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学史是一个特定时段（1127—1279）的文学史，更是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重要历史地位的一部断代文学史。南宋文学一方面是北宋文学的继承与延伸，文统与政统、道统均先后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在天翻地覆时局变动、经济长足增长、社会思潮更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变化。北、南两宋文学既脉息相联，而又各具一定的自足性，由此深入研究和探求，当能更准确、更详尽地描述出中国文学由“雅”向“俗”的转变过程，把握中国社会所谓“唐宋转型”的具体走势。

一　南宋文学的繁荣与整体成就可与北宋比肩

我国典籍素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文学作品散见各部，但主要以集部为载体。从最重要的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来看，共收宋人别集三百八十二家、三百九十六种（存目除外），北宋一百一十五家、一百二十二种，南宋二百六十七家、二百七十四种[1]，南宋别集的著录数量为北宋的两倍多。这充分说明南宋士人的文化创作仍然充满活力。如果考虑到南宋国土和人口仅为北宋的约五分之三，南宋立国又比北宋短十五年左右（北宋从960 年至1127 年，为一百六十七年；南宋从1127年至1279 年，为一百五十二年），则更能见出南宋文学创作的繁荣盛况。固然由于时间的自然淘汰和战乱的祸患，北宋文集多有遗逸；但南宋文集同样难以避免宋元之交时因兵连祸结、灾难频仍而大量亡佚的命运。

四库馆臣在著录杨时《龟山集》时，特加一案语云：“时（杨时）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之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之朝论，实皆传时（杨时）之绪余，故今编录南宋诸集，冠以宗泽，著其说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时（杨时），著其说一行而讲学之风遂炽。观于二集以考验当年之时势，可以见世变之大凡矣。”[2] 解释了何以用宗泽《宗忠简集》和杨时《龟山集》作为“南宋诸集”之首的理由，乃是因其开启南宋偏安之政局、新立儒学“道南学派”一脉之故，着眼于南宋政治、学术方面之新动向，而非斤斤拘泥于他们进入南宋后享年之长短，这是颇具史识的。对厘定南北宋之交的作家何人需入南宋文学史，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准此原则，我们从《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三大宋代总集中，可以发现，南宋人的诗、词、文均占巨大的份额，超出北宋许多。如唐圭璋《全宋词》共收词人一千四百九十四家，词两万一千零五十五首，其中南宋词约为北宋的三倍（据南京师范大学《全宋词》检索系统之统计，含孔凡礼《全宋词补辑》）。

现存南宋文学的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巨大，明显地超迈北宋，而且在内蕴特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北宋文学的“附庸”。北宋诗坛“苏（轼）黄（庭坚）”称雄，词则“苏柳（永）”、“苏秦（观）”、“苏周（邦彦）”均为大家，与之相较，南宋陆游、杨万里诗，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词亦堪称伯仲，“苏陆”、“苏辛”、“周姜”并称，不绝于史，差可匹敌。以下分述诗坛、词坛情况。

南宋诗歌的发展自具纲目和构架。《钱锺书手稿集》业已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据邓子勉学弟的初步统计，共论及两宋诗文集三百六十种左右，其中北宋七十家，南宋近三百家。在这近三百家中，钱锺书先生只选取九位诗人作为南宋诗歌发展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南渡初为陈与义、吕本中、曾幾；中兴时期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后期为刘克庄、戴复古、方岳。这见于他的两则笔记中。卷二第443 则论范成大时云：“南宋中叶之范、陆、杨三家，较之南渡初之陈、吕、曾三家，才情富艳，后来居上，而风格高骞则不如也。”[3] 卷一第252 则论方岳时云：“盖放翁、诚斋、石湖既殁，大雅不作，易为雄伯，余子纷纷，要无以易后村、石屏、巨山者矣。三人中后村才最大，学最博；石屏腹笥虽俭，而富于性灵，能白战；巨山寄景言情，心眼犹人。”[4] 南渡初的三家，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已论定陈与义“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陈与义《道中寒食》诗批语亦云“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5] ，同样瞩目于陈、吕、曾三家，意见是一致的。“尤、杨、范、陆”虽素有“中兴四大家”之称，钱先生删落尤袤，却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刘克庄是“江湖派里最大的诗人”（《宋诗选注》小传）；戴复古“富于性灵，颇能白战”；突出方岳，则是钱先生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方岳“为江湖体诗人后劲”[6] ，而有的学者因为方岳诗集未入《江湖集》而不视他为江湖体诗人。尽管钱先生同时对方岳诗歌的弱点作过严厉批评，但赞其“寄景言情，心眼犹人”，“巧不伤格，调峭折而句脆利，亦自俊爽可喜”。

