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主义”最早由西方新闻界提出，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报道事实、挖掘真相，将事实原生态呈现给读者。大公报张季鸾于1926年提出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也标志着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本土并悄然滋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闻专业主义从诞生之初就一直遭到各种批评和诟病，却从未消遁于新闻界，甚至逐渐成为评判、诠释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占据着新闻事业的主导地位。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学界业界普遍认为新闻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相关论述层出不穷。然而，新闻的第一生命线——客观真实，在大数据时代却鲜被论及。笔者以为，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的永续性命题之一，在面临大数据时代这样一场生活、工作和思维的大变革时，理应有所触动和回响。基于此，分析大数据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嬗变之路，阐述新闻专业主义趋利避害之法，考量新闻专业主义内涵外延丰富之道，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消解：大数据时代新闻因何难专业
与新闻专业主义所受到的挑战相同，大数据产生伊始外界也并非全然热捧，如影随形的还有诸多冷嘲，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践行并非一帆风顺。
（一）为公众服务还是夺公众权利？
毋庸讳言，大数据时代，公众受益于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其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得到了进一步延伸。依托大数据技术，受众可以充分享用平台化、定制化、可视化等新成果，信息获取方便快捷，新闻资讯阅读高效，用户体验前所未有。然而，当公众在享有以上原始权利的同时，另一项权利——隐私权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次丧失。直言之，公众是在用个人数据换取增值服务，互联网之所以能够提供个性化服务，关键在于对用户个人数据的充分挖掘。比如使用微博、微信，交换出去的是自己的社交关系；使用淘宝，交换出去的是自己的消费习惯；使用搜索引擎，交换出去的是自己的生活情趣，甚至我们在接触任何信息的时候都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数据。这些分散的数据乍看价值不大，但如果对它们进行深入整合挖掘，公众的个人信息将被服务方一览无余。
伴随隐私安全的消解，公众的自由选择权利遭受吞噬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加大。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受众行为研究——“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的媒介接触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的活动，这种选择具有某种“能动性”，这有助于纠正大众社会论中的“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①这一理论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一直以来都是各国媒介进行改革以适应受众需求所不可不察的因素。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分布于多种平台，受众表面上拥有了更多选择信息的自主性，但囿于信息推送精准化程度更高的现实，受众又抛弃了既往主动寻找信息的“勤劳”，常常无意识放弃了选择信息的权利。公共议题设置者也利用精准工具来组织公众，同时却也让许多民众放弃理性思考和寻求更多观点的可能。②
（二）独立还是被独立？
新闻专业主义的另一个特征——独立性，要求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在大数据时代以前，独立性就已是新闻专业主义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新闻媒介组织作为社会信息系统，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任何国家都会将其纳入制度化轨道。如此一来，新闻媒介就难免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控制，独立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国内国外，概无例外。
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新闻媒介这一原有的现实矛盾不仅没有得以缓和，反而愈演愈烈，独立精神再次受到冲击。进入信息社会，新闻的产制流程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数据收集是最基础的一环。如今，数据量虽然已经到达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但由于其具有价值（Value）密度低的特质，作为信息传播的专业新闻组织还必须从各类机构获取相关数据。显然，身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专业媒体思索的问题已不是该不该独立，而是如何规避“被独立”。
（三）事实说话还是“把关人”说话？
大数据时代，用事实说话依旧是媒介秉持的不二法门。与此同时，一个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即用事实说话正逐步转变为用数据说话。与对事实的描述或引用当事人话语构成的传统新闻不同，数据分析呈现的模式、趋势和偏值能给予新闻报道更强的可信度。③由此可见，用数据说话实际上是对用事实说话的一种充实和完善。然而，即便是数据更为丰富、客观，制作新闻的“把关人”依旧存在。具体而言，略过对“人”的采访，把数据作为第一手素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闻的客观性，但由于单个数据的信息密度低，致使当前的大数据新闻题材受限，统计类新闻报道仍占主流，挖掘类新闻报道罕见报端。因此，在其他大数据无法涵盖的新闻报道中，新闻产制依旧以原有生产规则为归依。也即是说，以往的微观“把关人”——编辑、记者仍旧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数据才能进入流通的渠道，继而进行加工、整合、报道。不言而喻，“把关人”的个人价值、态度、立场将会贯穿到新闻报道的始终，因而大数据时代的新闻是否如想象般具备完全的客观性仍待进一步考察。
修缮：大数据时代新闻为何更专业
