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幼升小时，媒体报道和生活中，随处可见如同热锅上蚂蚁的焦虑的妈妈们，为了孩子到处奔走。甚至有的妈妈严阵以待，辞掉工作准备从此专门陪读。

当70、80后为人父母，尽管他们中的不少人文化层次并不低，物质条件也远胜上一代，但他们在育儿上似乎比自己的父母辈要焦虑、手足无措得多。

疯狂而迷茫的“虎妈”

究其原因，除了“只有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现状让父母们觉得输不起，只有“赢”一条路，因而陷入阶层晋升的焦灼中，还有一个现象是新兴主妇们的焦虑，已经让一群人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近期热播的《虎妈猫爸》电视剧中，赵薇饰演的对孩子教育问题过度紧张的“虎妈”，就是这一群焦虑主妇的合体与极致体现。

很多人觉得诧异，这一代女性不是有知识有文化了吗，怎么在育儿问题上如此不自信?如此疯狂而迷茫?

在几代人倾尽财力买一个学位房的家庭焦虑中，主妇是育儿焦虑的集中体现。她们比上一代主妇有见识，认识到育儿不仅仅是养大孩子，还要承担教育的责任。

当然，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教育理解为“读书升学”，心理与人格养育反而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比如著名的“妈妈网”上，最热火朝天的资讯和讨论永远是与升学相关的，幼升小、小升初，直至高考。不久前，广州一个区域的学区房安排稍有变动，买了学区房的妈妈们紧张愤怒无助到下跪者的都有。

育儿焦虑缘于女性生存焦虑

全职主妇或职场妈妈们为何在育儿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焦虑?

如果是由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而导致的焦虑，那么，这种心理与男性的焦虑并无二致。在独生子女时代，父母们可能不再理性客观评估自己的孩子，使劲往高里拔是普遍现象。不管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和兴趣爱好，钢琴练了再说，各种培训班报了再说，总之就是生怕孩子起步比别人晚了，在未来的升学等系列竞争中失去竞争力。

基于竞争压力的焦虑，男性比女性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妈妈们在育儿上的焦虑，似乎并不值得单独提出来加以讨论。否则，很有强化育儿是母职的性别分工定势嫌疑，似乎在为男性不参与或少参与儿童养育而开脱。

那么，什么才是主妇们特有的焦虑呢?那就是女性社会角色定位导向的女性生存策略与生存焦虑问题。

通过支配自己作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从男性处获得生存资料和一定的经济保障承诺，对于多数社会竞争乏力的女性来说，是最为简便划算的生存策略。毕竟，对生育能力正常的女性来说，生育功能不用白不用，而社会竞争力却不是唾手可得的，何况还有职场排挤女性上升等种种限制因素。因此，在很漫长的历史时期以内，女性逆转社会竞争劣势的办法仍然主要依赖于利用自己的生理优势——即生育能力。

一旦生儿育女是女性获取生存资料和经济保障的手段甚至唯一途径，那么，女性在生儿育女这件事上就是有任务有目标的。通俗地说，她们是有“老板”的。这个“老板”，就是她们的丈夫，她们必须把生儿育女这件事做好——如同男人们必须在职场上干得漂亮，才能得到老板的认可和嘉奖，才能维持稳定的经济收入水平。既然是有任务有目标的事情，自然是有压力的，由压力导致的焦虑也就相当好理解了。

因此，全职主妇和一部分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丈夫的职场女性，在育儿这件事上根本无法不焦虑不紧张，让她们洒脱起来恐怕是个难度太大的事情。

相对而言，经济独立、人格不依附于任何人的事业型女性，倒有可能只是“生个孩子来玩玩”。对她们来说，当母亲是一种好玩而让人充满好奇心的生命体验。

焦虑妈妈难培育出优秀孩子

焦虑的主妇式妈妈将要听到的一个心理学上的坏消息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尽管她们已经很努力很用心，拼命收集一切名校信息，全力以赴陪“太子”、“公主”读书，可“树人”不是种树，用力过度的焦虑主妇们养出的孩子可能还不如嘻嘻哈哈松松垮垮养孩子玩玩的职业女性养出的孩子健康活泼。

这在心理学上有其依据，焦虑的母亲容易养出怯懦而社会竞争乏力的孩子。这对焦虑的主妇型妈妈们真是雪上加霜的说法——原来牺牲事业专事育儿竟然还不如职业女性兼职当母亲?

理论上，事业与养育孩子之间，也许的确会有一个最佳平衡点，但谁也不敢说完全把握了这个最优结合点。只能说，培育人不是体育竞赛，也不是追求GDP，耗时与结果未必成正比，并不是说你花了全副身家性命的时间去训练成为一位母亲，你就一定是个好母亲。

出版于1792年、英国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经典之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中曾经这样谈论母亲：“要成为优秀的母亲，一个女人必须具有理智和精神上的独立。一般而言，温顺的妻子都是愚蠢的母亲，她们希望孩子们最爱的是她们自己，并且暗中加入到反对父亲的行列。”

数百年过去，女性仍然没有摆脱“挟孩子以令丈夫”的局面，而是继续在通过母亲这个角色要挟男人，希望“母凭子贵”，凭母职而获得稳定的婚姻和经济保障。孩子们后天形成的“爸爸是我的，妈妈是我的，所以，爸爸是妈妈的，妈妈是爸爸的，爸爸妈妈为了我不能分开”这样的观念—–“所以”后面的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婚姻中的弱势一方(通常是女方)或明或暗向孩子灌输的(再加上社会文化的强烈暗示)，而悖论却是，这样的母亲很可能不是优秀的母亲。

只要女性仍然必须经由孩子才能获得稳定的婚姻，那么，女性的母职焦虑就和她们的婚姻维稳需要紧密挂钩，而孩子也成为了其中的工具。如是，教育的真义——让每个孩子长成一棵独立的大树就内在地隐含了一些先天不足的困难元素。在这样的两性关系社会结构中，孩子要么服从自己的工具性，配合母亲来充当婚姻黏合剂的角色，要么就会发展出对抗性，一辈子都在摆脱来自原生家庭的焦虑心理阴影。

这样来看，妈妈们在幼升小、小升初问题上的重重焦虑，系统梳理下来，却是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社会竞争力差距巨大的家庭显现。

首发于【上海观察】2015.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