这三组九位作家，不仅艺术成就较高，洵称大家或名家，而且具有代表性，在南宋诗歌体派的嬗变过程中，他们各自处于关键性的历史地位。陈、吕、曾处于江西诗派大行其时而又弊端丛生、着力矫正之际；陆、杨、范则能出入江西而又力求别辟蹊径，完成了诗歌史所赋予的创新使命；刘、戴、方从江西派走到江湖体，又有调和融合、“不江西、不江湖”的倾向。抓住这三组九位作家，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南宋诗歌的大走向，而且也表明南宋诗歌在各个小时段中均有自己的创造和艺术新境，没有出现过断层和空白（南宋末还出现过遗民诗人群）。因此，南宋诗歌的总体成就和它具有的阐释空间与研究价值，比之北宋，也是并不逊色的。

在我国学术史上，并未出现“南、北诗歌优劣论”的争议，但在词史上，却发生过此类公案。仅举清末民初之例。光绪、宣统年间，词坛上兴起推重南宋之风，吴文英词尤被激赏。王国维在1908 年刊发的《人间词话》开端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7] 只是论定北宋词“有境界”，尚未论及南宋词；而在《人间词话删稿》中，就明斥南宋词为“羔雁之具”了：五代、北宋，“词则为其极盛时代”，“至南宋以后，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8] 。他从艺术求真的角度指控南宋词是酬世应世的伪文学，并进而说它已入词的衰世。次年，南社在苏州虎丘举行成立大会，柳亚子豪爽地声言：“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我说，讲到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以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何足道哉！”[9] 同是南社成员的黄人，则在《中国文学史》中以史家的立场对北、南宋词作了斩钉截铁的褒贬：“晏欧秦贺，吹万不同，而同出天籁。张柳新声，苏黄别调，虽炫奇服，未去本色。南渡而下，体制日巧，藻饰日新，钩心斗角，穷极意匠，然而情为法掩，义受词驱，盖文胜而质渐漓矣。”[10] 比之柳亚子，算是学术批评，而贬抑南宋词的观点是一致的。

柳亚子意见的对立面是可以论定的，那就是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为代表的“金陵—临桂词派”[11] 。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云：“作词有三要：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12]极力为南宋词立帜。柳亚子的意见当时就遭到南社内部庞树柏等人的反对，因庞树柏曾从朱祖谋学词，取径南宋，朱祖谋且为其删定词集，这透露出南社内部不同词学旨趣的人事背景。柳亚子的贬南宋词，不排除其中隐含有不满清朝遗民的政治情结。王国维所论的指向性若明若暗，不能确定；但他遵循的是文学自身的艺术考量，则是可以断言的。

