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传播形态究竟为新闻业带来哪些改变?新闻专业主义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在对澎湃新闻进行系统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通过对"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进行个案分析可以发现,新闻业正呈现出"液化"状态。新闻生产体现为职业记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实践;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唯一阐释主体,基于互联网社交平台,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经由公众的集体参与而被不断重塑;新闻生产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颠覆了工业化时代以报纸新闻为主的新闻生产流程和常规;新闻职业社区的专业控制和社会大众的开放参与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组织化新闻生产正在变成协作性新闻"策展"（curation）。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生产; 协作性新闻“策展”; “液态”的新闻业

一、研究背景

十多年前,我们通过考察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与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勾连,基于大量经验材料阐释了其重要意义: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只是局域和碎片的呈现,但仍不失为推动中国新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解放力量。[1]如今,基于新技术与媒介融合现状,围绕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及其话语实践,在新闻从业者、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内部和外部,均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张力。[2]

在今天考察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议题,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以新技术、媒介融合为核心的新传播形态究竟给当今社会带来了什么?置身于其中的新闻业又遭遇到哪些挑战?美国媒介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借用水电站和互联网的区别将这一新传播形态称作一种“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3]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认为媒介融合不只是技术的变迁:“融合改变了现有的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融合改变了媒体业的运营以及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不仅跨媒介跨行业,融合也“发生在同一设备、同一行业、同一公司、消费者头脑中以及同一粉丝团体中。融合既涉及媒体的生产方式变化,又涉及媒体的消费方式变化”。[4]在丹麦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看来,“数字媒介不仅让信息触手可及,而且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信息的提供者。……网络化的媒介让大量的社会成员成为传播者———他们既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回答问题;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形式,也可以通过集体的形式;可以以同步的方式,也可以以异步的方式,从而成为彼此间互相关注的客体。这也带来新的形式的解释性差异与互动性差异。在网络上,社会行动者本身构成了信息的开放式资源”。[5]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新技术从外部改变了传统新闻业,挑战了组织化新闻生产实践,以及与之相应、基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和职业自主性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操作原则,并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新闻业危机”的论述。[6]如耶鲁大学社会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所言,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叙事,一种文化结构,它把人们从专业精英文化中解放出来,令新闻可以甩开传统媒体直接闯入公众意识。[7]“随机的新闻行为”(random acts of journalism)这样一种有别于传统组织化新闻生产、由非职业记者展开的多样性的新闻实践形态因此产生。[8]这种基于互联网用户社区、公众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信息的发现、分享、评论模式,与其说是刊出(publish)新闻不如说是公开(publicize)新闻,是当下新闻业的重大变化,被一些学者称为“协作性新闻策展”(collaborative news curation)。[9]

本文所分析的澎湃新闻对“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该报道之进程在职业新闻生产与“随机的新闻行为”的相互作用中展开,它突出体现了“协作性新闻策展”这一新闻生产模式的特点:生产过程的去组织化、去科层化;开放、多节点、动态的个体化实践;没有被最终文本所装载,而是不断被再生的新闻内容。沉船事故及其报道成为新闻事件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持续发酵过程,而是新闻机构内部和外部围绕同一事故的同时爆发;包括职业记者和公众在内的每一个传播者都是该新闻生成的节点,如此众多的节点快速互动,通过再生产、再诠释和再传播,不断将新的资源、素材和参考框架带入对沉船事故的公共讨论,由此产生以事故为事件核心的爆炸式信息叠加。该报道所引发的公众批评甚至被部分澎湃记者认为是澎湃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给该媒介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负面后果”(被访者GSA等)。究其原因,新传播形态首当其冲。有研究者认为,新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致使新闻业遭遇两大变迁:控制逻辑转移和生产过程透明化,[10]它们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及其话语实践,从个体的职业认同到维护共同体的话题资源再到整个新闻职业群体对其行业的角色和功能期许,都是挑战。澎湃的沉船事故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考察当下新闻生产的变化,其中新的新闻生产状态或模式对新闻从业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藉此反思在新闻生产技术和方式变迁的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的特征和意义。

二、作为话语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业的信念、边界、工作常规

在媒介社会学者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看来,新闻业是19世纪“民主市场社会与城市商业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是它们的推动者。……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机体和一种独特的自我意识”。[11]新闻专业主义便是这种独特自我意识的核心,也是这一机体得以运转的基本规则和以之为基础的建制。以职业社会学观照之,新闻专业主义首先是一种职业意识形态,它关乎专业知识的积累与专门训练,关乎从业资质,也关乎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和内部机制。[12]因此,新闻专业主义是记者职业信念、价值观的内化。

在新闻专业主义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以职业社会学方法测量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地位,[13]另一些则以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聚焦新闻知识的特征、过程及后果。[14]不过,无论怎样的研究路径,研究者都注意到或预设,“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和群体凝聚、专业权力、社会冲突、对行业权威的要求的文化回应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专业的知识以及知识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充当了竞争的行业群体创造并利用行业管辖权的手段”,也即明确“谁是记者”、区别“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动态过程。[15]

