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有一个阶段，我对自己的多愁善感很是羞愧，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奋力挣扎，暂别几乎一切感性的文字，大量吞噬抽象的理论，游弋于概念与推理的世界。
我想，这样大概能令自己的心灵变得坚硬一些吧。我是那样惧怕文艺的生命情调把我拽入戏剧化的人生。对于欠缺了一点文学禀赋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写不出小说来却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部小说更可怕的事情了。
此后很长时间，生活中唯一的文艺调调只剩下音乐，而且，最好是没有语言的音乐，不需要故事，不需要情节，不需要台词，只要纯粹的音乐。古典乐满足了这种需求，从钢琴到小提琴、大提琴，最终，定格在大提琴，我钟爱那更深沉更内敛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你甚至不必要懂更多乐理，巴赫大提琴组曲把你带入开阔而平静的精神沉浸中去。
音乐剧，却是这种没有语言的音乐嗜好中唯一的例外。音乐剧的情节、音乐剧的语言，丝毫不干扰对纯音乐的欣赏，它让我在疏离文学之后，找到一种文学与音乐之间最好的结合点。
说喜欢音乐剧却没看过《歌剧魅影》，简直跟从来没喜欢过音乐剧一样。作为中国观众，如果不是特意出国去看，的确也就只能停留在看过现场录像版、看过电影版这样的菜菜鸟级别。可以想见，《歌剧魅影》终于来到广州，来到我们身边是一种怎样的惊喜。
碎片化生活方式对艺术的冲击
不过，在9月22日的首场演出上，我也看到了广州观众惊喜表情之外的表现，不到三个小时的演出时间里，仍有观众不停地掏出手机，于黑暗寂静的观众席中发出刺眼的亮光，远远望去，几乎都是微信对话框的界面。
这里，我倒不是自以为是地高谈什么素质论，批评广州观众缺乏欣赏高雅艺术的“公共素质”。观察地铁里排队的秩序、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审慎的距离，可以相信，广州市民的公共道德在全国一定是数一数二的。因此，不是素质和公德问题，而是生活方式对技术手段的一个习得性依赖的表现。
如果缺乏艺术视角的观照，这种潜移默化的技术依赖日益寻常，人人用而不自知。但在三个小时的抽离时刻中，的确把人们是否已陷入“即时通讯依赖症”给甄别出来了。并不武断地推论，除了极为特殊和个别的情状，那些在演出过程中仍不断使用微信的人，并不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而是生活习惯使然。
如是，我们可能就有必要思考，艺术创造及艺术欣赏所需要的专注力与我们日益碎片化的即时通讯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张力甚至鸿沟?如果我们能判断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是值得欲求的更高价值，那么，当下无孔不入的即时通讯生活方式有哪些是生命的冗余，是可以做减法删减的?
有一些作家为了保证文学创作的自我空间，坚持不使用手机。而对普通人而言，如果不是有意识地留存精神生活的自足空间，未来最大可能的趋势是，“专注力”将成为一种职业能力和稀缺品质。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因职业性质尚且需要保存精神生活的内在品质的人，才维持着相对完整的有能力抵御碎片化生活方式的精神世界，而多数人却在技术的便捷大潮中被席卷而去，永久性地丢失了一些古老的精神气质和行为能力：诸如气定神闲地安坐三个小时，全身心投入地欣赏一部音乐剧。
文学滋养与艺术的格调
《歌剧魅影》让人第一时间想起《巴黎圣母院》，魅影令人想起那个形貌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这便是音乐艺术与文学之间的共鸣。青少年时期读过的文学著作，有相似精神气质的作品，自动从心底里蹦出来，唤起那些久远的阅读记忆。
成年以后，我反思和怀疑过青少年时期比重过大的文学阅读于人生的价值，甚至觉得过于文艺的早期教育妨碍了理性思维的形成。但当我在学术的意义上投身哲学，转身回眸遥望文学时，倒渐渐确认了文学滋养于人生的非学术价值。早期的文学教育确立的那些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文学最深刻的品质——悲悯，一一在生命的各个时段呈现，帮助我打开愚钝的感觉器官，用心灵去感受和接纳人生的种种际遇。那些文艺情愫甚至成为了生命中得以暗自偷着乐的幸福感之源，这是哲学之洞彻与反思之外的人生韵律。
