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1955年9月生于浙江温州。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79 -1983年、1986 -1989年就读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83 -1984年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助教进修班；1995-199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1991-1992年和1998 -1999年，分别赴澳大利亚和美国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新闻与传播思想、大众媒介与社会。代表性学术成果有专著《新闻传播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获上海市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月刊》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目前正在进行“中外传播思想史”项目研究。
周奇《学术月刊》编辑。
黄老师，按照惯例，我们的访谈就是从历史出发，谈谈您的过去经历，就是你怎么走上学术之路的，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影响，尤其是在您的性格和学养方面，请您就从这里谈起吧。
●你是学历史的，哪里有小时候的经历就注定你的成长过程就怎么走，是很多偶然因素形成的。在学术上来说，当然这些经历可能会使对问题的认识或价值观有影响，就生活体验来讲，可能会对做的选题或者问题的选择和偏好有影响，对是否走学术路基本无关。当我做老师的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未来会如何，我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我经常讲，做学问更多的是无心插柳，有心栽花肯定不行。如果非常在意我能如何，为自己设计好，我相信学问做得好的人肯定不是这么一种心态，实际他可能只是去做自己做的事，看自己该看的书，把课教好，结果如何是自然的呈现，你花了多少功夫，用了多少功力，最后你做的东西就是什么样。我觉得做学问与个人主观追求没有关系，如果有关，每个人的学术都应该做得很好。
所以，我一般不大相信传记之类的东西，传记都是写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回过头看那个线索好像都是这么回事，都是从结果导因。与其说能把握还不如说从事的行业一步步推动你往前走。
您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已经二十多年，怎么看待你过去的学术生涯，可否给自己做一个小结？
●我自己大概是这么来理解，1995年，我写一部教材叫《新闻传播学》，比较明确的是想把新闻和传播整合在一起，这大概是第一个尝试。从现在来看这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当时和后来的评价来看，也算是结合得比较好的书。我当时的意思就是初步尝试打通新闻学和传播学，这是出于理解传播的目的。第二阶段，是1995年念博士开始，1998年去美国为止。就这个阶段来讲，尤其是念博士对我的影响很大，读书时候和丁淦林老师和宁树藩老师多有接触，慢慢地对经验性的材料，对历史方面的东西，就开始重视起来了。当时明显感觉基础不够，于是有一个简单想法，能不能把中国和外国有关新闻思想、传播思想和马克思新闻思想方面弄明白，因此一入学就很明确要做中国思想史论文，对中国的新闻思想做一个整理，说白了，这个做完了希望对中国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有发言权。恰恰是做这个博士论文，改变了我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原来那样，拿出一些概念进行分析，而是深入材料本身，从这里边呈现材料内在的关系。这几年对后来的治学来讲还是非常值得。第三个阶段，是从杭州到了上海，复旦的视野以及我自己的想法更明确，不再受学科的困扰和束缚，明确意识到学科只是一个人的户口问题，在哪里挂单吃饭，就研究来讲还是要做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只有问题而不在学科。（问题导向。）对，关键是问题，就是新闻传播领域的问题，但当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用任何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消解学科的界限，这是我来上海之后的最大变化。学生经常来问我究竟做什么，是新闻学？是传播学？是新闻史，还是新闻理论？当然，我觉得还是跨得不够，应该做出来的东西让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都有兴趣。我目前达不到那样的水平，其实我是想做成四不像。（与人的理性有限有关吧。）不仅是理性的问题，还包括知识储备和精力，不能像前辈大家一样，全都能打通，这辈子没戏了。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这个意识比没有这个意识要好。我们应该努力尽量伸展开来，然后看一些其他学科的东西，尽管看得比较窄，还是希望多看点，好处是与其他学科讨论起来，对其他学科还有点明白，坏处是不够深。比如我们现在常常说做学问像链条一样有个系统，我真是做不到，能做到那样真是了不起了。
您的潜意识里是否想要建构一种体系？
●那倒没有，一点也没有，建构理论的想法有，但是那个建构体系的想法没有，比如说研究某一个问题，从中能不能提炼或者生长出一个什么东西，假如研究的问题能够在经验性研究中提出一个概念或理论就很好了，如果这个概念提出来解释中国新闻的某种现象，就很好了，目前根本达不到，更甭提什么体系。最大的希望是通过经验性的材料提出一些概念来恰恰能解释中国的现象，其他理论都不行，这个概念理论的提出具有普适性．与国外某些东西是打通的，人家能够接受的，人家就会用你这个东西来重新看这个经验性的东西。这辈子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很难。
