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辞世时，学术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及时提出，整理出版钱先生的遗著，是对先生最切实的纪念，也是学术建设的当务之急。三年多来，除了三联书店推出十三卷本《钱锺书集》（内含未刊稿《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外，影印钱先生大量笔记的《钱锺书手稿集》（40卷）和出版逾百万字的《宋诗纪事补正》则是已在运作之中的两大巨著。人们关心的《管锥编》“续编”（包括论《全唐文》等五种）能在《手稿集》中看到雏形，而作为《管锥编》“外篇”的《感觉.观念.思想》或也能从中找到踪迹。《宋诗纪事补正》是钱先生宋诗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也是深入研究钱先生宋诗观的基础性资料。翘企已久，切盼早日捧读。我趁编辑《新宋学》第一辑之机，向杨绛先生请求摘抄若干冠于书端，以光宠篇幅。杨先生即命栾贵明兄寄来前六卷样书，遂与新出宋诗总集本对读，择其可供补益充实者万余言，以《钱锺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钞》为题，先予揭载，当为学界同道所欢迎。
书前有钱先生手书题辞：“采摭虽广，讹脱亦多。归安陆氏《补遗》，买菜求益，更不精审。披寻所及，随笔是正之。整缀董理，以俟异日。槐聚识于蒲园之且住楼。”钱先生曾于1949年早春寄居在蒲园（在上海蒲石路即今长乐路上）某宅之三楼，自命之为“且住楼”，殆为暂且寄居之意。至八月底，他就举家北迁，任教于清华大学了。这说明早在1949年此书已初具规模，离今已逾半个世纪。有意思的是，今尚存他《蒲园且住楼作》一律：“夹衣寥落卧腾腾，差似深林不语僧。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已怯支风慵借月，小园高阁自销凝。”此诗精丽密致、包蕴深隽，颇具玉溪生风调，而怀抱又似能从《两当轩集》中找到：“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黄仲则《绮怀》）。钱先生自述其学诗经历云：“十九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此诗或许近乎少作风韵，因而《槐聚诗存》不收，但也说明在他四十岁左右时，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宋诗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一方面仍写作与宋诗异趣的“风华绮丽之体”。这倒证明他的另一自述：“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不偏嗜”，并不囿于规唐或矩宋之域，而持有博采众长、融贯百家的宽容态度。
《宋诗纪事补正》一斑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对厉鹗《宋诗纪事》和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都有过评论。他说《宋诗纪事》“不用说是部渊博伟大的著作”，但又有“开错书名”、“删改原诗”等重大缺失，既肯定又批评，与《题辞》所说“采摭虽广，讹脱亦多”一致。说起《宋诗纪事补遗》，他下了“错误百出”的断语，举出陆心源把唐人、金人诗误作宋诗等事例，这可以作为《题辞》说他“买菜求益，更不精审”的证据。（“买菜求益”典出东汉严光；在《谈艺录》中，钱先生又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李白语，缀合成“买菜求益，市瓜拣肥”一联妙对，比成语“贪多务得”、“贪求无已”更为生动，再一次表现他的“修辞机趣”。）《宋诗纪事》虽是继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以后的“纪事”体著作，入选作家达3800多人，但大都有诗而无本事，用力在别集以外佚诗和无别集传世的作家作品的收集，实际上成为一部宋代诗歌的总集，与“纪事”体例不甚吻合。钱先生针对它的“脱”和“误”，予以“补”和“正”。“补”者，主要有补人、补诗、补事诸项；“正”者，则涉及主名错讹、引书误舛、作品真伪、本事异闻、字句校勘等多方面，具见钱先生渊博、严谨、精细的一贯治学风格。从文献学角度对此书作全面述评，因未读全书，为时尚早。谨举数事以示一斑。