具体而言,首先,新闻从业者与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知识生产者一样,都试图建构自己的职业共同体,包括设立、阐述并实现其专业目标,形成一套论证并实现这一专业目标的意识形态。[16]其次,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共同体与其他职业共同体一样,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在历史进程中由从业者主体通过其实践(包括话语实践)来建构。这样的建构过程既有边界工作,[17]也有集体阐释。[18]于是,采用阐释主义的视角,翟丽泽(Zelizer)认为,新闻从业者群体更应当被看作是“阐释的共同体”,他们通过两个相互交织的阐释方式(modes of interpretation)而不断再生其共同体的职业意义体系:其一为“在地方式”(local mode),即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特定时刻,遵循新闻生产的流程对事实进行报道和解读;其二是所谓“持续性方式”,即在新闻事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都时过境迁之后,新闻从业者在业内反刍、反思当时的报道过程、形式和内容,藉此凝聚职业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和价值。[19]正是通过这两种阐释,新闻从业者得以在变动的历史进程中建立职业权威、协商传统、形成集体记忆、共享超越当时当下的共同阐释、书写行业历史。[20]

职业权威的建构,关涉专业本身与工作之间的连接,也即管辖权(jurisdiction)如何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生成。[21]新闻专业的管辖权包括但不限于“阐释的”或“修辞的”冲突,它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常规中被定义和实践,体现专业与非专业、不同专业分工之间的管辖权争夺。新闻管辖权的维系和争夺的节点和形式包括如同工厂生产线(条线,assembly line)一般的新闻编辑部工作流程,新闻价值判断的影响因素,截稿期的刚性压力,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受众的影响等。[22]

综上所述,新闻专业主义及其话语实践始终随新闻业的发展,在来自社会各方的种种张力与矛盾之下不断调适,在起伏变动的历史情境当中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路径和丰富的阐释面向。然而,在新传播形态下的“新闻业危机”话语中,[23]一些声音认为这样的危机正致使新闻业脱离原有的轨道,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动摇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根基。十余年前,在互联网刚刚走入所谓Web 2.0时代之际,就有学者预见,这一新传播技术有别于传统印刷和电子媒介的特征,为新闻业和新闻生产制造了全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新闻机构不仅要采纳新技术,而且要在组织制度上制造融合,改变讲故事的风格,调适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24]这些有关新闻生产理念与策略改变的论述指向塔奇曼(Tuchman)深入探究过的那些新闻生产的常规,[25]也指向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立场和职业边界,对传统新闻业带有釜底抽薪的威胁意味。[26]比如,当数字技术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个体或小众的主动选择时,新闻业究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是否要与同行和公众协商,并在其中分享职业自主?是否应超越居中、平衡的客观性,而让新闻更包容、体现多元视角?[27]“在手机、照相手机、博客的时代,管辖权的问题层出不穷”,便携、高效的信息传递技术是否就此改变了新闻从业者声张专业权威的方式?[28]

因此,通过一个“热点时刻”[29]来讨论新传播实践对新闻业的职业信念、行业边界、工作常规(及管辖权生成)的影响,梳理新闻生产在当下所发生的模式变化及其对新闻从业者的影响,是逼近当今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核心的路径之一。这一路径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新传播形态下新闻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的理解,探寻上述新传播实践如何作用于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并对新闻专业主义当下的现实困境做出回应。

本研究是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进行的,这是上海报业集团的新媒体项目,它以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web网页为新闻发布的平台,于2014年7月22日上线,以“专注时政与思想”作为自我定位的口号。澎湃的采编人员主要来自《东方早报》,它的英语名称是“The Paper”,记载了孕育它的纸媒基因。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作者之一在澎湃新闻连续8个月的参与观察,以及在此期间对30位记者、10位实习生、10位离职记者的深度访谈。此外,两位作者专门针对“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跟随事件发酵过程,在澎湃记者中进行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深度访谈,并收集了与事件相关的大量微博微信文章、朋友圈帖子和微信群讨论内容。所有受访者均知情同意,作者在文中进行了匿名处理。

三、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外部压力与内部冲突

我们所分析的个案始于2015年6月2日。当日凌晨3时09分,澎湃新闻发布了一条聚合新闻,报道一艘游轮在长江水域倾覆的突发消息:

这艘名为“东方之星”的客轮,6月1日晚“突遇龙卷风”,倾覆于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大马洲水道;

出事船舶载客458人,其中内宾406人、旅行社随行工作人员5人、船员47人;

现场大风暴雨,搜救十分困难,伤亡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

之后,澎湃新闻报道了尽可能详尽的乘客资料,集纳了各路媒体发布的现场图片和央视制作的游轮翻沉模拟动画,以数据新闻的形式梳理沉船事件动态,探讨灾难预警机制、救援策略和长江游船运营现状。除此之外,还推出了一段HTML5作品,配以下述文字:

一场猝然而至的灾难,让400多人的生命陷入险境,举国关切且揪心……在这里,我们为船上的每一个人默默祈福,希望你们平安。

6月4日凌晨,澎湃新闻综合报道,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潜水员官东,先后救出65岁的乘客朱红美和21岁的船员陈书涵。报道采用了下述现场描述:

看到官东时,过度紧张的陈书涵无法使用潜水装备。眼看氧气越来越少,官东脱下自己的重装具给他穿上。在另外两名潜水员护送下,15时6分许,小陈成功获救。失去了重装具的官东,被暗流裹挟至深水区,他徒手从深水潜游出来,出水后两眼通红,鼻腔出血。

6月4日深夜,澎湃新闻记者ZT发出一条朋友圈。附图中头戴作业设备和护具的潜水员,疲态尽显,却依旧瞪大略显浑浊的双眼,凝视远方。ZT形容,正是这幅图片“无数次推延我们的绝望”。

