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因既不是教育部长，也没创办过几所学校，甚至未曾在大学的教育学院任职，若需自报家门，只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而且，我的大部分学术成果及奖励，还有诸多重要的学术头衔，都主要基于我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业绩。虽然大家承认你视野开阔，兼及文史，纵横古今，跨学科著作也不少，可到了填表，还是只能老老实实填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可人生除了填表，还有一些重要的工作经验及体会值得诉说，在我，那就是教育理念及实践。首先，我自认为是称职的好老师。我们家三代教书，祖父教私塾，父母亲教中学/中专，我教大学。而且，我教书一辈子，阅历丰富，十六岁下乡插队，当民办教师，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初中毕业班，这一经历对我日后谈论中国教育以及编写语文或乡土教材，有很大帮助；1987年北大博士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大学教书，除了北大，还有国内外若干大学的教学经历。我曾经说过，科研考核容易，数数论文及著作，基本上就可以了；至于教学用不用心，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记得刚留校任教，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便告诫：在大学教书，站稳讲台是第一位的。到今天为止，教学方面，我获得过北京市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北大十佳教师（2006）、北京市教学名师（2009）、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23）等。
2006年12月31日午夜，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正举行“北大十佳教师”颁奖典礼，我作为获奖教师代表发言，题为《“专任教授”的骄傲》：“这些年来，除了专业研究，我还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荣誉感’正在急遽滑落。……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即便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这篇文章初刊200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后收入我的《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一个月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新书发布会，提问环节，有读者问及我的读博经历以及指导研究生细节，人文社剪辑成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推出十天，阅读量35.1万，转发量1.7万，大大出乎我和出版社的意料。还有人专门来电询问，你说你每周都跟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吃一次饭，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已经二三十年了，只要在京，就坚持这么做。不过不是在饭馆，而是在办公室，且各自打饭，主要目的是聊天。在我看来，专业问题，课堂上解决；私下闲聊，不设题目，上天入地，这才叫“熏陶”。学生天资、性情、机遇不同，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成才；但当老师的，尽最大可能扶正祛邪，助力成长。这里没有一定之规，也不是理论问题，关键在愿不愿意花时间，能否设身处地，体贴但不纵容，跨越代际鸿沟，跟他们一起成长——这么说并非矫情，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局限；带学生起码使得我心态较为年轻，不怎么固步自封。
走出大学校园，关注中国教育，2013年我获搜狐教育年度盛典的“中国教育变革人物奖”，2014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除了我和清华大学钱颖一，其他人都是教育专家。因术业有专攻，我的教育研究及实践，能做的事其实不多，姑且戏称为“上天入地”。所谓“上天”，就是利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这一平台，开展大学调研，撰写教育建议，上交国务院领导参考。我更有兴趣的是“入地”，那就是以大学教授身份，介入中小学教育改革。早年参加北大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负责高二年级，以及主编《语文（选修）中国小说欣赏》，还有就是与郭预衡、章培恒合作主编中华书局版《语文》（小学及初中，共18册，2005年12月），这些都算不上成功。自认为做得比较好的，第一，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共四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初版，已多次重印；第二，与蒋述卓合作主编《中国语文》初中及高中教材（连同教师用书、学生用书，共36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广东教育出版社/澳门启元出版社，2022年8月全部出齐。后者所谋者大，得到上级部门的鼎力支持，只是刚刚启用，且牵涉面广，最终效果如何，有待评估。前者基于我对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考，认定兼及国际视野与乡土情怀，才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理想的知识结构。这个工作效果很好，也有好些朋友愿意跟进。
作为某语文教材或乡土教材的主编，你只是起引领和协调作用，事情还得靠大家做，业绩再好，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因此，我更愿意谈谈自家有关教育的著作，那起码是我独立完成的。再说，教学生、编教材、上条陈，做得好的大有人在，我并非最出色的，只是尽心尽责而已。在中国学界，我真正出彩，或者说得到较高评价的，是大学史及大学评论，以及在史学著述中将思想转变、文学革命、制度创新等落实到教育层面。不算略为涉及教育制度的史学著作，如我的小说史五书、学术史三书、五四运动三书等，这里单列专论大学的图书。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十一种：
1）《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3）《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2016年；
5）《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2016年；
6）《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增订版】，2019年；
7）《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8）《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9）《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
11）《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21年。