文学史上诸多优劣论的争议，如李杜、如韩柳，往往没有最后的定论，无法取得人们的共识，原因之一在于比较双方常常各有短长，各具特点，处于势均力敌、大致相近的水平线上。与其强分高下、率意轩轾，不如平心静气地探究双方各自的具体特点。就北、南宋词之争而言，一些调和折衷的见解，反而能给人们更多的启发。如朱彝尊《词综•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从发展的眼光拈出“工”、“变”两字，颇能中其肯綮。今人饶宗颐云“夫五代、北宋词，多本自然，时有真趣；南宋词则间出镂刻，具见精思”，而“先真朴而后趋工巧”，“乃文学演化必然之势，毋庸强为轩轾”[13] ，与朱氏“工变”之论精神完全一致。即使是对南宋持批评倾向的评论，由于着眼于具体分析比较，也能搔到痒处，抓住要害。如吴世昌《罗音室词存跋》云“言情为汴梁所尚，述志以南宋为善”，则从词所表达的内容上来分疏两宋，颇为确当。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14] “就景叙情”与“即事叙景”的区分，也是对一部分北、南词的精辟概括。田同之《西圃词说》引宋徵璧论词之语，列叙南宋诸家的各自特色，如“刘改之之能使气，曾纯甫之能书怀，吴梦窗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接云：“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矣。”[15] 持论客观公允。田同之还说：“南宋诸名家，备极变化。盖文章气运，不能不变者，时为之也。于是竹􀀀遂有词至南宋始工之说。惟渔洋先生云：‘南北宋止可论正变，未可分工拙。’诚哉斯言，虽千古莫易矣。”[16] 南宋词是北宋词的延续与发展，它们之间是时运使然的“正变”关系，“未可分工拙”，此虽不能遽断为“千古莫易”，但相信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其实，从两宋词对后世“影响因子”的角度，也可证明南宋词不让北宋。据有的学者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依照存词数量、历代品评、选本入选数量等六个指标，确定宋代词人中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约在三百家左右，其中堪称“大家”和“名家”者排名前三十位中，南宋就有辛弃疾、姜夔、吴文英、李清照、张炎、陆游、王沂孙、周密、史达祖、刘克庄、张孝祥、高观国、朱敦儒、蒋捷、刘过、张元幹、叶梦得等十七人，超过北宋苏轼、周邦彦等十三人。这也能从某一视角说明南宋词坛不仅比之北宋旗鼓相当抑或稍胜之。[17]至于南宋文学流派之活跃、文学社团活动之频繁、文学生态结构之均衡、文学批评理论之兴盛，都有不容忽视的上佳呈现。要之，南宋文学是一份厚重的文学遗产，目前存在的“重北宋、轻南宋”的研究现状与之是不相称的。

宋代士人思想创造的自由度和精神的自主性问题，长期为人们所误解。一般多认为宋人受理学牢笼，精神自抑，行为拘谨，情感苍白，实有以偏概全之弊。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18]把宋代士人的精神创造能力提到一个近似顶峰的高度。在另一篇论及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他又以“能动时代”和“受动时代”为标准，把中国思想哲学史厘定为四个时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至宋为“受动时代”，宋代则“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宋以后至清又跌入“受动时代”，“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19] 。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创造为华夏民族文化之“造极”的论述，已是耳熟能详的著名见解。他在《论再生缘》中也提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20] 。余英时更直截了当地断言：“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这一论断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之上，是很难动摇的。”[21]

这些论断是针对整个宋代的概评，自然包含南宋，或者毋宁说乃是主要针对南宋所作的判断。余英时把朱熹时代称作“后王安石时代”，但他研究的对象毕竟是南宋的朱熹以及南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陈寅恪讲“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因而文学“上乘”，所举实例是南宋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王国维是在评述“宋代之金石学”时作上述论断的，而讨论“金石学”，南宋毫无疑义自属重镇。他们都认定南宋士人享有思想文化创造的高度自主和自由，是对他们生存的生态环境的确切观察。南宋自然仍有党争的倾轧、舆论的钳制、文字狱的兴作，甚至科举制度对诗歌创作的贬抑，但从全局上、从总体上衡量，仍不失为一个自由创作的历史时期，这也是南宋文学能保持繁盛和取得不容低估的创作实绩的根本性原因。