6月5日,凝视远方的潜水员登上澎湃新闻客户端开机画面(参见图1),配文“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

同一天,同题署名文章发布于澎湃新闻官方微信(以下简称“悲伤水域”)。这篇以手记形式推出的短文形容,“东方之星”翻沉在“这一片伤心的水域”,“所有人的希望,最终只能寄托潜水员”;他们的名字,“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但我记得他们给我带来的感动和泪水”。

在微信朋友圈,这条推送获得了大量的转发和点赞,微信公众号“新榜”称“文章以记者手记的形式配以一幅海报引爆微信朋友圈”,以24万的阅读量、5280个赞在排名新榜盘点中获第一。微信公众号“新媒体指数”6月6日中午12点采集数据并推送的“看看你不知道的10万+文章|6月5日”显示,“悲伤水域”在包括“冷笑话”“每日精彩”等娱乐内容在内的50个帖子中排名第六(阅读数10万+,点赞数4784),[30]这篇文章的第二发布平台、《东方早报》微信公众号推送显示阅读量11278次、点赞179次。[31]“悲伤水域”开机画面上线的6月5日清晨,也即事故发生72小时后,倒置于长江中的东方之星终于翻转成功,然而绝大多数乘客和船员未能生还。

我们的访谈大致还原了“悲伤水域”的出炉过程。一位澎湃新闻中层负责人GSA和一位部门总监级别的负责人AXB提供的信息完成了交叉印证。GSA告诉我们,“悲伤水域”开机画面经过澎湃新闻中层以上干部集体讨论方才上线。这场讨论通过工作微信群进行,从一开始就有反对声音,GSA是其中一员。他认为,头戴作业设备和护具的潜水员显然十分煽情,“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为救生员点赞”这样的标题亦不够冷静,坚决不能使用。但在讨论中(乃至事后)另一阵营对此类反对意见十分不解,AXB认为,若没有潜水员奔忙在救援一线,那几条生命很有可能不会生还;他们不顾自身生命危险,于危难之中奋勇救人,难道不该得到应有的褒扬?然而反对的声音始终认为,在四百多乘客和船员生死不明的时候,“点赞”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最终,澎湃首席执行官邱兵拍板放行“悲伤水域”,但否定了在开机画面设置“为救生员点赞”。

事后一名中层主管UZC认为,这个开机画面虽有煽情之嫌,但在当时情况下,编辑部最后的决定并无不妥,并认为微信朋友圈的正面反馈也基本支持他的这一看法。然而,网络上一些反对的声音在救援毫无进展的悲观气氛和媒体报道昂扬语调的巨大反差中开始浮现,一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舌的毒”、署名西坡、题为《“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十大恶心标题》的帖子开始被很多人转发,被该文批评的题目有《4天3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等,也包括澎湃新闻的“悲伤水域”。西坡评论道:“深情与煽情只有一步之遥。最重要的是,船和真相都还在水面之下,请不要急着感谢。”[32]

诸多关注时政、社会的微信公众号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6月5日傍晚,拥有众多粉丝的公众号“王枪枪”发帖《感谢你无数次洗过,那么肮脏的地板》:[33]

……令人感动的还有澎湃新闻的报道《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说真的,写的是真的感人,“这些潜水员的名字,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但我记得他们给我带来的感动和泪水。”那些死去的人的名字你知道了吗?你记得死难者家属的泪水了吗?没有问责,没有质疑,没有引咎辞职,只有歌颂、赞美、感动、温情,可这些含情脉脉为什么让人读起来感觉刺骨的冷。

……记得在前几年,媒体人还在讨论对灾难中遇难者的报道该如何掌握尺度和分寸,以免给家属和其他人带来二次伤害和心理不适等,现在倒好,干脆不报道了,不但不报道,反而开始制造温情气氛,烘托宏达壮观的国家救援,说好的新闻报道操作的专业素养和职业伦理呢?说好的严肃媒体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呢?曾经,澎湃新闻给自己的定位是新闻与思想最大的平台,现在有趋势成为新闻与思想最大的保洁平台。

笔者之一的朋友圈里,第一个“王枪枪”的转帖出现在19点13分,这位年轻剧作家用拟人口吻编了一段对话:“‘大概是从三年级自然灾害开始的吧,年幼的天灾同学就背上了那口悲伤的大锅,周而复始,耽误了学习不说,眼看就把小肩膀都压塌了。’同桌人祸深情回忆道。”不到一小时这篇文章就无法阅读了,后在另一微信公号上出现;之后不断被删,也不断有人再次转发出来并提醒友人尽快阅读:“那边没了,这里还有。”“已截屏。手慢无。”转帖者多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批评:“纵做鬼也幸福。只能呵呵。”“堕落无底线,跪舔有创新。”“再怎么歌颂,那条河将永远悲伤。”一些记者同行也开始指向报道背后的复杂因素:“感谢你洗过这么肮脏的地板,但我知道你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握。他们要全能地控制一切,要把真相和对真相的渴求关进笼子,放出权力。”

