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作品本是作家的精神产品，用以自娱或娱人，兼具交际功能，至多当作“敲门砖”获取声誉，初与经济利益无涉。到了形成“润笔”习俗，才与金钱发生瓜葛。史籍中所载的“鬻文自给”，乃指代人作文而取得报酬，实与“润笔”同类，并非把自己的诗文当作商品出售。如《旧唐书?李邕传》谓李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因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①。这里缙绅之士和寺观之僧所求之文，应是“碑颂”之属，不是李邕自己原先创作的作品，也不是通过市场渠道而进行的商业交换行为，是产品而非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
商业中的买卖双方与“润笔”的供求双方虽在形式上有某些类似，“但必须承认它们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②。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前者用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后者指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其中；商品的价格即是其价值的货币表现。而“润笔”仅仅是使用者对生产者的一种报酬，此种报酬是随意的，随着作者社会声誉的高低而浮动，不在于作品质量的优劣和作者劳动的多寡。此其一。商品是通过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交换，“润笔”则可以是钱币，也可以是其他财物，如韩愈撰《平淮西碑》，唐宪宗以拓本赐韩宏，韩宏以绢五百匹为谢；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裴度酬绢九千匹；还有馈赠鞍马、玉带者，不一而足。此其二。更重要的是，商品要进入商品市场而自由交换，用以满足全社会人群的需要，就文学作品而言，乃是满足人们文化知识的需求和精神审美的需要，而“润笔”的接受方则锁定为固定的对象，没有形成交换流通的市场机制。因此，“润笔”中的作品不具备商品所能产生的作用，不承担满足全社会的知识供给与审美供给的职能。古代文献中的“卖文”、“鬻文”等用语，与经济学中的“买”、“卖”，含义是不同的。
如果从古代文人的评价标准来看，“润笔”更常被视作一种“惭德”，即有愧于道德的卑贱行为。古人中以“润笔”出名的，大概要数二“邕”一韩。除上述唐人李邕外，东汉的蔡邕也从“润笔”中获利甚多。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作文润笔”条云：“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③顾氏径指蔡邕“利其润笔”为“文人受赇”，“赇”即贿赂，“受赇枉法”，已触及犯禁违规了。而元人李冶更指责蔡邕此举为“惭德”之典型。他说：“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示子孙，五也。噫！是道也，自蔡伯喈以来，已不免有惭德矣。”④“润笔”之举，不啻为“五恶俱全”了，因而也影响了其作品的传播与使用。由此可见，“润笔”习俗中的作品，虽然与经济发生了最初的关联，但与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中的商品仍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考察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过程中，将它视作“起点”，尚需斟酌。
二
大概从中唐以后，文学作品逐步变成一种特殊商品，进入由买卖双方构成的交易市场，使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影响了文学的传播方式，也影响了文学自身的发展，甚至折射出社会、经济某些具有重要转型特征的变化。
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初期多以手抄本形式出现。五代词人李梦符就以自己的词作求售，招摇过市，行为方式奇特。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引《郡阁雅谈》说，李梦符在梁开平初年，于洪州(今江西南昌)“与布衣饮酒，狂吟放逸。尝以钓竿悬一鱼向市肆蹈《渔父引》卖其词，好事者争买，得钱便入酒家。其词有千余首传于江表”⑤。这位多产词人自作自卖，以换取饮酒钱，还伴随钓竿悬鱼、边歌边舞的动作，招徕买主。吴淑《江淮异人录》卷上说，李梦符的这种怪异做派，被洪州长官认为“狂妄惑众”，竟将他逮捕入狱。他在狱中还“献词十余首，其略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⑥喝酒唱歌，碍你甚事，真是大实话。据说那位洪州长官便放了他。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得而知，阮阅将其列入“神仙门”，吴淑编进《异人录》，洪州长官也认为妨碍市容，有伤风化，其实只是一种原始的商业促销手段而已。在今天目迷五色的市场经济面前，算不得“怪异”，谈不上“放荡自恣”，倒是留下了一则鲜活的商业营销史料。
李梦符自售词作当是采用写本形式，不便于较大批量的生产；在雕版印刷广泛使用以前，尚有刻石拓印的方法。《湘山野录》关于欧阳修《石曼卿墓表》出售情况的记录，就是生动的例证。但这条材料颇多疑似之处，今特录全文，并作稍详解读：