王禹稱的诗集，经过徐规先生的精心整理，已臻完善，《全宋诗》即收徐先生的点校本；但钱先生原与之各自成书，又有30多首为徐先生点校本所缺或互有异同。杨亿名下补诗亦夥，也有10多首（含句、联）为《全宋诗》所无。至于他在《谈艺录》（第620页，1984年版）中曾举过一首长达2534字的宋人长诗《妾薄命叹》，批评厉著未能采录，更是一大发现，惜《全宋诗》似亦未收入。在考辨方面，精彩之处，所在多有。如卷四王禹稱名下《少年登楼》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钱先生按云：“《侯鲭录》卷二《李白题诗》注：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楼》诗云云。按，《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四及《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四又摘引此诗于杨文公亿名下，《竹坡诗话》也怀疑是杨亿幼年所作。《西清诗话》坚谓李白所作，但白集中又不见。请参观本书第六卷杨亿名下《危楼》条补正。”再翻至杨亿名下，考证更详：“《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四《幼悟门》及《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四《楼门》引此诗前两句。按：《西清诗话》谓此乃李白诗，《竹坡诗话》谓：‘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与？抑亦太白之碑为伪耶？’又，《后村千家诗》卷十六收此诗，题作《危楼》，作主为‘王文公’，故《侯鲭录》卷二称为王元之《少年登楼》云云。《舆地纪胜》卷四十七‘蕲州’：王得臣《塵史》云：‘蕲之黄梅有乌牙山僧舍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集中无之。’此诗属名之争，注家纷争不已，姑两存之为妥。”以“两存”为断案，审慎不苟；尤其是具体考辨过程，不仅资料丰瞻，而且逻辑严整，足堪示范。
《宋诗选注》的篇目之争
钱先生是集学者、才人于一身、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而又兼擅各类著述体裁的一代宗师。研究他的宋诗观应该从《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乃至《槐聚诗存》、小说创作中广泛取材，并应相互补证，“循环阐释”。《围城》中董斜川关于“陵谷山原”的议论，当然不能迳视为作者的诗学观点，但这个对“唐以后的大诗人”的名字概括，却包含着作者自己的一份体会。尤如“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颇堪玩味。王广陵是宋代年轻诗人王令，只活了27岁，在文学史上一向不被重视，正是《宋诗选注》称赞他为“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才为人们所知，读到“知道这个人么”这一特别提示，总不免联想起他在《宋诗选注》中对他的格外揄扬，郑重推荐，让世人都能“知道这个人”。
现在有了《宋诗纪事补正》，为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钱先生的宋诗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材料与视角。学术界对《宋诗选注》的选目问题议论颇多。钱先生自己说过：“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模糊的铜镜》）他这番话就是为回应胡适“对选目很不满意，并认为近合风气”而发的。这主要指在内容题材上多选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社会诗而言，作者和读者对这一点容易取得共识。