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议题的丰富

记得我在大学时代，就觉得“妇女节”跟我们女生毫无关系。

“妇女”，在官方辞典中是成年女子的通称，其中“妇”有“已婚女子”、“妻子”的含义，而“妇”在儒家文化中，往往是负面的，所谓“妇人之见”，或者是从属地位的，所谓“夫为妻纲”、“夫唱妇随”。

果不其然，为了安抚女生们及未婚不婚女青年们的心，现在有人不敢祝人“妇女节快乐”了，而改称“女生节”、“女神节”。但是一个称谓的改变，并不能改变许多情况下妇女的尴尬地位和处境。

关于女性的地位，有说中国已是亚洲最“男女平等”的国家，女性就业率相当高，也有说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在下降中，女权主义者尤其指儒家思想抬头带来了“把女性赶回家”的危险。

政策研究者则指公共舆论过于重视观念抗争而少注意到制度层面不利于女性的设计。

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但值得提出的是，在当下的社会分化背景下，任何试图“打包”解决、“一揽子”工程解决妇女问题的思维，恐怕都容易在现实中碰壁。

女性问题只不过是诸多社会问题之一种，它的呈现方式深刻地反馈着社会的各个剖面，尤其是阶层的分化和观念变迁的多次裂变。人群不仅被以财富划分阶层，而且，在同等财富地位中，观念的差异也将他们划分成为了完全不同的阶层。相比财富地位的差异，观念导向的细微差异更加不可逾越。

过去关于女性的议题大概也就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而今天的议题要丰富得多：婚外情是不是道德问题?第三者是不是道德问题?一夫一妻制是不是合乎人性?女性在职场是不是遭受歧视?为什么女性哲学家这样少?……还有更多更为边缘的议题，比如李银河式恋情究竟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代孕是否合乎伦理等等。

所有这些议题，都可能看到两种以上截然对立的观点。当分歧如此丰富和细微的时候，观念本身就在造就阶层固化。

不同阶层的观念差异

因经济地位和观念差异造成的互有交集又各自独立划分的阶层级差，远比简单的“男女有别”来得不可调和。也就是说，在今天，阶层差异要远远大于性别差异。你问一位经济独立、财力可观的职业女性的婚姻观，跟问一位靠丈夫供养的家庭主妇或贪官富商包养的情妇的婚姻观，得到的答案，远比你随机问一对男女来得差异大。

在同等经济状况下，不同文化程度甚至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其性别观念又有巨大的差异。譬如，同等经济状况下，一个标榜儒家的中国哲学学者，和一位推崇自由观念的西方哲学学者，其观念差异可谓剧烈到难以对话。

在这样激烈的社会分化背景之下，任何“打包”解决性别议题的方案，都难以获得全方位共识。但几乎每个阶层都在极力游说，希望自己的价值主张体现在决策中，都意图以观念影响制度设计。就此而言，说只重观念不重制度设计的，似乎也不对，观念竞争恰恰就是为了影响决策者，影响制度设计呀。不过，从策略上来说，“只重观念讨论不重制度游说”的提法又是对的。这是因为，既然观念如此难以达成共识，不如直接推销一套确保性别公正底线诉求的制度。当然，这些策略无论优先采取哪一种，都谈不上“打包”解决“妇女问题”，都只能阶段式地面向问题所在。

女性自由的代价

如果问怎样才算真正地获得了解开性别迷题的钥匙，我想那一定是科学和哲学的最高层面合作。

科学帮助我们看清哪些性别差异是生理差异，哪些是社会性别、观念造就的差异，而哲学则帮助我们谈论何谓个体尊严、何谓自由与公正。以亲身实践挑战主流道德观的香港性学学者何式凝甚至认为，“情欲里没有公义，根本背景就不公平”，不知道这算是激烈的对抗式反讽，还是说这是她的哲学回答。如果是一种抗争表达方式，自然只是为了抗议而抗议，并不代表学理层面的逻辑。

在学理层面，性别议题中当然含有公义，然而，社会最大的偏差往往是把非道德问题全部归为道德问题来对男人进行人格控诉。也有部分是女性在竞争男人的过程中互相的矮化和污名，很多对女性不敬的词汇，往往就是女性自己创造的，诸如“小三”、“绿茶婊”、“文艺婊”等等。

尽管女权主义者的行动策略惯用“女人团结起来对抗男人”模式，她们甚至激烈地讨伐不与她们团结的女性，似乎“全世界女人团结起来”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性别不平等问题。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性别二分法遭遇了财富阶层、观念阶层差异的冲击和瓦解。底层女性控诉的问题，可能在精英女性那里已经不存在，倒是在底层男青年那里更为突出。而在某些知识分子那里，讨论的也不是“大奶小三”的电视剧情节，而是萨特波伏娃式开放式关系对人类婚姻制度的持久有力挑战。

很多人在向学者问策时总指望对方指出一个可以有损男人但不伤害任何女人的“万全之策”。譬如离婚自由了，那么，那些四十多岁的女人们被离婚了怎么办。她们好可怜啊，这么大年龄没人要了。但另一方面，还是这些人，在激烈地讨伐社会对“剩女”的婚姻压迫，认为女人的价值不在于婚姻。也就是说，很多人的毛病是想要不付出任何代价——至少代价不在女人这里，而获得身心解放的自由。

然而，自由一定是“有价”的，它是用很多现实利益、短期利益换取得来的。中国目前尚且缺乏数量足够可观的、愿意付出代价来换取自由的女性，大量的呐喊过于“精致的利己主义”，想要“鱼和熊掌兼得”。这一点，西方女性比圆滑的“中国式女权”要果敢、决绝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