二　南宋作家的阶层分化与文学新变

宋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宋代士人，他们不仅是传统雅文学（诗、词、文）的主要作者，也是新兴俗文学（戏曲、白话小说）的重要参与者。从政治权力的分享、经济收入的分配、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来看，南宋士人的阶层分化趋势日益明显。宋代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科举社会，日趋完备的科举制度与宋代士人的命运关系极为密切。以是否科举入仕作为标准，可以将宋代士人大致分为仕进士大夫和科举失利或不事科举的士人两大阶层，或可概括为科举体制内士人和科举体制外士人两类。北宋的士大夫精英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南宋士人中的一部分，也基本上继承了这一特征，但能在这三方面均达到极高地位如欧阳修、苏轼者，已不多见，贤如朱熹，主要身份乃是学者，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建树尚逊一筹。而到南宋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分化加剧，大量游士、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相士、隐士所组成的江湖士人群体纷纷涌现，构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笔者三十多年前曾向钱锺书先生请教及此，他回信说：“江湖诗人之称，流行在《江湖诗集》之前，犹明末之职业山人。”明末山人，尤在江南一带，多如牛毛，袁宏道叹为“山人如蚊”[22] 。他们大都处于奔走漂泊、卖文为生的生存状态。钱先生这句话，敏锐地揭示出一个新型社会群体的产生及其历史承续与演化，职业性的“假山人”实乃“真江湖”，前后一脉相承。近年西方汉学家所讨论的中国“前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命题，除了主要包括科举入仕的精英群体外，也应把这部分士人群体安置于适当的位置。这一阶层的士人，因政治权力的缩小、社会地位的下降，精英意识的淡薄，也导致了他们在文学取向上的巨大差异。

南宋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型与分化，造成了整个文化的下移趋势。波及文坛，即其主要力量转入了民间写作，“布衣终身”者纷纷登上文学舞台，这在南宋中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可能是历史的巧合，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大多在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前后去世，如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杨万里（1127—1206）、辛弃疾（1140—1207）。此外，陈亮卒于1194 年、朱熹卒于1200 年、洪迈卒于1202 年、周必大卒于1204 年、刘过卒于1206 年、姜夔约卒于1209 年。自此以后七十多年（几占南宋时期的一半）成为一个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大家缺席的时代。文学成就的高度渐次低落，但其密度和广度却大幅度上升。

宋代士人群体内部的层级分化，依违于科举体制而派生的两类文士，他们的自我角色认定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属于体制内的入仕作家，具有较强的社会承担精神与精英意识，在外来军事打击下所催生的国难意识，使他们深感民族存亡的沉重与沉痛，和战之争和党派之争交相纠葛，成为南宋政治关注的焦点；表现在文学领域，抗金、抗元是最为集中的主题，慷慨昂扬、悲愤勃郁的基调贯穿于南宋诗坛、词坛。这既为汉唐文学所未有，也为北宋文学所罕见。陆游的诗、辛弃疾的词，双峰并峙，是南宋文学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也是爱国主义的精神瑰宝。

属于体制外的不入仕作家，固然不乏表现时代重大主题的作品，宋元之交时期的遗民诗人就是如此。然而相对而言，他们大多对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疏离，秉持一种相对纯粹的文学观念，注重个人精神世界的经营，追求情感交流的新自由。他们已不太顾及文学“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儒家教化功能，纯为个人思想感情的抒写需要而写作，甚或变作干谒的手段、谋生的工具。江西诗派的中后期作家、“四灵”和江湖诗人群等，均属“民间写作”的范畴。元人黄溍曾感叹说：“呜呼！四民失其业久矣，而莫士为甚。”[23] 他对宋元以来士人中放弃科举本“业”之风的惊呼，表明了他对士人阶层急剧分化形势的不解与惊诧。其实，这是无法逆转的。