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有六种：
1）《老北大的故事》，台北：立绪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新北：华艺数位，2018年；
2）《“文学”如何“教育”》，新北：新地文化艺术，2012年；
3）《大学何为》，新北：华艺数位，2018年；
4）《大学有精神》，新北：华艺数位，2018年；
5）《大学新语》，新北：华艺数位，2019年；
6）《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新北：华艺数位，2019年。
在中国香港出版的有三种：
1）《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
2）《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
3）《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香港：中和出版，2015年。
另外，还有两种谈论“大学”或“中文系”的随笔集——《花开叶落中文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怀想中大》（花城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这么说，不等于上述大学史或大学评论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著作。恰好相反，论述立场的坚定与著述文体的驳杂，是我的一大特点，下面会专门提及。
我的专业著作多有获奖并外译的，谈大学的图书则不同，除了《中国大学十讲》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0），其他都属于“市场图书”——主要面向普通读者而非教育专家，并非论证严密的“专著”，而是发人深思的“文章”，好读，专业性不强，但社会影响大。
这就说到我为何关注教育问题。我不想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那样的大话，因那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或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可以/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多次提及，若真正关心中国命运，不妨就从教育入手。因教育的得失成败，预示着中国的未来；更因国人言说教育的姿态，蕴涵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文化基因。我的能力很小，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大学。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谈及自己的工作目标——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1998年，我合编的《北大旧事》以及撰写的《老北大的故事》刊行，学界与市场反应很好，不少朋友感到意外，以为我要转行，我于是发表《辞“校史专家”说》（《新民晚报》1998年5月10日），其中有这么一段：“从学术史转入教育史，对我来说，乃顺理成章。或者说，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
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大学有精神》以及香港三联2009年版《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书前均有一“代自叙”，题为《我的“大学研究”之路》，除了介绍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7）原本有一章专论“从士大夫到留学生”，洋洋洒洒好几万字，最后没把握，删繁就简，成了“导言”第四小节。功夫没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坚信，自己的思路没错——谈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必须将其与新教育联系起来。如此起点，使得我的大学史研究始终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比如，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面乃至抗衡。此前我强调开眼看世界，上世纪90年代以后，“接轨说”渐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恨不得直接拷贝某著名西方大学，我转而提醒“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在《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节本刊《解放日报》2009年2月9日，全本刊《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我看来，有两种‘大学论’：一是专家著述，发表在各教育学院的学报上的；一是大众发言，刊登于报纸专栏或文化期刊。我本人因专业及趣味，更倾向于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说得更具体些，有两种谈论大学的立场与姿态，一侧重人文，一归属社科——前者倾向于理想，擅长历史研究，注重文化与精神；后者立足于现实，强调社会调查，突出制度与实践，二者目前各行其是，但最好能合而观之。
我之所以跨越学科边界，在北大开设谈论大学的专题课，是希望同学们不仅在大学念书，还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仔细地阅读、欣赏、品味、质疑。“我所理解的‘读大学’，不仅要学具体的专业知识，还要研究生产这种专业知识的机构和机制。这样，你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才是鲜活的，具有批判性以及再生能力。”文章中还有这么一段自白：“正是这种参与感与忧患意识，这种兼及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大思路，使得我在谈论大学时，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专家，也不同于充满道德诉求的‘愤青’。或许不够专业，但很可能元气淋漓。”（《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我当然重视像《中国大学百年？》（《学人》第十三辑，1998年3月）、《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岭南学报》新第一期，1999年10月）、《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现代中国》第一辑，2001年6月）、《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教育学报》2005年第1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那样的专业论文，可说实话，我更拿手，或者说更受关注的，是那些由演讲或会议发言转化而成的、直面当下困境、立场坚定且表达清晰的报纸文章，比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书城》2005年第9期）、《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从“文化的观点”看“大学”》（《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14日）、《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文汇报》2009年3月14日）、《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等，短则五六千，长则万把字，没那么多客套话，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好处是旗帜鲜明，但又不情绪化，起码读起来畅快淋漓。
