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书画同源”，宋代的文学家、艺术家亦常使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会无间；但就其功能而言，二者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与绘画相类，书法有着审美、娱情甚至游戏的一面，通常被认为以“尚意”为趋向的宋代书风，蕴涵着当时文化菁英的学养与情操。
与绘画相较，书法在现实生活中承载着更直接的社会功能，是人们用以沟通信息的中介；无论在察举科举中，无论是为官任吏者，都须臾无法离开书写技能。作为自古以来的实用技艺，书法体现着士人的基本能力素质，也是谋生的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官场和民间长期受到重视。
目前传世的宋代书法作品，多是士人手迹。就其书法风格而言，有“院体书法”，常用于官方文书的撰写抄录；也有“文人书法”，文人墨迹与其诗文作品，往往构成为“一体两面”的欣赏对象。就其内容而言，属于原创者，往往为公私文书、诗文、题跋之类材料，大多可直接作为原始史料利用，其中有一些本身即是政治史资料。
下面即以若干书法篇章为例，围绕两宋时期的官员告身、诏敕批答，在张祎、方诚峰、久保田和男等三位博士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择要介绍此类材料在宋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可能的意义。
（一）
唐宋时期的官员告身（官告，委任状），如《朱巨川告身》、《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等，早为制度史研究者所注意。
在宋代，官员告身依其级别高低和除授职务轻重，分别由翰林学士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者）负责命词，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所藏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充史馆修撰的官告，是北宋元丰改制之前的外制官告。
该官告共59行，录文第1行至27行，是一篇外制诏命。诏命中，司马光的除授职衔，当是宰相机构进拟，并由皇帝认可裁定的；而文词则是外制官（知制诰）根据下达的词头起草而成。据《辞学指南·诰》，外制诏命的一般形式是：“敕：云云，具官某云云，可特授某官”，此卷与之完全相同。第28行日期之后，29至48行是按照三省出令程序的官员签署格局。依次为中书省官员对于诏命的“宣”、“奉”、“行”，门下省官员的署衔，以及尚书省承接制敕程序的反映。49至59行，则是官衔备具、经官告院签发的“告”本身之文字。
在北宋前期的两府体制之下，官告中以“三省”为名罗列的签署程序，并非除授官员的实际流程。在宋代的传世文献中，大多对此并不予以记载。存世的官告实物，使我们有机会窥得当时“双轨制”的运行方式。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佑元年（1086）的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则是北宋元丰改制后的内制官告。
这一告身长卷，同样是由制词、签押程式及“告”文构成，成于元佑元年闰二月庚寅（二日）。其中的制词部分与《宋大诏令集·宰相·进拜》中所收录的〈门下侍郎司马光拜左相制〉、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司马光左仆射制〉文字相同。
王竞雄先生在其《〈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研究》一文中指出：“本院所藏《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系属制授告身，于元佑元年颁发，正值新官制推行之际，可以略见当时正式文书作业的情形。”并且认为，元丰改制之后，告身文书的运作流程，应由三省连贯操作，依序首先应由中书省签署宣下，而这篇告身与元佑三年范纯仁拜右相告身一样，在制词之后，即接门下省审读签署记录，因而存有疑问。事实上，制授告身在宋代本属“内制”（元丰前后都是如此），并非中书舍人起草进画，而是由供奉内廷的翰林学士知制诰者命词。
元丰改制“循名责实”，告身签署程序原则上应与实际除授程序相符，“内制”命词拟定后既无需中书省“宣奉行”，直接颁降门下省施行，因此中书省官员并不列衔其中。
门下省签押的文书程序，日本学者中村裕一曾经恢复唐代开元（713—741）年间的制书体式：
侍中具官封臣 名
黄门侍郎具官封臣 名
给事中具官封 名 等言
制书如右。请奉
制付外施行。谨言。
年月日
可 御画
根据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范纯仁拜相告身，门下省部分与唐制基本相同：
41·侍 中 阙
42·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 大防
43·给 事 中 臣 临 等言
44·制书如右，请奉
45·制付外施行，谨言。
46·元佑三年四月五日
47·制可
这份司马光拜相告身中，除职位虚悬的侍中之外，在官告上系衔的门下省官员，有尚未到任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被除授者本人，未谢）、尚书左丞权门下侍郎吕公著和给事中范纯仁。而同属门下省的这几位官员，目前被截为两段，皇帝批示的“制可”二字，插在门下侍郎与给事中的署衔之间。
对照以上文书体式可见，这一次序实有问题。这恐怕是该告身在流传中一度断裂，重新装裱时，因对宋代制度不熟悉，接装颠倒所致。按照正常文书流程，皇帝“制可”应在门下省程序完成、标注时日“元佑元年闰三月 日”之后。
司马光与范纯仁的拜相告身，都依宋代的官告之制，用“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各类官告以其用纸质地、尺幅规格、色彩纹样、色背白背、张数多寡，体现出官僚等级制度之庄重森严。
（二）