上述层级划分自然是相对的，并非泾渭分明的。尤对士人个体而言，情况千变万化，一生中难免升沉顺逆，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每位作家的社会身份作出逐一的鉴别和归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不入仕作家群也离不开入仕官僚的揄扬和支持，宣扬“四灵”的叶适，江湖派最大诗人刘克庄，均为上层官吏。作为大量江湖谒客的幕主，亦非主管官员不办。然而这一社会群体虽无法严格界定，却是有固定所指的实际存在，对其加以深入研究，对于把握与认识长达南宋文学史近二分之一时间里诗坛、词坛的下移趋势，实具有重要意义。

促成文化下移趋势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南宋时期印刷产业的蓬勃发展就很值得注意。我国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经历过竹帛、纸写、印刷等几个阶段（今天又进入电子网络时代），每个阶段的转换都引起文学的新变。大致在东汉中后期，纸开始普遍使用，纸写逐渐代替简册，新型的传播方式带来了人际交流的便捷和自由，增强了文学的情感化[24]。雕版印刷术起于隋唐之际，至北宋以前尚不太发达，且所印大都为日历、佛经、字书，至宋慢慢地形成规模化产业，官刻、私刻（家刻）、坊刻及书院刻、寺观刻等，构成颇为完备的商品构架和体系，图书市场开始孕育成型。到了南宋，又有长足的发展：民间坊刻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私刻（家刻）之风气更为炽盛，且偏重于集部的印制，改变了北宋官刻中重经崇史的倾向；官刻中也出现中央国子监等渐衰而地方繁兴之局；特别是杭州、福建、四川三大刻书中心的确立，散布于南方十五路的各具特色的刻书业[25]，共同引领南宋刻书业走向初步成熟和辉煌。

欣欣向荣的南宋刻书业，极大地促进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流，扩大了传播的覆盖面，提高了流通速度，推动了南宋文学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不少书商直接参与了文学运作，使刻书事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文学活动。临安“陈宅书籍铺”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广交当时“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亲自组织约稿，黾勉从事，编刻《江湖集》约六七十种，前后长达五六十年之久[26]。他集组稿、编辑、刻印、出售于一身，本人又是诗人，曾遭遇“江湖诗案”，与江湖诗人声息相通，命运与共。叶适编选《四灵诗选》，为永嘉地区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宣扬鼓吹，陈起予以“刊遗天下”[27] ，以广流布。这群“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并世而居，但互不相交或交往不密，依靠陈起有组织的刻印诗集而汇聚成一个特殊的集合体。他们原只是一个社会群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派”。一般研究者认为他们组成了“江湖诗派”，且谓其命名之由在于陈起刻印《江湖集》。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上先已分散存在一群“以诗驰誉”的“江湖之士”，陈起遂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的诗集统一名之为《江湖集》；但如果没有陈起这一顺应潮流的创新举措，这群“江湖之士”还是一盘散沙，无法成为影响社会、影响诗坛的重要力量。因此，从“四灵”到“江湖”，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前所未见的“以诗驰誉者”的社会群体，陈起的书坊变成了这批民间诗人们凝聚的纽带和交流的平台。

在南宋，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融入宋代整个商品经济体系之中；它与文学日益紧密的联系和结合，深刻影响到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这是南宋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学转变的一个标志。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三　重心转移：由北而南和由雅而俗

从我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全局来考察，南宋处于其重心转移的关捩点：就地域空间而言，学术与文学的重心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转移；就文学样式而言，重心由雅而趋于俗。