欧公撰石曼卿墓表，苏子美书，邵{J2R901.jpg}篆额。山东诗僧秘演力干，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演以庚二两置食于相蓝南食殿礲讫，白欧公写名之日为具，召馆阁诸公观子美书。书毕，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饮散，欧、苏嘱演曰：“镌讫，且未得打。”竟以词翰之妙，演不能却。欧公忽定力院见之，问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买得。”欧怒，回诟演曰：“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之，何无识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语公曰：“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欧愈怒曰：“是何？”演曰：“公岂不记作省元时，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今一碑五百，价已多矣。”欧因解颐。徐又语欧曰：“吾友曼卿不幸蚤世，故欲得君之文张其名，与日星相磨；而又穷民售之，颇济其乏，岂非利乎。”公但笑而无说。⑦
这里记叙欧氏撰写《石曼卿墓表》，由苏舜钦书写，释秘演操办上石事宜。但“以庚二两置食于相蓝南食殿礲讫”句，甚为费解。据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四二，此处作“以车二两置石于相蓝南食殿，礲讫”⑧，“庚”、“食”、“礲”应作“车”、“石”、“砻”，谓准备两车石料在寺院南食堂进行打磨，使之平整，以便由苏舜钦书写上石镌刻。“写名之日”，《事实类苑》作“写石之日”，是。最有兴味的是此则后半段文字：欧阳修本来严禁拓印此碑，然而有人竟用“半千买得”拓本，欧怒责释秘演，秘演戏答云：比起以前用“两文”钱就能买得您的“省元赋”来，“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半千”为五百文，“多他三百八十三文”，则“省元赋”每篇应卖一百一十七文，为什么只卖“两文”呢？《事实类苑》四库全书本中“两文”的“两”作“阙”，有的学者或疑“两”字为“误补”，“或其上下有脱句”。其实，此处并不误，这关涉到宋时钱币使用中的“省陌”、“省钱”之制。自唐末以来，因兵乱频仍，钱荒严重，朝廷诏令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又减为八十、七十七不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每千钱必及四斤半以上。”⑨庆历时仍沿此制。如此，“半千”即五百文，实钱为三百八十五文(以七七折计算)，“省元赋”卖两文，《石曼卿墓表》之拓印本每件正好比“省元赋”多了三百八十三文。《湘山野录》等的记述相当真实可信。
欧阳修作《石曼卿墓表》在庆历元年(1041)，其时此拓本每件要卖到三百八十五文的辣价钱，这固然因由苏舜钦手书、邵{J2R901.jpg}篆额，拓印存真，具有艺术收藏价值；而且也与拓本数量毕竟有限，物以稀为贵的因素有关。欧阳修考中省元在天圣八年(1031)，他的试卷《司空掌舆地之图赋》⑩每份仅卖两文，价格高低悬殊，原因是“庸人竞摹新赋”，大批量制作，薄利多销。此“摹”字，此处作“摹印”讲，当是雕版印刷。周必大《程元成给事》云：“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11)可证“摹”、“摹印”即指雕版印刷，只是周必大改用胶泥活字印刷，技术更为先进，印数也能增多了。
欧阳修的《石曼卿墓表》和“省元赋”写作时间相距不算很长，两文的字数亦相当，然而印本和拓本的价格相差竟达一百九十二倍。这充分证明印刷术的优越性：它不仅促进文学作品的流布，同时也为从事此项买卖的人，如此文中的“庸人”或“穷民”带来经济收入，反转来又刺激印本的发展。只是作者本人却分文未得，版税制度的提出，历史条件还未成熟。
至于印本和写本的价格相差，史书上亦不乏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仁宗天圣二年(1024)十月辛巳条，引王子融之言，称：“日官亦乞模印历日。旧制，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12)就制作日历书而言，写本书的成本价格是印本书的十倍。
毫无疑问，雕版印刷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而印刷的对象，主要不是单页而是整部书籍，以适应宋代社会普遍高涨的读书风尚，适应广阔的图书市场。范成大《吴郡志》曾记录印行杜甫集而赢利的故事，当是出版史上商业运作的成功范例：
后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始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13)
这段引文，《吴都文粹》卷二在蒋堂《府治重修大厅记》后作为补记引用过，仇兆鳌《杜诗详注》也曾援引，因为涉及到今日所见诸杜集的祖本，即由王洙原藏、王琪等编校刻印的“二王本”。王琪任姑苏郡守时，为修建官衙大厅，先向转运使司借款数千缗；大厅落成，转运使司不肯减免，王琪便设法印行《杜工部集》，一次便印一万部，每部售价一千文(即一缗)，“时人争买之”，所得书款约为一万缗，既偿还了“数千缗”的借款，还有赢余留作招待饮宴之费。