宋代诏敕中，有赐予臣僚个人，作为指示、奖谕或表示体恤的；也有颁发给特定部门，作为政务“指挥”行用的。前一类诏敕的现存实物，有《赐毛应佺敕》、《蔡行诏》及《虞允文诏》等例。
这份《赐毛应佺敕》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敕文之后，有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张雨所作题跋，称该帖是“唐明皇手敕毛应佺知恤诏真迹”。《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据此题作“唐，无款，行书毛应佺知恤诏”。而在明代后期，张丑曾推测该诏书为宋太宗时期颁出。
然而，上述两种推断都无法合理解释敕文首句“朕念三圣之爱育蒸黔”之语义。其实，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全文著录过这篇赦书，并指明其背景为“天圣中毛应佺守窦州，朝廷赐虑囚敕书云”。因此，这应该是宋仁宗时期的敕书，所谓“三圣”是指太祖、太宗及真宗。
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徽宗《行书蔡行敕》，是宣和年间（1119—1125）蔡行请辞殿中省长职务时，徽宗颁出的不允诏书。四川省博物馆藏南宋孝宗朝“行书答虞允文敕书”，也是一份不允诏书，从其内容来看，该诏书颁赐应该是在乾道四年（1168）春天，虞允文时任资政殿大学士、知枢密院事、四川宣抚使。
一般而言，称“诏”或“敕”，有级别高下的区分，所谓“赐五品已上曰诏，六品已下曰敕书”。就文书本身来看，在命词者、措辞、用印、用纸方面都有等级轻重之分。仅以措辞方式为例，不难注意到其程序化表达中的区分。
像《赐毛应佺敕》呼毛某为“汝”，词尾云“故兹示谕，想宜知悉”；而《赐蔡行诏》和《赐虞允文诏》则称诏书的被受者为“卿”，词尾则是“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诏敕开端，都有较大字体书写的“敕”（“勅”）字，尾部署有“某日”和独立的大“敕”。《赐虞允文诏》末尾缺“敕”字，可能是流传中遗失了。
从《赐毛应佺敕》和《赐蔡行诏》来看，“敕”字与诏敕正文及画日是在彼此拼接的两张纸上，中间有骑缝钤印。《赐毛应佺诏敕》、《赐虞允文诏敕》上所钤玺印为“书诏之宝”；《赐蔡行诏敕》所用为“御书之宝”，表示该诏敕属于皇帝“手书”，以增重其事。
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行书方丘敕》，是用于宣布朝廷举措的诏敕。
除了首尾的跋语以外，该书卷由两部分组成：主体部分是致祭方丘以后要求给嫔妃“加宠锡”的诏敕。诏敕的文辞，以“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结尾；文末署日，不出年月，并有独立的硕大“敕”字，与前述颁赐臣僚个人的诏敕形式一致。
该书卷后面附连着另外一份文书，前有御批“依奏”，且加盖“御书之宝”玺印。该文书是前执政郑居中大观四年（1110）十二月进呈之札子，就其形制而言，是加盖了御宝的内降批答（内批）。从内容来看，诏敕与札子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应该是后来的收藏者装裱在一起的。
宋代的诏敕，文献中有不少著录。但即便是熟知典章制度、甚至经手相关程式者，也很少记载时人习见的文书体式。若讨论这类问题，关注其演变脉络，只能依靠实物原件。现实中的类别、情形，当然比较复杂；而从先后时段中不同类型的这四份书法材料来看，北宋元丰改制前后直至南宋时期，普通诏敕的基本体式应该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三）
在宋代文献中，“御前文字”是一相对专门的概念，以帝王名义自内廷颁出的命令文书，广义上都是御前文字，也称为“御前札子”，简称“御札”。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御前文字曾经广泛行使，成为一种用途相对固定化、制度化的文书体式。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说：“天子亲札，谓之御笔。”赵升《朝野类要》则说，“手诏或非常典，或示笃意”，是诏书中挟天子个人威严、体式尤重者。
而众所周知的是，宋代的“御笔”或是“手诏”，并不一定出自皇帝亲笔。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故事》〈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中所说：
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
与一般针对个人的诏敕以“敕某某”开头不同，目前所见“御笔手诏”，凡有特定赐予对象者，都在文末用“付某某”表示。二者作用相同而形式互异。
传世文献中，王珪《华阳集》卷一八《制词（诏）》有代皇帝起草的“手诏”，如〈赐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手诏〉，末句说：“所乞宜不允。付富弼。”流传至今的御前文字，例如徽宗给付刘既济的御笔手诏（碑刻拓片）、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赐予岳飞的亲笔批札中，都有“付某人”的字样，其后则是押字和玺印。并非针对特定个人的手诏，则会沿用一般诏书中“故兹诏示，想宜知悉”之类用语。
“御笔手诏”多非皇帝亲笔，而目前所见徽宗朝题额为“御笔手诏”的石刻，皆以瘦金体书写，联系到内廷善书吏人对于“奎画”的仿效，臣僚对于“御笔颇不类上字”的批评，都使我们注意到，所谓“御笔”，在当时是通过特定书法风格（笔法）体现出来的。
王充《论衡》卷十三<别通篇>指出：
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
文书作为官方政令的承载物，无疑是政治史研究的关键对象。传达民间信息的文书，也或多或少与当时的各类事件、人物、社情民意相关。目前我们所接触的宋代史料，缺乏足以冲击既往研究体系的新发现。流传至今的原始状态的文书，除去一些石刻碑碣外，基本上是作为传世书法保存下来的。这种状况，使得书法作品的多重意义日益彰显出来。
摘自《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