研究人口分布的成果表明，我国人口的南北比重，长期以北方居先；到了宋代才开始根本性的转折，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而且一直保持、延续到明清时代[28]。这一现象在南宋尤为突出。靖康之变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活动，比之前两次（东晋，安史之乱至五代）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大批士大夫与数以万计的流民、难民一起举家举族仓皇南渡，也把学术文化传至南国，杨时“道南学派”是著例，吕本中、吕祖谦家族传承中原文明更具典型性，且在文学领域更有明显而深刻的表现。在南渡的文化家族中，要数吕、韩两族对文坛影响最为直接、深巨。不妨先从韩元吉谈起。作为南渡最早一批作家之一，韩元吉于建炎元年（1127）举族南迁，几经流徙，定居于信州。他的诗文，朱熹说他“做著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29] ，意即保持中原承平时期的厚重与深永，一扫南方文风中繁碎、纤细、柔弱的一面。且据朱熹亲自接触，“向见韩无咎说他晚年做底文字，与他二十岁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远，此是他自验得如此”[30] 。后来四库馆臣也认同这一评价：“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31] 辛弃疾《太常引•寿韩南涧》中推尊他“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又以韩愈相比。他与当时名家均有广泛交游：“又与朱子最善，尝举以自代，其状今载集中。故其学问渊源，颇为醇正。其他以诗文倡和者，如叶梦得、张浚、曾幾、曾丰、陈岩肖、龚颐正、章甫、陈亮、陆游、赵蕃诸人，皆当代胜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师承。”[32] 韩元吉官至吏部尚书，《宋史》无传，遭遇冷落，朱熹却敏锐地揭出他作品中的北方文学因子，以及对南宋作家的影响力。韩元吉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学术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与同他交往甚密的吕本中、吕祖谦一族有着相同的取向。吕本中出身望族，其家学特点即是“不名一师”（全祖望《荥阳学案序录》），以兼取众长为宗。他不仅在学术思想上“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吕祖谦《祭林宗丞文》），主张“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33] ，而且在诗学思想上，也倡导“活法”、“悟入”，反对一般江西诗人只认老杜、黄庭坚之门，而主张“遍考精取，悉为吾用”[34] 。吕祖谦是韩元吉女婿、吕本中侄孙，《宋史•吕祖谦传》云：“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也同样呈现出贯通各派、融合南北的特点。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又说他“其学本于累世家庭之所传，博诣四方师友之所讲”，以北方中原“家学”为本，济之以南方地区“师友”之学，概括出他“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融贯特点。这既反映在朱熹、陆九渊著名的“鹅湖书院”之争中他的折衷调和立场上，也反映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写作实践中。关注南北文风之异的朱熹，也同样关注南方地域文化对南渡作者的反作用。他说：“某尝谓气类近，风土远。气类才绝，便从风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后来皆做出婺州文章，间有婺州乡谈在里面者，如吕子约辈是也。”[35] 吕子约，即吕祖俭，为吕祖谦弟。作为“北人居婺州”一员的吕祖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文风的影响。

吕祖谦还特别讲到吕氏家族与“江西贤士大夫”长期形成的交好传统。在《题伯祖紫微翁与曾信道手简后》中记载了其父吕大器的一段教诲：吕氏家族从北宋吕夷简和晏殊相交起，即与“江西诸贤特厚”，历数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刘敞、刘攽、“三孔”、曾肇、黄庭坚等人与历代吕氏传人之间的友谊。因而，南渡以来，吕本中在临川地区“乃收聚故人子曾信道辈，与吾兄弟共学，亲指挥，孳孳不怠，既又作诗勉之，今集中寄临川聚学诸生数诗是也”，并说：“吾家与江西贤士大夫之疏密，亦门户兴替之一验也。”[36] 吕祖谦也沿承吕本中的办学精神，“四方学子云合而影从，虽儒宗文师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辈行，愿就弟子列”[37] 。这不仅促成“婺学”的隆兴，其影响也自然延伸到诗文创作方面。吕本中早年架构“江西诗社宗派图”，倾力于对江西诗派的理论总结与创作推阐，应受到其家族这种特殊的“江西情结”的驱动；南渡后他继续关注此派的发展，纠正江西后学的局限与流弊。

