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学界提供证词

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有幸见证了一个时代——包括其正面、侧面与背面。平日里偶尔也会思虑及此，但从没像近日感受那么强烈。那是因为，最近十天，我参加各种活动，包括北大主办的“《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讨会”（3月22日）、学生筹划的“陈平原老师七秩寿庆”（3月23日）、深圳举办的“以人文之名 与时代同行”——《陈平原文集》新书发布以及著作书影与墨宝展（3月30日），再加上一个重要会议、一场专题演讲（“都市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一次新书推介（“‘古文’如何‘新观’”）、两场怀旧座谈（风入松书店重启、金庸百年纪念），夜间则见缝插针，为《王瑶画传》及《风雨读师》准备图片。如此紧张而忙碌，表面上行礼如仪，应对自如，内心深处则翻江倒海。我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高光时刻”，朋友及学生们是用这种形式，表达对一个认真工作过的长者的尊敬与慰藉；而我则在重读王瑶先生的学术立场以及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调整姿态与节奏。

很感谢深圳“陈平原先生著作书影与墨宝展”的“前言”，那是深圳朋友及我的学生讨论后敲定的，我没做任何改动，只是默默接受他们的好意。这里引录的是前三节：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文学术的演变，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学思历程可以提供一份生动的时代证言。他早年在粤东山村插队务农，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山大学，后又北上读博，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亮相京城；九十年代提倡学术史研究以及“学者的人间情怀”，且坚信“学在民间”；新世纪以来关注大学精神与文学教育——其人生轨迹的起伏呈现出“与时代同行”的特点。作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学人，陈平原教授的研究也展现出了一种广开风气的博雅视野。他由现代文学研究起步，关注作家作品中的人文意识；在九十年代转向学术史研究，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之后关于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更体现出了一种不断开辟新领域，在多元视野中拓展学科疆域的努力。办展览自然是以表扬为主，略为夸大其词，相信大家都能洞察与谅解；但称我的学思历程“可以提供一份生动的时代证言”，却是我高度认可的——其实，多年前我为自选集《压在纸背的心情》（2011）撰写序言，就曾经提到自己最得意的是“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

展板上的学术自传

深圳书影及墨宝展的背景板设计很用心，一条时间轴线，上面是若干特定时刻的照片，下面是历年图书初版书影（原本计划重点介绍十种图书，每种排列各种版本，后决定改为平铺直叙，只列初版，凸显的是时间线索），中间的文字部分，乃主办方根据我的学术纪事，删繁就简，再根据展览地略为调整（比如突出与深圳的联系）。展板上字小，看不清楚，这里略为引述，权当学术自传：1954年 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陈北、母亲陈礼坚均为中专/中学语文教师。小时候，生活在位于洋铁岭下的汕头农校，初中毕业后回原籍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插队务农。1978年 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4月，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在《人民日报》上刊出。1982年 获文学学士学位，学士论文题为《论曹禺戏剧的民族特色》。随后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导师为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教授。1984年 获文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为《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讽刺文学》。9月，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文学史家王瑶教授。1985年 与北大中文系教师夏晓虹结婚。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先后在《文学评论》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读书》杂志连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87年 获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8月起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第一本著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91年 获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学人》集刊第一辑发行（陈平原、王守常、汪晖轮流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至2000年间共刊行15辑）。1992年 破格晋升教授。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1995年 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二等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学术史丛书”。1997年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 作为第九、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常委，连续十五年（1998年1月—2012年12月）参加北京市政协文史委活动，为保护古都历史文化略尽绵薄之力。1999年 创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文学史研究丛书”。2000年 出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2000—2016）。2001年 创办《现代中国》集刊（第一至第五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第六辑起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2001至2014年间共编印15辑）。2003年 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005年 获教育部评聘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度）。2008年 作为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后改为北大、港中大合聘，2008—2015）。为香港三联书店主编“三联人文书系”。9月，被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2009年 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获第五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被聘为第六、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年1月—2020年9月）。2015年 由国务院总理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6年 获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17年 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019年 获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在深圳举办“说文·写字——陈平原书展”。2021年 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出任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在深圳举办“小说史学与文学教育——陈平原教授著作风采展”。2022年 获聘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筹建多时的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获批，被聘为首任所长。2024年 《陈平原文集》（24卷）出版，在深圳举行新书发布会。16岁下乡插队务农，24岁因高考制度恢复而得以先后入读中大和北大，曾经蹉跎岁月，而后急起直追，最终能有如此不算辉煌、但也说得过去的业绩，确实体现了大转折时代的各种可能性。多少比我聪明能干的人，没有机遇很好地施展才华，以至长期沉沦，像我这样智商中等且略为清高，最后能获得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大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已经属于超水平发挥了。不止一位学生注意到，我喜欢使用“紧赶慢赶”这个词，说是看得出我的紧迫感，所谓“时不我待”是也。如此心态，好处是不敢怠慢，缺点是不够从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并非理想状态，只是聊胜于过早躺平。我至今仍保留几份小学作文，不是自恋，而是时刻提醒自己学术上的起点实在太低了。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同时代人或许能理解你曾经的困境，但后人不会这么想，哪代人没有自己的生存危机？不管你是豪情万丈还是落寞失意、内心焦虑抑或孤芳自赏，文人学者主要靠著作说话，光有情怀远远不够。