这个以印书谋利以抵充建筑费的事例，发生在嘉祐四年(1059)，见王琪《杜工部集后记》，反映了当时出版业的发达：一次能印万部，这个初印数字在今天也是颇为惊人的。或以为有“夸张的成分”(万曼《唐集叙录》)，但无实据。宋代雕版本印数的其他资料，尚待进一步检索，但唐代已有“雕印数千本”之例，见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元代更有万部之纪录，如《农桑辑要》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该书提要云：“《永乐大典》又载有至顺三年(1332)印行万部官牒。”《元史》卷二五《仁宗本纪》：“(延祐二年，1315)八月……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今尚存元后至元五年(1339)之刻本，足见该书一再重印。这说明宋时印行万部杜集，不宜遽断为“夸张”(14)。著名印刷史学者钱存训曾探讨过“雕印数量估计”问题。他说：“雕版印书，每版可印多少张？每书印制多少部？比较活字排印的效速如何？此类问题，在中国文献中很少提及。”他从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著述中，发现了一些珍贵史料：16世纪利玛窦《中国札记》说“一个熟练的工人，每天可印刷一千五百张”；19世纪的有关著述中，则谓“一个印刷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可印制三千至六千张；每块书板可初印一万六千张，字迹清楚，其后略加修整，可再印一万张”(15)。这是宋以后的资料。但只要书板所用木料质地相同，刻字深浅相类，用纸用墨相似，推测宋时每版当也能印制一二万张，因此，初印万部并非绝无可能。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条说到活字印刷优点时，“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16)，“数十百千本”虽是或然数字，但对雕版印数的估计，也有参考价值。此外，王琪此举在具体收支计算上也是吻合的，每部售价一缗，不印万部，是无法偿还“数千缗”的省库建筑借款和成本贷款，而又有赢余“以给公厨”的。“镂版印万本”即“镂版印万部”，这里的“本”与“部”含义相同。
二是书价相对低廉。据王洙写于宝元二年(1039)的《杜工部集记》，这部杜集共有二十卷，收诗一千四百零五首，文二十九篇，卷帙有相当规模，定价一千文，不算昂贵(相当于前述《石曼卿墓表》的两份半拓印本)。当然，对宋时一般生活指数而言，这一书价还是偏高的。熙宁八年(1075)，苏州米价每斗为五十文(17)，如果从嘉祐四年到熙宁八年，苏州地区的物价没有太大变动的话，则每部杜集，相当于二十斗米的价钱。
此二王本杜集，实为后世流传的各种杜集之所从出，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明代大藏书家毛晋曾经寓目，惜原本已佚，但毛氏的宋椠补抄本今尚存于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先生曾以九十一岁高龄亲自主持编印工作，将其列入《续古逸丛书》的第四十七种。了解其背后的这段出版曲折，读该书时更觉意味无穷。
另一部柳集之祖，即穆修刻印的本子，就没有如此圆满的商业运作了。穆修刻售柳集事，最早见于杨亿口述的《杨文公谈苑》，该书记穆修事云：
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详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18)
此段文字又见于《东轩笔录》卷三，亦说“募工镂版，印数百帙……自是经年不售一部”(19)。而《曲洧旧闻》卷四云：“(穆修)始得韩、柳善本，大喜。……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20)则刻售者不止柳集，还包括韩集(21)。苏舜钦《哀穆先生文》云：“后得柳子厚文，刻货之，值售者甚少，逾年积得百缗。”(22)所记情况小有出入。
宋时刻书，有官刻、私刻、坊刻及书院刻等不同。一般而言，官刻较为精良，坊刻良莠不齐，但均有各自的销售渠道，书院亦有从学士子的固定购买群体，而个人自刻自售就有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了。穆修是位学者，个性又较怪戾，销售不够理想，自可理解。《杨文公谈苑》等说是“经年不售一部”，不免有点夸张；苏舜钦说卖了一年，“积得百缗”之数。如果原来的印数如《杨文公谈苑》等所言之“数百帙”，那么每部价格也在一缗(一千文)上下，与上述王琪刻印的杜集相埒。看来穆修尽管运作乏术，还是做到保本有余的。这说明宋时图书市场的广大、活跃，对书籍需求量的众多，当然也反映出宋代古文运动发展的迅猛势头。今《柳河东集》载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谓：他在政和四年(1114)重编柳集，所据底本有四，其中一种“大字四十五卷，所传最远，初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最为贵重(23)。穆修当年在汴京大相国寺出售不利的柳集，成为今日流传最广的柳集祖本之一。
宋以前雕版印刷术尚不大发达，且所印大都为日历、佛经、字书，至宋开始形成规模化产业，结束了以写本为主的流传阶段。文学作品的刻印和买卖是一种经由市场渠道的商业传播，极大地促进了诗文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扩大了传播的覆盖面和流通速度；文学作品之成为商品，融入宋代整个商品经济体系之中，其发展和初步成熟，应是宋代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一个标志。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三