如您说的提出新的概念或理论，其实也可算是理论的本土化了。时至今日，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传播学的翻译和介绍。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本土化。本土化一般来说就是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就我的理解，有一点疑惑，传播学本土化如果指理论的本土化还好理解，但是作为方法的本土化我以为似乎是一个“伪”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传播学从外面引进的，是外来的学科，始终想有个本土化的东西，
就是把国外的理论与中国经验事实结合起来。你说方法本土化是伪命题，我倒没想过，但是我想讲的，如果本土化的话，要在研究的思维方式以及对问题的理解方式上怎么从中国自身的脉络出发来看中国的问题，这个可能是需要重视的。我最近看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他的提法给我很大的启发，比如说我们讲现代性，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常常提的是冲击反应、挑战反应，像费正清他们，然后是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这好像都有点割裂一样，把中国和国外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你怎么发现历史，还不是他所在地那个参照系里面才能发现。前年我曾经用一个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试图改变我们的思路，只有如此，传播才也会像吉尔兹眼中的法律，就是不同地域对于自己生存时空及其社会文化关系的想象和意义建构。同样，现代性也不能割裂，现代性肯定是外来的，晚清以后从西方进来的，中国肯定没有现代性。沟口雄三的路子是中国人怎么样立足于他原来的文化基体拥抱现代性或迎接这个现代性。这个我还没想明白，但觉得有道理，既不是冲击挑战反应，也不是在自身发现，这必然是交融的互动的东西，这个交融和互动的东西跟现代性对日本人的冲击和他对现代性的接受与中国人接受以及社会的变化可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本土化应该是这样一种本土化。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相对化的东西，它是两个不同坐标系上的东西，我们过去理解成同一坐标系上两个自主的东西来进行碰撞。他认为本身就在不同的坐标系上，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上，互相之间产生某种冲突，然后中国怎么样在自身肌体上发生变化。他主张要看前近代的东西，过去这套东西到了这个时候大概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大概本土化有这么一个认知的问题，当然我不喜欢本土化这个概念，我总结过去我们所谓的传播本土化有这么几个方式。一是从传播到传播，把“Communication”翻译成“传播”，那是传播学，然后用“传播”两个字找古籍里面的传播，比如老子的传播，孔子的传播，先秦时代的传播，从传播到传播，有“传播”两个字那就是传播，基本上都这样的，这是荒唐的，因为恰恰是翻译成“传播”，如果译成“沟通”呢，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东西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应该理解传播本身究竟是什么。比如说从中国来讲，研究中国的传播我觉得一定要去读《礼记》，《礼记》是一套关系的确立，关系之间决定了传播中的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礼是讲等级的，确定当时整个交往的秩序，它未必是“传播”，恰恰从这里边看才是对的。还有一种就是把中国作为天然的问题，于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所以就要搞口国传播学，这种提法很有问题。你所指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文化的意义、政治上的含义和地理上的含义，你指的是哪个“中国”。还有，中国在纵向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葛兆光《宅兹中国》就谈到这个问题。你讲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只有中国传播的问题研究才可能叫中国传播研究，你不能把中国自身作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对象来做，大概这是第二个路子。第三个路子，我们经常用西方的理论看中国，我觉得是一个回马枪似的，也就是从西方的视野里面他认为中国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拿来跟中国做比较，证明中国是这样或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西方说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体主义，于是，有人就说，你说我是集体，然后我去做出来说中国也讲个体，看起来是对人家的反驳，实际上是同样用了人家眼镜看中国，然后找出一些东西跟西方不一样，那还不是他给你预设了吗。感觉类似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传播学，基本是人家提出一个概念我们跟他来做，然后用他的概念再来综合分析，然后跟他看到的东西互相进行比较。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叫我提出究竟有什么样的路径，我现在还真说不出来，只是想说，目前对沟口雄三的那个东西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研究报纸，究竟怎么来研究，有一个先验的报刊，然后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所有的报刊现象罗列起来，按照逻辑给生长开来，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古代到现代。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看成是互相之间一种互动的过程，如果看成一个互动的过程，展现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不一定说本土化，赞成以中国自身脉络来研究中国，当然是在全球背景下，应该是全球为图像，以中国为脉络来研究中国问题，然后怎么来丰富这种图像，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
