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假如”，就是不可能的意思。既然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何还要如此自作多情？因为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相对来说，批评畅快淋漓，建设则困难得多。那就换一个角度，假如我是北大校长，正雄心勃勃地推进很有挑战性的“燕京学堂”计划，应该怎么做？不提“战果辉煌”，就说“基本达标”吧——为何如此低调？因北大就像鱼缸里的金鱼一样，在享受恩宠的同时，被全国人民拿着放大镜观察、挑剔、评论，稍为偏离既定的航道，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批评。这种状态下，小心翼翼，安全第一，很难期待制度上的创新。
可是，我们又都希望北大能奋起直追，迅速地“世界一流”。不动制度，通过增加经费，是能提升若干水平的。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制度非动不可，这个时候，牵涉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及习惯思维。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谋定而后动”。可以不断地打雷，好一阵子下不来雨；但不能没做任何预报，就来场正义的滂沱大雨。雨是迟早要下的，但怎么下、下在什么位置、多大的量、有无节奏感等，都必须认真考量。不仅要驰想“春雨贵如油”的妙境，还得防止决堤溃坝的灾难；“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改革，那是神仙才能碰到的。很可惜，北大这回创办燕京学堂，明显低估了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度，未曾做过认真的“沙盘推演”。
按理说，筹巨资创建一个新的教学机构，对于北大是件大事，事先肯定征求过相关人士的意见，不可能是校长脑袋一拍就出来的。问题在于征求谁的意见，以及如何征求，程序正确不等于效果就一定好。做过行政的人都明白，讨论同一件事，找谁不找谁，谈论宗旨还是敲定细节，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效果。一般来说，中层领导怕校长，普通教授则不怕，更有可能直言不讳。你真想征求意见，应该多找有勇气、有见解、有担当的普通教授，既给他们解释，也听他们抱怨，甚至允诺一切可以商量，大不了推倒重来。若怕人多嘴杂，想快刀斩乱麻，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来努力解释，希望广大师生“顾全大局”，这在别的学校做得到，在北大不行。因为，说到底，这是一所民主传统根深蒂固的大学。
平心而论，从社会募集巨额经费，创办培养国际人才的燕京学堂，应该说是很有创意的好事。可如今好事不但多磨，且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对北大声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何当初匆忙上马，高调宣布，而不可以稍为等一等，多邀请敢于直言的反对者参与协商，或吸纳意见，化解对立；或调整节奏，优化计划？十年前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以及今天的燕京学堂计划，其缺憾都缘于学校内部欠缺必要的沟通与对话。
另外，无论校方还是教授，北大人的特点是志存高远，擅长侃侃而谈，看不起斤斤计较，尤其不太注意细节。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细节决定成败”——谁能想到一张“流光溢彩”的静园修缮效果图，会掀起如此大的风波？我相信北大校方之创办燕京学堂，确实是用心良苦；问题出在悬的甚高，用力太猛，操之过急，加上论述时的诸多瑕疵，以致引起广大师生及社会各界的批评。不想冷嘲热讽，更愿意站在建设者的立场，帮学校出主意，看如何进一步完善此计划。相关意见适时提交给了校方，至于是否被采纳，不在我考虑范围内。选择九月方才刊行的《读书》杂志发言，是假定那时大局已定，风波也基本上过去了，发文章只是为了“立此存照”。
都是模仿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着眼于培养国际化的“各界领导精英”；也都是一年制的学习计划，为何清华的“苏世民书院”波澜不惊，北大的“燕京学堂”却风急浪高？除了两校师生处世及表达风格的不同，更因清华计划可操作性强，北大则过于理想化，不太可行。后者选择了学校中心且带有标志性的静园六院来建寄宿制书院，乃极大的败笔，此举引发了学生及校友的公愤，学校不得不做出妥协。如此“败走麦城”，不全然是思虑不周，还是我所说的用力过猛，即太想把事情办好，以至于不考虑前后左右、上下里外。在我看来，这“燕京学堂”即便圆满达成目标，也只是为北大增加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成为整个大学的中心。顺便说一句，香港中文大学也有一个以英语讲授、以国际学生为对象、“肩负提供世界级中国研究教学重任的中国研究中心”，但在整个大学处于很不起眼的位置。
我想辨析的是，为何北大这升级版的国际化计划不太可行，以及到底该如何修正。具体论述时，不断以清华计划为参照系。说北大创办“燕京学堂”是为了与清华的“苏世民书院”竞争，这本身没什么不对；两校之间你追我赶，是个好现象，只是不要因急功近利而脚步变形。记得当年北大刚创办文史哲实验班时，清华提出的追赶方案是文史哲再加中外文，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我提醒清华校方注意：学生只有一个脑袋，且每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这回清华走在前，北大为了赶超竞争对手，把好几个功能不同的计划糅合在一起，表面上是“高大上”了，实则模糊了战略目标，留下不少招人攻击的把柄。