印本代替写本，直接影响了宋代士人的读书生活。读书是读书人取得自身社会资格的依据，而宋代读书人凭借雕版印刷术的发达，使博览群书不再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士人社会的平均知识量远迈前人。我们翻阅现今尚存的近五百部宋人别集，明显地感到其内容之广博，信息之丰盈，知识之密集，在唐人别集中就颇为罕见。宋罗璧《罗氏识遗》卷一“成书得书难”条云：“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24)这一“何其幸也”的感叹一直传响到后代。元人吴澄《赠鬻书人杨良辅序》中说：“宋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尝有与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益，书弥多而弥易，学者生于今之时，何其幸也！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宜矣。”(25)宋代士人家藏典籍的丰富，前人望尘莫及，引起宋人的自豪。《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载：“曩时儒生中能具书疏者，百无一二，纵得本而力不能缮写。今士庶家藏典籍者多矣，乃儒者逢时之幸也。”(26)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前集卷一亦云：“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27)印本的广泛流传的确避免了“耳受之艰”和“手抄之勤”的辛苦，大大改善了读书条件，这为宋代士人综合型人才的大量涌现，宋代文学中“学者化”倾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印本与写本并存，印本逐渐取代写本的过渡时期，尽管印本已显示出印刷方便、传播便捷的巨大优势，但宋代士人在观念上仍保持重写本、轻印本的倾向。他们把写本称作“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28)而印本广泛流传后，“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印本代替写本，改变了士人们的传统阅读习惯和方式，并产生了“诵读灭裂”的流弊。面对印本的蓬勃盛况，苏轼的思考与忧虑更深。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士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29)
苏轼指出，秦汉以后，纸代替简帛，书籍益多而学风日益“苟简”；入宋以来，印本代替写本，书籍更为易得，士子们反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改变了老辈们“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的刻苦攻读之风。苏轼的思考与忧虑代表了北宋部分士人排拒印本的共同心理，与上述对印本称“幸”的言论恰成对照，两者相反相成，见出人们面对印本这一新生事物时的矛盾态度。
苏轼、叶梦得指出了因印本流行带来了士子“束书不观”和“诵读灭裂”的负面作用，更多的士人关心的是印本比之写本更易产生文本讹舛的弊端。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已指出：“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又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原因是：“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30)一般说来，文本的准确度，印本不如写本(藏本即是写本)；而福建“麻沙本”更被人们所诟病，斥责之声指不胜屈。周{J2R904.jpg}《清波杂志》卷八“板本讹舛”条，在指出葛立方《韵语阳秋》把一首苏轼诗误作杜甫诗后，感叹道：“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3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也记载一则趣闻：“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趋前质疑，教官不悟此题有错字，却强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官大惭(32)。这两则资料并没有具体指明麻沙本的什么错误，却明确无误地把麻沙本作为“劣本”的同义词，麻沙本的信誉实在不佳。
面对印本取代写本的客观情势，宋代士人所作的上述两点优劣比较，都体现出重写本、轻印本的价值取向，但其所包含的意蕴是各不相同的。以抄书为读书，已是中国知识分子相传千余年的阅读状态，这种传统习惯甚至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穆修、欧阳修所读韩愈作品，都各有依据旧本而不断校读、亲手抄录、历数十年而不辍终成之“善本”，他们的研读过程就是抄校过程。即使在明清以后，士人们仍然保持以抄书为读书的阅读习惯，并深受其益。顾炎武就秉承嗣祖顾绍芾的主张，倡言“著书不如抄书”，且身体力行，在四方游学之际，“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33)。这一传统读书方法即能精读细读，有助于学子对文本的沉潜玩味、倾力求索而达到深入把握之境。苏轼等人的思考与忧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说印本流行造成了士人“束书不观”却有偏颇，两者并无必然的因果关联，实出于面对新兴的书籍形态的一种逆反心理。