但除这一共识外，还可讨论三点：（一）作家入选篇数多寡是否有失比例。现今所选共377首，以陆游第一（33首），范成大第二（27首），苏轼第三（24首），汪元量第四（21首），而黄庭坚仅5首，与华岳、方岳之类相同。（1989年新版《宋诗选注》把黄庭坚四首七绝错排成两首七律，总数成了三首；初版及《钱锺书集》不误。）（二）所选大多是以“浅明俊爽”意境风格者为多，似是宋诗中的“唐诗”，如七绝多达192首，占1/3，而最能体现“宋调”特点的七古（63首）、七律（54首）相对较少。（三）选诗所据底本范围问题。最早也是胡适所说：“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别的学者经过细心核对，发现王禹稱、林逋、苏舜钦、欧阳修等22家诗，无一不见于《宋诗钞》或《宋诗钞补》，占全书八十家的1/4。我以为，上述一二两点在钱先生那里可能不是“真问题”。对作家地位的估定并不一定要以是否入选或入选篇数多寡来体现，如他推崇朱熹“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但无一诗入选；叶适“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却不过是不会飞翔的“驼鸟”，不如小作家虽像“麻雀”仍属飞禽，于是也没有选叶适的诗；其他像杨亿、谢翱等名家，都无一字见录。他特意表彰王令，但也只选了3首。至于黄庭坚，倒是个特例。钱先生自述作诗经历时，说到对九部诗集“用力较劬”，其一即为《山谷集》；他借董斜川之口所说的“陵谷山原”，“谷”当然少不了黄山谷；《谈艺录》中对黄诗的有关补注与阐发，潘伯鹰先生赞为“精细的见解”、“所言极精实”，潘先生的《黄庭坚诗选》屡屡引为确解；钱先生对黄诗尽管也有批评，但他平日密吟深咏，情有独钟，都不是秘密。选篇过少，仅为当时风气所限，以免招惹是非而已（黄氏时被加以形式主义诗人之恶谥）。至于对“唐音”与“宋调”的总体特征的区别，钱先生当然了然于胸，《谈艺录》第一条即是“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已成广被引用的经典性名言。但选本原可多样化。《四库全书总目》卷190《御选唐诗》提要说：“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因而元结《箧中集》尚古淡，令狐楚《御览诗》尚富赡，方回《瀛奎律髓》尚生拗，元好问《唐诗鼓吹》尚高华等等，各具个性与特色。宋诗选本可以选体现“宋调”群体风格的诗，也可以只选宋人所写的各类好诗或某类好诗，应该是自由的。此外，一二两点所含的问题，还可以从钱先生的“六不选”选诗标准中寻找答案，因与本文题旨稍远，容后再予申述。要之，《宋诗选注》的选目，“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模糊的铜镜》），反过来说，既有受制时风而造成的遗憾，又自有他个人的标准在。他的确不大理会一般选本所要求的“代表性”和“涵盖性”，像主持礼仪者把一切安排得停当均匀，面面俱到，或像他所调侃的选诗如选理事会那样。对选本的多样性和自由度，我想是理应得到理解和尊重的。
《宋诗选注》选诗经过
杨绛先生最近告诉我，钱先生作《宋诗选注》时，工作量很大。他没有从选本到选本，而是从各类总集、别集中直接选诗，几乎把宋人集子都看完了。比如专门买来一部《宋诗钞》，在上面加圈，由她帮忙剪贴（还不小心把一联给剪丢了，钱先生再设法补上）。有些选篇是别人不注意的，如曹勋《入塞》，写一个“掠去随胡儿”的女子，见到南来使臣，“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这种场景和心理刻画，很有特色。笼统地说选目“很不好”，不大公平。书中也有错误，如注释持节的“节”，说是“拿一根金子或竹头做的东西”，“金子”云云，或许不妥。杨先生这段话（大意），平允客观，同时也印证此书多从《宋诗钞》取资的推测（当然不止于《宋诗钞》一书）。现在我们已知道，钱先生编注《宋诗选注》时期，同时也正在再度修订他的《宋诗纪事补正》，见杨先生《记〈宋诗纪事补正〉》（《读书》2001年12月号）。前面已说过，《宋诗纪事》旨在搜集别集以外佚诗和无别集传世的作家作品，因而初具《全宋诗》的性质；钱先生的《宋诗纪事补正》旁搜远绍，出入书海，后出转博转精，实际上做的也是《全宋诗》编纂工作。