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发布。《决定》提出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并且拥有与内地不同制度的地方，香港一直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和发挥一些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过，随着国家的持续崛起、国家发展战略的变更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美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需要不断作出调整，而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角色和作用不但因而出现改变，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

《决定》标志着国家对外开放无论在力度、深度和广度都大幅提高，原因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决定》对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总的目的是急切期望香港能够充分配合国家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并扩大其成效。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0日给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回信，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凝心聚力、携手奋斗。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这里的关键词是要香港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而习主席面向的对象显然也包括香港居民和广大海外华侨华人。

为了在香港切实落实习主席回信的精神，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了指导意见。他认为：“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回信精神，与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国家改革开放大局结合起来，与港澳实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习主席的回信和夏主任对学习贯彻回信精神的指导意见，阐明了中央对香港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热切期盼。

成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枢纽

首先，为了有效应对美国意图通过在贸易、金融、科技等方面的遏制，国家迫切需要在西方世界开拓新的国际经济空间、扩大中国的发展腹地、强化欧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最终建构一个强大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在这方面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无疑是突破美国的围堵和封锁的重大战略部署。

《决定》因此提出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金融中心，提供融资、风险管理、商业咨询、财富管理、清算结算、法律仲裁、数据管理、信息、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广告推广等方面的服务。

《决定》提出“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在中央的支持下，作为目前首屈一指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可望不断扩大，让更多的人民币业务比如发债和融资得以在香港进行，而更多的外资企业也可以从香港获得更多的人民币来开展它们的业务。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央力图大力吸引外资的情况下，外资可以通过香港以各种渠道包括购买内地资产、投资内地企业和成立独资企业而进入中国。

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香港在众多方面比如会议展览、国际供应链管理、贸易推广、市场信息提供、市场联通和各种贸易服务等方面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香港拥有为数众多的空运和海运的航线，能够把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更好地联系起来，从而推进它们在地理上的整合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香港在提供与航运有关的各种“软件”服务比如融资、保险、法律、航运智能化和数字化等具有竞争力。香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应是成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一个服务枢纽。

第二，《决定》提出“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通过更全面和深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可以帮助大湾区与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从而推动更多大湾区乃至内地企业“走出去”。作为带动国家改革、创新和开放的一个重要平台，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绝对不亚于东京、旧金山和纽约等湾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香港的主要角色是促进大湾区内各城市的联系、把大湾区建构成为一个高度整合和国际化的区域经济体，以及凭借香港广泛的国际网络强化大湾区与世界的接轨。

要不负中央所托，正如《决定》所言，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合作水平必须提升，关键是要强化各城市之间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诚然，无论在法律体系、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法律制度、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专业标准、监管制度、货品质量要求等众多方面，香港与澳门和其他大湾区城市都不尽相同，从而窒碍了资金、信息、人员、货品、科技等在大湾区内的流通，因此大湾区要成为一个高度整合的区域经济体仍然任重道远和遥遥无期。

今后，在中央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下，香港和其他大湾区城市将会尽量采用国际上较高标准来改进各自的制度、法律、规则和机制，从而不断减少彼此在制度和规则上的差异，让它们更密切和有效地对接起来。在这个走向“趋同”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欧盟过去的成功经验和事例，但总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行先试和以点带面。

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决定》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以及“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决定》亦强调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

在人才建设方面，中央对香港的要求很明确，那就是期望香港竭力把自己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让这些人才不但能够为香港服务，特别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也能够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质言之，中央希望香港能够成为国家储才和成为国家的人才库，并让那些人才强化国家与世界的联系。

当前，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现排外情绪，而在教育、科技和人才上的政策又趋于保守，不少高端人才怀有到外地发展的意欲。美西方对华人科学家的愈趋明显的歧视已经引发了高端华人人才外流的情况。部分这些人才会被香港的自由、开放、多元、富裕和国际化的社会环境所吸引。要吸纳大量的来自美西方的人才，并把香港打造成为高端人才的聚集地，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通力合作、相互配合，改善现有的条件和创造新的条件，让高端人才感到受到欢迎、在各方面得到适切的支持和照应、觉得有用武之地以及能够同时为香港和国家效劳。

香港目前的“抢人才”的政策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在挽留人才和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高端人才方面仍需要加倍努力。毕竟，打造香港成为高端人才高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由特区政府制订全盘政策，大量投放资源，政府各部门密切配合，而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特别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分工和合作更至关重要。

无论是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或者是让香港在其他政策范畴对国家作出更多新的贡献，香港都需要通过自身的不懈创新和改革来实现中央的期许，并加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独特角色和效用。

不言而喻的是，尽管《决定》中有关香港的论述不多，但并不表示《决定》所涵盖的中央的众多政策和部署与香港无关。事实上，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涉外领域立法、引导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方面，香港都可以发挥一定作用，而这些作用又可以让香港更好地提升香港助力国家对外开放的角色。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