至于对麻沙本等坊本的指责，事实显然，毋庸回护；但从商品经济职能等角度来观察，这些指责就有违历史公正了。官刻、私刻、坊刻和书院刻，构成了宋代书业市场的商品构架和体系，它们各自承担着相应的供需职能，适应不同层次人士的不同需求。叶梦得说：“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34)“易成”必然导致多误，然而非“易成”又不能“几遍天下”，满足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从商业传播的辐射广度和出版速度来衡量，坊本的重要性实远胜官刻本之上。坊间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制作、经销、发行的机制，拥有稳定的出版商、经营商和印刷工人群体，积累了世代相传的、长期的运营经验，因而它处于图书市场的强势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又有彼此互补的功效。坊刻本的字句讹误、底本不精、印制粗糙是一目了然的，但它不仅以生产便捷、价格低廉争夺市场，而且在内容上或另觅底本、别出新招，或重新编排、出奇制胜，即便在文献版本学中也具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一笔抹煞。
请以现存麻沙本宋集的实物为依据，申说对其所受到的众口一词的指责，应该有所修正。
宋时福建麻沙镇曾以“类编”、“增广”、“大全文集”为书名，编刻、印行多种名家文集，现尚存《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今藏国家图书馆)、《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今藏日本内阁文库)、《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于刻于蕲州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今藏日本内阁文库)，亦属同一类型。苏轼集也有麻沙“大全集”本，惜今已佚。这些“类编”、“增广”、“大全文集”的名目，带有书贾射利的广告色彩。一般说来，刊刻欠精，历来著名书目很少著录，有的还故弄狡狯，滥冒卷数，如《颍滨集》中竟有五处以一卷冒充两卷、五卷、十一卷、十二卷、十四卷者(见卷八一至八二、卷四六至五○、卷二六至三六、卷一○至二一、卷六七至八○)，显不足取。
《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有牌记云：“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镵木以广其传，幸学士详鉴焉。乾道端午识。”此类书或确是书商访得之别本，或只是书商自行编纂，招徕读者。但既然求“增”求“广”，并予分类，则搜讨必有出处，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实不能一概以“劣本”、“赝本”视之。如此种黄庭坚集，比之现通行之《豫章黄先生文集》即《内集》及《外集》、《别集》等，不仅篇目有逸出者，而且可校正通行三集本文字之讹(35)。《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中新发现的司马光《日记》，更是轰动学界的重大收获(36)。
上述《老苏集》，卷首目录存卷一至卷八(足本卷数不详)，今残存仅四卷，一般认为是北宋末年之麻沙本，比起今存的其他八种宋刻老苏集或三苏选集来，具有独特的内容与价值，已为近来学者们所瞩目。第一，此书一、二两卷，共收诗四十六首，而现存《嘉祐集》仅二十七首，此书除少收《香》一首外，共多出二十首，占苏洵全部诗歌的近半数。这些佚诗的发现(37)，对研究苏洵生平、思想和创作意义重大：一是可以纠正“苏明允不能诗”(38)的流行看法，从而能更恰当地估定苏洵在宋诗发展史中的地位；二是《初发嘉州》等一组十多首佚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南行赴京途中，是考订、重编苏氏父子的第一个诗文合集《南行集》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对三苏早期创作的研究；三是七古长诗《自尤》(七百字)及其长《序》(二百三十七字)，细致真实地记录了苏洵与其妻兄程浚及其子程之才的交恶过程，揭开了苏洵幼女之死的内幕，也是探讨苏洵人生思想嬗变轨迹的一条线索。
此书第三卷“杂论”所收《辨奸论》一文，乃是现存老苏文集中此文的最早出处，也为聚讼纷纭的《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清李绂首先提出《辨奸论》乃“邵氏(伯温)赝作”，而“非老泉作”，其主要论据即是苏洵文集“原本不可见”，“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39)。而此麻沙本老苏集约刊刻于北宋末年，时间较《邵氏闻见录》为早，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李绂及其赞同者立论的前提。
此书还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仅举《忆山送人》一诗为例。通行本“道逢尘土客，洗濯无瑕痕”两句，此书上句作“道途尘土容”，则为自指，细按全诗，于上下文脉理颇顺；“一月看山岳”句，“山岳”此书作“三岳”，承上记游嵩山、华山、终南山，作“三岳”为是；“大抵蜀山峭，巉刻气不温。不类嵩华背，气象多浓繁”四句，“背”字费解，此书作“辈”，文义遂通。他如“或时度岗领”，“领”字，此书作“岭”，“仰面嗫云霞”，此书作“仰看嗫云霞”，均堪参酌。
再论《颍滨集》。此书现存一百三十卷，因缺卷首目录，足本卷数已不可考。但收诗达一千七百多首，按纪行、述怀一百类(附九类)编排，其篇数与通行的《栾城集》三集本相同，经对勘，并无缺漏，仅多《开元寺山茶》七律一首(卷六○)，或为新发现的一首苏辙佚诗。此书的主要价值是蕴藏着繁富的异文，可供纠误或参酌之处不少。兹以此书与新标校本《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相较，举数例如下：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中华书局本(以下数例两本均同)《栾城集》卷一《三游洞》“水满沙土如鱼鳞”，本书卷七“沙土”作“沙上”，是。水漫入沙土似不能有鱼鳞之状。