在1999年《全宋诗》正式问世以前，海内外很少有人能达到他掌握宋诗文献的广度和深度。然而我们也发现，《宋诗选注》确实没有充分利用他自己《补正》的成果。（个别也有，如王禹稱《寒食》“山里风光亦可怜”句，他注“亦可怜”时说：“王禹稱有首诗，《小畜集》里没有收，是把唐人的旧诗改头换面，写他贬官在外的心情”，其中有“鼓子花开亦喜欢”，“亦可怜”就是“亦喜欢”。这首诗即《齐安郡作》，见《宋诗纪事补正》卷四，亦可参看《新宋学》所载《摘钞》稿。）这是什么原因呢？钱先生在回答如果重新编选、将选何作品这一问题时，曾写道：“说来话长；又事隔数十年，懒于更提了。请原谅。”言语之间似有些无奈。我私人猜测，此书作为文学研究所编校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乃属普及读物，又有大致统一的篇幅规模。而有人提出，应从一代全部诗歌中来定选目，“必需有了这种基础，才有选全宋诗的可能”，否则是“冒险之举”。这在学理上看上去是个正确原则，但在《全宋诗》问世以前，这又是难以实际操作的理想化要求。在《宋诗选注》完稿四十多年后才问世的《全宋诗》正编，共72册，总字数近四千万，为《全唐诗》的10倍；诗作共247183首（不计残诗、断句），为《全唐诗》的5倍。要求在近25万首诗中选出377首，也实在难为了选家；可以断言，在《全宋诗》出版以前，古今所有宋诗选本，如张景星等《宋诗百一钞》、陈衍《宋诗精华录》等，均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宋诗选注》又是当时文学研究所的计划项目，每月要填进度报表，年中、年终要写汇报，此书已因精心打造，迁延两年，已有碍不久提出的“多快好省”精神了。要之，议论评泊，应贴近具体的历史情势；而面对皇皇巨著《宋诗纪事补正》，再不会遽谓《宋诗选注》“选诗基础之不巩固”吧？
《唐诗选》的选目缺憾
在特定的、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即使从总集、全集中编选，也不一定能获得理想的效果。我想谈谈文学研究所编选的《唐诗选》，这也与钱先生有关。这部选本倒是从《全唐诗》中采择篇目的。先由选注者在《全唐诗》中划圈，以圈数多者为初选；然后斟酌去取，调整损益，最终确定了六百多首的全书规模；再予剪贴，以避免文字误植，不惜用掉了一部扬州诗局初刻本。此书于1966年完稿，并交出版社。初稿本的选目颇有“个性”，特别体现在小家上，而小家注释难度较大，我们就推给钱先生承担。当时余冠英先生讲得最多的是要选出唐诗的“方方面面”，不求平衡，不讲“照顾”，如杜甫入选最多，竟超出全书1/10；钱先生强调“选好诗”，而他的“好诗”标准也就是他所说的“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却是需要深入体悟、不易简单说清的。然而，初稿甫毕，即遇“文革”，出版停顿。到了1975年，在评法批儒、大搞“三结合”的大背景中，文学所与北京市维尼纶厂工人同志合作修订此书。这在当时不失为争取出版的一种“策略”。我和钱先生都未参加。直到1977年秋，“四人帮”已垮台，此书遂进入最后出版阶段。余先生命我撰写《前言》外，又要我对照原稿校读了两遍清样（主要是校文字）。这才发现，钱先生执笔的部分，删削十分严重。从开卷到杜甫，316页过去了（全书784页），钱先生的笔迹只出现在王绩、王勃两处，而且所选王绩诗二首及王勃《山中诗》，也已非他所作。（1966年初稿本，所选某一作家，其小传及作品，统归一人所作，无一例外。）现在想来，入选的小家，原均着眼于艺术，不少诗作颇生僻，但有特色与特长；在“文革”中“修订”，当然过不了“政治标准”这一严峻关口，被砍被删，不算意外（我注释的《秦妇吟》更早被删去）。而伪诗坎曼尔《诉豺狼》、准伪诗黄巢《题菊花》《菊花》等却在修订中羼入，留下了选目上的缺憾。
近阅《钱锺书与〈唐诗选〉》一文（载《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作者努力从此书中“辨认钱锺书思想和钱锺书风格”，认定为钱先生所写的有“王绩、王勃、杜审言”等24家，“咬不准”的有刘长卿至张麐 等6家，共30家，其实大都与事实不符（杜审言为余先生所写，刘长卿、张麐 乃是本人拙笔）。我还看到其他一些涉及钱先生与《唐诗选》关系的论著，亦多有出入，因在此顺便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