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将新旧媒体竞合讨论的维度区分为技术层面与新闻专业主义层面，又将新闻专业主义层面的讨论区分为专业意识形态维度与社会角色维度。通过经验事实层面的证伪，得出技术和专业意识形态的挑战都是诱因，而中国新闻业受到公民新闻挑战的现象只是行业结构性和制度性缺陷的折射。新旧媒体竞合关系之辩，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是新闻业社会角色的重新调整，我们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动者。
【关 键 词】自媒体/传统媒体/新闻专业主义/专业意识形态
关于新媒体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挑战，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然而直到今天，它仍然令那么多人着迷，好像总有辩论的双方：一方认为新媒体对传统新闻媒体构不成致命的挑战，而另一方则反复强调新媒体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成为传统新闻业的掘墓人。在自媒体出现后，这种讨论好像更热烈了。然而人们往往忽视这种讨论通常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内进行，一个是技术范畴而另一个则是观念范畴，混淆了这两个范畴在本质上的不同，这场辩论就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变得相当混乱。因此，本文想通过纯粹的概念分析和经验层面的证伪，厘清问题的关键。
一、技术层面的讨论
第一个范畴纯属技术层面的讨论，也就是讨论自媒体技术是否可能取传统媒体而代之。持构不成致命挑战观点的一方通常都是历史主义者，在历史上就没有过一种媒体被它之后的媒体完全取代的案例，比如广播就没有能取代报纸，而电视又没有能取代广播和报纸，相反它们还形成了共同繁荣的格局；而对立的另一方则强调，自媒体不同于以往的新媒体，后者可以囊括前者所具有的所有传播方式并将传播生活化，而前者则几乎没有任何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自媒体的替代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传统媒体的灭亡是因技术与传播方式落后而被决定了的命运。方兴东在2009年全国新媒体年会上提出五年内报纸必亡的观点，大概就是基于这种判断。
然而这种讨论对于传统媒体的生死存亡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它只涉及新闻媒体的技术形态和传播方式的问题。人们需要的是有效的信息，并不真正在乎承载信息的技术。如果传统媒体仍然能够不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那么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就依然存在。而且如果传统媒体能够利用自媒体技术不断扩张，那么自媒体时代甚至为传统媒体做大做强提供了机遇。
按照这一逻辑，承认自媒体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改造传统新闻媒体，就足以保证传统新闻业继续生存。所谓挑战，无非就是传统媒体如何适应自媒体技术平台，如微博的生存方式。在新闻传播业的领域，这一问题也可以简化为：传统媒体如何自媒体化和全媒体化，比如一个电视台如何实现网络化的生存，从而被改造成一个全媒体。这个进程不仅在现在所有的报社、通讯社和电视台中推进着，连历史更悠久的传统出版业，也被卷入这一浪潮。从新华社等媒体的具体操作来看，许多传统媒体正在将全媒体改造付诸实践，而且动作迅速。由此可见，这些想法在技术层面和理论层面毫无疑问是可以实施的。当然，这种传统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进程在现实中到底会不会一帆风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但凡传统媒体试图进行新媒体转型和全媒体改造的，几乎没有什么持久成功的范例。从业人员观念的转换以及合适的盈利模式，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技术改造面临的各种风险，但这些风险并不见得就比商业网站或电信运营商的营销风险来得更大。
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上，传统新闻媒体并没有真正受到什么冲击。以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待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竞争，认为传统媒体必然会被取代，显然不具备太强的说服力，基本可以被证伪。同样可以被证伪的是这个观点的对立面，就是传统媒体有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特定的受众群体，因此不会被取代。因为，这根本不关技术什么事。所以，自媒体是否能够终结传统媒体，关键是在第二个层面上，那就是传统媒体的行动主体及其行动方式是否可以被取代。由于传统媒体的行动主体及其行动方式涉及范围太广，我们也许应当对讨论做更为精确的限定，也就是说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考察传统新闻从业人员及其行动理念的问题。当然，深究下去，在非新闻的媒体内容制作方面，情况也与新闻类似。
二、公民新闻的挑战
传统新闻从业人员之所以一直被认为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主要是因为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因为这种专业主义的存在，才使得新闻行业建立起了自己的门槛，以区别于其他专业。现在常见的一种论调认为，新闻专业是没有门槛的。当公民具备了可以使用的即时信息采集设备和即时信息发布平台，专业的新闻记者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所以传统新闻业正在受到以微博信息发布为代表的公民新闻的挑战。
新媒体尤其是Web2.0技术的兴起，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赋权的过程。新的表达技术解放了公众的信息生产力，“科技使公民从消费职业新闻工作者生产的新闻的被动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使用不同地方的资源，组成自己的新闻。当人们在网上搜索信息时，在近乎无限的信息渠道间跳跃式浏览、阅读或写作博客时，他们正在成为自己的编辑、研究员甚至通讯员。”①
不过，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本来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去理解。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或者准确地说，这应当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双重属性。