然而,类似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未引起澎湃新闻的格外关注。6月5日晚,澎湃新闻官方微信发表署名为“澎湃突发新闻报道组”的稿件,该文聚合了救援行动开展以来的若干场景,指出救援行动奉行了“生命至上”原则,称赞救援人员夜以继日的一线劳作,并透过幸存者的讲述慨叹生命的顽强。由于乘客多是参加“夕阳红”老年旅行团的成员,编辑引述了一名网友的留言作为标题,澎湃新闻微博官方账号也以同样标题转发了这则报道。这是一句模仿“东方之星”遇难者口吻的诗句:“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

孩子,别哭

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

她比波涛温柔,轻轻洗去了我一世尘埃

孩子,请原谅

我没来得及与你道别,没来得及叮嘱你

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多陪陪你的爱人

世界上最短的时间叫一瞬间

最长的时间叫永恒

两者间的距离只有一阵风雨

那么短,又那么长

与“悲伤水域”类似,目前在澎湃新闻微信公号上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阅读量也是10万+,点赞数1094个。然而,与“悲伤水域”最初的正面反馈截然不同,这篇报道一上线就引发众多网友的激烈批评。笔者之一在自己朋友圈里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转发出现在6月5日当晚10点48分,转发者是一名大三学生,其所加的评论是:“这世界太他妈操蛋了。”紧接着看到一位记者也转发了:“这个标题做得二了,出发点不错,可是,不带这么安慰人的。”

众人对这一标题的反感也迅速波及“悲伤水域”开机画面和记者手记。如6月6日凌晨1点49分,有新浪微博普通网友发帖批评澎湃:“如果说‘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还是一味煽情,做出‘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这标题的人就简直丧失人性了。”[34]6月6日清早8点31分,实名认证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的微博账号@吴飞微议发帖称:“刚才有人问,下面这些图片中的文字是新闻学院培养出来的语言,还是媒体自己的语言,还是记者编辑个人的语言,亦或是读者喜欢看的语言?我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澎湃新闻客户端再也不会在我手机里出现了。”这个帖子转发466次、评论150次、点赞245个。尽管也有一些正面的评价,如网友@大盆脸爱天魔认为:“个人觉得澎湃新闻的标题仍然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灾难新闻处理时的厚重,并无不妥”,但对澎湃新闻的这一标题,相当数量的转发和评论都持否定态度,如网友@六木的柳木宅:“这就是中国式灾难后最恶心的中国式煽情”;网友@澄江_想出翔鹤:“表达哀悼是必须的,但是表达哀悼的方式和词语绝不该如此虚伪。这种言论不是什么爱国,只不过是对无辜死难者的生命的侮辱。”[35]中午12点57分,实名认证为前媒体人的微博账号@龚晓跃贴了一张图,是网友整理的“四天救上来两个人,新闻用了这些标题”(参见图3,“悲伤水域”和“回到母亲怀抱”均在其中),称“在我的祖国,感动是一种生存技巧”。这个帖子转发354,评论115,点赞59次。[36]普通网友类似的评论也很多,如“一直觉得澎湃是一家有独立见解的媒体,连续看过几篇诸如‘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等等比某报还煽情作呕的评论后决定,卸特![拜拜]”。[37]

更大的负面影响来自诸多同行的批评。如著名媒体人宋志标在其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中以一篇《邱兵及他“江上的母亲”》[38]不仅暗讽澎湃新闻和邱兵,称这篇文章“太感人,以至于读者纷纷要求邱兵也‘回到母亲的怀抱’”,更是将“悲伤水域”和“回到母亲怀抱”联系起来,从更大的媒介生产层面提出批评。

邱兵不是无缘无故的“感动”生产者。他先划定“无数次被游过的悲伤水域”,紧接着将江水拟人化、将水底天堂化、借助“母亲”这一亘古不变的政治比喻,完成了对死亡-感动的逻辑再造,用“感动”将灾难镶了金边。

……邱兵及其所属的机构是“感动”生产车间中较为精明的一个。因为它不仅使用了给定的生产规程,而且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也就是时刻觊觎并模仿真正的人类悲伤,以便在“感动”的生产线上加以仿生制造。

邱兵差一点就成功了。从朋友圈转发“悲伤水域”那张图片可见,披着仿生羊皮的“感动”接近融入羊群,羊群都快要许以悲哀了。邱兵之所以没能得逞,是因为“感动中国”的操作规范遇到了障碍,人们转而意识到“感动”系列产品是装了消音装置的。

在澎湃新闻内部,不仅“回到母亲怀抱”引发的负面反响始料未及,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员工甚至管理层并不清楚已被网友痛骂了大半夜直到清早的这个标题出自澎湃新闻。6月6日清晨,笔者之一向一位澎湃中层员工FRZ询问这个标题何以出台,该员工十分惊讶,表示大早上已经看到很多网友乃至自己的亲朋好友转发并批评甚至谩骂,但从未想到这一标题竟然出自自己所供职的新闻机构,“在上班路上还想说这特么是哪家SB媒体干的蠢事”。该员工迅速通过微信与自己的主管领导沟通,这位主管也同样非常惊讶,反复表示不会吧,不会是我们的稿子吧。