高雅艺术的欣赏有没有门槛?对于非专业需求的观众而言，唯一的门槛是你的心灵世界是否对艺术开放，而不是那些关于唱腔和布景的技术问题。任何一个富有感受力的观众，都可能在“魅影”与克里斯汀震颤人心的绝唱中凄然落泪。
如果了解韦伯创作这一音乐剧的背景，可能还会有别样的感受。1984年，韦伯在Royal Stratford East剧院观看演出时获得灵感，开始创作这部音乐剧，更为重要的是，《歌剧魅影》中的许多唱段都是依着他当时的妻子萨拉·布莱曼的嗓音量身定做的。有意思的是，韦伯和妻子萨拉·布莱曼相爱时，彼此都有家庭，他们各自离婚之后结合。而韦伯与他的“月光女神”萨拉·布莱曼的浪漫婚姻，也仅仅维持了六年。不过，离婚之后，韦伯仍然为萨拉·布莱曼创作音乐剧。在英国皇家剧院的歌剧魅影25周年纪念演出现场，韦伯满怀爱意地揽着萨拉·布莱曼称“我的音乐天使”。这里，或可理解，韦伯式爱情是超脱于世俗庸常的。“魅影”与克里斯汀互为彼此的“音乐天使”，也可谓是韦伯自身精神世界的一个投射和长久的回响。
广州首演的这一场，多年来一直饰演男主角“魅影”的布莱德·里尔特状态极好，非凡的嗓音响彻全场，那种发自肺腑的爱情召唤直击灵魂，令人心魂战栗而黯然神伤。在泪水的涟漪里，我甚至生出一种奇异的想象：魅影和克里斯汀才是天作之合，乌拉尔倒成为爱情中突兀的第三者了。关于爱情，仅仅青梅竹马是不够的，那些促使爱情绵长伟岸的，往往是彼此有着强烈的灵魂共鸣，包括炽热的共同所爱和高度契合的精神生活。
凭借这一点，克里斯汀似乎应该爱上“魅影”。可是，她又为何如此恐惧“魅影”?一切关于爱情的文学现象，开始从记忆中跳跃出来申诉其爱或不爱的理由。
是的，不难想象，克里斯汀内心一定深深眷恋着这位音乐导师和音乐伴侣，就像简·爱在罗切斯特失魂落魄之后那样深情的爱恋。当克里斯汀为了救恋人乌拉尔而亲吻“魅影”那揭开面具的脸时，她说的是，她早已不惧怕这张脸，“魅影”扭曲的，是他的灵魂。克里斯汀的天籁之声疗救了“魅影”的灵魂，而“魅影”终究还是放手，给了她高飞的自由。爱情于灵魂的疗救，于生命不可取代的价值，在两人的别离抉择合唱中激荡流淌。
然而，艺术总是毫不留情地呈示人性的缺憾，克里斯汀终究还是不能爱“魅影”。依我的理解，这是基于爱情价值与人格价值的内在同一性而导向的选择。在真正的爱情里，必然有一种向善的人格追求，技艺上的精湛，无法取代人格魅力所唤醒的爱情力量。“魅影”毫无疑问是艺术上的天才，是克里斯汀的音乐导师，然而，他却不是“天使”，而是“魔鬼”。这是克里斯汀无法在灵魂上爱上他的内在原因，尽管克里斯汀在音乐上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如果乌拉尔在魅影这个魔鬼面前表现出犹疑和退却，恐怕克里斯汀也不会爱他。幸运的是，这个白马王子不是一个“绣花枕头”，而是具有骑士精神的“爱神”。他不是克里斯汀的音乐伴侣、音乐天使，却是她的爱的守护者，从未怯懦，从未退缩。人格上，乌拉尔确实比魅影完美。而克里斯汀呢?她也具备了为爱献身的人格力量，当她对着魅影那张扭曲的脸，无畏地拥吻时，她是那个为了情人的生命可以舍弃自己的尊严、放下自己的恐惧的人，那一刻，她身上焕发出比天籁般的歌喉还要动人的光芒。
很难想象，两个人格猥琐的艺术天才会成就什么伟大的爱情，而两个具有美德的平凡人却可以在爱情这一人类神秘又永恒的精神生活里，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在西方文学的经典里，在西方艺术史中，人格魅力与爱情的力量总是如此密不可分，成为了西方人文精神中常颂不已的核心价值和艺术格调。
爱的哲学礼赞
《歌剧魅影》作为一部极具歌剧色彩的音乐剧，它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艺术，艺术的特质体现在它糅合了戏剧、音乐、舞蹈等一系列艺术形式，所以，它是广义上的艺术。如果仅仅从人文价值上理解《歌剧魅影》，并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艺的帮助，而是植根于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些文学滋养，那些最早的道德启蒙和道德敏感在帮助我们理解与欣赏。
虽然我总是贬低学文学出身之人“无用”，不过，受过文学熏陶的人，活的方式毕竟不一样。也就只有文艺女青年会为爱情丢掉房子，也就只有文艺女青年会一直活在爱情的美好想象当中，而不是嫁给婚姻制度的锁链。也就只有文艺女青年会为乡村一扇结满蜘蛛网的天窗文思泉涌，也就只有文艺女青年会听到一首情歌就满心欢喜。
而文学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文学离不开价值，尽管不少小说家宣称他们并不进行什么道德教化。是的，他们不像孔子那样进行道德说教，但他们实现了更隽永的道德感化，使得道德的力量经由悲悯体恤和爱的情感而生发出来。
