲学之风甚浓，这些评点之作作为授徒用书颇为便利，既利于个人参阅，亦易于窥测掌握文章作法，再加上坊间射利驱动，评点风气在南宋极为盛行。评选之作虽然良莠不齐，但是它们多着眼于文章技法分析、提示不同体制风格文章的创作方法，这和文话在文章评析上是有一致追求的。可以说，评点的风行推动了文话的发展。

文章评点对创作经验的阐释与总结分为很多方面，既有总体风格的把握，也有细节问题的揭示，涉及的理论问题多与文话相通。总的来看，评点之作多根据具体篇章展开分析评议，在文章理论方面以章法、句法分析为主，对于风格渊源、创作经验也多有把握，不以精深系统的理论见长，这在《古文关键》、《崇古文诀》等选集当中都有体现。

评点兴起对于促进文章流传、推动技法讲求有重要意义，不少评点本还附有时人对文章的评论，如《古文关键》卷首就附有《看古文要法》，对文章体式、大意、各家风格、文章格制、文字之病等多有阐释，这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文话的规模。而评点本在文中随机生发，所作的评议亦与文话有相通之处。评点本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文章理论的普及与深入，这种推动文话发展的潜在因素也不容忽视。但这中间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诸多评点总集虽为古文，然而其中所提示的种种写作技巧，却往往是为科考服务的。如《文章轨范》评韩愈古文名篇《原毁》云：“此篇曲尽人情，巧处妙处在假托他人之言辞，模写世俗之情状。熟于此，必能作论。”卷二论“放胆文”又称“初学熟此，必雄于文。千万人场屋中，有司亦当刮目”。正如王阳明所说：“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74)这些评点文章虽为古文，而所揭示的章法转换等技巧则完全得益于时文的启发，正像人们对《古文关键》的评述那样：“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75)对时文的兴趣是评点兴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以时文之法来研讨古文，在文章之法方面也能有所创获，“凡所标举，动中寂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76)

文章之学成立于宋代，其中的文化动因是非常复杂的，像当时印刷业的发达、书院的兴盛、诗话词话的出现，都对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宋代崇文的文化氛围则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文章的繁荣对之提出了强烈的吁求，并为其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宋代科举社会性大为增强，则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评点的兴起，不但促进了一种独特文话体制的形成，更以鲜明简捷的方式促进了文章理论的传播。而时文讲习作为推动士人讲求文章法度的重要契机，其作用尤其不应忽视。尽管从文章学的实际情况而言，对古文的研讨属于主流，但是如果缺失了时文的诱导作用，其在宋代的发展恐未必有如此兴盛之势。邓广铭先生曾指出：“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所达到的高度，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以往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也就是说，它固然是由秦汉到隋唐诸代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而以其后的元明清三朝与之相较，也很难找出其有什么大为优越之处。”(77)从文话的发展来看，宋代文化显然为之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此，文话作为一种新兴的文章理论批评样式，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而文章学也正式宣告成立。

［收稿日期］2008-03-12

注释：

①《范文度摹本兰亭序》（集本），《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164页。

②王铚：《四六话·序》，《历代文话》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③《周易·系辞》，见《唐宋注疏十三经》之《周易注疏》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4页。

④《论语·泰伯》，见《唐宋注疏十三经》之《论语注疏》卷八，版本同上，第54页。

⑤《论语·八佾》，见《唐宋注疏十三经》之《论语注疏》卷三，版本同上，第19页。

⑥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见《左盫集》卷八，刘申叔先生遗书本。

⑦《史记·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2页。

⑧《史记·太史公自序》，版本同上，第3319页。

⑨《汉书》卷五十八班固赞，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34页。

⑩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55页。

(11)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3页。

(13)《凫藻集》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273页。

(14)刘师培：《论文杂记》，《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88页、9489页。

(15)(18)《诗文评类小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版本同上，第2736页。

(16)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五章《诗话论》对此有论述，可参看。

(17)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3页。

(19)于頔：《吴兴昼上人集序》，《皎然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20)《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97页。