是否可以说问题有中西，方法无中西？
●问题有中西，思维方式也有中西，解决问题的方式要立足于中国本身的脉络，方法倒未必，但问题一定是中国的，研究方式也是中国人的思维。
如果强调中国人的思维就会遮蔽了一部分吧？
●那肯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外国人研究中国对我们自己有丰富的作用。这就是西方汉学这一套对我们有冲击，比如他的选题他的视野与我们不一样。问题一定是中国的，问题的呈现和解决一定要有普遍意义。至于用理论，我比较赞同邓正来说的理论是我们考察分析的对象，而不是把理论作为标准，理论都是人家的，不用理论怎么办呢，无法研究也无法跟人家交流。
您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也融入了您本人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感悟和理解，您如何在教学上体现您的这些理解和感悟？
●这个非常难，《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现在来看是勉勉强强过得去，如果我现在再来写这个东西肯定不一样了，思路上还是窄，当时主要想找到一个点，既是完成这个项目，又是想把新闻和传播脉络打通，又能够贴近历史，不过无论涉及到的面还是理论来讲，都比较窄，当然里面体现我自己个人风格研究的方式，就是博士毕业之后的变化，就是从经验性材料来呈现内在脉络而不是外在对它进行概况和归纳，后来读了知识社会学的东西，好像还比较对胃口，所以朝着这个路子在做。如果从教学角度来传授学生，试图也想努力影响学生。学生不可能都按照我这样做，每个人的经历和个性和对学术的认知都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去怎么做，也没必要这样约束和要求。这里面究竟有没有一个大家在学术上都认同的，我觉得还是有的，无论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一定是要使你的材料和你的理论之间结合，这是一致的。这个所有学科都是一样的，学生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学生要做这样的东西需要一定的阅历，学生在听课和讨论的过程中好像很明白，好像也喜欢，但是真的要做，还是挺难。要么一堆材料里面的东西显示不出来，要么就是归纳性的东西，对理性思维和材料之间的融合很难把握好，我也没有说把我这一套作为路径，然后教给学生，我只是通过这个教学生怎么来念书．不要只是记住讲的而是要看人家怎么讲的，是从哪个维度来讲这个东西，绝大部分学生按照我现在的这个路子肯定不适合，这里面没有好坏。（看来还是要因材施教好。）但是有影响，不过我很害怕对学生有影响，有影响就框住了学生的思维。本来也不想是这样，但人都是有惯性的，你认为那样才是对的。于是可能把学生本来有发展的一面给切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不知道怎么避免，蛮苦恼。
黄老师，您的两篇文章《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和《新型记者：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引起很大反响，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一方面从技术、业务层面的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从“记者办报”到“全党办报”的重要转变。延安<解放日报》在改版中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报纸的领导，在办报方针上走群众路线，提出全党办报，在作风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开始了新型的记者的塑造。但需要反思一个问题，作为报道主体的知识分子如何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您怎么看待对现在的影响？现在记者的主体性如何体现？
●这个主体性怎么来说呢，还不完全是个体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媒介组织机构有没有主体性，媒介没有主体性，记者的个人主体性很有限，这里就产生了这一行的职业认同、职业身份以及扮演的角色问题。尽管我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里面提到新闻专业主义，我常常想为什么中国也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呢，中国非得需要吗？很多人在研究中似乎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天然的东西，以此来衡量中国。我现在也在反思新闻专业主义也有问题，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那种场景里面，它所在市场经济民主里面生长出来的东西。美国与欧洲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天然的为什么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框架。但是不是新闻专业主义，那我们如果作为媒介组织来讲，特别是现代社会，这个组织自身究竟怎么定位，我始终想，在我们社会结构里边，作为一个行业来讲它究竟在社会结构上的哪一环，我们现在说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这只是讲了它所具有的属性。从企业这个角度讲媒介是一个法人，但在内容生产上，尤其是新闻报道，属于事业一块，此二者如何统一，仍是个问题。这也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媒介和记者，一直处在比较为难的地步，这个事情跟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当然这是我的解读。