对待任何事物都应持辩证观点。正如新媒体的勃兴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机遇一样，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闻的专业性，却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一）从局域呈现到客观全面
以传统媒体为采编环境、制作平台和传播渠道的新闻报道主要依靠旧有的“人力”做支撑，无论是平时的消息采写还是突发事件的深度报道，基本上都是记者“跑”出来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涉深水，难得蛟龙。不可否认，实地采访是捕捉新闻“活鱼”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新闻客观性的基本前提，正如穆青同志所言：“深入群众，深入调研，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我们搞好宣传报道，加强队伍建设的根本途径。”④但是，无论如何强调新媒体时代争做“全媒体人才”的重要性，记者也无法做到“全能”。受制于个人视野和价值观，记者或许可以在某个角度对事件做较为深度的挖掘，但要在一项战略性报道中捕捉所有新闻素材或也力有不逮，遑论做出真正接近事件全貌的新闻。
与上述“局域呈现”报道不同，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不再以部分样本作为报道对象，而是把目标聚焦于全体数据，影响新闻客观性的个人因素被最小化。随着大数据处理技术日臻完善，实现对某一事件所有相关数据的收集、筛选、挖掘和发布已经不存在大的困难，通过对全维数据的加工整合，新闻报道有望无限接近事件本身情状。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投资了知微、优微两个项目，目的就是挖掘社交网络中的数据信息和价值。总而言之，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是以巨量的各种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为着眼点，通过对混杂数据的分析，能够集中反应全局性问题，相比于传统新闻报道只能关注某个局部，其优势自不待言。
（二）从表象跟踪到深层客观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反映事实的本质，做到事实的准确和本质的真实。“所谓本质真实，是指新闻报道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反映带规律性的东西。”⑤综观传统新闻报道可以看出，依据事件进展拉开的报道，比如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都是对其发展始末的跟踪。虽然这些报道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情景再现等方面有其独特魅力，也能够让受众大致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总体上还是停留在现象层面，信息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开发，与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有所游离。
大数据时代，依托对巨量数据的深度挖掘和科学分析，便于找出事件发展的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以2011年英国《卫报》运用大数据帮助受众深入了解伦敦骚乱事件进展及其背后动因为例，一开始不少人都认为骚乱是由Facebook、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传播谣言导致的，并要求暂停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由于事件紧急，官方政府也并未认真探究骚乱动因。但是，《卫报》与学界一起组建了“解读骚乱”（Reading the Riots）数据团队，使用法院和地方政府的数据，利用地图展示骚乱发生之地与该地点贫困程度之间的关系，有力地反驳了“骚乱与贫困无关”言论。与此同时，他们还对社会化媒体上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对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处理，表示Twitter并非只有传播谣言的负面影响，在制止谣言和动员群众恢复秩序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观之，大数据时代透析事件的本质规律不再是一种主观臆想，其践行的可操作性已被诸多大数据先锋媒体所证明。
（三）从专家解读到数据客观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社会重大事件发生以后，当民间舆论沸反盈天、莫衷一是之时，媒体为引导公众意见基本上都会邀请专家对事件做权威解读。此时的专家实际上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由于知识面广且对媒介的接触量和接触频度远高于普通公众，其意见也往往具有较大的消费市场。然而，即使是作为权威的专家有时意见也并不统一，比如在民生、经济、犯罪、伦理、股市等领域，专家的观点时常出现聚讼纷纭的状态。到底谁是权威，公众往往容易陷入“萨盖定律”的泥淖。
大数据时代，权威专家离散的意见有望通过数据的呈现得到聚合，通过挖掘、分析和使用数据，往往能够得到单凭个人主观推测而无法预判的结果。联合国的“全球脉动”项目通过收集2009～2011年包含“事业”“被解雇”等词语的论坛、博客及网站内容，对用户的情绪进行定性，再将这些情绪和话题的变化情况与官方统计的失业率相比较，结果显示经济形势下滑的前几个月，人们负面情绪就已出现，这就有效地预测了经济形势的走向。再比方说，在经济报道中，新闻媒体首先通过对近期所有关涉经济发展的数据进行撷取分析，再通过设计个性化的计算器，让公众了解大的经济趋势与个体的微妙联系，从而帮助他们轻松实现对现有资金的合理安排运用。可以想象，主要依靠零碎经验和局部数据做支撑的专家是断然拿不出这么精确的结果的。从专家权威转换到数据权威，并不仅仅是新闻报道视角的转换，更体现了对事物发展客观性的充分尊重。⑥
重构：大数据时代新闻如何变专业
综上所述，新闻专业主义在充分享受大数据时代的红利之后有了走向更专业的可能，但始终渗透着大数据时代的矛盾和问题，决定了这种可能性在迈向必然性的彼岸过程中还必须跨越诸多藩篱和沟壑。唯有如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老概念”才能填充新的血液，注入新的内涵，从而焕发新的活力。
（一）政府：找到保密与公开的平衡点
数据公开是大数据时代媒体成功制作新闻报道的重要来源，从2012年首届大数据新闻奖获奖情况来看，获奖项目的数据来源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公开数据。在大数据时代，媒介机构要更好地开展新闻报道，必须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流动性”，而政府是大规模信息的原始采集者，因而数据开源要以政府的信息公开为首要前提。就世界范围而言，信息开放理念逐渐盛行始于维基解码事件发生以后。当前不少国家和政府为给数据新闻提供数据源都设立了信息和数据公开的制度，比如美国政府创立了统一的数据开放门户网站——Data.gov，可以为社会提供各地天气与航班延误的关系，推动航空公司提升正点率，英国和印度也有自己的“数据公开”运动。