在我们的访谈中,GSA和AXB都将“回到母亲怀抱”这一事件的发生,指向澎湃新闻官方微信的把关机制。据GSA,6月5日当晚初见这条稿件时,内文这一段曾在领导层微信群中引起不同意见,但是,当时正值深夜,属下班时间,分管微信公众号的两位负责人当时都不在编辑部,编辑通过微信将稿件预览传给他们看了,但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用AXB的话说,把关人当时“有些犹豫,但未置可否,没觉得它是个事儿,也不觉得它会惹出什么事儿”。另一位栏目前任主编IA印证了这一点:“说老实话,澎湃在‘东方之星’上的表现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在武汉,在重庆,我们都有驻地记者,这帮了不少忙。包括后来的直播,也算是开创了国内媒体的先河吧。可是‘长江母亲’这条集纳稿,我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其实当天晚上这稿子发出来以后,我找直接负责人和另一位负责人问过,表示不妥,但他们没觉得稿件有问题,就放在那里了。结果争议骤起,还是出事了。”几小时过后,网友齐呼“请澎湃新闻回到长江母亲的怀抱”,“回到母亲怀抱”一文早随着网友的文字转载和截图遍地开花,GSA认为负面影响难以挽回。

GSA告诉我们,自觉“悲伤水域”标题失当的同仁在编辑部内部还不算多数,不过大家对“回到母亲怀抱”的认知基本趋于一致。AXB部分同意GSA的观点,认为“回到母亲怀抱”是不合时宜的煽情,毫无争议。然而也有员工WWA觉得,这个段落本身在聚合稿件的众多故事里出现,就像当晚官方微信把关人感觉的那样,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微信编辑将一句诗拎出来做了推送的标题,一下子放大了这种不合时宜的煽情情绪,激起网友愤怒。GSA认为,早前因复旦宣传片抄袭门引发的“澎湃洗地”事件,[39]和“悲伤水域”“回到母亲怀抱”事件的合流,“酿成了澎湃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这一系列动作叠加了外界对澎湃的‘妖魔化’,是‘自毁长城’的‘送分’行为。”

6月6日上午,澎湃新闻记者ZT再次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张截屏:没有潜水员,只有黑底白字,上书:向“东方之星”沉船事件遇难同胞默哀。这幅澎湃新闻的开机画面悄然替换了已成为众矢之的的“悲伤水域”版本。之后为纪念罹难者“头七”,澎湃新闻推出了一则配以哀伤大提琴曲的HTML5作品,首页黑底上四行白字:2015年6月1日21时28分,“东方之星”客船翻沉。至今406人遇难,36人下落不明。之后四帧照片,分别是翻沉前的东方之星、悲痛的家属、默哀的消防员、夜空中家属燃起的天灯,最后一帧也是黑底白字:向“东方之星”沉船事件遇难同胞致哀。相比腾讯“‘东方之星’救援72小时全纪录”“诗祭沉船罹难同胞”“悼念船上的父亲母亲”、新浪“后会无期:‘东方之星’上最后的家书”等精心策划的H5报道,GSA认为澎湃新闻这则H5十分简陋,有失一贯水准(参见图4-1,图4-2,图4-3),颇有些慌乱之中的不知所措。根据笔者之一在事件过程中对澎湃发稿流程的观察,发现这则H5甚至因编辑部内部对于报道方向的不同理解争执不下,最终因担心是否又会被公众认为是过于煽情而匆忙删掉了原本每张图片上配的诗句,包括俄罗斯作家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名句“在这样的悲痛面前,高山低头,大河断流”。面对前面两条报道所引发的公共场域中的争议,编辑部内部争议随之而起,决策主体显得“方寸大乱”,这不仅影响到编辑部的内容选择,也影响到日常工作流程———中层干部对之后的发稿强调要更严格把关,而一线员工则强调应该更多报道事实。

四、新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业:从新闻生产到新闻策展(curation)

从对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件报道事件过程的以上梳理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当今新技术主导的传播环境下,新闻生产模式的转换及其特征。

首先,以职业记者为生产主体、通过“把关”将新闻呈现给受众的单向传播链,被移动互联网的多节点互动取代了;通过社交平台,公众同样也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体,过往组织化媒介机构和职业记者主导的新闻生产过程因此体现为多主体、多中心的动态实践。这种新技术和媒介融合主导的新闻生产,使得互联网引发的互动快速成为影响组织化媒介机构的新闻报道逻辑和方向的决定性因素。[40]

纵观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过程,编辑部内部对于回应这一变化有着明显的诉求,就像澎湃新闻记者KYB认为,编辑用“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来做微信和微博推送的标题,其实是一种“应当被允许的尝试”,因为新闻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太多未知情形,如果没有决然的对错之分,那么就应当鼓励试错。谁能武断地宣称自己绝对把握了判断对错的标准?!澎湃新闻一位中高层主管TYB在访谈中辩驳,“悲伤水域”“回到母亲怀抱”并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澎湃犯了错,是的,前者是有些煽情,后者也的确是引发了比前者还大的争议,但就像新榜介绍的那样,“阅读量你也看见了,难道阅读量不能说明问题吗?”一位参与澎湃新闻微博微信运作的员工QX,一面认为“澎湃在两微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微博活跃度也非常高,我们一贯以新闻的严谨真实性要求自己,不煽情,不从众:准确、快速、理性”,一面又认为“转发多阅读量高才显得专业”。然而有关这两个标准并不总是一致的深度思考,却在匆促的应对中被迅速遮蔽了。