研讨会上的答谢词

今年头三个月，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关口。按照时间顺序：一月，商务印书馆刊行24卷《陈平原文集》；二月，办理退休手续，40年北大生活，至此告一段落；三月，北大召开“《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讨会”，海内外诸多师友现场发言或视频讲话，不吝赞美之词，让我感动不已——鄙人何德何能，竟能获得如此待遇！我在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题为《为何“低调”以及如何“前行”》，因连同诸位嘉宾的发言，将刊活动主办方之一《文艺争鸣》，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倒是闭幕式上我的即席演讲，现场效果很好，现据速记稿略为修整，引录如下：各位朋友，如此美言，真是不敢当。这么多年一起走过千山万水的新老朋友，今天聚在一起，用一个研讨会的形式表达祝福，这让我很感动。我一边倾听，一边在回想这40年，我们共同走过来的这个路程，感慨万端。另一方面，我很清醒，今天谈的题目是我，但又不完全是。好多朋友借这个机会，讨论80年代、90年代的学术，讨论40多年来中国学术的进展，也讨论他们关心的若干重大话题，不无借题发挥的成分。在这中间，大家都会真诚、认真地表扬我。但读书人都晓得，所有发言，都有时空、仪式和文体的限制。这个场合，兼及退休纪念与学术研讨，因而以表扬为主。与会的不少朋友，尤其50年代出生的老友，我们这一代人大体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有必要用某种形式，给自己及自己这一代做一个总结。某种意义上说，既是谈我的《文集》，也是谈我们曾经经历过的80年代的文化热潮，90年代的学术转型，乃至新世纪以来我们如何面对困境，挣扎前行，现在又将如何完成转折，安顿身心。上午黄子平视频致辞，讲我到北大求学的前因后果，大方向是对的，细节上略有出入，这是回忆录的特点，很难保证绝对准确。关于我送子平会议打印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看了以后推荐给钱理群，老钱看完后又积极向王瑶先生举荐，然后才有我的北大求学，这个过程，有不少戏剧性转折，我以前的文章多有涉及。我之所以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是非常偶然的。其实，北大中文系有好几位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但他们一直没招生。王瑶先生是那代人中受过最好的学术训练者之一，发令枪早响了，却不急着起跑。赵园告诉我，当初现代文学专业有三个博士生导师，王瑶、唐弢、李何林。李先生年纪最大，资历也最深，王先生和唐先生商量，让李先生带第一届博士生，他们两位再跟上。北大文科好多专业的第一届博士生，比北师大、南大、复旦晚，那都是导师们谦让的结果。这些年，媒体上喜欢炒作谁谁谁是某学科或某专业的第一个博士，其实关键在于学校的立场与导师的心态。不是我特别优秀故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批博士，而是我的导师愿意起跑，我才有此幸运。喜欢追怀自己走过来的道路，那是年纪大的表现。大家拼命给你鼓掌，也是因为你即将鞠躬谢幕。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曾计划模仿国外大学通例，为退休老师举办纪念仪式，但北大中文系老师们不愿意。因他们不希望在岗与退休明确划线，那样心里不舒服。国外大学教授退休了，就和这所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即便给你荣休教授的名义，一般也不会主动参加大学组织的学术活动。但中国大学教授不一样，很多人就住在校园里，或校园附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甚至继续指导博士生，都很正常。而且，你对外仍可说自己是某某大学教授。只有个别特别较真的，比如夏晓虹，对外总说自己是北大退休教授，或前北大教授。你在不在岗，学界一清二楚，不会搞混的。退休模糊处理也有好处，起码老师们心态比较年轻，可以继续工作。不过，有退休仪式也不错。我受一个老先生的启发，他说一个学者到了某个阶段，应该认真地给自己做小结；做了小结还可以往前走，并非就此停步。意识到学术生命有好几个阶段，好好做个小结，调整一下姿态，再继续前行，这样有节奏感。好吧，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假装自己依旧很年轻，必须给自己一个说法。不光内心认可，而且诉诸行动，出文集无疑是最好的形式。除了24卷文集，今年3月份，我还出了三本新书，其中两本是增订版，只有和夏晓虹合作编注的《古文新观（版刻对照本）》是全新的。送给大家的袋子里，除了这三本新书，还有我自己设计制作的茶杯。北方人喝茶不讲究。哪有茶叶放在水里一直泡的？我的家乡广东潮州是“中国瓷都”，但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工夫茶，据说连跑马拉松都在路边摆着茶壶茶杯。我当然没有推广工夫茶的义务，送大家瓷杯，是记录/隐含自己求学的坎坷历程。

