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国外严肃媒体的访谈节目时，我们常常看到，坐在什么国际政要、意见领袖、著名专家、闪亮明星对面的记者，往往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中年男人)或目光锐利的中年女性，甚少看到什么一脸萌相或装嫩装天真的年轻美女，也甚少看到对采访嘉宾近乎无脑崇拜的“粉丝状”，但看国内的访谈节目或见报的访谈稿子，却常常是“粉丝状”的谄媚者居多，这是为什么?

不要什么都怪体制，即便在国内采访官员，也可能问出令官员头疼的专业问题，何况是其他领域，那些管制和限制根本碰不到的领域呢?管制没有要求你必须对学者、明星、作家等等一切名人都得作吹捧状吧?所以，近因或者说直接原因，肯定不是管制问题，而是媒体生态以及记者群体职业能力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热衷于当个“谄媚者”?似乎没有人天生是个马屁高手吧?看看孩子们的童言无忌，看看孩子们时常拆穿大人的虚荣虚伪的模样，大概可以断定，谄媚不是与生俱来的，恰恰是后来习得的“社会德性”。

那么，这种社会德性又是如何形成气候的呢?这又不得不谈及记者的职业生涯属性和媒体的丛林规则了。在中国这种媒介素养偏低的受众生态中，在中国这个膜拜成功学的急功近利潜规则中，记者的自我定位便成为了代表渴望成功的受众去追逐“成功者”、“名人”的“底层”，记者，不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者，而是千千万万“草根”、凤凰男凤凰女们的代言人，或者，干脆成为了狂热的追星族的化身，一旦记者角色定位如是这般，你怎么期待他(她)有冷静的情绪、中立的视角呢?

上面谈及媒介素养偏低的受众，但当然只是指一部分受众，实际上，在近几年来，随着微博的大规模使用，随着以微博为主要的公共论辩场域的公共讨论的兴起，受众的素养的提升，早已超过记者职业水平的提升速度了。也正是因此，传统媒体依然热捧的名人，在微博公共讨论中却不一定那么吃香了，不再受到一边倒吹捧了，也就是说，互联网充分表达的群体反馈，已经不再单一意见，不再唯名人马首是从了。这要感谢那些弄虚作假的名人的“垂范”，当网友们发现传统媒体吹捧起来的封面人物如此不堪时，他们对“媒体塑造”有了足够的警惕性和反思能力。

按照过去的新闻理想主义的构想，记者是引领时代的精英，是观察时代风云的记录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冷峻笔杆子。但是今天，记者由于职业危机以及媒体在市场面前的持续疲软，再也没有这样的硬气了—–他们生怕失去名人的人脉，他们生怕得不到采访机会，已经表现出急不可耐的献媚姿态了，逮住一个名人采访，就恨不得把这辈子所积攒到的赞美词汇悉数用上。

中大传播学院的学生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在做传统媒体时，是怎样了解读者反馈的呢?我说，我做评论时，已经有微博了，每一期时代议题，我都会发布链接到微博上，与读者讨论，看看网友们的评论意见。

传统媒体当然可以定位高端，认为“我”比绝大多数网友高明，“我”就是精英，那么，你当做出精英表率，做出精英状，诸如，你比随便一个网友都更加犀利地在拷问一个名人，你比随便一个网友都富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那么，ok，你可以完全不看读者反馈。问题是，你竟然表现得比狂热无脑粉丝还更路人，那么，你又什么资格罔顾网友的点评呢?

在诸多的受访名人中，王石的一句“我是既得利益者”，让廉价成功学戛然而止，比那位借媒体之口塑造自己独立女性形象、扬言要让王成为“X的男人”的女人高明太多。但是，媒体能够碰到多少个王石这样主动去魅的采访对象呢?多数受访名人对溢美之辞可谓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个时候，就尤其考验记者们的定力了。

当然，媒体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一次次地塑造神人圣人，贩卖琼瑶故事，推销廉价成功学时，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关键是，他们以为，市场还需要这些心灵鸡汤，脆弱的可怜的无脑读者们还会对此买账。市场，成为了传统媒体最为在乎的因素，但市场究竟在哪里，他们未必抓得精准，最大可能是，读者已经长进了，市场已经漂移了，而守着一亩三分田吭哧吭哧排版的媒体人却茫然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