职业作为一个共同体，其主体性常常体现在专业性上，与教育有关。现代教育把人教育成一个理性的主体，所以你才觉得那个共同体的规范规则那是天然的，是跟其他行业抗衡的底线，这才会有主体性。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里边，是把党组织的要求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每个人都成为集体当中的一颗螺丝钉，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党这个巨大集体的喉舌，就与原来现代教育里面形成的知识分子应有的专业意识就被磨掉了。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必需的，由此带来媒体与党组织关系上的确定以及个体与组织关系的确定，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从改革开放后，媒介的职业主体性在增强，比如一个最大的变化我们过去是讲报纸批评，报纸批评是属于我们党组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外化，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发的关于新闻工作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决定里面讲得很清楚，报纸是党用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具和锐利武器，批评的主体是党，党要批评某些不良现象，我们现在有公开发行的报纸，要通过报刊将一些现象进行批评，就可以扩大影响教育很多人。这是报刊的批评，实际上是组织行为，报纸是党用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是报刊的传播特征与党的要求相结合，就如党要用报刊进行阶级斗争和宣传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是说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进入正式文件是从党的十三大开始，舆论无论怎么解释，其主体显然不是党组织，是社会的力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主体就发生了变化。媒介现在喜欢用舆论监督，经常讲是代表公众，但从组织隶属关系上来讲，其身份还是在延安传统下来的那个身份里边，从角色扮演上则试图体现出职业主体意识，再加上市场竞争。媒介所谓的经营管理以及媒介现在的所谓扩张，都需要在竞争里面体现自己的主体意识。这样就处于两难的境界，是身份和角色的一种冲突。接下去要讨论媒介，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中，对之有进一步的认识，怎么更好地体现出其职业特性和新闻报道规则。新闻职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倒不一定说就是新闻专业主义，也就是从中国自身出发有没有其他道路。
听您所言，新闻理论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加强，但是近年来，对新闻理论的研究似乎停滞了，看到的更多的是媒介的经营管理或者媒介产业研究，话语权似乎也发生转换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研究边缘化了，您如何看待这种状况，您觉得哪些方面还值得继续研究？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就是这些年话语发生转变，或者说我们过去固有的那些新闻理论没有什么进展，相反，由于我们的媒介本身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讲的文化产业的问题，媒介在这个方面，以及它的属性来讲，信息产业的属性来说，越来越突出，所以有很多人去研究这个，包括很多学科都在研究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变化或者是发展。从过去我们不讲经营管理到讲经营管理，过去不认为是一个产业到现在认为是一个产业。从我们对它的性质认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也是一个进步。但是带来另外一面，就是说新闻业无论如何从新闻这一块讲带有公共性，恰恰在这一面，你研究经营管理不能把我们的新闻业或者把新闻事业媒介当成一般的企业相提并论。这无论从体制上讲还是从性质来讲可能都说不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经营管理也好，研究其他方面也好，也始终是要把握这一点。改革开放后，新闻理论有一些进展，这个进展我感觉倒不是理论有多少突破，而是对一些概念以及对新闻业本身的认识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当然也不能说新闻理论没有变化，比如讲新闻的二重性，这是理论上一种变化，就实践来讲也有指导作用，现在回过去做新闻理论的话，实际上也碰到一个问题，可能新闻理论不能完全放在新闻学范围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把新闻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放在不同理论视野里面，然后看是否提炼出新的理论概念，可以解释一些现象新的理论概念，而不是就过去的几个概念里面修修补补。我没有想好怎么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关于新闻学新的教材也写不出来，比如说，目前就碰到一个极大的问题，比如说，在新闻理论里面解释报纸的起源与变化，我们都说是社会的需要，因为社会需要所以要满足这个需要，于是就产生报纸，按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我经常问，究竟是谁的需要，真的是社会需要吗，还是某一部分人的需要，这种功能主义解释很有问题，对新闻学研究来讲是比较大的弊端。比如近代中国的报纸从西方传进来，开始是作为新知引进的，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中国第一份现代刊物的出现，难道外在有一个客观的需要作为驱动力使之产生？这个理论到底怎么推翻它，重新来做一番解释，我现在想不出来。像这种从思考脉络上能重新变化的话，也许让我们看新闻看报纸来解释一些现象会有新的出来。目前就如你说的新闻理论停滞了。现在做理论的很少，很多是做现象做对策研究，就是用原来理论进行解释．很少从经验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对过去的东西进行反思，比如对新闻和传播概念本身就需要重新作出解释。都需要作反思，究竟怎么重新认识这些东西，我觉得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思维方式改变，这个问题解决了，会有新的面貌出来，现在我也想不好，很多就无法解释，很苦恼，所以讲课讲不好。