无论针对澎湃新闻还是针对其他新闻媒介机构,所谓高度分化的、多中心的互联网主体,既包括消费新闻产品的用户,又包括宣传管理机构。前者早已不单是众口难调的消费者,这些位于不同实体空间的个体,每一位都是互联网新闻业的一个节点,都同时具有新闻内容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多节点、共生的即时信息传递之网。[41]就像“悲伤水域”和“回到母亲怀抱”引发的连锁反应一样,多中心、多节点的互联网新闻用户,可以围绕任何一个新闻议题,推动信息和观点呈几何级数般的爆发式叠加,媒介产品的每一个瑕疵、每一个错误,都会迅速经由他们进入快速的内容生产和再生产。新闻从业者不得不直接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公众批评,一时间“发现你朋友圈里的好友,你尊重的同行或前辈,你的好基友,你各个微信群,中学同学大学校友,小孩的老师和其他家长,都在骂,在转同一个帖子”(FRZ),如澎湃员工所言,这样的心理压力前所未有。

而后者则包括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他们都有可能向新闻机构施加外部控制,而且这些可能的规制会因互联网而更加便利。在当下中国,近年来硬新闻、调查性新闻举步维艰,宣传管理与记者职业信念之间的张力,市场或曰资本对传统新闻业生存境况的挤压,较之十余年前记者群体通过“成名的想象”建构专业主义话语[42]形成与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紧张,更缺乏弹性,博弈的空间也更为局促。对上述澎湃新闻“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报道事件的讨论,必须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像澎湃新闻记者GSA所说的那样,他从前在《东方早报》工作时收不到太多读者反馈,来自宣传部门的指令也没有那么多,但到了澎湃新闻,用户反馈和宣传通知数量一并看涨。

其次,社交平台成为职业新闻从业者、新闻事件相关当事人(和公共议题相关机构)、立场观点多样的公众之间进行即时交流和交锋的重要渠道,这些分享、讨论可以置换、扭转媒介原本的报道重点和价值取向,甚至质疑、揭穿媒介报道的立场、动机、公正性和准确性,再反馈至新闻生产各环节,对后续报道产生影响。这变化尽管对公共讨论大有裨益,但对组织化的媒介机构而言,却常常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澎湃员工IA认为:

我干新闻这些年来逐渐形成了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显著:关键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网民总要找个出口。每每这种时候,我就会非常小心。东方之星出事三四天以后,我不断提醒组员们,一定要把好稿件关,绝对不可以出错,无论是事实性错误还是道德错误,都不可以。结果,澎湃还是出事了。我没想到会出在官方微博和微信上。

况且,针对媒介报道的批评者当中有各行各业的高手、专家,有粉丝众多的自媒体人、网络红人———这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离职新闻人。这些互联网新闻用户在新闻职业和非职业的专业边界两侧来去自如,不仅模糊了新闻业的专业边界,而且也使得以往记者通过接近消息来源且依托于媒介机构公信力的专业权威性难以声张———互联网新闻业颠覆了新闻媒介和职业记者是公众与消息来源和信息准确可靠性之间权威通道的传统理念。以往优秀的职业记者和强大公信力的媒介机构在获取消息来源、验证信息准确度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这也是职业新闻业与非职业之间的分野所在。然而今天,除了各类消息来源都可以直接面对公众之外,遍布全球、专业高效的互联网用户,也使得信息的交叉验证变得比以往更为便捷。简而言之,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权威阐释主体,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经由公众的集体参与而被重塑。

再次,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平台,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实时的新闻扩散、分享、讨论的速度和范围,打破了传统媒介新闻生产的时间流程和版面语言,而且,以往组织化新闻生产的工作常规,比如读报评报评好稿,师傅带徒弟的条线工作模式,科层制的把关人制度等,面对新技术和媒介融合驱动下的海量信息的快速流通,都难以为继。在多节点、快速的信息流动中,以往职业新闻从业者伸张专业权威的多个路径,有些消失了,有些边缘化了,有些被新的媒介环境消解了,体现专业性的管辖权也因此正在丧失。就像近几年以VICE News为代表的互联网新闻业对传统新闻价值理念有意识的颠覆,对传统新闻信息筛选、发布、决定机制有意识的翻转,对传统新闻业的职业理念和工作常规都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43]

多位澎湃新闻的受访者认为,在社交网络兴盛的当下,信息流动速度显著加快,因此,新闻生产必须提速,否则用户便会“用脚投票”。记者XR和HDB向我们交叉证实:头条每3小时必须更换一次,同时还要不停地供给用户海量的聚合与原创新闻,这在从前不可想象。要知道,报纸的头版头条一般要耗去夜班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整晚的心血。澎湃新闻某部门副总监DM这样说:

澎湃从东早转型过来了,但很大一部分同事做新闻的思路还没转过来。有时候我劝他们,稿子提交、发布以后不要一遍遍没完没了地改。的确,现在我们有条件随时修改,但是你的大作已经被一波又一波更新的稿子淹没了,早就从首页沉下去了,你还在稿库里边费力地翻拣、修改,做什么呢?毫无意义。

这个转身颠覆了工业化时代以报纸新闻为主体的新闻生产流程和常规。澎湃新闻的发布渠道,除了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还有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员工QX告诉我们:“周一到周五,微博上下午班各一人,微信(公众号)有时一人有时两人(一个做东早,一个做澎湃),周末的话,微博微信各自一人。微信微博的选题,除非特别敏感时期、敏感的稿子需要向部门领导请示,大概自己也能把握。至于内容方面,澎湃新闻偏时政和思想,除了突发,主要采用自己客户端的稿子,东早偏文体、轻松,有时也会跟点热门话题。”每天微博的发稿数量“视当天情况而定,有突发可能会发的频繁点,一般40分钟至一个小时发一条”。受腾讯微信系统所限,“澎湃(微信公众号)一天只能发一条,东早一般也一条,有突发会多发一条。”因此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基本保留了类似传统稿件签发的流程,一线编辑选内容,有专门的两位主管审核,最终把关。