瓷杯上那个小小的名章，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山村插队时，无师自通，用锥子鼓捣出来的。那时在乡下劳动，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捡来石头，自己磨，随便刻，虽不好看，但记录了我的青春岁月。茶杯盖子上的肖形印，那原本是个藏书章，刻于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中山大学念书，不晓得时光流逝如此之快。四角刻着“三十前藏书”，以致这章很快就不能用了。于是，磨去四角，成了如今这个样子。有目光远大的朋友一看，断定我有野心，居然想“逐鹿中原”，那实在是牵强附会了。当初绝对没有那个想法，只是觉得造型不错，就保留下来了。相对而言，那个陈夏藏书章流传最广，给好多人看过，也收获不少掌声。那章到底刻于80年代后期，还是90年代初，我也忘记了。至于“春上枝头”，那是吉祥语，喝茶的人都能体会。我不是书法家，最近几年因缘凑合，居然分别在北京、广州、深圳、潮州和台北办过几个书法展。篆刻与书法，都不是我的专长，偶尔摆弄，只是调剂生活，突出的是心情而非技艺。把这些不够专业水准的东西放在瓷杯上，请大雅之士不要苛求，我只是用来纪念自家几十年的艰辛跋涉。最后需做个小小的补充，《三联生活周刊》五年前有一个专访，题为《陈平原：黄金80年代中诞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记者问我，若谈80年代，哪个年份对我最重要，我脱口而出：1985年。因为那一年老钱、子平和我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在《读书》杂志连载六期，这让我在中国学界初露头角。另外，那一年还有一件大事，我与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夏晓虹结婚。除了生活中的互相扶持，身边的朋友都晓得，我的很多研究工作得到她的帮助。这40年来，我们一起读书、写作、旅游，去年还专门印制了精美的《廿载贺年卡》赠送友人，记录那些有趣的美好瞬间。做完这个活动，我要和夏老师好好商量，调整一下生活节奏，放慢点，把家里的藏书整理整理，该送的尽量送走，腾出较大的起居空间，提高生活质量。还会继续写作，也确实有不少工作计划，但希望放慢一下节奏，多到各地走走看看，和新老朋友，尤其在座的，多多聚会。