我的《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中有一篇《三说“拓展211”》，那是三则短文合并而成的，最初连载于《文汇报》2015年3月27日、4月3日、5月22日。第三篇结尾有一段：“我再三陈述拓展211工程的好处，虽获得了不少掌声，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基本上是‘说了等于白说’。”
继续“白说也要说”吧。双一流工程推出后，我在2017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双一流”建设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其中有一段略为发挥作用：“西部某些没有原985大学的省份或自治区（如云南、贵州、青海、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高等教育本就比较落后，越讲‘公平竞争’，他们就越没戏。我担心的是，在这次重新洗牌中，他们会不会成为彻底的输家——不仅好看的头衔一个都捞不到，还可能因人才外流而严重受损？ 中国大学两极分化以及‘孔雀东南飞’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双一流建设’很可能加剧这一趋势。如何帮助西部大学培育、引进、留住人才，在我看来，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样，也应该成为国家战略。”为什么强调评双一流不能只看科研成果，还得考虑人才养育，那是因为，在我看来：“办教育，国际视野之外，还得添上本土情怀。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人才的在地化，是个更迫切的大问题。”
2020年起，我在北大教育学院主办“世界变局与教育未来”学术论坛以及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七届年会发表主旨演讲，题为《中国大学“双循环”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华读书报》2021年1月27日），提了两个建议：第一，重新理解世界大学发展路径及基本格局，摆脱各种大学排行榜的羁绊，积极开拓高等教育更加广阔的国际交流空间：“多年后回望，这个被逼出来的留学对象国的‘多元化’，或许反而是好事，起码有更多腾挪趋避的空间与想象力”；第二，“值此中国大学大规模国际化受阻的紧要关头，适当调整发展方向，补上一些短板，提升地方院校办学水平，未始不是好机缘。”当初我在《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2014）中谈及，“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这次的调整，我相信有很大的回旋空间。
我谈大学的处女作是1998年刊行的《老北大的故事》，那本书引领了一大批以“老大学”为研究对象，兼及文学与学术的图书。此后谈大学历史，开始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才会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
2009年《老北大的故事》推出增订版，我在后记中称：“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得失与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思想立场，还牵涉如何进入历史——包括研究的策略与叙述的笔调；兼及‘文’与‘学’，将历史研究的探索与写作方式的革新结合起来，这是作者小小的梦想；不是专业著述，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而是半学术半文章，姑且称之为‘第三种笔墨’。”
需要特别说明的，正是这“第三种笔墨”。我谈大学各书，论文与随笔、杂感、演说混编，而不是将学术专著与随笔集分开出版，这里包含我的独特考量——中国那么多综合大学或师范大学，都设有教育学院，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要找专精的个案研究，或漫天撒网的社会调查、对症下药的政策建议，说实话，不缺我一个。我的特长是兼擅史学的立场、批评的眼光、建设者的姿态、散文家的笔调，有兴趣也有能力面向公众发言。而且，既不申请课题，也无发表压力，更不看领导眼色说话，这样的论述姿态，或许也算独一份。
至于著作不够专精，有个人能力问题，但也关涉论学旨趣：早年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中间谈论“压在纸背的心情”，近年则发挥“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基于此立场，我关于教育的论述不受学院门墙限制，更多面向社会，力求影响大众。当然，因内外各方面的限制，我介入社会变革及思想文化建设的努力，很少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那是因为，谈论此类话题，属于“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
多年前，曾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大学校长班做讲座，谈我的大学理念以及对当下中国大学的看法。提问环节，有位熟悉的朋友称：你说的都很精彩，可惜你没当过校长。我明白他的意思，不是为我抱屈，而是感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外人很难明白中国大学校长的无数苦恼。我的回应是，没错，我没有站在校长的立场来思考与表达，因我不是校长。中国人喜欢替圣贤立言，这正是文章写不好的重要原因。我非常清楚，自己不是教育部长，也不是北大校长，只是一个有一定学养且能独立思考的教授。那好，我就站在学者的立场，表达我对中国大学历史、现状及未来的见解，至于管不管用，不在我考虑范围。
在我看来，中国之幅员辽阔、贫富悬殊，还有城乡、南北等巨大差异，导致谈论教育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所谓“一览众山小”，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会当凌绝顶”。否则，你站在平地，非要做眺望远方科，或俯瞰大地状，那不自欺欺人吗？
明代苏州出过大散文家归有光，有人说他的文章好是好，就是格局太小，吃不住大题目。我在《中国散文小说史》第六章中有一段辨析：“文章卓然足称雄才者，不只依赖才气，也关乎身世与地位。曾国藩非常佩服归有光之文不事雕饰而足昭物情，唯一的遗憾是其未能‘闻见广而情志阔’（《书归震川文集后》）。曾氏当然明白这不是能力或志趣，而是其没有‘早置身高明之地’。倘若归有光、姚鼐一心追求雄奇之气阳刚之文，反倒让人担忧。这篇化柔为刚、雄厉喷薄的‘大文章’，只能由‘文治武功’的中兴大将曾国藩来完成。”
同样道理，我也未能“早置身高明之地”，只是依旧“位卑未敢忘忧国”。有教育理想，也有现实关怀，能做研究，也能写文章，选择在专业论述与大众传播之间发言，这种言说姿态，使得我之谈论大学问题，确实也只能是“别具一格”而已。
（此乃作者10月24日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主办的“寻找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高等教育专场的自我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