首先必须搞清楚，北大筹办的燕京学堂，到底是“中国体验”，还是“高端学术”。对照燕京学堂的官网，英文称“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与中文的强调“高端学术研究”，明显对不上号（参见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东方早报?6?1上海书评》 2014年5月25日)。二者之间，我并不厚此薄彼，只是认定功能不同，不宜混淆。而且，我相信英文的介绍是有所本的，因那正是清华走的路：“50年内，将有逾1万名学生从这个占地2.4万平方米的书院中毕业，他们会与自己在书院的同学和清华大学其他学生建立起私人的朋友关系，在遇到问题时，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可以‘直接打电话讨论’。”（参见《清华获3亿美元捐建苏世民书院 系研究生培养特区》，《中国青年报》2013年4月23日）这明摆着不是培养专家学者，并不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长期的感情投资。只不过作为后来者，北大希望更上一层楼，话说得太大、太满，反而弄得不可收拾。无论校方如何辩解，这一年制的用英文讲授中国文化的硕士课程，是不可能成为“高端学术”的。一定要这么做，只有两种可能性，或学校降低水准，法外开恩；或学生拼了小命，最终也达不到预想目标。
第二，这到底是“学者项目”还是“硕士项目”?同样是面向全球顶尖大学选拔优秀本科毕业生，清华开设的是“苏世民学者项目”，没说给不给学位；北大非要标新立异，说是“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马上引来很多质疑。先不说“中国学”.就说这一年制的硕士课程，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因北大校内现有两种不同的硕士学位课程，一是学术型，学制三年；二是专业型，学制两年。一般认为三年的比两年的好，如今再来个一年速成的硕士，还说是“高端学术”，确实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再说，国外大学的一年制硕士，大都属于创收性质，不怎么被看好，我们为何会格外优待，且高看一眼呢？
第三，这“中国学”到底是“课程”还是“学位”?按照相关法规，北大可独立开设新的二级学科，但颁授“中国学硕士”，必须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授权。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独立出来，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换句话说，我们国家颁授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只能是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中的一个。前些年关于“国学”能不能成为一级学科，给不给颁授独立学位，曾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被否决。北大这回的“先斩后奏”，我不认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能接受。
第四，在中国大学里设置“中国学”，这到底是扬长补短，还是东施效颦？清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已有的学科体系中运作；北大非要棋高一着，弄出个“除了要文、史、哲贯通，还要中西学术贯通”的“中国学”。无论校方如何强调“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问题的主体性”，这用英语教授的“中国学”，怎么看都是舶来品。中国都这么强大了，还有必要搁置现行学科体制，引进欧洲的“汉学”或美国的“中国学”吗？我很怀疑。打破凝固的学科边界，建立一个开放的教学科研体系，这与抄袭美国的“中国学”，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北大百年校庆开始，我就不断强调，放眼各国好大学，其外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研究，与本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研究，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该以哈佛东亚系或牛津汉学系的立场及趣味，来评价北大中文系，反之亦然。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绝不是移植汉学系或东亚系的眼光能解决的。若这么做，不仅不能“迅速地融入世界”，反而丧失了自家的学术立场与比较优势。