也正是这个转身的过程让新闻人疲于奔命。生产速度的加快,不仅提升了新闻“速朽”的程度,也极大地增加了记者的工作量。已离职的澎湃新闻员工YW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就是“剪刀加浆糊”,随意拼贴便唾手可得。事实上,单是刷新网页就占去了工作时间的绝大部分。得到线索后必须尽快成稿,同时严防事实错误。一天12个小时下来,精神疲累可想而知。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一旦新闻人不经意间出现任何瑕疵,高度分化的、多中心的互联网主体都有可能会迅速地捕捉到它们,并从各自利益出发,向新闻机构施压。

由此可见,传统新闻职业社区的专业控制和社会大众的开放参与之间,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张力。这种包括新闻众包(crowdsource)在内的信息生产能力也激发出公众更深入地知晓、评判新闻的潜能;而且,公众在生产和共享新闻的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颠覆了传统新闻生产的专业壁垒和科层制新闻生产机制和工作常规中的社会等级,达成了组织化新闻媒介机构、编辑记者、公民记者以及更广泛社会公众之间的“共生关系”。[44]

澎湃新闻这一案例,体现出的正是新闻生产的实践模式开始转变为协作性新闻策展(collaborative news curation)。“策展”(curation)这个概念源自数字技术领域,强调与数据相关的各方,包括数据创造者和使用者采取各种方式主动使数据增值,以便更为广泛地被共享和再利用。[45]中国台湾学者邹景平将“curation”翻译为“积酿”,认为尽管这一词汇源自博物馆界的“策展”,但在互联网内容领域,“策展”的中文语义较难涵盖收集、整理、展示等多层含义,而“积酿”似更能呈现内容的创造性归纳、整理、推介和“集展”。[46]尽管选择了不同中文表达,邹的这一阐释仍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策展”所代表一种技术特征,一种文化,一种与专业控制截然相反、打上鲜明互联网烙印的意识形态,[47]它正在形塑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特征、新闻呈现形态和新闻接触模式。

五、讨论:“液态”的新闻业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

互联网时代,全世界新闻业都面临挑战,新技术开启的“短路性的颠覆”[48]使得包括普通公众(如微信用户)在内的新的阐释单元介入到以往职业记者有关什么是新闻、谁来报道及如何报道新闻、新闻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究竟如何等一系列针对专业信念、行业边界、工作常规、管辖权的协商与讨论当中,围绕新闻专业主义及其话语实践而展开的辩驳因此注入了大量全新的元素。通过“主编死了”这样一句断言,曾经的媒体人回望自己曾安身立命其中的传统新闻业的所谓辉煌年代,进行这样的反思: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的内容)能否广泛替代传统新闻生产?工业化时代的新闻媒介机构从理念、结构到运作方式是否彻底土崩瓦解了?“互联网令获取、制造、编辑、传播新闻从一种职业技能普及为每个人自由表达的必备能力,扩大了其信息处理的范围,拓展了其应用的边界”,是否一个新的业余者的共同体就此产生,与传统的新闻职业共同体又形成何种关系,以往传统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49]

这些问题指向新闻业以及我们所理解的新闻这一社会文化类别所面临的各种挑战。[50]对这些挑战的意义及其所蕴含的潜能,我们或可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书中使用的“流动的”或“液态的”(liquid)概念来理解。在鲍曼看来,尽管现代性是一个从起点就开始“液化”(liquefaction)的进程,但今天的现代性是个体化和私人化的,这一时代的模式和框架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不证自明”的,在这些模式和框架里,有许多相互冲突、矛盾的戒律,它们不是先于生活政治存在、塑造生活政治的话语框架,而是生活政治的结果———生活政治的转变塑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些戒律———这意味着“液化”(to be liquefied)的开始,也即这些现代性的模式和框架从一开始就具有进入“液态”的准备;从变革已有结构或框架的视角看,“液化”的力量(liquidizing power)从“制度”转移到“社会”,从政治转移到生活政治,或者说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微观层次;那些作为人们“确定方向的依据、得到指引的准绳”的模式、规范、准则,并非固体不变,而是和所有的流体一样,“塑造它们的形状比保持它们的形状更为容易……保持流体的形状要求长期予以密切注意……并付出持久努力”。[51]在这里,“流动的”或“液态的”(liquid)过程才是当今社会或人类状况的常态。

尽管鲍曼以宏观历史变迁为分析对象,要远远大于我们所关注的组织化新闻生产及其变迁,但我们可以借用并延伸鲍曼的概念,用“液态的新闻业”(liquid journalism)来概括当今新闻业在新传播形态下的变化特征。对于数字化和融合文化给新闻业带来的深刻影响,很多学者试图采用不同语汇来概括和解读,如使用“液态新闻”或“liquid journalism”开展研究,就弥漫型新闻(diffuse journalism)、残值再生新闻(residual recovery journalism)、合作型深度新闻、更多有价值的本地新闻内容、新闻的个性化、针对同一事实的多种声音和多个报道框架进行讨论,[52]或新技术如何影响到职业价值观、工作实践和记者身份等多方面的转变,[53]以及数字新闻流的弹性特征等等。[54]这些语汇,在我们看来,都反映了学者们试图把握新传播形态下新闻业的核心特征,即是多维度的快速变迁,也即在鲍曼所论述的“液化”过程中的状态。据此,我们对“液态”的新闻业做以下界定:

