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追求效率，效率总是以目的论的，事实上，我们都是处在过程中，这是生活的本质。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加入竞争，它将你们纳入主流价值体系，这会影响你们的价值观念。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

这是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致词。这篇演讲录在微博上广为流传，观者多有喝彩。对理想主义的召唤，道义上总是占据高地的，尤其是当人们把这样的告诫和讲者此前拒绝抄写领导人“讲话”的佳话结合起来，王安忆的言行是有内在一致性的，赞誉她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作家并不为过。

与实用主义的功利价值观保持距离，“不要急于加入竞争”，这看上去很美。遗憾的是，几乎能断定这样一番话的道德感召力正在快速地递减。

这一代青年，是被物质主义席卷的一代，也是面临上升通道日益窄化的一代，在残酷和逼仄的现实面前，“理想主义”失灵了。

一位网名叫“太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对此直言不讳，在转发王安忆的这篇演讲时，他狠狠地给了当头一棒：“没家底的毕业生最好别听这种空头文学家的论调，否则会‘死’得很惨。”

泼冷水总是不受欢迎，却道出了几分真相。这是一个文学凋敝、抒情话语日渐无力的时代，正如作家莫言关于微博的几句感受性评议引起的轩然大波那样，文学家们的个体经验往往并不合每一个人的时宜，他们的创作富矿所倚赖的是过去的人生经历，与当下却多有疏离和隔膜。让这一批“知青作家”来对热辣滚烫的当下发言，与其说他们透支“理想主义”的道义资源，不如说是乌托邦话语在时代的断裂处六神无主了。

王安忆曾经对80后“作家”这样“畏而远之”：“我也不敢对80后们发言，因为他们一个个骂起人来都挺厉害的。但是我想这也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在一板一眼、刻苦勤勉的王安忆那里，对鸿沟以外的世界保持沉默和距离，是她高贵的诚实。经典写作与粗制滥造是不可兼容的。

让王安忆感到“无能为力”的，不只是80后，还有城市。王安忆自述：“我和城市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在王安忆看来，“写作者都是生活的弱者，不是那么积极参加生活的。”在强悍的城市面前，王安忆承认，写作者是虚弱的，是被它改造的。

写作，是文学家们“蜗牛的壳”，他们背着它在城市里游荡，却常常躲避外面坚硬的世界。

在这个维度上，文学家们怂恿的理想主义，恐怕是无力的。或者这么说，“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需要资本和门槛，它不是每一个人的路径。

理科教授“太蔟”前不久曾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史哲无用论的争议。他的表达决绝，对一位毅然选择北大历史专业的女生怒斥“自作孽，不可活”、“文科傻妞”，除表达方式的惊悚，我并不认为其内容完全是在危言耸听。中国的文史哲教育，不仅与理工科的科学教育脱钩，而且与社会科学的通识教育也格格不入，如果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作为基础，文史哲提供的是躲避和疏离现实的“虚弱世界”，“越读越傻”不令人惊讶。

不是每一个人的躯体里都住着一个王安忆。更多的“文学天才”，掀开来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堪入目。

“如果家境好，几代不愁生计，而且孩子对文史哲艺真有兴趣，可以去学学。普通家庭的孩子，还是以谋稻粱为主要目标吧。”太蔟在“文史哲无用论”引发媒体争论后这样解释说。文学、哲学乃至艺术是一种贵族式的精神活动，它所能供应的，是人类的道德实践和审美实践，却不以创造财富为目的。可怜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却以文学为致富捷径，成为家庭里的摇钱树，如是景象，“文学天才们”早已亵渎了文学，“文学”也成为媒体炒作文化的梦工厂，道德和审美倒是荡然无存。

兢兢业业的、笨拙的王安忆们在巨无霸“文学梦工厂”面前，是“自惭形秽”、“关系紧张”的，理想主义在这里也是失魂落魄的。

“家境”是一个充满了出身不平等意味的词汇，理当令人憎恶和排弃。更励志的说法是，除了应当被考量的外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常常对自己的内部条件也显得毫不知情，对自我的“天才”发生误会才是最为尴尬和致命的。

在“致命的误会”面前，王安忆们、杨绛们鼓吹过的“不争”便显得迂腐而一厢情愿，远不如“硅谷最有权势女人之一”谷歌前副总裁、雅虎现任CEO梅耶尔给年轻人们支的招实在和可爱，作为工作狂，梅耶尔保持精力旺盛的最重要一条经验是：找准你的节奏。

没错，找准每一个人自己的节奏，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在面目狰狞的“天才”面前，理想主义早已失灵。你唯一能做的，或许是：找准你的外部供应和内部供应，毫不懈怠地去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