那么，西方的哲学家们呢?哲学家谈论爱情，与文学家有什么不同?这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点似乎毫无疑义。多少懵懂少年通过文学作品完成了他们早期的爱情启蒙。中国有《红楼梦》，西方有莎士比亚、荷马史诗，还有《简爱》、《飘》、《少年维特之烦恼》、《安卡列尼娜》等等，宏篇巨著，给养丰富。但要是说爱情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即便不会被所有哲学家掐死，估计也会被一半以上的哲学家鄙夷。
哲学家真的不谈论爱情甚至不屑于爱情吗?那倒不是。只不过，他们绕到爱情的背后，去讨论真理了，而爱情的道德意涵，恰恰与真理密切相关。
哲学家谈论爱情，柏拉图的《会饮篇》是古典哲学中最有趣的贡献。尽管后来的哲学家罗素对爱情的论述更为系统和精致，柏拉图仍因他对灵魂之爱的歌颂而获得至高的地位，以致于今天的人们张口就知道“柏拉图之恋”意指精神之爱。
如果说文学是对爱的隐秘细节极致的呈现，那么，哲学追问的恰恰是这些隐秘细节背后的真理性。究竟有没有关于爱的真理?还是说，爱就是一种纯然个人的体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哲学家当然不服从于这样的相对主义，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在爱欲纠缠中找到那些清晰的纹理，在全然的个体感官体验背后，揭示比感官更为神秘的灵魂深刻性。
而伟大的文学家，无一例外地具有思想家气质，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文学观并不逃避内在价值的命题。热爱哲学的小说家毕飞宇就说过，文学的金线标准是非常具体的：“第一，有关价值，你为什么会挑这样的书来看，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刺激你，什么样的小说里呈现的生活是你渴望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你不愿意的。第二，某种意义上，对写作者来讲，要建立起审美的趣味。”
毕飞宇把价值排在衡量文学的第一位。也就是说，那些隐藏在小说人物刻画和情节杜撰中的价值才是人类精神生活共同的永恒追求。当然，还有审美，实际上，人们也常常赋予道德价值以审美的赞颂。有时候人们说“最美乡村教师”，说的是那个心灵最美的人儿，说的时候，甚至未必需要知道他/她长啥样。当然，以审美的词汇来赞颂道德价值，似乎构成了对道德价值的某种打压和抑制，好像推崇某种美德还需要借助于审美的唤起。人们这样做的原因当然复杂多样，也许有对现行意识形态教化进行抵抗的某种排斥道德的意味，也许是因为审美价值更为直观，借助审美的感官震颤来调动灵魂的战栗，被视为一种比说教更为深沉的道德感化。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都不足以排斥道德价值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至高地位。我们很难想象，一部杰出的小说，其杰出的理由就在于它赞美了两个攀附权贵、灵魂阴暗的艺术天才之间“伟大的爱情”和他们对邪恶的“惺惺相惜”。
在审美价值上，“魅影”似乎因为那一张脸失去了爱情，失去了母亲对他的爱怜，但克里斯汀的一句话否定了审美价值的唯一性，当她在音乐上深深服膺于魅影的魅力时，她几乎已经快要爱上他了，把她从爱慕的内心隐秘悸动中拉回来的，恰恰是魅影那“扭曲的灵魂”。我们已经不能设想，如果改写剧情，魅影灵魂上像敲钟人卡西莫多一样的高贵、无私，而美男子乌拉尔人格上自私残忍，这时，克里斯汀爱的天平向谁倾斜呢?
歌剧魅影的剧情成全了人人心底里的那份贪婪：颜值高还勇敢善良，丑人则多作怪，完美的更完美，残缺的连心灵也残缺了。也的确是，现实生活中，美人善良、帅哥勇敢的概率似乎还更高。如果非要找一个解释，可能是心理学上的，所谓审美上美的人，心底里阳光，由此也更为勇敢无畏，完美的人持有道德完美的资本。但是文学有时候并不服从于概率，文学也常常描摹小概率事件，甚或，小概率事件看上去更有戏剧性冲突，更符合文学制造道德纠结和情感挣扎的特性。
不管文学怎么渲染，哲学怎么说理，爱情与美德的价值正相关纽带却难以切割。说得武断一点，没有美德的人是不配有爱情的。如果他们自行宣称有，那恐怕不是深刻的哲学意义上的爱情。就此，我们只能说，魅影并非因为有一张丑陋的脸而失去爱情，而是因为德性的缺陷而配不上爱情。当他被克里斯汀为爱献身的美德所震动而蒙羞时，放手成全克里斯汀与乌拉尔的那个魅影，是美的，美得令人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