除移民作家外，南宋诗文作家的占籍地域，多集中在浙江、江西、福建、两湖地区，他们既寝馈于中原文化的营养，保存北宋欧、苏、王、黄诸大家之文学创造精神与特点，又与南方的地域文化、风土习俗、自然山川相交融，形成有南国韵味的文学风貌。此均得益于南北文学交流之功。在词坛上，南北融贯推毂之势更显强烈。词素有南方文学之称，其“微词宛转”的特性与南国氛围天然合拍。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综观从北宋到南宋的词人籍贯，按省统计，词人之众也以浙、赣、闽三地占先，从词家多为南产而言，也显示出词体本质上属于南方文学的特点。然而，北来移民词人的大量南下，为词坛带来慷慨激昂、大声镗鞳之音，抒写家国之恨、亡国之悲、抗敌之志，极大地提高了词的审美境界，促成了词的重大转型，进入了我国词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南宋建立之初，活跃于词坛者几乎都为南渡词人。如叶梦得、朱敦儒、李纲、李清照等，张元幹虽占籍福建长乐，却也是滚滚南渡人流中的一员。嗣后，南宋的最大词人辛弃疾，也是北来的“归正人”。没有北方词风的相摩相融，南宋词的进一步境界开拓与内蕴深化是不可能的。

在散文方面，近人王葆心在《古文辞通义》中，曾从作家地域分布的角度，综合考察我国历代文派的发展趋势，也指出宋代以后，“吾华文家大统之归全在南方”。他认为北宋之初，文坛主流是北方派（柳开、穆修），欧阳修出，“自后江西有古文家乡之目”，及至宋古文六大家雄踞坛坫，“南声最宏在是时矣”。南宋之文，受地理环境所制，南派自然成为主导：“南渡之后，为永嘉、永康之学派者，文仍宗欧，或宗苏门后学”，“是时南方之文最盛行两派：一江左派，为水心（叶适）；一江右派，为刘须溪（刘辰翁）。黄梨洲谓‘宗叶者以秀劲为揣摹，宗刘者以清梗为句读’，此又南派之因时为高下者也”。他的结论是：“推宋以后文事观之，吾华文家大统之归全在南方”，“宋后文运在南方”[38] 。他的考察，除了个别例证尚可商榷外，其全局判断是可信的。

南宋戏剧和白话小说的繁盛，也与宋室南迁有关。大批西北艺人渡江而南，“京师旧人”遍布勾栏瓦舍，临安尤甚：“如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岐人，在此作场，犹为骈阗。”[39] “路岐人”原是对开封一带艺人的称呼，现在尚可考出有姓有名的汴京艺人在临安献艺者多人。南宋最具戏剧完整形态的是“南戏”，形成于南北宋之交的温州，已由叙述体发展成代言体，后又传至杭州获得发展的良好土壤，其曲体、曲制的最终定型，也与对北方杂剧及各种歌舞说唱技艺的吸收融合息息相关。

南宋处于从中原文化向江南文化转移的重大时期，使南北文学交流进入更高更深的层次。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出现了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江南也从“江南之江南”的地域性概念，而成为“全国之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性概念，以后元、明、清均以北京为首都，也都无法改变江南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南宋文学中这一重心南移现象，具有预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总体走向的意义。

诗、词、文、小说、戏曲是我国文学的主要样式。诗歌从“风”、“骚”传统算起，经唐代极盛而创“唐音”，降及北宋形成“宋调”，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文（主要是“古文”）由先秦两汉以著述体裁为主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以篇什体裁为主的新散文传统，到北宋亦似能事近毕，南宋文人大都取径欧、苏，在创立新的散文范式上已少发展空间；词则发轫于隋唐，至北宋而大放异彩，尚留下开辟拓新的余地。在这些传统士人大显身手的领域之旁，新兴的流传于市井里巷的白话小说和戏曲悄然勃兴，正显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梁启超十分关注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地位，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 [40]。胡适在1917 年《寄陈独秀》中说：“钱玄同先生论足下（指陈独秀）所分中国文学之时期，以为有宋之文学不独承前，尤在启后，此意适以为甚是。”[41] 他之所以认同宋代文学为“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也是着眼于“白话文学”在宋代的勃兴。闻一多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动向也有过深刻的宏观考察，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