第五，既然主要目标不是培养汉学家或中国学家，而是抢“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那就不能要求人家预先学过汉语。基于这一特点，清华实行全英文授课，首期设置的公共政策、经济管理、国际关系这三个领域，全都属于社会科学。北大希望发挥自家人文学功底深厚的优势，于是设计了“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六个方向的课程体系，打出来的旗帜是兼及国际化与本土性。殊不知这么一来，用什么语言上课成了大问题。讲中国文学或中国哲学，只说英语，似乎不太对劲；可中英文兼修，学生受得了吗？让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临时抱佛脚，在一年时间里，又学汉语又赶专业，做得到吗？即便学生咬牙跺脚表决心，没日没夜地赶工，有这个必要吗？两相对照，你会发现，清华的计划基本可行，北大的设想则过于天马行空了。
第六，清华只是笼统地说请大师来讲课，不提待遇，也不说与清华原有教授的关系。这是一个独立运作的项目，授课者是否拿高薪，跟局外人没关系。北大可好，把底牌都翻出来了——为这一百名获得全额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北大准备从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30人，从国内外公开招聘“杰出学者”20人，并邀请“国际顶尖访问教授”20人，并允诺为这些教授提供高薪。七十名教授，一百位学生，如此师生比，很容易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加上后来有关人士不太恰当的解释，坐实了校方想用这“校中校”来改造北大人文学科的猜忌。
总的感觉是，清华引进了“苏世民书院”，没动自家根基，却坐收渔利。北大含辛茹苦，自筹经费，创办燕京学堂，但因立场摇摆，思路不清，论说含糊，留下了一大堆争议，实在很可惜。
若要我提建议，那就将“燕京学堂”分解为各自独立的三大块，第一块是办一所面向国际的高端的寄宿制学院的原计划，但定位改为类似清华的苏世民书院，“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也因此，第一，只发毕业证书，不谈学位问题。这么一来，可化解很多矛盾，也避开了若干激流与暗礁。至于担心因此消减了竞争力与影响力，那是多虑了。因为，在欧美学界，硕士本就不是重要的学位。在北大拿了个一年制的硕士，对于日后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来说，可以说不值一提；而对于从政或经商者来说，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第二，既然不是培养汉学家或中国学家，可采用全英文教学，但局限在社会科学三个领域，取消原先设计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改为开设若干人文学方面的选修课。理由是，若专修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学，完全不学中文，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第三，取消这35%的中国学生，以免成为“留美预备班”。第四，不要再纠缠什么中国特色的“中国学”了，没这个必要，且容易贻笑大方。
第二块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家”，那就按北大的学制及标准，考核及格的方才颁授相关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既然拿中国学位，必须学中文，学校不得放水（没听说在哈佛用中文撰写硕士或博士论文的）。给愿意到北大来留学的各国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奖学金，尤其关注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如非洲以及目前处于转型阶段的东欧国家），这比跟哈佛、牛津抢“最聪明的学生”要有意义得多。目前在北大就读的留学生数量不少，但多属于自费，某种意义上乃学校的创收项目。改变这个思路，招收留学生时，更多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或学术发展需要。我相信，北大这么做，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第三块是努力促成“高端学术”的诞生。说实话，研究中国问题，主要还得靠中国学者。不该过多寄希望于美国的中国学或欧洲的汉学，中国大学应立大志向，励精图治，方能重铸辉煌。我多次谈及中国学者如何“不卑不亢”地走出去：“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参见《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初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6期，收入《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与目前国内各大学之纷纷催逼教师留洋相反，北大完全可以做成吸纳国内精英从事专业研究的平台。考虑到北大已有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有所长的国内学者（含台港澳）来燕园从事一年的专题研究，既出成果，也培养人才，更是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何乐而不为？
2014年7月17日初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7月30日改定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