(21)《进学解》，《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22)刘蜕：《古渔父四篇?篇后序》，《刘蜕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23)杜牧：《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樊川文集》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1页。

(24)裴度：《寄李翱书》，《文苑英华》卷六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07页。

(25)包世臣：《艺舟双楫·序言》，光绪十四年刊本。

(26)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9页。

(27)柳开：《应责》，《河东先生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28)王禹偁：《答张扶书》，《小畜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

(29)释智圆：《送庶几序》，《全宋文》卷三百八，第八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184页。

(30)李觏：《答黄著作书》，《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31)宋真宗：《册府元龟序》，《全宋文》卷五一，版本同上，第120页。

(32)今此书通行本作八十四类，然宋人称引多作八十五题，盖由“诏起秦时玺文秦始皇传国玺”一句之分合而致。今本此句不另分行断开，故唯有“诏”一类；而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二十一全引此书，断自“起秦时”，其下“玺文”另为一体；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后集卷七、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十九等所引皆断为两体。则当为“八十五”类。今本前序所言“凡八十四题”当亦为后人追改之词。

(33)《诗话》，《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49页。

(34)王铚：《四六话·序》，《历代文话》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35)《凡例》，《古文关键》卷首，《丛书集成》本。

(36)《黄氏日抄·读文集》，《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0页。

(37)《浩然斋雅谈评文》，《历代文话》，版本同上，第1120页。

(38)吕祖谦：《古文关键》，卷首《看古文要法》，《历代文话》，版本同上，第234页。

(39)韩愈：《答李翊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

(40)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荆川先生文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41)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09页。

(42)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43)韩愈：《上宰相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版本同上，第157页。

(44)《选举》三，《文献通考》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3页。

(45)司马光：《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十八，《四部丛刊》本。

(46)《宋史》卷三百十九欧阳修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75页。

(47)景德四年十二月丙辰条，《长编》卷六十七，第1514页。

(48)正月己未条，《长编》卷一百五，第2435页。

(49)《选举》一，《宋史》卷一百五十五，版本同上，第3613页。

(5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条，《长编》卷二百二十，第5334页。

(51)《选举》四，《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版本同上，第293页。

(52)二月丁酉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03页。

(53)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乙丑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八，版本同上，第3152页。

(54)孙觉：《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宋朝诸臣奏议》卷八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68页。

(55)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60页。

(56)苏轼：《谢梅龙图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25页。

(57)苏轼：《与王庠五首》之五，《苏轼文集》卷六十，版本同上，第1821-1822页。

(58)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三，版本同上，第1056页。

(59)文莹：《湘山野录》，卷中石守道主盟上庠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4页。

(60)张方平：《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张方平集》卷二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9页。

(61)陈绎曾：《古文矜式》，《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8页。

(62)《谢梅龙图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24页。

(63)《擢象策》、《擢犀策》提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8页。

(64)《论学绳尺》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3-2624页。

(65)祝尚书先生对宋代词科制度有详细考辨，详见《宋代词科制度考论》，《文史》2002年第1辑。

(66)《选举》一二之一，《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67)谢伋：《四六谈麈·序》，《历代文话》，版本同上，第33页。

(68)杜范：《辛丑知贡举竣事与同知贡举钱侍郎曹侍郎上殿札子》，《清献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69)《宋史·选举二》，《宋史》卷一百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35页。

(70)《论学绳尺》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4页。

(71)包世臣：《或问》，《艺舟双楫》卷二，光绪十四年刊本。

(72)罗万藻：《韩临之制义序》，《此观堂集》卷一，《四库存目丛书》本。

(73)《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14页。

(74)王阳明：《文章轨范序》，《文章轨范评文》卷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0页。

(75)张云章：《古文关键序》，《古文关键》卷首，《丛书集成》本。

(76)《文章轨范》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5页。

(77)邓广铭：《论宋学的博大精深——北宋篇》，见《新宋学》第二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