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42]

迄今为止，还很少见有研究者把南宋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对象进行宏观判断，闻一多可谓第一人。他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的论断，从一个特定视角，抓住了文学演变的关键。勾栏瓦舍中的说唱曲艺表演，通过艺术行为方式而深入于民间大众，表现出新的人物、新的文学世界和美学趣味；传统的诗、词、文以书面记载的形态而主要流行于社会中上层，一般表现为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从《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记载来看，南宋的说话讲史和演戏活动十分兴盛，尽管现存确切可考定为南宋白话小说的为数甚少，戏曲作品留存至今完整的仅只《张协状元》一种（或谓北宋或元代作品），但其时品类繁多，从业人员也已形成规模，已正式登上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这是毋庸置疑的。闻一多上述论断有两点或可商榷：一是把“小说与戏剧”视作“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似与它们的发生史不符；二是对明清诗歌（实际上也包括散文和词）的成就，贬抑过甚。钱锺书先生在论及宋代白话小说时说过：“这个在宋代最后起的、最不齿于士大夫的文学样式正是一个最有发展前途的样式，它有元、明、清的小说作为它的美好的将来，不像宋诗、宋文、宋词都只成为元、明、清诗、词、文的美好的过去了。”[43] 这里将诗、词、文和小说、戏曲分别作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代表，又对它们与元明清两类文学的“承先和启后”的关系，都作了颇为准确、客观的说明。中国文学的雅俗之变，也就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变，南宋时期是一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注释：

[1]　据笕文生、野村鲇子《四库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前言，日本汲古书院2006 年版。

[2]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344 页。

[3] 《钱锺书手稿集• 容安馆札记》卷二，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1005 页。

[4][6]《钱锺书手稿集• 容安馆札记》卷一，第410 页。

[5]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591 页。

[7][8]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 册，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4239 页，第4256 页。

[9]　参《南社纪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版，第15—16 页。

[10] 黄人《中国文学史》第2 册，上海国学扶轮社本，第43 页。

[11] 参看拙文《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文学遗产》2008 年第2 期。

[12]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5 册，第4406 页。

[13] 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215 页。

[14][15][16]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 册，第1634 页，第1458 页，第1454 页。

[17] 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 年第4 期。作者又在三十家后补充能并列者三人，南宋词人又有朱淑真入围。

[18][19] 《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 册，上海书店1983 年版，第70 页，第94 页。

[20]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65 页。

[2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378 页。

[22]　袁宏道《与王以明》，《袁中郎全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4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版，第606 页。

[23] 黄溍《送叶审言诗后序》，《文献集》卷五，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9 册，第362 页。

[24] 参看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5 期。

[25] 张秀民《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年版。

[26] 参看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210 页。

[27] 许棐《跋四灵诗选》，《江湖小集》卷七六《融春小编》，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 册，第601 页。

[28] 参看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625—626 页。

[29]《历代文话》第1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22 页。

[30]《历代文话》第1 册，第206 页。

[31][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南涧甲乙稿》，第1383 页。

[33] 吕本中《童蒙训》卷上，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1 页。

[34] 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332 页。

[35] 《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朱子全书》第1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4333—4334 页。

[36]　见《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七，《吕祖谦全集》第1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9 页。

[37]　王柏《鲁斋集》卷一二《跋丽泽诸友帖》，金华堂丛书本。

[38]《历代文话》第8 册，第7778—7780 页。

[39]　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条，武林掌故丛编本。

[40]　见《小说丛话》，《〈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8—149 页。

[41]　胡适《寄陈独秀》，《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书店1989 年版，第41 页。

[42]《闻一多全集》第1 册，三联书店1982 年版，第201 页。

[43]《宋代文学的承先与启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2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5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