这种理论范式实际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现在看来要打破结构功能主义。
●当然，实际上中国20世纪新闻理论研究范式就是功用主义，甚至连功能主义都谈不上，功能主义是社会学里面的概念，我们基本是功用主义，是为用而用，所以讨论来讨论去都是作用。所有都是作用问题，作用问题被什么决定呢，就讲被结构决定了的。什么样的结构就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根本用不着再去研究，只要把这个结构套进来就是了。总是在讨论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说媒介做得不够好，因为无法满足需要，媒介做得好，因为它满足了需要，这都是同一个理论来解释它。我觉得确实是被决定了的。都是在功能层面，甚至连结构层面都不到。结构层面是现成放在那里，不要讨论，一切都围绕功能讨论问题。报刊当然是有功能，比如说要传播信息啦，像晚清的报刊的宣传作用都没有错。然而报刊恰恰不止这一个层面，报刊实际上是关系的建立，报刊与书籍不一样，可以同时建立这种关系，报刊是群体，报刊用塔尔德的说法是公共头脑，这种关系进来之后就改变了原来的关系。报刊是链接，就是交往关系的体现。交往关系是无法都从功能层面解释的。就晚清报刊来讲，就改变了政治交往关系。邸报是上下级的，奏折也是上下级的，而报刊恰恰改变这种关系，打破原来的关系。最后晚清王朝自己也要办官报。这么来看，就是另外一个面貌。这恰恰是在中国文化里面现代性的一种展现。所以才会有文人论政。就是通过报刊论政，这么一种关系的建立然后才会出现群体出现党派，出现抗衡的格局。这个结构功能主义是要打破它。我们计划12月份开会从功能主义研究批判人手，来反思新闻传播学问题。功能主义对我们的束缚挺大的，史学界很多人在研究报刊与知识的成长，从来没有一个人把报刊作为新知本身，好像是认为报刊是现成的，只不过是作为知识的载体而已。其实报刊恰恰是作为新知进来的，很少有人把报刊作为新知来研究，只是看到报刊怎么对知识发生作用，这又是功能主义。从传教士办报和介绍里面既给了你实体的东西也给了你知识上的获取，当时的新闻纸完全是新的东西不就是新知吗。功能主义不仅对我们这个学科对很多学科可能都是要打破的。（这可能就是一个范式转移。）对，就是范式转移。
黄老师，除了目前的研究课题之外，未来您还有哪些研究计划和设想呢？
●我感觉很惭愧，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的重大项目还没完成，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集体项目，一直拖在这里。下一步我想做的是立足中国自身的东西，当然是新闻传播的问题，展示出中国自身的现象，是不是可以从报刊史来看中国的现代性，如果说中国现代性或者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首先是来自报纸。报纸出现对政治的改变，对职业文人的改变，报纸改变了职业文人的状态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报纸就是透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窗口。这不是说报纸本身推动了现代性，而是报纸作为一个视野展示出中国是怎么现代转型的。那样的话我可以和其他学科互相之间交流了。我看到的这个层面展现出来跟你那个层面展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我不敢说以世界为目标，至少说，以报刊为方法，以中国为目标。一定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话题，一定是立足于自身，我那篇论文《报刊的历史和历史的报刊》，里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报刊自身的变化就是中国的现代性。如果有点能力的话，从这个方面做出一点点东西来，倒是很高兴的，也许可以改变不是中就是西，不是外就是内，不是传统就是现代。
现在我们从学术转到生活。您曾经在越剧团呆过一段时间，也算是科班出身，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您工作之余，是否也经常吹拉弹唱？
●我最近都没玩，挺忙的，我有兴趣会弹，我会弹三弦，我实在舍不得那个时间来玩三弦。我喜欢戏曲，京剧、越剧和昆曲都比较喜欢，喜欢昆曲的唱词，特别美，特别雅；（是文人戏。）特别喜欢京剧的唱腔，比如央视的戏曲频道“空中剧院”，还有京剧晚会都会看，到办公室来我会打开听那个京剧，这两个星期又没有空了，这也许显示原来的兴趣还有点在，其他的都磨掉了。其实艺术和学问也是相通的，有一次看电视里面采访上海京剧院王佩瑜谈邓丽君唱歌，她说唱歌唱戏都一样，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喊，第二阶段是唱，第三个阶段是说话。她认为邓丽君到了第三个阶段，所以她很喜欢。做学问也是一样的，就是无招胜有招，化为自身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硬去做的，各自的练功方式不一样，行业不一样，最后那一点都是一样的。学问包括弹琴和越剧也一样，就是怎么悟出那个东西。当初没有悟到这个道理，如果重新回去肯定比现在学得好，因为知道门路了，知道这个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乐器不完全是消遣，也是一种陶冶。实际上生活方式与治学方式是一体的，待人接物，我是没做好。那些大学问家出场的气质，姿态，风度，就是不一样，从容，不紧不慢，没有外在那种火气，一讲话就知道内功是多少，这不是学会和模仿的，是修炼达到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