(二)《栾城集》卷四《捣衣石》：“人世迫秋寒，处处砧声早。”本书卷六“人世”作“世人”，似更妥帖，且是苏辙常用之语。
(三)《栾城集》卷一六《次莫州通判刘泾韵二首》其二“敝貂方竞苦寒时”，本书卷三七“竞”作“觉”，是。
(四)《栾城集》卷三五《为兄轼下狱上书》：“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本书卷九八“天”作“天地”，是。因下文接云“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栾城集》夺一“地”字。
(五)《栾城后集》卷二《所寓堂后月季再生与远同赋》“客背有芳丛”，“客背”费解，本书卷六○作“堂背”，与题“堂后”相合，是。
(六)《栾城后集》卷四《喜雨》：“我幸又已多，锄耒坐不执。”本书卷二“坐”作“生”，于义较胜。
(七)本书不少诗题加有岁月干支，比《栾城集》更为准确。如《栾城三集》卷一《守岁》、卷三《除夜》，本书卷六分别题作《丙戌守岁》、《庚寅除夜》等。余例不备举。
以上四种今日尚能目验的坊刻宋人别集，比之官刻本，几乎每种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书商自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却又受到买方取向的制约，如果一味制造伪劣商品，欺骗买主，最终必然遭到市场的惩罚，导致经营失败。朱熹曾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40)若无自己的特点和优长是无法取得这“几遍天下”的成功的。更何况不少书商本人即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江湖派诗人陈起就是显例)，因而开辟渠道，寻觅新本，设计新颖，版式简约，千方百计与官刻本等争胜。这样，坊刻本与其他刻本处于互动互补的地位。这说明宋时的图书市场已日趋成熟与健康发展，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转型的一种表征。
书香与铜臭，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势同水火，不能兼容。然而，经济社会自身的合乎规律的客观发展，使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走上商品化的道路，正如《桃花扇》中书商蔡益所之言：“何物充栋汗车牛，混了书香铜臭。”(第二十九出)这又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本文特选取与现今尚有直接关涉或有实物遗存的事例作些考察，尚待全局性的探讨与研究。
注释：
①[后晋]刘昫等撰《李邕传》，《旧唐书》第8册，卷一九○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43页。
②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7页。
③[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8页。
④转引自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三《格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查李冶《敬斋古今黈》附录(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7页)有此一段文字(辑自李冶《泛说》)，但无“噫！是道也”以下几句，原因待考。
⑤[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7页。
⑥[宋]吴淑《江淮异人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⑦[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下“欧公撰石曼卿墓表”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
⑧[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四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5页。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册，卷一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2页。又，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云：“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页)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四“省钱百陌”条记载更详：“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页)
⑩[宋]王铚《默记》卷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页。
(11)[宋]周必大《程元成给事》，《文忠集》卷一九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260页。