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出，那些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将会受到挑战的人，多半还是从专业意识形态方面去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这种想法追根溯源，主要是受到舒德森的影响。自舒德森以来，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关于客观性的想象”的观念可谓是深入人心。在舒德森看来，客观性就是新闻组织的专业意识形态，“新闻业对客观性的信念不仅关乎我们应信赖何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观，关乎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应遵从何种标准。它同时还是一种政治承诺，指导人们应该选择哪些人来评判我们的言行”。②而且新闻专业主义就像一根风中的芦苇，在历史上总是不断受到挑战，但仍然为新闻业所坚持。舒德森似乎想要说明，各种宣传、公关业的兴起，在哲学上理性主义所遭受的重创，以及媒体的垄断化和商业化等各种因素，都使新闻客观性失去了可能，但客观性不但没有被遗忘，反而越来越被看作是新闻业的核心精神所在。
如果按照专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确实在以下几个维度面临不小的麻烦：
时效性。在新闻记者专业培养的第一课，任何培训者都会宣称时效性是新闻的生命。然而，无处不在的公民使抢新闻变成了当代新闻记者尤其是社会新闻记者的一种梦想。许多重大的新闻事件往往首先由公民新闻引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传统新闻专业主义最不能适应之处，到目前为止，他们仍不能想象也不敢承认一个新闻记者在抢新闻上常常不如好事的普通公民。这就好比民兵和正规军，后者常常不能获得胜利是因为前者是子弟兵，得到更多便利。
贴近性。尽管新闻业这些年总是在强调要更多地在地理和心理上贴近受众，但毫无疑问，新闻业的角色就决定了他们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戈夫曼所说的剧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是天然二元对立的。站在受众角度报道新闻，其实只是一种传播策略，而不是一种真正能做到的现实。正如詹姆斯•凯瑞说的那样：“新闻工作以公众的名义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是另一方面公众除了充当看客外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③然而，由公众发布的公民新闻，往往源自于受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就是公众自身的表达，因此对于公民新闻而言，它完全超越了贴近性而就是受众生活本身。在这一点上传统新闻业完全无法与公民新闻相抗衡。
趣味性。对于新闻业而言，趣味性和故事性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我们不否认新闻媒体尤其是西方新闻媒体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当公民新闻将它们的故事性、趣味性与民间智慧结合在一起，加上丰富多彩的发布形式和互动形式时，传统新闻媒体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显得相形见绌。在这个问题上，人民的智慧和想象力总是无穷的，而新闻媒体则总是苍白的。
客观性。客观性是让所有专业记者都感到头疼的一个概念，因为它不具备真正的可操作性，它不是方法论而是认识论。所以在美国，这个概念到后来就沦为一可操作的路径。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曾经引用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来说明，有98%的新闻从业者把客观性等同于“公平”和“平衡”，却刻意回避“超然”和“中立”。他分析说：“因为前者可在操作层面解决，后者属无形的价值判断。”④而这么做的结果，实际上助长了传统媒体的保守主义立场，因为在操作层面的平衡，总是通过一种客观的表象回避真与假、对与错的问题。公民新闻中当然有在客观性方面作出努力的信息表达，但情绪化和主观性仍然是多数公民新闻的特征。然而恰恰是这种主观性特征，使公民新闻拥有独特的魅力，并直接挑战着索然寡味的客观报道，一如新新闻主义时期卡波特等人的所作所为一样。
所以，如果从专业理念和专业意识形态的角度谈公民新闻对传统媒体的挑战，确实是说得通的。尽管公民新闻的主体在新闻运作技能和理念上与专业新闻记者之间仍然有差距，公民新闻主体的采访、拍摄和表达还显稚嫩，而且还经常存在各种侵权行为，但源于鲜活日常生活的公民新闻与科层制生产模式下的传统新闻的竞争毫无疑问正在显性化。
三、新闻真的可以公民化么？
不过，在舒德森的导引之下，新闻专业主义容易走入过于偏重专业意识形态的误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情况便完全不同了。我认为，对专业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首先并不应该是它的专业意识形态，而是它的社会实在、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没有后者，前者根本就不能成立。
以往我们形容新闻专业主义的社会实在时，常常会套用威伦斯基对专业主义的分析。后者认为，一个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需要经过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⑤
就社会角色分工而言，新闻职业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入门槛的。这种准入门槛并不仅仅是理念和技能方面的专业性问题，而是规模性的组织和社会角色扮演的社会性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那么以下的提问便显得很有分量：“一些‘自媒体’的倡导者相信，没有必要控制信息，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新闻工作者。……必须提出一连串问题：公民们是否有时间、动机和能力完成上述任务？”⑥