我希望，这是一个美好的结束，也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共同读书写作游玩，和夏老师携手40年，平平淡淡走过来，不容易。平淡也是一种福气，谢谢夏老师。研讨会上的言论，体现的是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不会全都当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激励与鞭策，由此获得前进的动力与方向感。现场发言，一时兴起，讲到了夏老师，那是因为，外面的世界确实精彩，但诱惑与陷阱也很多，之所以能40年风雨兼程，“步履不停”，没有走岔路，得益于师友们的提携，也得益于妻子的理解与支持。

老同志也需要鼓励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困境、得意与失意，我成长于特殊年代，好些缺憾无法弥补，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有的则可以通过后天努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甚至部分实现弯道超车。受制于内外各方面的因素，很多目标根本无法达成，能做的，只是努力完善自我。对我来说，过去与眼下最大的挑战是不忘初心，坚持走自己认定的路，兼及自信与自省，既抚平心灵深处的创伤，也警惕现实利益的诱惑。深圳南山前檐书店为《文集》出版组织的活动，题为“以人文之名 与时代同行”，借用的是我几年前在北大“学术史三书”座谈会上发言的题目《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深知自己的努力与生存的时代密不可分，几十年风云变幻，碰到过风口，也遇见到退潮。位于风口时不盲目起飞，处于低潮时也能守住底线，这或许是我唯一值得自夸的长处。

最后说点闲话：近日学校通知，我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获第九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让我提供材料以便宣传。接获通知，说实话，我喜忧参半。说对获奖无动于衷，那绝对是假的；只是这回的喜悦，隐含着淡淡的忧伤。获奖是好事，证明我曾经努力过，且才学、人缘都不错。年轻时对此很在意，因牵涉职称晋升等。但60岁以后，我就不再申请任何奖项了，主要是担心挤占青年人的空间。在大学教书的都知道，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是文科教授最重要的奖项，其操作方式是——教育部下达推荐指标给各校，学校分解下发给各院系，很多年轻学者的著作很好，但出不了院系或校门，无缘参与竞争。此前我已五次获奖（其中两次还是一等奖），再获奖其实意义不大。我主动放弃，年轻学者不一定就能评上；但我若申请，院系及学校自然优先推荐，因获奖概率高。大概不只我一个人这么想、这么做，去年北大校方改变规则，预留若干名额，专门动员资深教授申报，说是不占院系指标，这下子没办法了，只好重新出山。去年年底在南京接受《扬子江文学评论》双年奖颁奖时，我谈了件趣事：2019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颁发上一年度论文奖，选了我的《“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考虑到不该占用属于年轻人的聚光灯，我委托别人代为领奖。主办方误认为我清高孤傲，看不起此奖项，害得我解释了大半天。对方终于听明白了，回了这么一句——“老同志也需要鼓励嘛。”这话很有道理，也很深刻，我欣然接受。自此以后，只要不必填表，不用自吹自擂，哪里颁奖我都欣然接受。没错，这个时代，年轻人压力山大，很需要鼓劲；可老同志也不能太早躺平，若身体及精神允许，也该与时俱进。所以，即便明知是安慰性质的奖励，我也心领了。谢谢大家。这回北大的《文集》出版座谈会，以及学生筹划的祝寿会，还有那压在纸背、隐而未发的“退休纪念”，真的让我感佩莫名。当初对于是否70岁出版文集，我很是犹豫，深怕读者误解，以为到此止步。后来想清楚了，是否继续前行，主要看自己的意志与定力。自信学术上还有发展空间，不想设限，也不定太高的目标，这样脚步更为从容些。至于接下来的岁月，到底是以讲学为主，还是以著述为主，抑或以学术组织工作为主，只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2024年4月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