(12)《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卷一○二，第2368页。
(13)[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六，《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23—724页。
(14)美国学者艾朗诺教授也注意到这个事例，他也认为“夸大杜甫诗集怎么畅销的嫌疑比较小”，见其《书籍的流通如何影响宋代文人对文本的观念》，载《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15)钱存训《中国雕版印刷技术杂谈》，见其《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146页。
(16)[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4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八年八月戊午条：“吕惠卿云：苏州，臣等皆有田在彼，一贯钱典得一亩，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百五十钱。”(第19册，卷二六七，第6556—6557页)
(18)[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杨文公谈苑》“穆修”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19)[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31页。
(20)[宋]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2页。
(21)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河南穆公集》卷二)，仅说他对韩集进行校勘，“独赍《韩》以自随，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外，文始几定”，才有了他自用的韩集定本。但并没有予以刻印，刻印者似仅止于柳集一种。
(22)[宋]苏舜钦撰，沈文倬校点《哀穆先生文》，《苏舜钦集》卷一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第234页。
(23)[唐]柳宗元撰《柳河东集》附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第854页。
(24)[宋]罗璧《罗氏识遗》卷一，《学海类编》第7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第458页。
(25)[元]吴澄撰《赠鬻书人杨良辅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影印明成化二十年刊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53页。
(2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972页左上。
(27)[宋]王明清《挥麈录》前集卷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第10页。
(28)(30)[宋]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29)[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文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9页。
(31)[宋]周{J2R904.jpg}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4—335页。
(32)[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页。
(33)[清]顾炎武《钞书自序》，《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页。
(34)[宋]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八，第116页。
(35)详参刘尚荣《〈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初探》，载《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224页。
(36)详见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7)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刊《三苏先生文粹》，亦有明刊本失收的苏洵诗二十二首(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八)。
(38)见《后山诗话》引“世语”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2页。
(39)[清]李绂撰《书〈辨奸论〉后二则》，《穆堂初稿》卷四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40)朱熹《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