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南人，有幸北上，居然爱上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当然也就连带喜欢翻阅相关的文献。

记得八十年代初，北京古籍出版社曾整理重印了一批明清文人所撰关于北京史地风物的书籍，单是我搜集或翻阅过的就有近二十种。那时还不时兴打丛书名字并开列书目，故至今没弄清总共出了多少，也就谈不上能否配齐。曾听主持其事的长者抱怨，这套书印数不多，销路欠佳，那时觉得不可思议。近日逛琉璃厂书店，竟还能见到好几种，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前些年“京味小说”、“京味话剧”走红，近年又有“胡同热”、“京戏热”，再加上重修圆明园、恢复天桥、建造老北京微缩景观等宏伟计划，“北京”已被炒得够烫手的了，为何这一批很不错的关于北京的古书竟没被一抢而空？要是像五十年代的老舍他们那样“热爱新北京”倒也罢了，可如今打的分明是“老北京”的招牌。谈旧京而不涉及这批珍贵的史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慢慢地，看出了点门道。开悟之日，自嘲未免过于“书生气”。这些年的“北京热”，主要限于文学家和旅游业，学界本就热情不高。倘若不作考证溯源，《日下旧闻考》、《京师坊巷志稿》等著作确实没什么用。“景物略”、“岁时记”还可作文章读；至于“录”、“考”之类，本以史料见长，绝对无法吸引一般读者。故此类书之行销与否，取决于学界。治学门径千差万别，以“北京”为研究对象者不一定非从元明清说起。不过作为个人爱好，我相信治“北京学”者，大都会对北京的史地风物感兴趣。因而，从此类书之滞销，我猜想立志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多。

不敢说“世界潮流”，单讲近年国内学术动向，地域文化以及都市文化的研究正日益勃兴。已经从“提倡”、“泛论”深入到各种各样的“专题研究”，以我有限的接触，起码“上海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研究就已初具规模。这不只是指建立基金会、出版杂志和丛书，主要是因其有了明确的学术指向──包括宗旨、范围与方法。相对来说，谈论“北京文化”的仍以作家为主，这就难怪抒情多而实证少——这种“谈论”方式自有其价值，艺术感染力强，审美效果好；可难以深入，且无法积累。不能总是“岁时”、“风土”，也不能只限于“杂咏”、“纪游”，现代学术发展已经为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成功范例。不说远的，像顾颉刚谈妙峰山、梁思成谈古建筑、齐如山谈京剧脸谱、侯仁之谈北京史地、王世襄谈鸽哨和蛐蛐，就都让人大长见识。就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而言，顾等人都说不上“先进”；可起码比顾炎武的《京东考古录》、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新”。今天的“北京学”，想必日新月异，只是限于见闻，未能举出更加权威的例证。

不管是作为千年古都，还是作为现代化国际都市，“北京”都是个绝好的研究题目。“北京学”目前之所以不大景气，有地方政府、学术团体组织不力的原因，但恐怕更重要的是学者的观念。上海人谈“上海文化”、广东人谈“岭南文化”，北京人则更愿意谈“中国文化”──这种以中国文化代表自居的心态，使得北京学者目光远大，不大屑于“降级”从事区域文化研究。当然，这也与目前中国学界的风气有关，美国学者或日本学者大概都不会将“北京研究”视为无足轻重的“小题目”。

或许还有一种辩解：北京作为首都，历来五方杂处，地方色彩不强，更何况学者来自五湖四海。撇开专业训练或“旁观者清”之类的大道理，单说治学必不可少的“兴趣”，我就很欣赏周作人的态度：“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的野菜》）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大，哪个大城市里三代以上的本地人都不多，没有理由强调闽人治闽学、湘人治湘学。

接下来的问题很可能是：那么你呢？你的“北京学”成果何在？说来惭愧，限于时间和学力，我大概只能当个好读者。诸君如果见到此类好书，请别忘了打个招呼，我会买的。

1994年8月14日于京西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