在我国，随着国家改革力度的增强以及民众知情权呼声的高涨，特别是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发以后，政府信息透明度可说是愈来愈高，“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被提上议程。但由于各项规章制度刚性不强，且要求细化程度不够高，一些政府部门为避免外界非议往往以保密为由把一些本不是秘密的数据隐而不报，也不愿与其他机构共享，以至于诸多数据不完整。因此，笔者以为，要使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从源头上保证客观性，政府极有必要重视信息公开，打破数据封锁和条块分割的现状，并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细化，以增强部门执行的可操作性，在保密与公开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二）媒体：技术能力与思维水平并行
媒体是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的直接负责人，也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中枢，对数据拿捏是否得当直接关乎新闻专业程度的高低。从目前国内外运用大数据分析制作新闻的现状来看，媒体应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下工夫。
一是解决数据处理的技术障碍。与以往求数据而不可得的烦恼相比，当下数据成本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层面。面对海量数据，许多媒体往往抓耳挠腮而不得其要，以至于产出的新闻只有数据之名而无数据之实，究其原因，无非是数据加工能力先天不足。如果媒体和记者在没有掌握特定技能的情况下，片面追求转型热捧大数据，那势必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宏观上，媒体要有自己的数据分析平台。过分依赖国外技术，不仅会淡化自主创新意识，分析某些政府数据还存在失密泄密的隐患，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这一块的投入还存在不少差距。微观上，新闻机构可以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设相关的研究中心，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熟练掌握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使其熟练掌握可视化技术，学会识图制图及各种表格的制作。另外，新闻机构还应摒弃“人海战术”的传统思维，加强具有数据挖掘分析能力的人、具有可视化处理能力的人和具有新闻敏感的人的协同，达到“1+1>2”的整体功能效益。⑦
二是避免数据处理的思维偏执。首先应对所搜集之数据保持怀疑态度，因为数据本身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国外普遍采用大数据相关的数据产品进行辅佐验证，比如政府公开数据、街景图，但由于我们无论是新闻线索报料，还是微博、论坛等的信源发布，可佐证的信息元素较少，所以重点应对发布信源的账号的历史可信度进行衡量，借此来确认该信源的可靠性。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过去两年对微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相关积累，无论是账号标签还是历史事件。⑧用来解释这些数据的统计模型、挖掘技术也并非天然中立。其次应减少制作者的主观推论。数据本身不会说话的现实决定了记者需要借助一系列算法挖掘其中含义，但不能想当然地把主观推论当成算法。的确，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人结果，使一些平时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变量有了联系，但这只是“大数据商业第一人”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陈的“相关关系”，编辑记者断不能将其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否则新闻的客观性将遭受质疑。
（三）公众：从匿名狂欢回归理性轨道
大数据时代数据之所以呈现出几何级数增强，用户原创内容（UGC）的大幅增长是重要的促成因素，随着可携带设备的普及，公众几乎随时都在生产数据。过去是新闻生产创造新闻消费，媒体提供何种内容，受众就阅读何种内容，但现在新媒体给受众提供了“话语权”，他们不再当被动的观者，而是用自己的活动数据影响媒体生产什么样的内容。这为媒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传播内容提供了条件，但也为虚假数据的繁殖创造了土壤，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受网络虚拟性和匿名发布的影响，加之宏观管控的匮乏，公众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时往往有恃无恐，这就造成很多主观、虚假、非理性信息的“井喷”。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常常在重大事件发生后造谣生事，制造大量假数据以混淆视听。另外，网络公关公司为获取商业利益雇佣大批“水军”，频频制造出对己有利、对敌有害的数据乱象。⑨媒体的数据库如果包括过多此类数据，不仅甄别筛选工作量将急剧加大，完全排除虚假数据也会变得有心无力。如此，新闻客观性和真实性无疑将大打折扣，最终的受害人还是处于末端的公众。因此，笔者呼吁，公众在大数据时代应该从匿名狂欢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来。当然，这不能光靠网民的自律，社会的“他律”也应得到重视和重建，降低数据源头的污染程度，对于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专业性或将大有裨益。
（作者周均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赵志刚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页。
②胡泳、张耀升：《社交媒体的精准化信息传播》，《对外传播》2015年第4期。
③徐锐、万宏蕾：《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的核心竞争力》，《编辑之友》2013年第12期。
④徐人仲、李年贵：《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⑤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⑥王光艳：《大数据时代新闻特性的变化研究》，《编辑之友》2014年第6期。
⑦朱虹：《数据新闻：媒体融合时代对外报道的路径创新》，《对外传播》2015年第5期。
⑧潘一、李伟忠：《落地进行时：基于大数据的新闻生产系统底层设计》，《传媒评论》2015年第1期。
⑨罗弦：《网络新闻生产中大数据运用的伦理问题及编辑对策》，《科技与出版》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