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质疑大学教授63岁退休的统一规定，说人文学者训练时间长、成熟年限晚，应该比理工科教授多工作三五年。大家都觉得这是在说笑话，因当今中国大学校长绝大多数理工科出身，他们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记得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先生曾问我，你们文科教授老说63岁退休太早了，你跟我说实话，60岁以后还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创新吗？我的回答很干脆：“正当时。”此前因教学任务及油盐酱醋，著述多受牵制，如今知识积累丰富，且摆脱内外各种束缚，可以从容发挥。我举的例子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与洪子诚，两位先生都是退休后的学术成果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大为提升。另外，老钱再三说，洪老师2002年的循例退休（现在北京大学也改了，文科教授可延后退休），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是巨大的损失。但换一个角度，对洪老师个人来说，此举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勤奋著述，收获无数粉丝，可谓因祸得福。一个教授，退休22年，仍有如此学术影响力，实在是个奇迹。
八年前，暨南大学召开“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生成”研讨会，说是要聚焦“粤派批评”，邀我参加，我谢绝了。洪子诚、温儒敏、黄子平不晓得这是“鸿门宴”，参加会议并被要求就此话题表态。《羊城晚报》迅速统合成一个有关“粤派批评”的专版，这就是2016年6月5日见报的《“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报道称，对于“粤派批评”这个概念，赞成的有广州的蒋述卓、贺仲明等，反对的是北京的洪子诚、杨匡汉等。定调的主旨文章乃陈剑晖的《粤派批评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据说该版第一时间得到了上级主管领导的批示，从而正式吹响“粤派批评”大讨论的集结号。随后，《羊城晚报》再接再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又组织了20多个版面讨论“粤派批评”，吸引刘斯奋、黄树森、蒋述卓、林岗、谢有顺、李凤亮等诸多名家参加讨论。
我因远离风暴中心，属于后知后觉。今年一月，我回老家潮州，给潮汕三市及相关大学赠送新出版的24卷《陈平原文集》，座谈会上，韩山师范学院副校长黄景忠旧事重提，说潮汕人适合做文学史家，而不是文学批评家，举的例子是洪老师和我。理由是有修养、善读书、性格温和、深耕细作，但胆子小，上穷碧落下黄泉，把相关材料都读完了才下判断，那时黄花菜已经凉了。这种性格，适合当青灯黄卷的史学家，而无法出任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革命家——不管是政治革命还是文学革命。
这让我想起“中国作家网”转载“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2018年2月27日的《关于“粤派批评”的三个感想》，其中提及：“粤派批评中，非常显著的是文学史家集中，如果按籍贯和工作地算，洪子诚、温儒敏、杨义、陈平原、陈思和、黄修己、饶芃子等人，都和‘粤’字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半壁江山都和广东有关。”文学史家重历史、重资料、重实证，“这种务实，是广东人的一大优点”。笔锋一转，谢文称：“为什么这些年广东提不出大的理论，没有大的理论构想，领不了思想风潮，甚至从来没有想要引领理论和批评发展趋势的气魄？我认为，它跟广东过分重视‘实学’，缺一点‘虚学’的气度和情怀大有关系。”
还有近期“花城”公众号推送的《新南方写作，去到比南方更“南”的地方》，说的是2023年8月21日“新南方写作：流动性与未来性”文学交流活动在广州花城文学院举行，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首先发言：“在文学史上整理和回顾粤派文学批评的谱系，我们会看到陈平原、温儒敏、洪子诚、杨义等人的名字，甚至可以追溯到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如今《粤派评论丛书》已经出版了32种，接下来还会有新的作品出现。”
洪老师属不属于“粤派批评”，以及史家是否因过分崇尚“实学”而压抑“大理论”的生长，这些留待专业人士评说，我只觉得自己有义务，谈谈我心目中作为文学/史家的洪老师。为什么要加一撇，变成“文学”与“史家”呢？中间这一撇，其实大有深意，凸显的不是研究“文学史”的专家，而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史家”。为何如此立论，请参阅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及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在我看来，洪老师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以及评判标准，属于广义的史学，而非文学。当然，前面那个“文学”也是很有意义的，使得其与一般的史学家拉开了距离，这里不仅指研究对象，更包括生活态度与思维方式。是史家，但带有文学家的趣味与眼光，具体体现在对文字的敏感，对作家作品的体贴，还有就是多疑、敏锐、犹豫、不确定，谢绝板上钉钉，更倾向于自我反省，坚持论述的“弹性”以及表达的“迂回”。
有件陈年往事值得一说。1990年4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座谈刚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录音整理稿经各位审定，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为题刊出，后收入我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对这篇纪要的解读，请参阅我的《叙事模式与文学进程——关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及其他》（《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其中洪子诚老师的发言，表扬的话就不引了，就说批评的：
……总的来说，这本书“论”的成分大，“史”的性质弱。
另外，有必要研究类型与个性的关系。陈平原善于抓类型，很精彩。但文学现象有许多例外，有其丰富性和生动性。文学作为一种人的精神现象，有时候不能完全用类型来归纳把握。当然，每种文学史都有其局限性，都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有些大作家的独特创造，可能会被消解在这种类型分析中，这未免可惜。
那时候我们正在严家炎、钱理群的主持下，从事集体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大家最为关心的是文学史到底该怎么写。可惜这套大书半途而废，只刊行了六卷理论资料集，还有我撰写的属于探路的第一卷。洪老师的评议中，蕴含着他对文学史体例的思考，尤其是“文学现象有许多例外，有其丰富性和生动性”，这句话很有哲理性，引起我诸多思考，在日后的研究中，部分得到纠正与落实。
洪子诚老师之所以越来越受学界（尤其年轻一辈）的推崇，既缘于时代，也缘于学院化大潮。可以说，洪老师的表达方式不适合于20世纪80年代狂飙突进的时代思潮，更契合21世纪步步为营的学术风气。今天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年轻学者，更喜欢洪老师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博学、深思、迟疑、自嘲。这跟年龄、阅历与学养有关，也与时代思潮以及学术目标相关。
这是一位勤于思考且勇于探索的研究者，始终在探路、问路与引路。洪老师影响最大的著作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我曾认真拜读过香港青文书店1997年版《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雏形，不太受教科书格局的束缚，更为单刀直入，也更让我这个外行大受冲击。另外，洪老师退休前的课程讲义《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为后学开出无数法门，让人脑洞大开。再就是《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这书很有生长性，去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专题课上选读此书，学生们很投入，也有很好的发挥，期末作业，我推荐两篇到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我看来，擅长提出带有挑战性的大问题，创新研究方法，在推进相关论述时，极为注意与年轻一辈学者对话，这是洪先生的治学特点。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史学也不例外。在我眼中，作为史家的洪子诚，因文学的滋润、哲学的引领，再加上天性以及某种宗教浸染，显得很是谦卑。作为一种思考角度以及论述立场，洪老师很少斩钉截铁的判断，更多的是左盘右带与自我质疑。可你要是以为洪老师不够自信，那就大错特错了。聪明人的自嘲，往往意味着另一种智慧。单看其在若干紧要关头不改初衷，守住底线，拒绝随波逐流，就明白其论述的“弹性”以及表达的“迂回”，都只是一种烟幕弹，或者说修辞策略。
此乃作者2024年6月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