首先是记者身份的“液化”。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公众不仅具备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意义上的批判性和自我表达能力,也具备迈克尔·舒德森意义上的监测环境能力,长于搜集各类新闻和信息为自己所用。[55]因此在新兴的数字媒介文化中,新闻的用户或曰消费者同时也是公共信息生产者,运用鲍曼的“液化”视角,记者的身份和角色不再是相对稳定的,而是在新闻过程中表现出在职业记者、公民记者、社会大众之间不断转换的特征。就像有美国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针对卡塔琳娜飓风这一相同事件,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会在不同的新闻叙事中认识对方,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公众与职业记者、与新闻业重新协商了双方的关系,甚至导致双方角色的反转。[56]我们在对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的考察中,也清晰地看到这种职业记者和公众都在不同情境下既生产新闻又接收和消费新闻的多重角色及其相互转换,尤其是这转换的速度和频率相当之快,甚至依托于不同空间或场景(比如在不同的微信群里),每一个个体都可能同时具备新闻信息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多重身份,并在这些身份当中快速反复切换。这可被视为“液态”的新闻业一个重要特征。

“液态”的新闻业第二个特征是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液化”。职业记者和公众既无法固守原有的职业、非职业边界,但也并不是从原有社区秩序中完全脱离,而是相互渗透。这种状况一方面体现为新闻信息与信息控制的边界正在液化、弥散,[57]另一方面体现为职业与非职业社区在从新闻生产到协作性新闻策展的变化过程中,新的新闻信息的生产及流动形式正在被共同创造中,可能重置传统新闻业的制度化权力结构。[58]虽然罗宾森(Robinson)的观察虽与我们针对澎湃这一个案的讨论有很大不同,但类似之处在于,她同样看到新闻生产如今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进入其中的已不仅仅是职业新闻从业者和他们的消息源。她的另一项研究还发现,博客写手与本地记者这两个原本截然不同的新闻群组,在各自发展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同时,也正在融合并建立起跨群组活动的规约———公民记者作为非职业的新闻共同体的阐释社群,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新闻业实践、协商、共享新闻故事的路径,但也和职业记者一样视社会责任、信息获取、知识增长和(非职业的)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为重要价值———在这里,两个不同的新闻生产群组相互影响,重构工作目标、实践准则和新闻业的意识形态。[59]

从更大范围看,“液态”的新闻业意味着新闻业身处鲍曼所定义的“液态现代社会”(liquid modern society)当中,[60]其成员的行为变化比它采取行动固化其惯习和工作常规的方式更快,液态生活与液态现代社会一样不会长时间保持其形状或维持在轨道上,因此“新闻业与一种不断强化的循环方式与液态现代生活连接起来,另一方面新闻业也通过这一机制强化了现代生活的液态方式”。[61]在这个意义上,“液态”的新闻业意味着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己的方式生产和使用新闻并藉此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公众的参与也反过来极大地推动新闻业拓展社会自身作为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所说的公共交流的扩音器角色。[62]

如果我们从新传播形态下的新闻业出发,来理解和观照新闻专业主义,就会注意到,社会形态和公民角色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对职业新闻从业者的期望、对新闻信息权威的理解,以及新闻生产本身都会发生变化,[63]就像一些人感受到的那样,当我们进入人人知情、人人传播的时代,新闻信息生产的调适性机制就会出现。[64]

从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现实过程看,作为专业人士的新闻从业者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又暧昧的,[65]作为职业的新闻业也并不具有同一的专业范型,新闻业根植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当中,并非仅受社会学文献中某种专业典范的影响。[66]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始于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从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的权威开始起步,[67]通过改造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活动空间而发挥影响,[68]由此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重要面向。[69]在近期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中,研究者提出,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实践中开拓、发展、阐述的动态、开放的话语体系,虽成型于大众化报纸兴盛的历史时期,但并不仅仅依附于传统的媒介技术平台;作为一套关于什么是新闻、如何做新闻的职业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媒介时代的特定话语表述及实践形态;作为新闻记者建构和维护职业共同体的话语资源,不仅与这一群体所处其中的社会构成相互勾连,也随社会构成的演变而演变。[70]

在新技术主导的以社交平台和公共参与为重要特征的新传播形态下,“液态”的新闻业及其从新闻生产到协作性新闻“策展”的转变,呈现的是新闻从业者和社会公众,每一个个体,在新闻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网络节点上不断的相互介入、相互挤占、相互渗透,原有的框架被不断突破、变形甚至不复存在,新的意义不断溢出。在我们看来,正如潘忠党所说,当职业记者和公众都在以新闻的形式传递信息的时候,他们也一同在界定什么是新闻,一同实践对新闻的理解,因此新传播形态下新闻业发生的剧变,并非作为信息流动的新闻传播活动的改变,而是作为“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新闻生产、使用和解读的改变。[71]如果我们将新闻专业主义不仅视为有关媒介公共性和记者职业角色的期许,也将其视为以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话语实践,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话语资源,并且具有新的普遍关照(general relevance)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