很显然，像十八大、美国大选或者奥运会这样复杂的重大新闻事件，绝不可能存在低成本的信息采集方式。如果没有大型的盈利性专业机构有组织的支撑，个体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胜任的，即使可能后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个体。菲斯克曾经指出：“文化商品与其他商品的区别在于其相对高昂的最初生产成本和非常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所以销售比生产更能保证投资的回收。”⑦这种观念是人们对于文化经济的一种习惯性认识，然而这种观念也因此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专业的新闻或文化生产需要建立在一个极其复杂和术业专攻的机构之上，而且其初始投入极其巨大。从新闻业的整体发展来看，规模化采集、组织化运作、科层化管理是一个不可能逆转的趋势。从现代新闻运作的方式来看，庞大的媒介组织——通常都是传统媒体和即将迈入传统媒体行列的门户网站——似乎显得分工越来越细密，节目制作越来越复杂了。因此，即使公民个体有时由于特殊的时空便利而发现和发布了某些重大新闻线索，那也只可能是人类日常新闻运作的一种补充。
在更抽象的公共性层面上，公民新闻同样也不占优势。新闻媒体在当代社会的重要存在价值之一就是代表公共性发言。在谁代表公共性的问题上，尽管我们看到传统媒体机构在义与利的博弈中的各种丑陋，我们也看到传统媒体因其政治偏向与商业偏向而经常牺牲其公共性，但相比于无处不在、很难问责的公民个体(也包括那些使用自媒体发布新闻的新闻专业个体)而言，传统媒体机构还是更合适承担公共性的主体。如果让公民个人来代表公共性的立场，其障碍是不言自明的：首先是他的基于个人利益视角；其次是他的能力有限；还有，他确实没有承担公共性的职责。公民成为公共性的主体就意味着公共性主体将进一步幽灵化。
据上述内容可以判断，在公民新闻兴起的时代，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闻业将变得更加专业化和组织化，而且社会将越来越需要专业的新闻信息提供机构。“互联网、博客、‘公民新闻’、自媒体以及宽带民主化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评判新闻的标准——人们为了自治需要知道什么——已经过时。相反，他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⑧所以，从专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明传统媒介遭遇的挑战，同样是表面化的，也同样可以被证伪。这些挑战不足以直接威胁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如果说这些挑战真的存在，那只能说明原有的新闻业存在着社会结构层面或制度层面的问题，而后者从专业意识形态的层面被折射出来并加以放大。
四、两种新闻业
当然，公民新闻尽管不能彻底改变新闻的专业化浪潮，但它也足以对传统新闻媒体的角色变迁发挥作用。公民新闻毫无疑问是具有力量的，这种力量首先是话语的表达权，公众的表达因自媒体技术而真正有可能转化成为话语权。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公民新闻已经构成了对全社会施加压力的一种新力量，而这种新力量同时也是监督传统媒体的一种话语力量，“第五种权力”的崛起已经将传统新闻业置于一个新的角色定位之上。
在公民新闻及其产生的社会压力中，作为主要社会监督力量的第四种权力——传统新闻媒体不仅成为了被监督的对象，而且也必然将公民新闻的真实性纳入自身监督的对象之中，因此它的主导任务就可能从我们习惯性认知的客观报道转向核实报道：“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迅速有效地理解。”⑨由此，其角色定位与职责便通过重新调整而显得更明确了。
所以围绕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未来新闻业及其舆论场的各种组合：其一是以公民作为信息由头而引发的传统媒体深度报道；其二是传统媒体的信息失实而引发的公民新闻集体监督和声讨；其三是公民新闻的信息失实和流言传播引发的传统媒体的核实和监督；四是不同新闻来源的相互补充。两种新闻业给公众带来了信息爆炸，但同时也使信息的控制变得极其困难。两者的正常关系应当是专业新闻为主导，公民新闻为补充，互相核实，互相印证。自媒体和公民新闻绝不会是专业新闻的掘墓人，它只是限定和发展了专业新闻业的角色。
既然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层面，自媒体与公民新闻都不会对传统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构成威胁，而且自媒体的出现将意味着新闻更加专业，定位更加明确，信息传播更加繁荣。这一点在当代西方尤其是欧美国家体现得非常明显。自媒体的出现并没有真正动摇过专业的新闻机构，许多文章所描述的西方报社纸质载体的各种消亡，不过是传统媒体技术升级的一种方式。那么为什么当代中国有这么多的论调去支持自媒体与公民新闻，甚至过分夸大了它在新闻方面的革命意义？这种想象到底源自何种社会现实？
从逻辑上讲，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社会角色定位方面本身有问题或者有危机，因此在新媒体和公民新闻的映衬下，它显得非常弱不禁风。它有没有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充分运用自己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始终主导话语权？它有没有代表公共性的声音在社会事件中发言？它有没有真正地遵循了它的职业操守和法律规范？……
如果撇开技术的因素和专业形态的因素，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当代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与公众期待之间的角色距离：他们不仅习惯性失语而且高度敏感，惯于自我审查；他们没有公共性的理念而多有功利主义的理念；他们把公众赋予的权力转化为新闻敲诈；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性报道的严格操作程序；他们头脑里甚至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道德观念来指引他们的行动……如此种种的社会失范，公民新闻当然便从次要的位置一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我的结论是，新旧媒体竞合关系之辩，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是新闻业社会角色的重新调整，我们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动者。
注释：
①③⑥⑧⑨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第15、16～17、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第5页，陈昌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⑤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9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载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2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